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危机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比如说，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表决俄罗斯等国谴责北约行动的提案时，只有俄罗斯、中国和非洲小国纳米比亚三国投赞成票，其余12国投了反对票，如果说巴西、阿根廷的态度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向来与美国唱对台戏的利比亚、马来西亚，都在这次表决时站在美英法一边，真让许多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再一个事例：在北约内部，不仅法国这次表现得十分强硬，与美英的立场相差无几，德国更是“突击向前”，第一次派飞机加入了作战行动，而且施罗德总理在克林顿和北约秘书长之先，第一个拒绝了俄国人提出的停火建议。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却相对消极，虽然原则上赞成空袭，却一再强调要尽早结束，实现政治解决。第三个事例来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美英对伊拉克空袭问题上，曾经给人某种独立不羁、主持公道的形象，这次却相当暧昧，甚至可以说与北约的立场没有太多分别。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使科索沃事态扑朔迷离。
美国为首的北约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对南斯拉夫联盟实施军事打击，不仅强烈震撼了巴尔干半岛和整个国际社会，而且严重危害了国际和平与稳定，对现有的国际格局造成了严重震撼，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危险而深重的影响。
一、联合国的地位被逐渐架空，安理会维护和平的法理权的遭践踏
半个世纪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美、英、苏、法、中五个战胜国联手建立了这个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拥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在战后初期保持了短暂的协商合作的关系。50-60年代，随美国苏联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扩军和军备竞赛的加速，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气氛逐渐加剧，世界上一切重大事务基本都由两个超级大国垄断，联合国被越来越多地甩在一旁，被人称为“清谈馆”或“夹在巨人中间的小伙伴”。到了70年代初，随着亚非拉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崛起，特别是由于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仿佛出现了“第二春”，当时的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80年代后期以来，两极世界瓦解，多极化的发展势头使联合国在国际维和、反毒品和反走私等斗争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本来，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势头。这次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以人权和保护难民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发动大规模空袭，安理会及秘书长均被抛在一边，美国及北约的行动与联合国授权没有丝毫联系。
未来会怎样？显然没有理由乐观。安理会只要一开会，但凡涉及重大敏感问题，几个大国就会吵架，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从而使很多问题根本无法达成协议，联合国的行动当然也无从谈起。下个世纪怎样？依据对科索沃事态的分析，多数国际问题专家的预测是，联合国不会消失，道义权威不可替代，但是，发挥作用的领域将愈来愈被压缩在难民、环保、教科文卫等“非敏感”的领域。
二、美国及西方国家推进“北约全球化”逐步得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于半个世纪之前，最早是美国在西欧范围一手操纵建立和管理的所谓“集体安全组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北约存在的理由是防止苏联东欧集团向西欧的扩张，保护北大西洋区域（包括美国、加拿大及北欧和西欧等国）的安全利益。它是冷战的产物。按道理说，既然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了，与北约对抗的“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了，北约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许多国家各种人士，包括北约国家内部的公众舆论都提出类似的看法和要求。可是，北约的决策集团不仅使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存在合法化，更希冀将这一个按西方“集体安全”标准建立的安全架构，扩展到北约成员国以外的地区，从而达到架空或取代联合国、压挤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均属斯拉夫民族）和称霸全世界的目的。这正是近期出台的所谓“北约新战略构想”的核心。北约这两年先是在中东欧以和平方式得手，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第二步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情形，通过暴力方式，企图在东南欧和巴尔干扎下根，在斯拉夫民族的广大范围之内打入一个战略“楔子”。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东或者中亚乃至全世界挺进。方式既可能是和平的，也不排除军事行动。前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发表政策演讲，称此次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是北约新战略的一次“重大试验”。北约成立之初是为了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如今打南联盟是为了制止一个主权国家“虐待本国公民和少数民族”。一位外国观察家问得好：“这道界限越过以后，美国及其盟国现在是否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欧洲、实际上是全世界出现麻烦的地区强制推行其行为标准呢？”
三、全球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大大加剧
任何密切关注科索沃事态发展变化的人，都不会不对北约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较量中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和其它高技术手段留有深刻印象。南斯拉夫的广大国土既变成了西方战略思想的实验室，更成为美国近些年研制的新武器、新技术和新战法的演练场。不论南斯拉夫人多么英勇顽强，他们在战场上被动挨打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这种军事上一边倒的局面，给世界各国的军人和战略家一个强烈刺激：武器的优劣，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结局，落后必然挨打或受制于他人。笔者预计，明年以至今后几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开支，尤其是高精尖武器装备的采购支出，都会大幅度的增加。事实上，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短暂的军费削减之后，已经重新开始增加军费，其中NMD（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TMD（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是军事采购的主要内容之一。90年代以来，裁减常规军备及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本来均有一个良好的势头，譬如核禁试和防扩散协议，禁雷公约，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的限制，美俄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等等。世界范围内的军备削减一直在进行，和平与发展一度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武力摧残，粉碎了人们对裁军气氛的幻想，为21世纪的国际军备竞赛埋下祸根。
四、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尖锐复杂，对立与冲突给少数霸权国家插手干涉创造机会
民族宗教矛盾历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前南地区是一个民族宗教构成特别复杂、历史上冲突连绵不断的区域。北约这次以扶助弱小的名义打击塞尔维亚民族，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意见分歧，使原本尖锐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微妙和急迫，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非统组织和东盟）缓和民族纷争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尝试变得更加棘手。巴尔干是世人皆知的“火药桶”，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发端于此，当地各个民族及不同宗教信仰在历史上积淀的恩恩怨怨，每每成为外部势力插手干涉甚至武装占领的口实。北约军队对科索沃阿族人的“拯救”，嘴上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显而易见的是地缘战略的重大利益。北约的军事行动开启了一个无法收拾和掌控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将是范围更大、更严厉的民族仇视和排外心理，小规模武装骚乱和种族屠杀越发此起彼伏，说不定早晚要出现连西方国家也无法幸免的难民潮和社会动乱。这或许就是美国教授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1986年全世界166个国家，仅有三分之一在种族上是同质的（即某个主要民族或种族占到人口的90%以上，如日本、波兰和以色列）：近一半国家里最大种族的人数少于本国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一的国家内部存在着重大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矛盾。如今，全世界有五千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希望自己成为代表国家的民族（有人称为“国族”或“主体民族”），其中有260多个民族或种族有可能宣布建立新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能随便允许这个或那个民族或种族宣布“独立”、“自治”或其它形式的政治实体吗？凭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种族或民族或宗教拥有这种权利？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岂不要乱套吗？在缺少联合国授权或国际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在如此复杂多样的世界民族宗教构成面前，北约厚此薄彼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然使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态度与强烈反应，势必加剧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不和与分裂。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的一次讲话称，北约的行动将使巴尔干由欧洲和平的一个“不稳定源”转变成欧洲社会的一部分，成为西方“民主和平论”的最新实践。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在所谓“大塞尔维亚主义”受到抑制的同时，大马其顿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突厥斯坦主义以至形形色色的其它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可能趁势被助长、随风而蔓延。巴尔干半岛“火药桶”势必变得更具有爆炸性，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和平构成新的威胁。
五、西式价值观持续冲击甚至改变国际关系准则，“世界新秩序”的奠立更加朝着欧美方向倾斜
从理论上讲，“国家主权必须首先隐含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含有对时代特点的某种思考和重新探讨，并非没有丝毫道理。与旧式封建国家不同，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当然必须尊重和维护本国人民的各种权利和利益。问题是西方某些人所讲的“人权高于主权”，尤其是这次对南联盟空袭时所一再标榜的“人道主义”，不只体现着一种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表达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逻辑，更隐含着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图谋与私利。譬如，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言人绝对不会象一些西方报纸那样坦率地承认，这次北约在巴尔干采取的大规模行动，是扩展北约战略疆域的重大步骤，是对俄国人“软腹部”的一次痛击，是为了实现真正全面而有效的单极世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规则和组织章程的修改、国际法的调整与充实以及对许多重大事实性质的认定（如“侵略”与否或违反“人权”的程度）很有可能往往不仅与当事方的看法与解释格格不入，而且并不总是同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譬如，国际人权公约的修订与推广，就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同样的发言权。霸权不光是指某种军事上的“炮舰政策”，而且指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制订及解释上的垄断。
笔者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里曾经说过：“我们所说的霸权，并不总是表现为蛮横不讲理的态度，或者简单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行为；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国际关系中野蛮行径逐渐趋于减少，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像20世纪以前的大英帝国那样）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数量在明显下降。今天的霸权，主要表现为一种精致的控制权，一种有时难以言状的霸气，一种‘裹着橡皮的钢鞭’或‘沾着白糖的大棒’式的东西；它可以用利弊并存、软硬兼施、任你选择、咎由自取的方式，迫使弱小的国家最终不得不接受强国制定的规划或提出的条件，它也可能以完全‘利他式’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负担小国弱国无法承受的债务或防务、从而达到长远来看实现控制的目的。但是，选择的条件是由大国提出的，规则是由大国制定的，修改规则的可能只在得到大国的认可之后才转化为现实。协调也好，规定也罢，不论有哪些例外，归根到底，有实力的国家，起着主导的、支配的、整合的、调节的作用。”不论人们厌恶与否、承认与否，这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事实。
原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京)1999年第0507期 第④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