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在讨论中美文化差异时，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打趣说：美国人关心国际事务，对身边邻居的隐私则不问不闻；中国人对世界大事没多少兴趣，却很喜欢打探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情况全然不同了。远的不说，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就都在谈论“远在天边”的南联盟和科索沃。5月8日，袭击中国驻南使馆的北约导弹如同一声炸雷，从天边劈到了眼前。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愤怒了！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群众包围美国和北约国家驻华使领馆，示威者向使领馆扔鸡蛋、石头，焚烧美国国旗…抗议的浪潮以多年未见的规模迅速席卷全国。时值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周，清华的一个学生把这一系列活动称作“五八运动”。有人提出抵制美国货，不喝可口可乐不吃肯德鸡；有人提议将5月8日定为永久纪念的“国耻日”；有人呼吁大幅度提高军费，改进导弹装备；有人喊出“导弹瞄准美国”、“抗美援南”等激烈口号…在这愤怒的声浪中，一些人开始担心群众情绪的急剧升温会导致失控的局面；另一些人，其中不乏学者和专家，则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说法，称赞群众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他们当中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民气可用”。

就在抗议高潮中的某一天，在北大教师住宅区，一个工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走来问我：老师，北约是不是在北美洲？我说，北约国家多数在欧洲。他又问：北约是不是属于美国？我说不是。他问，那么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为什么美国总统要道歉？接着又问，中国使馆里是不是有贵重电器比如录象机什么的，是不是有象电影里那样的秘密发报机？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认真求知的精神令我感动，而他的无知却又使我担忧。

我爱我的祖国，我恨侵犯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人，我乐于看到中国人有团结一致、健康高昂的“民气”。然而我觉得，健康“民气”的基础应当是知识、真理和人民的良好素质。无知的民气和大轰大嗡的民气只能助长“傻气”，这种傻气比“一盘散沙”好不了多少，因为它用感情和意气取代人的头脑，蒙蔽人的双眼，使人们看不清事实，也看不到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之所在。无知的民气（它的标准语言是“肺都气炸了”）若被“四人帮”那样别有用心之徒利用，结局就是祸国殃民。十年动乱期间中国人以革命的名义搞“全面内战”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我无意责怪行为过激的爱国群众，但使我惊讶和担忧的是少数具有专家、学者身份的人物没有履行严肃地传播知识和真理的职责，却努力扮演宣传家，利用媒体和各种讲台以偏激的言辞和观点去煽风点火。更有谙熟所谓“知识经济”门道的人物，打出名牌大学或别的光辉旗号，公然使用下作的剽窃手法，以最高效率出版了一批装潢华丽醒目的“热点书”来抢占书摊。书中标题之耸人听闻，内容之错漏百出，语言之粗俗低劣，观点之幼稚偏狭，真令人不忍卒读。作者的钱包是满了，可他是否想过，自己的大作培养了怎样的“民气”？

在这个时候，我读到北京大学孔寒冰博士的书稿。尽管作者的有些观点目前不那么时髦，论述也有不够缜密，有待推敲之处，但从书稿中，我读到作者深厚积累知识，广泛搜集材料，认真探寻真理的治学精神；我读到他敢于面对事实，直抒己见的勇气；我也读到他满腔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爱国不是争喊迎合大众情绪的口号，爱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责任是充当民族的头脑和良心。

疾风知劲草。突发事变往往是对国民素质的考验和锻炼，这“国民”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学术界。可以说，专家学者们担负着更多的思索、研究和向民众传达实情与真知的责任。爱国是一种正义、高尚的情感，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正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一样，好事也能转化为坏事。爱国的感情有时也会变得脆弱而暴躁。脆弱则不能持久，如鲁迅所说，激动得快的平和得也快，因此颓废得也快；暴躁则会失去理性，听不进也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和见解。学者们当然也应该爱国，然而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不是用尽量“左”的言辞来表态，而是坦率地奉献自己通过谨慎而科学的研究得出的真知灼见。有个国君问墨子，忠臣的标准是不是“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 ？墨子答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影（影子）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回声）也。君将何得于影与响哉？”国家和人民又能从象“影子和回声”一样的学者那里得到什么益处呢？

话说远了。我对科索沃问题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受作者之托写这一篇序，算是一个外行说了一番题外的话。

1999年6月5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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