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鲁迅（1881—1936）在北京教书同时任职教育部，一边支持女师大学运并与学生许广平恋爱，一边创作了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而且以悲剧结局。
《伤逝》代表了“五四”爱情小说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是较早反省“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作品。在20世纪60—70年代，《伤逝》几乎是中国唯一的“恋爱教科书”，不仅影响着青年人的文学趣味，影响青年人的三观，还直接影响到青年人谈恋爱的具体言行方式。这样的小说在文学史上非常罕见。
一 《伤逝》中的爱情模式
青年男主角涓生在会馆里租了一个偏僻的破屋，非常空虚，他是一个文员。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 [1]
百无聊赖，无聊，这是鲁迅非常喜欢用的词。《在酒楼上》《孤独者》里，这个词都重复了很多次。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穷极潦倒的文人，租一个没窗的阁楼，也是整天看书，不知在看什么。但就是因为看书的样子，隔壁的女工对他产生好感。书中自有颜如玉，看不进去没关系。涓生书看不进去，耳朵却分外灵，他在听有没有子君的脚步。“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小说并没有交代两个人最初怎么认识，也没有记载两人拍拖时有没有出去散步、看戏、吃饭等，所有的恋爱过程好像都在涓生的破屋里。在破屋里做什么呢？不做什么，“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这就是《伤逝》影响后来很多年轻读书人的最基本的恋爱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第一，主要男的在说，女的基本在听；第二，男的不讲楼不讲车，也不直接讲政治经济，而是讲文学谈文化，讲伊孛生、泰戈尔、雪莱，基本上就是外国文学课。有人刻薄总结过这种恋爱方式，说现今社会男追女，有三个武器，晒身体，用钱砸，文化洗脑（话糙理不糙）。我们年轻时代没有那么复杂的爱情策略，但也懂得拍拖一开始就谈莫扎特、海明威、莫奈、屠格涅夫等。现在想起来，都是《伤逝》教的。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
这是阶段性的胜利。男人很兴奋，但不单是为了恋爱成功。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这话听来有点奇怪，如果一个北京人，和一个法国人拍拖成功，会说在法国女性身上看到了辉煌的曙光吗？显然涓生在这个破屋里，他不只是在谈恋爱，作家安排男主角同时做三件事情：第一，一个男青年追求一个女青年（恋爱）。第二，一个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教育）。第三，一个文人试图唤醒被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或者更广义的象征，男性知识分子，试图唤醒女性代表的沉睡的、弱势的大众（启蒙）。
“五四”爱情小说的这种基本模式，在20世纪可以上溯到老残替翠环改名，往后则在很多现代小说里重复：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叶圣陶《倪焕之》、柔石《二月》、茅盾《创造》、巴金《家》等。男的都是读书人，女的地位弱势可怜，恋爱过程像启蒙，目的在于拯救对方。女的必须玉洁冰清，玉洁就是相貌好看（值得拯救），冰清就是内心善良（可以拯救）。当然，这样“男爱女—男教女—男救女”的故事常常不太顺利，最后也会导致悲剧。
二 爱情、教育、启蒙三位一体
从文学史上看，《伤逝》等“五四”爱情小说，第一是爱情小说，第二是教育小说，第三是启蒙小说。大部分的时候男的做启蒙者，女的被启蒙，直到后来女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出现，才挑战、颠覆了这么一个爱情、教育、启蒙三合一的小说模式。
子君说自己决定命运，离家出走，和涓生同居。同居自然面临压力，涓生、子君常被邻居窥探，而且闲言碎语会转化成社会惩罚。好不容易涓生、子君在吉兆胡同找到了一个简单住所，不久涓生就被局里辞退。这对热恋男女，并没有马上退却。经济出了问题，涓生就准备写作、登广告、翻译、卖文为生。小说里这样写，“‘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这个细节极有象征性，说明至少涓生觉得，文学工作、爱情理想，与代表日常生活的香油瓶子、醋碟有矛盾对立关系。
同居后的子君，好像一直在操心油盐酱醋、油鸡小狗，两人的感情，在生活压力下渐渐冷却下来了。涓生常常跑去通俗图书馆，一边看书，一边反省。他觉得“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所以涓生说“我要明告她，但我还没有敢”，虽然不说，但女人很快就感觉到了，男人后来也承认了，“我已经不爱你了”（记得最初读到这里，我自己也陷入深深的困惑）。男人面对同样处境，到底应该坚持诺言——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司马迁《史记》写侠客的文字，同时也是千百年古今男子汉的道德标准，还是说应该直面自己的惨淡人生，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明明已经不爱她了，是否应该告诉她？什么最重要？是诺言还是真诚？可见《伤逝》作为爱情教科书，不仅启发我们怎么开始交谈，也警告我们怎么面对难题。So keep your promise, or tell the truth? This is a question.
接下去就是小说中最感人的一幕了。某日涓生回家，房东说子君的父亲今天把她接回去了。“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清疏，在证明着它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圆。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初读这个小说场景，我久久难忘，一切尽在不言中。
子君回家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就死了。涓生当然空虚、内疚、自责，肠子都悔青了，“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三 谁为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负责？
究竟有谁应该对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负责呢？
至少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读法。
第一种，两个人都有错，年轻人不够成熟，单纯恋爱至上，当然不可能成功。人生在世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现实主义，权衡计算，趋利避害。人要是能留百分之一二空间追求浪漫，通常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任性一点。有时候也很难，小说结局，其实就是鲁迅所谓的“娜拉出走”的第一种结局，回家——悲剧（同一时期，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却是浪漫成功的，虽然也经过不少波折）。
第二种，两个人都没错，只是社会压力太大，一对青年男女无法抵抗。引申下去的结论，就是单独的个性解放之不可能。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涓生大概以后就要参加革命了。这是中国内地教科书的主流解读方法，单纯的爱情和个性解放，此路不通。
第三种，主要是女的错，同居以后变庸俗了，双方缺乏共同语言。之前并没真正理解欧洲文学，妇女解放道路漫长且困难。
第四种，主要是男人的错。还不是什么负心汉始乱终弃的问题，而是把人唤醒，许诺自由，一遇困难，就承受不了。按照爱情、教育、启蒙三位一体模式来看，这不是在黑房子里开了窗叫醒了沉睡的人，而是开不了门救不了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鲁迅对“五四”启蒙思潮的一个沉痛反省。
如果说“五四”是一场革命，鲁迅对这场革命贡献最大，但也是他最早怀疑这场革命能不能成功。这种怀疑在《狂人日记》是最后“去某地候补”，在《药》是强调坟上花环是作家加上去的，在《伤逝》则是刻意安排子君回家后死亡。鲁迅想说，人也好，社会也好，好像难免要回到老路。鲁迅又说，但老路终究是条死路。
当然在这四种对《伤逝》的解读以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根本不是一个爱情小说，实际上是写鲁迅跟周作人的友谊。 [2] 这方面的研究，也找出了一些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有没有可能呢？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1] 《伤逝：涓生的手记》在收入《彷徨》（北新书局1926年8月版）前从未发表。引文据《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3—134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2] 周作人晚年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36页）提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