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11月29日立宪会议宣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邦）1成立，到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南斯拉夫整整在东欧、在巴尔干存在了47年；如果从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建立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制国家算起，它在东欧、在巴尔干整整存在了49年。就凑个整数，把它算成是50年吧。
这50年对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来说，仍旧是极不平常的，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坎坷不平，外部的大国压力从来没有断过，内部的民族问题也没有断过。就后者而言，科索沃问题最为典型，伴随着南联邦的始终，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一直就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所以，当南联邦已不存在的时候，科索沃问题便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成为科索沃危机，再往后发展便世纪末这场灾难空前的科索沃战争。
与不了解以往的一千年，就不能理解今天的南斯拉夫、科索沃一样，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也不能理解今天的南斯拉夫、科索沃。
1)南联邦的酝酿与潜伏的民族危机
目前的科索沃战争是由科索沃危机引起的，科索沃危机又是由科索问题发展而来的。
所在切入正题之前，先要明确几个概念。
科索沃问题，指的是科索沃这里的民族问题，具体讲就是阿尔巴尼亚族要求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西方学者吉尔勒认为：“如果一个民族被整个地包含在现存的一些大国的疆域内，就必然使民族主义运动每次都成为分离运动，并且如果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所占据的地区与一个以上的国家相邻，肯定要对国家的疆域进行一些较为复杂的重新划定。”2由于民族的主体是相邻的另外一个国家，再加上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人由来以久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长期的历史恩怨，所以科索沃的这种民族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
科索沃危机，指的是由于上述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而潜伏的危险祸根。这种危机有一个量上的逐渐积累过程，并且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时涨时低。
科索沃战争，主要是指的是以美英为首的北约今年3月以来对南联盟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当然这也包括此间或此前发生的南联盟武器与科索沃阿族解放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战争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从问题到危机、再从危机到战争有着必然的内在的逻辑。战争往往从危机开始的，而危机往往又是从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引起的。东欧、巴尔干、科索沃在民族、宗教等方面可能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具有矛盾与冲突基础，有它们进一步激化的温床。二战结束以后，南斯拉夫再一次统一起来之后，如何认识和处理科索沃的民族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各民族之间对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认同感也显得更为重要。
遗憾的是，南联邦从成立之日起在这两方面就没有良好的开端。为了说明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南联邦的建立谈起。
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投降之后，法西斯国家瓜分了南斯拉夫：“德国割去斯洛文尼亚北部；意大利取得卢布尔雅那和斯洛文尼亚的其余部分，意大利还分得许多岛屿和达尔马提亚沿海的一些重要地段，对名义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即黑山――引者）实行军事管制；保加利亚并吞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的一些地区；匈牙利得到多脑河上富饶的巴其卡省和北部较小的梅久穆列和普雷科穆列地区。”3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王逃跑了，政府投降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依附的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大法西斯，奋起高举反抗法西斯的民族解放大旗的是铁托领导的共产党。
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19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成立，当时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改称共产党，1952年11月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又将党名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年5月25日，铁托出生在克罗地亚的库姆罗韦茨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早年当过五金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在喀尔巴阡山前线同沙皇俄国军队作战时成为俘虏并被带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铁托在苏俄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回国后又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1934年任南共克罗地亚省省委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当选了南共中央总书记。
法西斯对南斯拉夫侵略开始后，南共中央于1941年4月15日发表了《告南斯拉夫全国人民书》，号召各族人民：“不要意志沮丧，要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昂首挺胸，去迎拉最严重的打击。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将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永远站在反对侵略者的人民斗争的第一线。就是在这一斗争中暂时失利的情况下也不要一蹶不振，因为新的世界正是在这一血雨腥风瓣帝国主义战争中诞生，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将永远铲除。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真正独立的基础上将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兄弟友爱的共同体。”
接着，南共中央又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建立起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由铁托任总司令。12月底，铁托又组建了正规的抵抗法西斯的武装部队――无产者第一旅，在德意等法西斯的猖獗进攻的艰苦环境中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越来越壮大，1942年秋天时已达到15万多人。1950年12月，铁托就南斯拉夫军队建立九周年与米兰·日日利少将和米洛拉德·亚乌科维奇少校谈话时说：“在整个战争时期，无产者第一旅始终同其他无产者旅一起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它走过的道路是光荣的。无产者第一旅的建立表明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成功的想法。无产者旅是我军的胚胎。”
在反抗法西斯、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铁托领导的南共还十分注重政权的建设，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初，南共在各解放区建立起实际上是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民委员会（也称民族解放委员会）。紧接着，1942年11月，各解放区的各族人民代表在比哈奇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成立全国性政治代表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投降之后，南共加快了政权建设，其主要举措就是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这次会议建立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一步，它通过了《关于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南斯拉夫的决定》。这次会议宣布：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最高的立法和代表机构，是作为整体的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和国家享有主权的最高代表；成立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具有人民政府全部特点的执行机关；剥夺流亡政府所拥有的权力，禁止国王彼得和王国政府成员返回南斯拉夫。
关于各民族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关于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南斯拉夫的决定》明确写道：“在各民族均有自决权、包括分立或同其他民族统一的权利基础上，根据三年共同的人民解放斗争期间所表明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真正愿望，和这一斗争所形成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南斯拉夫反法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做出下述决定：
……为了实现南斯拉夫人民的主权原则，使南斯拉夫成为各族人民的真正祖国，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做任何霸权主义集团的领地，南斯拉夫要根据联邦原则来进行建设，而这一原则将保证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完全平等，即保证塞尔维亚人民、克罗地亚人民、斯洛文尼亚人民、马其顿人民、黑山人民及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完全平等。”
虽然这个决定中也宣称将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所有权利，可是没有具体提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不仅如此，上面规定“完全平等”的民族中也没有这些“少数民族”，也就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不能够与它们平等。
这里涉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民族？划分“非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的标准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
民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西方政治学中没有单独的概念，而是与种族、国家概念混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对民族概念解释最权威的当属斯大林的一段话，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关于种族、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权威的看法是这样的：“民族不同于种族，种族是以人的体质形态上所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血型等）为标志，属于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则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为特征，属于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的人，往往包含有不同的种族成分。民族也不同于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疆界和民族聚居区域，有时是一致的，形成单一成分的国家；但多数情况是不一致的，在一个国家的地域上居住着众多民族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们分散在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现象亦非罕见。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只占少数。”
由于历史的、宗教的、民族的、种族的等多方面原因，即便是同处一个国家里的各民族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甚至冲突，这就是民族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差异。马克思主义在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族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民族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和后进之别，而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有多方面的聪明才智，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然而，从南联邦开始酝酿成立时，南共实际上对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作了一种大概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划分，即分为“主体民族”或“正式的民族”和“少数民族”或“其它的民族”两类。“一类是nations（塞文原文为narodi），指主体民族在南斯拉夫的民族，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另一类是nationalities（塞文原文为narodnosti），指社会是南斯拉夫邻国的民族的成员，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等。”
这种划分带有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的政治地位不同，具有很强的民族排他性。事实上，从人口数量上的看，有的主体民族人数并不多，有的少数民族的人数并不少。太早的人口统计数字作者没有看到，但根据1971年南斯拉夫的人口普查，在全部2050万人中，五个主体民族的人数是：塞尔维亚人为840万，克罗地亚人为480万，斯洛文尼亚人为170万，马其顿人为120万，黑山人为60·8万；而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有130万，也就是多于马其顿人和黑山人。10所以，中国学者认为将nationalities视为“少数民族”并不完全符合情况；而西方学者罗宾·雷明顿更尖刻地提出：“尽管大讲兄弟情谊和平等，‘信用差距’对共产党的南斯拉夫的决策却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南斯拉夫的不同民族对《关于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南斯拉夫的决定》有不同的反映。斯洛文尼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1944年2月，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5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7月，黑山和博卡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8月，塞尔维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于11月，先后作出决定批准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亚伊策作出的决定。
但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是1942年建立起反法西斯游击队的，但对这个决定却十分不满。“1943年12月31日、1944年1月1日和2日举行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包含自决的原则立场和只有通过并入阿尔巴尼亚的途径方能实现该 原则的想法，因此受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对。”不仅如此，1944年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并且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禁止塞尔维亚人和黑山返回科索沃，但后来被南斯拉夫军队镇压了下去。这样，“有关科索沃地位的最后决定是在1945年7月8日至10日举行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的，会议决定，把这一地区加入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联邦单位――塞尔维亚，并享有自治地位。”12从当时的背景看，科索沃阿族被迫作出这种决定，是多么勉强和多么不情愿。可是，到底怪谁呢？在责任方面，大概谁都逃脱不了。不过，更多的还是沉重的历史遗产。
美国学者丹尼森·拉西诺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事实上同时发生了三种战争，在战争中个人与集团的联合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一种是反对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两种为国内战争：一是南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是复旧派和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和政治经济体制的革新派之间的战争。于是这个故事就包含了各种成分：既有荷马式的巴尔干史诗，又有战争各方一些领导人的希腊式的悲剧，而且它还是一本研究在不发达国家中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教科书。”
不管怎么说，南联邦还没正式诞生的时候，科索沃问题就潜伏在里面。
2)集权时期国家结构的悖理
南联邦正式建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1945年8月7－10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三次会议，并将自己改组为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同年11月11日，在南共纲领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阵线在立宪议会大选中获胜；11月29日，立宪议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南斯拉夫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任命铁托为联邦政府主席兼国防部长。1946年1月31日，立宪议会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这一系列政治成果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立宪议会以后也就成了国民议会或联邦议会，是南斯拉夫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一个国家中，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叫作国家结构。国家结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即若干个行政区域构成一个具有单一主权的国家，它包括中央集权制国家和非中央集权制国家；另一类叫复合制国家结构，即按照协议联合起来的国家联盟，它包括联邦制和邦联制。联邦制就是由若干个联邦单位组成统一国家，是复合制最基本的形式，而邦联制则是由两个以上的享有独立的外交主权的国家为达到政治、军事、经济或贸易等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国家联合。
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的国家结构形式，往往取决于它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民族、宗教以及历史等因素，战后的南斯拉夫实行的联邦制，应当说是符合它的国情的。根据亚伊策会议的决定，南联邦有6个联邦主体，即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它们称为共和国。在塞尔维亚这个最大的共和国中，建立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即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另一个是科索――梅托希亚自治区。也就说，此时的科索沃是一个比伏伊伏丁那还低的三级单位，直到1963年科索沃才由“区”升格为“省”。
欢??谡?ㄗ橹?绞缴希?狭?钤?945－1950年间又采取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做法，各个联邦主体的自主权限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战后诞生的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也照搬了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根据起来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的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
斯大林模式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的著述也很多。14如果将做一下归纳整理，对斯大林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
经济方面，单一的公有制，与此相适应，在阶级结构上除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苏联已不存在其它阶级了；非均衡的经济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所谓指令性，是指国家的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这种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解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中的公有部分战胜私营部分；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政治方面，高度集中的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国家机构从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实际上是直接管理国家，党内实行的是总书记个人集权；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委派制和终身制，选举制形同虚设。民主成为说好不说坏的奉承和机械的举手程序，人民的监督权限日益缩小，行政官僚替代了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明显弱化等等；个人迷信盛行。在苏联无疑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最初开始于1929年斯大林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上到党政首脑，下到平民百姓，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大搞造神运动。
除此之外，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上还表现为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恪守＂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教条，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之中。
南联邦在建国初期照搬的苏联模式，主要表现是：
第一，1946年1月31日立宪议会通过的宪法就是以苏联1936年的宪法为蓝本的。其中规定：人民政权的性质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的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有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进行土改、限制私有土地份额等。
南共和南联邦另外一个重要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对此讲道：“十月革命及其整个进一步发展的传统，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而展开的斗争，以及我们当时所处的国际局势，这些都是因素，促使我们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就形式而言，是苏联宪法的翻版。”
第二，国家政权、军队、国家安全和警察完全掌握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手中，处在各国家机关领导岗位上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
第三，1947年4月，议会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7年至1951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法令》。这个计划的重点就是建设重工业，要求五年内工业生产必须增加5倍，而农业则增加1倍。
第四，农村大搞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当作“资本主义残余”来消灭。1945－1948年，南斯拉夫的合作社分别有154、280、638、1217年。1949年1月南共发出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后，就猛增到6238个，1950年增加到6913个。
所以，无论是南斯拉夫学者，或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一致地认为这一时期的南斯拉夫联邦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或中央集中主义，即“将国家组织或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全部地或大部地集中和掌握在中央机关手里……不允许任何地方自治、任何自上而下地下放职权。下级行政区域单位的职权很少，自主性和主动性很小。”16这样一来，南斯拉夫这个联邦制的国家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很多人用八个基数词对它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即南共和铁托；二种文字，即使用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三种官方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四种宗教，即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五个主体民族，即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六个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七个邻国，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八个“联邦单位”，即六个共和国再加上两个自治省。
如此这般概括是否完全符合事实，也还值得推敲，比如，南斯拉夫人信奉的到底是四种宗教还三种宗教、到底是八个联邦单位还是六个联邦单位。不过，这样生动的概括至少说明了南斯拉夫的国家结构和政权形式等方面的矛盾性。“关于民族问题，在南斯拉夫战后初期社会发展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令人吃惊的不合乎逻辑。南共在联邦原则上建立起新南斯拉夫，同时它又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可能建立的全盘中央集权体制。”
这种矛盾性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科索沃的民族问题上尤为突出。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压抑感由于自主性小、自治性差而更加强烈；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优越感由于集权性大、集中性强也更加强烈。当然，由于中央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和强力机构，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民族虽有不满和怨气，却也显得无可奈何。
其实，在南联邦建立期间，科索沃阿族要求独立不成之后，就退而求其次，要升格为共和国。但是，南联邦却采取强硬的政策，坚决不同意。在这方面值得提及的一种思潮和一个人物。尽管南斯拉夫、科索沃复杂的民族问题并不能归于某种思潮或某一个人，但突出代表者总还是有的。
这种代表思潮就是“一元主义”，也称政府主义，是中央集权制的主要理论基础。它与联邦主义不同，要求国家的绝对统一，管理职能完全归中央机关，权力在组织上是统一，而体制在结构上是不可分散的。前南斯拉夫的舒瓦尔博士对此曾这样评价说：“就一元主义观点和态度而言，不管是有意或者习惯和善意的反应，都可以发现把民族划分为‘大的’和‘小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国内最好的’和‘不可靠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和‘居于辅助地位的’，‘居于核心的’和‘居于外围的’，等等。
换言之，一元主义就是大民族对小民族搞霸权主义的内在倾向，是使各民族一体化的倾向，大民族在其中吸收并同化小民族。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把一元主义视为民族主义的危险式”。
这个代表人物就是亚·兰科维奇。兰科维奇长期负责南联邦国家保安和南共的组织工作，1953年以后还担任南联邦副总统。1966年7月1日，南共联盟中央在布里俄尼召开的第四次全会指责他将保安机关置于党和国家之上，长期不受党和国家的监督，甚至滥用国家保安机关的职权。除了这些罪名之外，在处理民族问题，特别是对待科索沃阿族的态度上，兰科维奇也采取了极其强硬的做法，是“一元主义”的主要坚持者。1966年9月，塞尔维亚共盟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家保安局的某些部门所从事的种族歧视和不法行为，特别是对待阿尔巴尼亚族，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做法，他们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削弱了我们共和国的共盟盟员和劳动者迄今努力在保障小民族全面的、平等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3)科索沃问题的初期发作
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背景下，科索沃问题直到60年代中期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局面还算稳定，但决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科索沃问题在两个方面越积累越多。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在战后整个时期，科索沃的发展一直比南斯拉夫其它所有地区都缓慢。科索沃的社会产值按1947年人口计算是南斯拉夫平均社会产值的四分之四十九，而1953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但是，从那时以来，科索沃一直处于落后状况，1957年的社会产值下降为南斯拉夫平均社会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二，1962年为百分之三十三。1964年，斯洛文尼亚国民收入按人口计算是七千一百八十八第纳尔，而科索沃为七百三十第纳尔，几乎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尽管那一年科索沃达到了1947年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平均值 。”21另外，在60年代中期，每南斯拉夫平均13个居民中有一个在社会所有部门劳动，但是，阿尔巴尼亚族每17人中才有一个，塞族则每4人中有一个，黑山族第3人中有一个，土耳其族第7人中有一个，其他民族也是4人中就有一个。
另一方面是政治参与程度差。南斯拉夫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战斗报》1970年5月19日登载的一篇文章指出：“阿尔巴尼亚人进入国家机关和在军队里担任领导是相当困难。他们进入中央政权机关的人远比其他民族的人要少得多。例如，在联邦官员中来自科索沃的有九人，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有五十六人，来自黑山的有五十四人，来自克罗地亚的有三十九人，来自马其顿的有三十七人，来自斯洛文尼的有三十九人，来自塞尔维亚的（本土的）有八十二人和来自伏伊伏丁那的有十五人。”
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科索沃地区与其它地区、阿尔巴尼亚族与其它民族的巨大差距。这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多次论述过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尽管科索沃问题由来久远，但是，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南联邦如果能能够注重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发展，问题可能就会好得多。列宁和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折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述还是值得回味的。列宁是这样讲的：“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不是象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而是要“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22斯大林则以苏联为例更明确地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23当然，苏联本身在民族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好，但这更加证明了列宁、斯大林所讲的这些话的重要性。
科索沃问题与南联邦结伴而来，虽然有休眠并无消除，而且在不断地积累、发展。于是，到了60年代末，科索沃问题终于爆发了。
其背景是什么呢？
从直接原因上看，1966年7月召开的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撤销了兰科维奇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又将他及其同伙清除出党。兰科维奇等人的罪名之一就是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24与此同时，一元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等主张也都受到的批判。
但是，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这就是南斯拉夫1948年与苏联闹翻、并被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之后，面对以苏联为首的其它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高压和军事上的威胁的形势，逐渐改变了苏联模式而走向的一条政治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非集权化、非集中化。
先看经济方面。1950年6月，南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简称《工人自治法》。该法宣布变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国营企业的一切生产资料不再属于国家，而属于全社会、特别是属于全体劳动者。在此基础之上，企业的生产经营由全体职工远记名投票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在生产者必须直接管理和监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思想指导之下，1964年4月，南联邦国民议会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和基本方向的决议》，将工人自治推向了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阶段。在这个阶段，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有更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样一来，劳动者就从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下解放出来，直接生产者
在再生产过程中得以独立地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寻找最合适的实现社会进步途径。25在农村，农民可以自愿地退出或解散生产合作社，废除农产品征购制，取消指令性的农业计划。
再看政治方面。与经济的自治制度相适应，南斯拉夫逐渐地建立直自治的政治制度。1946年，南斯拉夫宣布实行联邦制的时候，最高权力机构联邦议会由联邦院和民族院组织；1953年实行工人自治后，联邦议会的组成有所调整，民族院与联邦院合并，另增设由生产、运输和商业部门的职工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生产者院；1963年又把生产者院改为经济院、文化教育院、社会福利院、组织政治院，分别由各个系统的劳动者和群众政治组织的代表组成。由于这些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出现，自治也扩大到了政治领域。但与此同时，民族院的地位被大大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1968年，南联邦又两次修改宪法，加强了联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院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不仅扩大了共和国的自主权，而且也使自治省拥有了联邦组织因素的地位。1971年的宪法修正案又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国家集团元首，主席团主席由南联邦总统也就是铁托担任，副主席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轮流担任。
可以从许多方面研究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以中国为例，50－60年代把它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呢？――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就是最典型的文章。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有关南斯拉夫经济政策和政治的制度的译著，都是供批判专用的灰皮书。80年代以后，中国又掀起了研究南斯拉夫热潮，但已不再是批判修正主义，而把它当成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来研究，所以现出版有关南斯拉夫的译著许多都成为正规的出版物了。
如果从民族关系角度看，南斯拉夫实行自治，也就是对各联邦主体下放分权、对各非共和国的民族也是放松控制的过程。正是在这样条件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科索沃问题才“脱颖而出”，成为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的焦点。
从根本上说，这时期科索沃问题还是集中表现在阿尔巴尼亚族人以不种方式要求提高科索沃和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1968年，科索沃共盟自治省委员会（即南共联盟科索沃的地方党组织）书记韦利·德瓦在同《共产主义者》周刊编辑谈话时提出，联邦中央政府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当保证“尽可能迅速地阻止扩大科索沃和我们共同体的其他地区发展中的差别。如果这一点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共盟就应从其纲领中取消有关必须缩小不发达地区之间差别的立场。”
问题如果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可能还好解决，很快就回到最重要之点，即民族文化上面去了，于是便出现了阿尔巴尼亚人在南斯拉夫是一个大民族（主体民族）还是一个小民族（少数民族）讨论。阿尔巴尼亚族另一个政治领导人法迪尔·霍扎提出：“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民族并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族，它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内，我们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在南斯拉夫我们是一个小民族……这丝毫不会使强调各民族的特征问题受到怀疑。”26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科索沃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如1969年4月，首府普里什蒂纳召开了一次“语言咨询会议”，提出“全体阿尔巴尼亚族应该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1970年普里什蒂纳大学建立并且用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两种语言进行教学。
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也好，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教学也好，归根到底是到争得整个民族的平等权。这种平等权能否真正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科索沃的政治地位。在南联邦内，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的差别不言而喻的。比如在联邦院220名代表中，每个共和国可能选派30名，而自治省只能选派20名；在民族院的88名代表中，每个共和国可以选派12名，而自治省只能选派8名。所以，1968年11月27日，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许多城市包括首府普里什蒂纳都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之间冲突。这是战后二十多年来科索沃问题第一次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南联邦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尖锐、最直接的挑战”27
其实，南联邦这个时期出现民族问题还仅限于科索沃。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与南联邦之间围绕着如何分摊建设南斯拉夫公路的国际贷款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前者认为后者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民族利益，甚至要挟联邦政府下台。同年，克罗地亚共盟提出，国家中央集权制已经成为发展自治的主权障碍，要求在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中必须考虑各民族的特点。这种观点当时被视为民族利已主义并威胁了国家的统一。
如果将在科索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就不难看出，南斯拉夫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都开始显现了。科索沃问题不过是其中之一。
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局势，南联邦一方面坚持不对各共和国或自治省做实质性的让步，如同意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也力图使问题不要进一步扩大化，采取措施来安抚它们，给予更多的、更大的自主权。因此，1971年制定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南联邦又加紧制新宪法工作。1974年2月21日，南联邦颁布了第四部宪法。
在少数民族地位和权利方面，这部宪法规定：
法律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章程以及联合劳动组织、其他自治组织和共同体的自治文件，保证在某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在官方使用中实现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平等，并规定实现这一平等的方式和条件；
保障每一个少数民族为了行使表达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权利，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发展自己的文化，并为此而建立组织和享受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利；
保障公民表达民族归属的自由，表达民族文化的自由以及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自由。公民没有义务表明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也没有义务确定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任何宣传或推行民族不平等以及任何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的仇恨或不和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和应受惩处；
各少数民族的成员，仿照宪法和法律，在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以及与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交涉时，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成员在各个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域内，依照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
这样的措施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那些非主体民族不满情绪，稳定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说，这些措施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又激活非主体民族要求实质上的平等甚至独立的希望，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从这个角度说，这此措施又是不成功的。看上去，这种解释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几十年来南联邦所发生的又如何不是矛盾的呢？在各民族不能从根本上以平等相处、心存芥蒂、情感难以相容的大的背景下，应急性的、落后于现实发展的各种措施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如果这部宪法在二十年前通过，情况或许要好得多。
4)、走向危机
可以将南联邦比作一艘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一条船，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是摇橹的船工，铁托就是掌舵的船长。尽管船工们各怀心事，但无奈船长的权威，还得听他的口令向前划。可后来，掌舵的船长没有了，这艘还能不能行驶、该怎样行驶呢？
1980年5月4日，南共联盟终身主席、南联邦终身总统铁托去世；在此前不久，1979年2月10日，南共联盟和南联邦另外一个重要领导人卡德尔去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战后的南斯拉夫各民族是以他们俩，特别是铁托为轴心而聚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因为铁托是南斯拉夫独立的一面旗帜。是他，30年代出任南共总书记后首先将党的领导机构从莫斯科迁回国内，其目的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控制；是他，40年代初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身先士率，与人民一起与法西斯进行浴血奋战；是他，40年代末期，顶住了苏联为首的共产党情报的压力，也拒绝了西方的诱惑而领导南联邦走上的不结盟的道路；还是他，50年年代中后期又顶住了几乎世界所有共产党批判的压力。连曾积极参加过这种大批判的毛泽东后来都说：“铁托是铁，不怕压”。29所以，铁托成了南斯拉夫独立的象征，因而在南斯拉夫有着无人可以替代的威信和权威。
另外，铁托和卡德尔都不是塞尔维亚，前者是克罗地亚人，后者是斯洛文尼亚人。这是否也说明点什么呢？近几年国内外也有人说铁托时期对塞尔维尼人也实行了压制的政策，“南共联盟第一号人物铁托和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分别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实行抑制塞尔维亚的政策，1946年，人为地变更共和国版图，将塞尔维亚的一部分领土划归克罗地亚，引起塞族不满。1968年有意提高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的地位，使它们成为‘准联邦单位’，1974年又将其变为正式‘联邦单位’。1971－1974年，铁托和卡德尔还清洗了4万多名塞族党政干部，并片面强调各民族一律‘机会平等’，实行‘轮流坐庄’的原则，严重损害了占总人口40％和土地34％的塞尔维亚的利益，埋下了了民族矛盾的祸根。”
铁托和卡德尔应不就该这样做，暂不做评价；也不可否认，铁托在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上至少有失误的地方。不过，这里想说明的是，铁托确实是战后几十年来南联邦的主要维系者，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果真，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首先从科索沃以冲突的方面爆发，并且一步一步地朝着民族危机方向发展。
1974年颁布了新宪法、大大地提高了科索沃自治省的自主权力和地位以后，科索沃同样也没有完全静下来，而是时常发生阿族人小规模的闹事，到1979年又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87岁高龄的铁托来到了科索沃，亲自解决此事。在普里什蒂纳发表的讲话中，铁托除了要求科索沃不要单纯地发展原料工业，还要发展加工工业，全国要继续大力帮助科索沃尽快地赶上其它发达共和国之外，特别强调了民族团结和警惕民族主义分子。正是在这里并且就民族问题，铁托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在我们这里，兄弟情谊和团结是最重要的。你们不要让那些试图破坏你们的团结的各种预言家们钻进来。因为，正是这一团结才使你们能如此顽强地斗争并取得成功……国外有人总希望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产生不和以
便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夸大、歪曲我们的每一个困难。……不应该忘记在我们国内有破坏兄弟友情和团结的情况，科索沃也有。科索沃也遇到民族主义者、伊里登主义者（即民族统一论者――作者注）和敌对教会分子以及其他思想敌人的加紧活动，在多民族的居民中进行挑拨离间。”
讲完这番话后二个月，铁托就卧床不起，1980年5月4日去世。
1981年3月11日，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大规模的阿族骚乱。这次事件的最初起因是普里什蒂纳大学的学生们嫌学校食堂伙食不好，先是在校园进行抗议并举行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后来，大学生们走出校园、到了街上之后，事态就进一步扩大了，所抗议已经由学校的伙食不好转向最敏感的科索沃的地位问题，很快地就变成了政治性的事件，从首府扩展到自治省的其它地区，参加者已经主要不是学生了。示威者提出了“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科索沃共和国不要自治省”、“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南斯拉夫人”等激进了口号。32这些示威游行及其口号所反映的无疑又是要求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要求阿尔巴尼亚人独立等由来以久的情绪和要求。
开了这个头，科索沃几乎再无宁日。
“自1981年以后，科索沃的局势就再也没有平静过。据普里什蒂纳官方报纸《再生报》1987年7月1日报道：‘1981－1986年间，15万多科索沃人受到过警察询问；5万多人受到过惩罚或谴责；7000多人被捕入狱（包括近千名未成年人）；1234人被判处20年徒刑。同一时期，在有40多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马其顿，有1300多人被监禁。’又据大赦国际对南斯拉夫的报道：‘1982年的594起政治犯逮捕中，64％牵涉到阿尔巴尼亚族成员。1975－1985年这10年间，南斯拉夫共有35例死刑判决，其中仅在科索沃就有16例。’1987年10月和1988年，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两次派军队进驻科沃。1989年3月联邦政府在科沃下戒严令，1990年2月21日至3月10日再次实行宵禁。”
不难看出，从80年代开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升格为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力度加大，手段也更加激烈。南联邦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强硬，甚至不惜用武器来进行镇压，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之间矛盾也进一步加深。在这方面，有这样一些事件：
1986年1月15日，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在报纸上发表由2000人签名的呼吁书，反对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倾向；
1987年4月24日，当时任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对向他控诉日益增长的阿尔巴尼亚族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塞尔维亚人表示坚决支持，“谁也不敢杀死你们”；
1988年10月17－21日，阿尔巴尼亚族人在科索沃的许多城市举行反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
1989年2月，阿尔巴尼亚族的矿工举行罢工，抗议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政治领导人被撤职；3月28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对宪法第9－44条的修正案。根据这个修正案，1974年宪法赋予自治省的部分立法、管理和司法权力被收回。迫于压力，科索沃自治省议会也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正案。当天，科索沃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且造成22名示威者和2名警察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用轻飘飘的民族问题来说明发生在科索沃的事态了，而变成了沉甸甸的民族危机了。而且，反抗与镇压之间的这种“浮球效应”使民族危机不断的发展，塞阿两族之间真地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日，我在北京大学南门旁边“风入松”书店买了一个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论名著之一”――《政治的罪恶》。此书是根据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1898年版译出，作者为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联想到塞族与阿族之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书中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狼与狠之间不会互相残食，但人类却不是这样……每一种动物以另外的一种动物作为自己的敌人，但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却是人类自己。”34与此相联系，我又想起马尔科维奇在《黑夜与白昼》里讲的一句话：“遇到大雪的时候，连狼都聚在一起”。
面对过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等诸多的共同敌人，生存在东欧、南斯拉夫、科索沃的各族人民为什么没能和睦相处呢？
5)联邦落日
船长和舵手没了，接着船工便因争权夺利而撕破面皮打了起来，于是，船就不能再向前行驶了。此时大海上又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于是，这只船便翻了。
这不这要编童话，南斯拉夫就是如此退出历史舞台的。
如果说，前面讲的上千年的历史过程所揭示的是南斯拉夫这艘航船的各位“船工”彼此不能同舟共济的根本原因的话，那末，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就是导致南斯拉夫倾覆的狂风暴雨。这也是科索沃危机加剧加剧并转变成科索沃战争的的历史背景，须要不吝笔墨加以说明。
英国《泰晤士报》特约评论员约翰·理查森在评价本·福凯斯的《东欧共产主义兴衰》一书时说：“同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样，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应该永世长存的，然而它却不幸在瞬间消失了。东欧共产主义既是一部辉煌的史诗，又是一出令人感伤的悲剧。”36为什么造成这场悲剧？国内外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实施结果的有之，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这艘“特洛伊木马”搞的也有之，但是更多的人主张是由苏联东欧国家自己没搞好，自毁长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似乎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总结，因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哪没搞好呢？就共性的方面而言，一是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大。总体上说，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而且，似乎不不仅仅是“不如”的问题，而相差甚远的。仅以苏联为例，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57·9％，1983年则下降到55·7％；80年代初，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55％，而农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2％；在能源耗费上，每生产一个国民收入的可比单位，要花费比美国多2·2倍的石油、3·7倍的铁、3倍的钢和2·9倍的水泥。37人民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的危机之中；二是民主、法治制度不健全。党内没有竞争机制，选拔领导干部不是择优挑选，优胜劣汰，而是靠后台、凭关系；官僚主义盛行；高级领导人独裁专制，搞夫妻店等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政治参与热情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挫伤。
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体制模式成为阻止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像在苏联国内出现的工业化道路、集体化道路、破坏法制、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等严重偏差，在东欧各国都重复出现。”38长期以往，面对着苍白的现实，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和信心逐渐在淡化和消退。这些因素在所有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还有比较特殊民族问题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苏联和南斯拉夫。
苏联的解体最初就发端于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苏联也是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的国家，1922年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俄罗斯、乌克兰、南高加索、白俄罗斯等四个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于1925年，塔吉克于1929年加入苏联；1936年南加高索加盟共和国为分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同时原来低一级的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升格为共和国；1940年，摩尔达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被强行并入后，苏联最终拥有15个加盟共和国。
1978年，生于苏联格鲁吉亚、后移居到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出版了一本轰动当时的书，名字就是《分崩离析的帝国》。作者在书中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是民族问题；苏联在民族问题已经陷入危机，非俄罗斯民族反对＂一体化＂和＂俄罗斯化＂，宗教的复苏已同民族斗争结合起来。虽然在苏联＂不存在民族独立运动＂，但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当局将象沙皇俄国一样，＂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39十年以后，唐科斯所预言的成了现实，这个帝国正是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声中瓦解的。
1987年8月，也就是苏德条约签订48周年之际，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首都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苏德条约和关于这三个国家加入苏联的决定。二年之后的8月29日，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下，联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抗议苏德条约的行动。这次行动称为＂波罗的海之路＂，200多万人手拉手形成长达600多公里的人链。在15分钟的持续时间里，抗议者高唱三国独立时期的国歌，高呼＂俄罗斯人从波罗的海滚出去＂的口号。三国参与这次活动的居民达到40％，可见规模之浩大。也是在1989年，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于7月率先通过了主权宣言，宣布它的法律高于苏联的法律。
进入到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争取独立运动更加高涨。首先，共产党独立。立陶宛共产党于2月、爱沙尼亚共产党于3月、拉脱维亚共产党于4月宣布建立独立的党组织，不再受苏共控制。然后，宣布国家独立。立陶宛于3月首次进行了自由选举，结果是产生了苏联境内第一个非共产党人控制的最高苏维埃。第二天，新的最高苏维埃就正式宣布立陶宛独立，并且改国名、换国微和变国旗。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3月通过了向独立过渡的宣言。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于5月通过了关于恢复该共和国独立的宣言。
与此同时，苏联的南高加索地区也起狼烟，其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日益严重并升级为武装冲突。面积4400平方公里的纳卡自治州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人口18万多，其中80％左右是亚美尼亚族，其余的是阿塞拜疆族和格鲁吉亚族。1921年成立自治州以前，纳卡地区曾属亚美尼亚。从宗教信仰上说，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而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信奉基督教。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亚美尼亚族一直要求脱离阿塞拜疆管辖，提出将该州划归亚美尼亚，但阿塞拜疆坚决反对。1988年2月，纳卡州人民代表苏维埃自行通过决议，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引起阿塞拜疆族的激烈反对，随即发生两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对于这样的决议，亚美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同意接收，而阿塞拜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则认为是非法的。以后，纳卡州的两族之间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支持下冲
突越来越激烈。到1989年底，双方动用了现代化的武器展开激战，范围也向周边其它地区扩展。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对于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关注得并不多。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思想上多元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民族分离、民族纠纷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到民族问题上来。一方面，为了平息少数民族的不满，戈尔巴乔夫许诺重新划分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限，在维护联盟存在并在联盟拥有国防、军事、外交和经济重要部门的前提下，扩大加盟共和国对内政治、经济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对于各民族的独立行动实施高压政策，1990年1月对纳卡州实行紧急状态，派8万多联合部队前去维持秩序，3月派军事进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并进行经济封锁。
1990年6月10日，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通过了主权宣言，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其全境居于首要地位。俄罗斯的这种做法不仅拆掉了苏联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其它加盟共和国中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乌兹别克与摩尔多瓦于2月20日、乌克兰于7月16日、白俄罗斯于7月27日、土库曼和塔吉克于8月23日、哈萨克于10月25日、吉尔吉斯于12月12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正式解体于1991年底，但实际上在1990年底已经接近名存实亡了。＂40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过程就像从苏联解体克隆出来的一样，略有不同的是场面上更为火爆，是在血与泪中完成的。
1989年，在东欧其它国家以改变执政的共产党的名子、性质和社会地位为标志的政治剧变的冲击下，南共联邦于10月召开的全会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宣布放弃一党垄断地位和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可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给南斯拉夫带来预期的政治稳定，相反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动荡不安。1990年1月提前召开的南共联盟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可是，斯洛文尼亚共盟的代表要求将南共联盟改组为由各个独立自主共和国的共盟组成的联盟，在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的情况下，他们便退出会场，大会被迫中断。5月大会再次复会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三个共和国的共盟拒绝派代表出席。南共十四大最终也没能够正常举行，筹备委员会最后只好建议将党名改为民主社会会，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1991年1月，南共联盟将全部权力移交给1990年11月成立的“南共联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至此，已有70多年的历史、执政45年的南共联盟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南斯拉夫的消失。
作为统一国家的主要维系者的南共联盟瓦解后，各共和国的共盟在1990年纷纷改变自己的名称，去掉身上的共产党的色彩。斯洛文尼亚共盟改称斯洛文尼亚共盟――民主改革党，同年10月又改名为斯洛文尼亚民主改革党；克罗地亚共盟先是于2月将党名改为克罗地亚民主改革党，后又于11月改称民主纲领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盟于5月改名为波黑共盟――社会民主党；马其顿共盟也于5月将?趁?奈?砥涠倜裰鞲脑斓常蝗???枪裁嗽蛴?月与塞尔维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合并而成立了塞尔维亚社会党。所有这些党在改名后，都重新制定了纲领和路线，宣布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
在接下来的多党制大选中，除了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共盟之外，其它几个共和国由共盟演变而来的党派全都落马失利，政权落入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手中。这些党上台后，便加紧脱离南联邦的步伐。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先锋，最早在萨瓦河上吹响了独立的号角，于1991年6月25日同时宣布脱离南联邦；马其顿也不甘落后于9月上旬举行全民公决投票，也宣布退出南联邦独立；波黑共和国的议会在塞族议员抵制的情况下也于10月通过了声称自己是主权国家的《波黑主权问题备忘录》，1992年2月底举行了脱离南联邦的公民投票。南联邦剩下的两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于1992年4月27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至此，南联邦一分为五，南斯拉夫的统一国家不复存在了。
读了前面讲述的复杂历史过程，就没有必要再讲南联邦解体的原因或根源了，在特定内部外部的环境中，一切都似乎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写到这里，我的心已经不由得沉重起来，再往下写会更不轻松。
社会主义自三位“托马斯”（即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意大利人托马斯·康帕内拉和德国人托马斯·闵采尔）起到马克思、恩格斯多少先驱者荜路蓝缕、苦心求索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不管是“乌托邦”、或是“太阳城”，或是“千年王国”，或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不管叫什么，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至少不能重复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弊端。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但没有能实现社会主义本来的目标，反而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些弊端夸大了，最终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的全面失败。当然，必须强调指出，这里讲的失败是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一本书写道：铁托是共产党人，他一生致力于创建自己的理想王国，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治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然而，“铁托这个理想国，随着他的去世而受到很大冲击和破坏。经济渐渐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老百姓生活每况愈下，人民怨声载道；官场黑暗，领贪污腐化成风，所谓的轮流掌权实则变成轮流发财、渎职；曾被掩盖和淡化的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过去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战友，一下子变为仇敌，明争暗斗。恐怕死了的铁托也难以瞑目，毕竟十几年后所发生的一切确实离他的理想国相去甚远。”
在这样大的背景衬托下，各种矛盾更为集中的科索沃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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