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是今年的热点，全世界都在爆炒，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虽然长期从事“苏联东欧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限于自己的学术水平、认识能力以及客观环境，我一直也没有写出一本关于东欧的书。但是，坦率地讲，我倒是有写这方面书的想法。若干年前，我曾经计划写三本书，一曰《叶利钦执政年代》，二曰《巴尔干半岛上的的“三国演义”――波黑内战》，三曰《返回欧洲――东欧大转轨》。经过几年努力，我与我的同事关贵海博士合著的《叶利钦执政年代》现已脱稿，有望今年问世；波黑内战已成往事，几位不相识的仁兄早已出版大作，自然也就没有我什么事了；有关东欧转轨问题，我也没有研究出什么名堂来，因此也就随遇而安，不去想此事了。
然而，科索沃战争给了我一次露脸的机会。
北京大学，尤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块风水宝地，在科索沃危机爆发以来也成了世人比较关注的地方之一。国内外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体的记者纷至沓来，又是摄影，又是照像，又录音，又是采访。当知名的教授、学者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也有了滥竽充数的机会，也时不时地对着镜头说上两句，在报纸的边边角角写上两笔。当然，比起众多高手来说，我自惭形秽，着实算不了什么。
话虽这么说，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在与学生交谈中，我以往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沉淀下的许多相关的想法都被勾了起来，现实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遗憾的是，我尽管来到北京大学已经10年有余了，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准北大人”，可是北大人那种“醒得早，起得晚”的通病也染上不轻，拖拖拉拉。直到一日得知书店早已在卖科索沃方面书的时候，我才大呼后悔晚矣。
至于写这本书，就有些偶然了。
去年年底，通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杨小凯先生结实了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陈建军小姐。杨兄长我十余岁，我又大建军小姐十余岁，但初次见面，论及人间冷暖，自觉十分投缘。科索沃战争开始后，一日，建军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写点什么，我便将一些想法草拟了个提纲ＦＡＸ给她。说句心里话，当时真有应付朋友的意思，并没太当真。可是，没过两天，建军又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的出版事宜办妥，余下的事便是快快地将书稿交来。天哪，这样好的消息几乎将我砸了个大跟头。本来我只是在河边站着，她推了我一把，于是也在水里挣扎起来。
平心而论，既然答应做了，我就一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它做好。所以，我没有不负责地瞎编，更没有昧着良心到处抄，而是在认认真真地写。只是时间太紧张了，书虽然出版了，可是里面的暇疵一定很多，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只要有可能，我一定修改。
在写作过程中，我倒也找到了一点感觉，甚至有时竟然产生一种“使命”或“责任”感。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以为，作为一个学者，在为文的时候，应讲科学、凭良心、有良知，因为他们所讲的、所说的都是给听众、读者听的、看的，他们制造出来的属于精神产品，乘着“热点”的东风，会影响着成千上万的人。正所谓优秀的产品可以陶冶人，低劣的产品则能误导人。我决不敢说自己写的东西会陶冶别人，但至少别骗读者。《政治的罪恶》一书中译本的封面赫然印着拉贝莱的两句话：“学术无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
具体说到围绕着科索沃问题、危机和战争所生产出来的扑天盖地的文化“成果”，主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大潮之中也难免泥沙俱下。有人毫无顾及的“盗版”、“侵权”；有人从报刊、因特网上、别人的书上抄得昏天暗地，脸不红，心不跳；还有的人坦胸露背，摆出一幅市井无赖的架势，大骂特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所骂的是北约、美国和克林顿。可是，别忘了，中华民族是文明礼仪之邦啊！这样的“产品”要告诉读者的是什么呢？再高级一点，有人文人架势十足，在观众、读者的不已赞叹声中像编童话似地讲科索沃危机、讲中美关系、讲中俄关系，在这其间不仅重复“文革”时期的大批判语言，而且常识性的错误不断。实在是误人。
所以我讲，科索沃就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美国、北约不可一世的霸权主义模样，也照出一些国家非常明显的利己主义行为；既照出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也照出了那种人云亦云、不求甚解、一轰而起的乃至为了蝇头小利，不顾民族大节的劣根性。
我才疏学浅，所知不多，讲课、作文时说的空话、废话也不少，甚至在不懂的情况下可能还讲过错话，但我决不明知不对还要为名、为利地去讲假话。也正因如此，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面对着以讹传讹的现实。几年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考证了出来，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就没有人理。大官小官、平民百姓，各种书籍报刊及宣传品，仍旧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种错误的说法。着实叫我领教了“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真理”！
我无意去伤害谁，所讲的也都是一些个别现象，只是由于事关并不算小，才妄发这些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议论。也正这些增加了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我讲了，我所知的并不多，但是愿意将我知道的告诉给读者，至少能为他们了解、理解科索沃问题、科索沃危机和科索沃战争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告诉读者一些相关的信息。如果真地做到了这些，那我的累没有白挨，也就算我爱了一把国了。
当然，还必须提到，没有许多人的帮助，这本书也是不可能问世的。陈建军小姐自然就不必提了。我虽然没与本书的责任编辑蔡济生编审谋面，但是，建军向我介绍了蔡先生治学之严谨、工作之认真、为人之热情，蔡先生本人也给我寄来一封简直可以作书法保留的信。从信中，我感到蔡先生真地非同不可。他在信中说：“在此我想重申：科索沃问题是社会热点，但对此问题的理性分析显得稀少或浅薄，所以，我们期望再占一个高点。热点加高点，应是该书的特色。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把时效性和严肃性有机地把握好，在此类图书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何乐而不为呢？”我十分赞同蔡先生的看法，可又非常担心凭自己的“二把刀”，“颖”也难脱出，“骚”也难独领，辜负了先生的厚望。不管如何，在先生的严格把关下，我相信，此书不仅会减少暇疵，而且会大大地增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博士生指导教师龚文庠教授为本书写了一篇十分耐读的序言。我并不是为了提高自己或这本书的“身价”才“拉大旗做虎皮”找名人写序的。龚教授住在我家楼下，我时常去他家闲聊，他有时也屈尊“上”驾爬到六层，或送给我一些报刊，或从我这儿拿几本杂书。科索沃危机出现后，也固然成为我们交谈的重点。一日，我听到了他的一段高论，十分兴奋，觉得如果将此收归已有，未免太自私了。于是，我请他写下来放在书前，让读者与我共享。
还必须提及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生高静宇、李全、孙瑞、王涛、王福凯、张军、张秀台同学，可是说是在我“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搜集、整理了许多方面的资料。
对于上面提及到的各位先生、朋友和同学，我深表谢意。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书中引用的资料除了个别外都注明了出处，以备读者查询。有关最近、最新信息多半借用报纸上的，一般也都注明了出处。
这就是我写这本的书的来龙去脉。
孔寒冰
1999年6月6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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