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弹着图”与“枪后”不具备直接的关联，前者是侵华日军海军航空部队战斗详报的绘图，后者是当今日本学者研究抗战大后方著作的中文译词。不过，两者都是在新近中日学术交流中出现的研究对象，对于两者的考察与讨论，可以吸收多领域新知识与新思想，有助于改进思维方法，维护并促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开放格局，以争取新的学术成果。
一、“弹着图”的发掘及其运用
侵华日军的战斗详报一般被公认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发掘和运用并非易事。有关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战斗详报的“弹着图”叙事，其发掘、利用并引入中国学界，也是近年来的新鲜事物。《重庆大轰炸受害史事鉴定书》(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较多使用了日本海军战斗详报“弹着图”以及图上附记的轰炸效果等资料。 还有，《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战略大轰炸》(资料卷共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亦收录海军航空队数十支部队的上百份绘制有“弹着图”的《战斗详报》《战果一览》《行动调书》等珍稀史料。其内容包括有侵华日军实施“要地轰炸”“政战略轰炸”“盐遮断轰炸”等空袭决策与作战情况，记录有攻击目标、炸弹种类及其弹着点等战斗数据，是极富有研究价值的特色史料，也是迄今日军战史资料发掘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弹着图”在上述中文版书中被直译为“弹着图” [11]，或有文字展开解释为“炸弹着陆图”，或“炸弹着落地点”，描述弹着点为“着弹”[12]，等等。译法大体正确，不存在歧义。日军战斗详报所用“弹着图”，图形详略不一，其用途是标志投弹目标与实战攻击位置，多附记炸弹命中情况等实绩战果。“弹着图”以其不同于文字书写的绘图方式，成为近期研究界用以分析日军无差别战略大轰炸的、具有直观特色的新鲜史料。
按照战时日军规则，各参战部队都需要制作“阵中日志”，结束作战后制作“战斗详报”，以为战斗实况记录及战后奖惩依据。但是日本在战败投降前夜，军部与内阁政府自8月14日晚间开始烧毁了大批官方文件[13]，一批核心资料已经永远消失。著者一濑敬一郎在序中指出：“由于陆军在战败时有意图地销毁证据，有组织地销毁了《战斗详报》，所以，现在与轰炸有关的陆军方面的《战斗详报》几乎不存在。”[14]51不过，前田哲男和一濑敬一郎诸位学者经过多方努力，发现了相当一批海军的即“美幌”“海鹫”“木更津”等航空队的战斗详报，加以分析并编入资料卷《战略大轰炸》百余份。据笔者所知，其中一部分已在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但是上百份战斗详报的综合性、规模化的整理，及其分析与出版，不仅是中国出版界的首次，在日本也是初见。其学术与现实的重大意义显然可见。
“弹着图”所揭示的，是一部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大后方民众的血腥历史。按前田哲男的论点，是一种“乘着翅膀的战争”，是“来自空中之恐怖事件”[14]3，7。侵华日军的反人道无差别轰炸，不仅针对重庆这样的战时首都(陪都)，还针对自贡市的食盐厂房等民生设施，对于青藏高原边远地区的小城市松潘，日军竟然也集中27架战机和两架侦察机，进行了极其野蛮无理的空中屠杀。执行松潘攻击的美幌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在其绘制的松潘市街地图上，赫然标记“弹着图·松潘市街”等字样[14]351。所谓市街轰炸，就是屠杀市民。从这一幅“弹着图”，看到高原小城的普通市民的生命悲剧，侵华日军的好战性与残暴性确实世所少见。
侵华日军进行的无差别轰炸历史真相及其遗留问题，在日本一直受到右翼势力的掩饰或曲解。前田哲男客观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亚太国家、与其自身遭受广岛长崎原爆的因果关系：“不了解重庆发生的历史，就不能理解‘广岛、长崎的意义’”，批评日本社会面对历史“欠缺加害意识”[15]。日军的“弹着图”为前田论点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日本海军“弹着图”的发现与利用，总体上是近些年的事情，却在历史学研究及多个社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东京地方法院的有关诉讼，自2006年3月30日至2014年10月22日的最终辩论为止，共有32次法庭审理。由于上述诉讼的推动，经由中日双方学者、律师以及受害者代表共同努力，在侵华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资料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所发掘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及其“弹着图”等史料，加上中国方面的档案调研和口述史料的积累，由双方专家整理、考辨和阐析相关史实，撰写出13份诉讼鉴定书用于法庭诉讼。虽然日本法庭的判决否定了起诉方的赔偿要求，但也不得不最终确认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史实存在。该部鉴定书的中文版面世，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后方课题研究一大收获。一度尘封的“弹着图”的发现与利用，是日本良心派学者的功绩，也是双方学者专家与出版界协力交流的成果。
二、“枪后”语境及其用法
比较“弹着图”问题的实证性质，“枪后”以其义理考据与思辨性质，大体属于抽象的话语课题。本文的“枪后”由笔者译自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奥村哲合著《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以下简写《铳后》)。
对比中译本《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及其相关评论，是将原书名的“銃後”译为“后方”，文中还有“战争后方”的用法。笔者可以确认这一译法没有错误，也可以说原著和译本都是成功之作，故不准备全面评论原著的内容写作，也不用分析译本的文字翻译问题。但是笔者需要从另一角度思考，原著概念“铳后”出自日本专家笔下，自有其背景、语义及其叙事功能，值得作出深层次话语研究。概言之，原著的“铳后”是和中文的“枪口”“刀下”“枪后”等类似，是各具语境的汉字概念，不同的选用必然出现不同的意境。窃以为，使用“枪后”以替换“铳后”和“后方”，或能更好地切换学术研究视角，加深理解日本侵略与中方抵抗的相关性，并突出原著研究所突出的战争语境。
“铳”是中日两国通用的汉字。中国史书对于“銃”及其演变发展多有记载。在火药发明之后，宋代“突火枪”应该是世界最早的竹管火器，至元、明时期内外战争已经普遍使用金属的“铳”。据现有实物考察，经过数百年的对外交流与国内技术改进，铳的形制大小与运用功能日趋多样化，既有单兵“手铳”，也有上千斤的大型铳炮。促动中国火器改进的技术来源，有欧洲佛郎机等造炮技术的回传与借鉴，也有日本方面的技术输入。据载戚继光抗倭寇战争期间，明军缴获了日兵使用的鸟铳，被称为“倭铳”。有研究者认为，先进的“鸟铳传自日本是可信之说”[16]。可知在“小铳”类火器技术方面，中日两国存在一种特别的交流历史。
对比上述各类铳炮及“倭铳”等记载，“铳”终归是火器出现之后的中国史书新词，而“枪”的用法更为久远。冷兵器时期的刺杀类长柄武器制作，历代史学文学均有记载，比如三国名将赵子龙手中长枪。不过，自元、明以降火器有了不小的改进，其称谓还是枪与铳的兼用。较大变化是18世纪工业化时代以来，中国人继续使用冷兵器时代既有之“枪”以描述热兵器，出现诸如手枪、步枪、机枪等新名词。民间传统型发射散弹的火器也称为鸟枪，民谚“鸟枪换炮”，形象地表现出具有代差性质兵器的更新意义。可知中文的“枪”具有跨越冷、热兵器界限的表述功能，其极强的生命力与传承性不可忽略。
再检索日文方面，按《广辞苑》等工具书记载，“铳”是为单兵可以携带的兵器，是为“小铳、拳铳、机关铳的总称”，亦即中国人常说的步枪、手枪、机关枪。由“铳”组词“铳后”，其涵义是“战场的后方”，以及“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一般国民”。再有，金田一春彦等编《学研国语大辞典》(学习研究社)的“銃後”释义，“还没有成为战场的国内”，还有“随着支那事变的发展，妇人在铳后担负任务”等解释性例句。可见在《铳后》一书和日本社会的“铳”不仅指称具体物件，也可以用于战场与非战场的地域划分，或表述战争行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尤值得关注的是金田一春彦等人的解说，“铳后”本身就是一个与中国抗日战争关系密切的、在日本学界与社会具有相当普及率的词汇，它可以指向进行抵抗作战的中国后方区域，同时也可以指称日本国内的战争动员等现象。
有意思的是，日本社会对于“铳”的坚守始终如一。从“倭铳”时期传递至近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步兵装备的购买其记载有“洋式铳”。经本国研发制造，在20世纪初日本生产骑兵用枪，其名为“九九式小铳”。还有步兵用“三八式步兵铳”，就是被中国人视为一流步枪的三八大盖。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军部队战斗详报，记载其步兵装备有“小铳”(步枪)，手枪记为“拳铳”，俗称“歪脖子机枪”等轻、重机枪记为“轻机关铳”或“机关铳”。[参见「支那駐屯歩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戦闘詳報」(非卖品)附件别表第三，影印件存日本神户大学图书馆。] 又如日军在平型关遭受八路军伏击，按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42联队战史记载，山崖两边打过来八路军的“手榴弹、机铳的猛射”，前方隘路则是“手榴弹、机关铳声激烈可闻”[17]。
对比以上中日双方对于铳与枪的运用，虽然两字涵义相通，但是自中世纪火器运用以来近千年间的兵器称谓，日本人习惯于“铳”而中国人习惯用“枪”，故日语的“铳后”大体类似于“枪口”“刀下”和“枪后”等汉语词汇，描写的是战争条件下的诸多情景并可以通用于彼此的后方叙事。
那么如何在中国抗战、特别是抗战大后方问题范围，认识日本学者的《铳后》所使用“铳后”语境及其作用呢。如其标题“銃後”所示，该书叙述国民政府强制征集到大批粮食物资，以及“约1405万青年男子被征兵”[18]2，支持了艰苦抗战。但是总体战形势下的人与物的严酷征集，却造成了国民政府的应对无方，政治腐败与社会混乱。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1949年革命夺得了政权，固然是依据在国共内战之中获得之军事胜利，但是其根基，且能接受其后来之政策的基层社会条件，乃是在日中战争期间创造出来的”[18]255。又在全书结论中强调：“战后中国激荡之立足根底，其基层社会之变动，开始于日中战争之决定性契机”[18]255。
依据如此战争叙事，著者选取“铳后”作为全书关键词。如果换用“枪后”或“后方”，其意境如何，不妨考察书中描述，关于国民政府失败情景是：“大多数潦倒贫苦者的深刻怨恨积蓄起来，为镇压他们的不满与抵抗，赤裸裸的暴力席卷社会。一言以蔽之，‘枪后’(铳后、后方)的中国社会，其本身早已呈现出深刻的崩溃局势”[18]252。
再有，著者采用了对于中日双方以及国共两党社会动员政策的比较观察方法，明确强调“日本方面的‘枪后’(铳后、后方)具有完全不同的个性”[18]6。还有，总体战对于中国的国民政府统治及其失败而言，“并不具备充分条件的社会，却卷入了真正的总体战之中所呈现的事态，可以说是一类典型的事例。于是在这里就展开了和日本‘枪后’(铳后、后方)社会不同质的光景”[18]252。
从上例句可知，原著以日军持枪侵略、与中国人持枪抵抗为叙事基调。选取“铳后”以提领全书筋脉，确实发挥了形象而深刻的点睛之用。与之相对应的中文用法，关键之点是对于“铳”字的处理。如果将“铳后”转译为“后方”，只留下原词的“后”而去掉“枪”，顿时消灭了诸多语境。另一方面，沿用“铳后”则又如何，在语义上没有大问题，不过考虑到如上述国人习惯于枪而疏远于铳的习惯，故对应原著仍是“枪后”为上，沿用“銃后”次之，转译“后方”再次之。
三、维护与推进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开放格局
在众多的大后方研究成果中，“弹着图”的发现运用与“枪后”的语境讨论，无疑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深化表现，并具有实实在在的启发意义。
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放性格局，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其思想方法的输入，与国内学术发展良性互动，在抗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变迁诸多领域已经获得突破性成就，促成了现今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空前繁荣的“显学”局势。迄今研究成果证明，大后方研究的突破性成就都是在中外学者交流合作、相互促进中实现的。只有持续开放，才能够持续带来新词汇、新史料、新思路。而对于各方交流及其研究成果，应该持续追踪，及时梳理，及时吸收新鲜学术创见，推进现有的与未来的学术大业。
抗战研究的开放性格局，不只是境外学术成果的输入与吸收，还有国内成果的对外交流。近年一批外译成果之中，最有影响力著作之一是潘洵的《重庆大轰炸研究》，由日本筑波大学原副校长、日本亚洲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教授与中方专家联合监修并作解说，在日本由具有上百年历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岩波出版社出版。论文方面，较早的是有关日军专题大轰炸“盐遮断”作战行动的徐勇《日军“盐遮断”作战与中国井盐基地的抗战研究》，刊载于日本军事史学会主编、防卫厅战史部杂志《军事史学》的特集号《日中战争的诸相》。该论文使用自贡市盐务档案并结合日军战史资料，揭示了日军在前后三年间对于自贡盐场的7次野蛮轰炸史实。由于该文所刊杂志在日本学界的特殊地位、其后该书又在日本获吉田茂奖等因素，该文在日本的发布对于日军无差别轰炸真相的揭露，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中日两国以及和欧美各国交流的积极成果正在不断涌现，并带动海峡两岸学术与社会各界继续维护、并推进开放大局。开放性质是学术发展必备之条件。大后方研究课题是多方位的，需要思考后方对于战争前方的关系，要客观认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国内外以及中日双方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是永远必须的。在课题内容结构层级等方面，应该注意资料发掘与深入研究的统一，全面协调战争军事与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专题，学术界与社会传媒、出版各界的联系与合作不可或缺，还需要研究界前辈、中坚力量与青年梯队的传承与合作，掌握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平衡发展等等。
总之，大后方研究应该是一个多维平衡体。需要在深化的开放性研究之中，实现境内外、学科内外、团队内外的持久性创新性循环格局。
注释：
[11] 刘世龙. 重庆大轰炸受害史事鉴定书：下册[M]. 宋芳芳，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52.
[12] 前田哲男，一濑敬一郎. 战略大轰炸：第1册·解说部分[G]//郭鑫，韩玲玲，译.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3] 户部良一. 逆說の軍隊[M].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338.
[14] 前田哲男，一濑敬一郎. 战略大轰炸：第1册[G]//徐勇，臧运祜.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军事战略编·专题四.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5] 前田哲男.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M]. 王希亮，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7：3-4.
[16] 王兆春. 中国火器史[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136.
[17] 姜克实. 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第1册[G]//徐勇，臧运祜.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军事战略编·专题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25-431.
[18] 笹川裕史，奥村哲. 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M]. 東京：岩波書店.2007.
本文原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11月第47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