中国大陆学术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你不说我不说，大家心照不宣都不说，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自然成了积弊，积弊又已成为习惯了。这些已经以为常的积弊可以归纳为五法：

一曰搬老祖宗法。这些人写文章、出专著，从头到尾娴熟地引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话。凡是不引用老祖宗的话，他们就无从着手，茫然不知所措；一旦引用了老祖宗的话，他们的大作就自以为一下“立”起来了。对这些人来说，老祖宗的话乃“金口玉言”，谁敢说它不对？当然，如果确需引用一、二句伟人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些人引文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言论，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或西方领导人的著作言论是绝对不能引用的，哪怕他们说得再有道理。再者，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一辈子说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老祖宗自己也会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老祖宗的话也需要我们后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老祖宗也不可能穷尽他身后的一切真理。可我们有些所谓的学者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老祖宗的“陈年老窖”全搬出来，从中随便找出一段话，放进自己的大作中作注脚，就能“一句胜过一万句”。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引用老祖宗的话，这些人还能否写出一篇文章来。

二曰见风使舵法。这些人把学术理论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学术理论方向是唯当权者马首是瞻。谁在台上谁当权，谁说的话就是“真理”，谁制定的政策就“完全正确”。为了从学术理论上进行论证，这些人便搬出十八般兵器，使出浑身解数，从各个方面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论之如何“特别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而一旦当权者倒下台去，他们就摇身一变来个180度转弯，使出吃奶的力气论证其如何“反动透顶”。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妙笔生花连篇累牍地论证“文革”的“科学含义”和“历史地位”，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又肯定奋笔疾书鞭挞“文革”的万般罪恶。总之，吹捧的是他们，痛骂的又是他们。我真不知道他们“帽子下面的那玩意儿”是什么。反正他们搞的“学术研究”就是这个样子。不信，你可以从这些人著作的“全集”中－－如果能编有这样的“全集”的话，可以看出他们一生中不知自己打了多少次自己那张讲惯了鬼话的臭嘴巴。

三曰“资坏社好”法。“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坏的，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好。”这种“资坏社好”法则几乎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牛顿定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不容丝毫置疑。当一些饱学之士在论及西方文明时，其公式必定是，资本主义的某某某在历史上还是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的，但毕意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在论及社会主义的某某某时，尽管还是很不完善，但毕竟是社会主义的，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对这些人来说，其要害是囿于姓“社”姓“资”，凡事都先加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后再依“资坏社好”原理推而广之，无不把“真理”紧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可以不看，对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可以不问，把学术理论问题一律依上公式“触类旁通”，无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各出版社、报刊、杂志编辑每收到这类东西皆编发不误。一句话，只要戴有资本主义这顶帽子，再好的东西也有“局限性”，是坏的；只要戴有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再不好的东西也可以吹得熠熠发光。

四曰卫道正统法。有些人一年到头写不出一点儿新颖的东西，可能一辈子也写不出，但却十分擅于与人“商榷”。这些人对社会发展变化熟视无睹，专拣报刊杂志中谁说了些“不合祖宗之成法”的东西，一旦发现，即刻俯首案头操刀口诛笔伐，道貌岸然与其“商榷”，唾沫四溅不知疲惫。这些人常以“正统”自居，声嘶力竭地怒斥他人观点违背了书上的某条某款，并常常拿大帽子吓唬人，也不乏猛地一棍子打来，其气急败坏之状，宛如清末顽固派之嫡系门生和再传弟子，卫道之功不在小。

五曰口是心非法。常言道，文如其人。但时至今日早已时过境迁，未必如此了。有的人深谙学坛之法则，精通界内之奥妙，把握时代之“脉搏”，懂得怎样依计而行定可使“佳作”频频见报或刊。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正襟危坐，一副马克思主义大师的风范，说得有条不紊，论得头头是道。但他们心里想的，行动上做的则截然相反，问其何故使然，其必曰“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乃英豪”。

至于东拼西凑、代人捉刀、以钱买文等陋习实乃小菜一碟，不足论也。上术积弊，冰冻三尺，非一日矣，根除之难，如行蜀道。此论可能累及一部分富有理性、正义、良知和创新精神的学人，但不要紧，有则对号入座，笑骂由他；无则我行我素，悉听尊便。至于要靠那帮患有“积弊”之人去搞理论创新，恐怕是无望了，除非等“芝麻开门”。但他们不是没有才华和智慧，其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辈，他们虽不能从事理论创新，但人应尽其才，完全 可以在“思想僵化”领域大有作为，显身手于“抱残守缺”，施才华于“拉倒车”，其功可以盖世，其名可扬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