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年份：晚清四大名著，全部在这一年开始发表。刘鹗（1857—1909）《老残游记》最早连载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绣像小说》半月刊（从1903年9月到1904年1月，共13回），作者笔名“洪都百炼生”。因杂志编辑擅自删改原作，作者停止续写。后改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连载，作者“鸿都百炼生”。有学者怀疑“洪都”乃印刷之误。至于作者真名，当时不为人知。直到1920年后，蔡元培、胡适从刘鹗侄子那里获悉作家情况。1924年顾颉刚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3期发表《〈老残游记〉之作者》一文，人们才正式知道作家的姓名。学术界一般认为《老残游记》是晚清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小说。鲁迅、胡适、夏志清都十分赞赏推崇《老残游记》，不过赞赏角度不同。鲁迅注意的是官场批判：“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1] 胡适则认为：“《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镕铸新词，做实地的描画。望这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2] 夏志清则对刘鹗小说的“中国情怀”评价极高：“刘鹗与诗圣杜甫相形之下，毫不逊色；……两者同样忧时感世，虽然极其悲戚沮丧，但对中国的传统，信念坚贞不渝。” [3] 我手头使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老残游记》，里边也有出版说明：“作家虽有同情民众疾苦、比较进步的一面，但他的基本政治观却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他坚决拥护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义和团反侵略斗争。”
为什么关于《老残游记》的评论，如此强烈反差，南辕北辙？
一 《老残游记》的“中国情怀”
小说第一回浓缩了《老残游记》里的“中国故事”，寄托了刘鹗的“中国情怀”，同时也预言了作家自己的命运。其实20世纪大部分中国小说，每一部都在有意无意讲述不同角度的“中国故事”，只是没有《老残游记》的第一回那么刻意经营“民族国家寓言”。男主角铁英，号补残，人称老残，和两个朋友到山东海边蓬莱阁看日出。见海上有一大船，船身破败，处处伤痕，水已进入。管帆水手却忙于搜查船上男女乘客的财物，甚至杀人抛尸。老残等人认为驾船的人并没有错，只是习惯了太平日子，遇大风浪便慌了手脚。而且船上大概没有指南针，失了方向。所以三个人借了渔船，带着罗盘，赶去相救。到了近处发现，船上还有人演讲，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再靠近看，演讲人只叫别人造反，自己毫无行动。老残他们就想，原来英雄只叫别人流血。三个人跳上船，献上罗盘等机器，不料水手们喊：“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于是三个人逃回小船，小船也被大船撞沉了。
这一回只是老残的梦，大船象征晚清中国，驾船的是朝廷，水手是贪官污吏，船上乘客就是民众，鼓动演讲的是革命党。对朝廷的谅解，对革命党的幻灭，读者可能会有争议。但是把贪官作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和其他谴责小说及当时读者心理相通共鸣。最神奇的预言是献外国罗盘的被视为汉奸（公知？），打下船去。
刘鹗的生平十分传奇，他不像李伯元、吴趼人那样是报人和职业小说家，刘鹗从来没想到以文学留名。他早年学习算学、音律、天文、医药。他自己行过医，有数学、水利方面的研究专著。刘鹗还有一个重大学术贡献，就是从国子监的王懿荣那里买下不少殷商甲骨。《铁云藏龟》一书对早期的金文研究和“甲骨四堂” [4] 都有影响。拥有多种学科专长，刘鹗却又忙着替河南巡抚吴大澂治理黄河，花了好些年，整了五本《黄河地图》。之后又到山西帮助外商开煤矿。八国联军到北京，他又问俄国人去买太仓的粮食，卖给民众解救饥荒。没想到此事被人告，加上在南京买地，最后被袁世凯指控。在大船上，送罗盘的士大夫被当作汉奸赶下海，不幸言中。刘鹗自己在清朝还没结束时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第二年病死。他的一生令人感慨，想做科学家、学者、医生、实业家、商人，甚至政客，以各种方法来报效国家，最后留下一本小说。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本小说却流芳百世，和《海上花列传》一样，代表了晚清文学的最高水平。
都是在1903年发表的小说，《官场现形记》全篇没有主角；《怪现状》的主角只是旁观者；《孽海花》接近全知角度，主角并非叙事者；只有《老残游记》，主要人物是有局限的第三人称叙事。如果说前两部是记录素材新闻，《孽海花》是讲故事，老残却是一个抒情男主角。
老残在山东替一个大户人家看好了怪病，得银千两，八百寄回老家，自己仍然浪迹江湖。看看济南的风景，听听梨花大鼓，沿途行医也不计较报酬，名声渐渐传开。突然有山东巡抚庄宫保（部分人物原型可能是山东巡抚张曜） [5] ，想招贤纳士，请老残入府，特地派人送酒席到他住的旅馆。老残不想做官，次日留下信，感谢宫保厚谊，自己继续漂泊江湖。
虽然拒绝做官，可是老残却有一个关心国事民情的心。到了曹州府，他一路听说长官玉贤的政绩。当地人说玉大人是一个清官，办案实在卖力，只是手太辣了。当地有一于姓财主，家里被抢衣物就去报案，结果抓了强盗。强盗就此怀恨，不久以后，强盗白天放火，玉大人率兵追赶。追到于家附近，不见强盗，却在于财主家里搜出一些土枪、刀子等等。玉大人怀疑于家通匪，把家里三个男人抓到城里来拷问用刑。于家媳妇和管家送钱求情，于家的媳妇自杀守节。可是玉大人坚决不听别人劝。最后，于家父子三人就死在刑具站笼 [6] 里。
老残听说玉贤的官府面前共有12个站笼，已经死了两千多人，九成都是冤枉的。于家人死后，甚至连设下圈套的强盗也后悔了，说本来就想让于家人吃几个月的官司，没想到送了四条人命。以此案为例，老残开始讨论一个现象：清官可能比贪官还坏。下面这段话，胡适和鲁迅都曾引用过：“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开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7] 这段话精辟分析了如果制度有问题，官场美德可以同时是恶行。本来为官，要靠智慧，凡事需判断；要讲清廉，避免以权谋私；还要有胸怀，至少允许批评。再有智慧的官员也可能会判断失误（比如玉贤上了强盗的当，误抓于姓财主）。如能接受批评，及时纠正，当然最好。如是贪官，收钱放人，也是潜规则。可玉贤太“廉洁”——清廉本是好事，但是太有道德自信，完全不听旁人劝造，结果酿成冤案。关键是不允许平级或下级有不同意见。贪官们一般害怕顾忌批评，“清官”却无所顾忌，如果心胸狭窄，又求政绩心切，官场里再缺乏可以提供不同意见的机制，小错就会变成大错。更重要的是，玉大人觉得所有提不同意见的，都是反对他，“无论是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也保不住。” [8] 将不同意见统统视为自己的敌人，所以“清官尤可恨”。无所顾忌，动刑镇压，手段更加凶残。别的官员也因为可能有贪腐把柄，不敢反他，这更助长了玉贤的专断。说句实在话，假如他贪财，那于家四条人命或许能保下。《官场现形记》《怪现状》里边很多类似官场故事，腐化荒唐离谱，但结局都没那么惨。
错杀于家四人不是个别案件。老残又问了其他曹州府人，民众说玉大人“是个清官！是个好官！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王家儿子在城里跟人议论，说玉大人怎么糊涂，怎么冤枉好人，被私访的人听见了，过几天也站死了。听到这里老残说：“这个玉贤真正是死有余辜的人，怎样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列。”听到这里，对面老乡叫他小声点（我读小说时也真替老残担心：您又不是钦差微服，您只是个江湖郎中，这么说话行事，在一个这么凶恶清官的地盘上）……老残又去打听一个案子，有人卖布，因为裁下来的布正好与某店被偷的布匹尺寸相当，就被当作强盗抓走了。老残还亲自进城看了那个站笼，“复到街上访问本府政绩，竟是异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不觉暗暗点头，深服古人‘苛政猛于虎’真是不错。”“异口同声”就可能有问题。老残还没见过更“完美”的政绩，苦难的民众还要一齐由衷流泪感恩（玉贤大人之下的百姓还能脸色惨淡，说明这个酷吏也就只是一个酷吏）。
玉贤以谐音影射清代官员毓贤。毓贤官至山东、山西巡抚，曾支持义和团，杀害大量基督教徒。后来，“被流放新疆，途次兰州时，因慈禧太后徇联军之请，处以斩首极刑。” [9] 夏志清认为，“刘鹗真的把毓贤这酷吏恨之入骨；……他们一定曾与山东相遇，然而，刘鹗痛恨毓贤会否出于个人因素，则很难说。” [10] 我以为，即使刘鹗真的以个人恩怨亲身体验为题材，一旦写成“清官更坏”的文学典型，其意义早已远超出具体人事和特定时代。老残对玉贤一段评论，不幸可能成为日后某种官场现象预言：“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时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吧？官越大，害越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
二 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老残继续摇铃行医途中，遇到官员申东造，一起议论玉贤的暴行。东造劝老残出山：“‘无才者抵死要做宫，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间第一憾事！’老残道：‘不然。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这个玉大尊，不是个有才的吗？’”申东造要在玉贤领导下做县官，请教老残，怎么样可以为民除害、维持治安？老残推荐一人叫刘仁甫，不仅会武功，少林出身，还有办法跟遵守江湖规则的大强盗搞合作，建立游戏规则。“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随便会几个茶饭东道，不消十天半个月，各处大盗头目就全晓得了，立刻便要传出号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许打搅的。”申东造听从老残建议，请老残写了封信，派自己的弟弟申子平，专程去一个叫柏树峪的地方请刘仁甫。小说从第八回到第十一回，突然就离开了老残的行踪视线，详细叙述申子平如何去请刘仁甫一路上的奇遇。从小说结构来讲，有点突兀。《老残游记》一共才二十回，最早发表才十三回，却有整整四回偏离主要情节。
第八回讲申子平和仆人们在雪地里走山路，非常艰难地过冰桥，还有一只老虎经过。整段文字精彩，画面神奇，可以单独拿来做语文教材。《老残游记》写景文章一流，很有名的“黑妞、白妞唱曲” [11] “子平一行雪山遇虎”，还有后面山里碰到神奇女子玙姑和黄龙，鼓乐合奏，令人难忘。第八到第十一回虽离开老残的视线，却还是刘鹗的眼光。好像进入武侠小说境界，一行人天黑之后在山里边找到一家人家。荒山野岭，进去却是深宅大院，琴棋书画高雅宕魄。主人玙姑竟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子，和长者黄龙讲一大套的“儒”“道”“佛”道理。这个黄龙更向申子平预言一年、五年或更长远的社会前景，其中黄龙长者关于北拳南革的议论更加让人深思：“北拳的那一拳，也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过的。若说那革呢，革是个皮，即如马革牛革，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包着的。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只是发作的慢……诸位切忌：若搅入他的党里去，将来也是跟着溃烂，送了性命的！”后来20世纪不少小说都或隐或显贯穿“南革”线索，《老残游记》较早提出忧虑和警告。
第十二回起小说又回到老残的行踪。《老残游记》不仅是聚焦官场的谴责小说，也可视为侠义公案小说。男主人公总怀着打抱不平的侠客之心，甚至还做起了福尔摩斯，为冤案平反。因为黄河结冰，他被困在江边小店。巧遇了县官黄人瑞，两人在客栈里喝酒谈话。黄人瑞还叫了两个十几岁的妓女——翠花、翠环。翠花不是来上酸菜，是陪老残、黄人瑞喝酒、上鸦片。夏志清激赏：“从第十二回老残与黄人瑞在一傍晚邂逅时起，至第十六回他俩于翌晨入睡时止，我们读到将近四十页的叙述，生动活泼的道出两人在翠花翠环陪同下的言谈举止。这场面联机不断，无疑地记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最长的一夜。就小说技巧而言也是描摹最为逼真的一夜。” [12] 小说画面有些暧昧琐碎，两男两女并排靠在炕上。也是晚清青楼小说传统，叫局以后，女人陪伴，全无肉欲情色细节，竟是一派家庭气氛，讲的是家庭往事，后来还真的成为家人。
翠环讲述身世，两年前该妓女还是地主家千金，怎么如今沦落为娼？原来前年庄府台，就是那个有意提拔老残的省官庄宫保，听了谋士史钧甫的建议来治理黄河，居然依据汉代贾让的一本《治河策》。真正是发扬传统文化，清代治河用汉代的书。书中说黄河年年水灾，主要是河道不够宽。史观察说：“战国的时候，两边的堤相距五十里，今天（汉代）两岸河堤不足二十里，所以两条民埝之间就三十里。”所谓民埝就是民间自己筑的堤坝。所以史观察说应该放弃民间堤坝，放宽河道，便可成就治理黄河的千秋大业。贾让万没想到，他的书两千年以后得到知音。庄宫保说：“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只是这夹堤里面尽是村庄，均属膏腴之地，岂不要破坏几万家的生产吗？”谋士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大局出发，就要有所牺牲。而且还不能事先通知，否则几万百姓知道要破堤，一定拼死反抗。”于是，就出现了治理黄河的人为灾难。百姓不知道，以为水来了以后会退，没想到家园、村庄全部被淹，多少万人淹死。其中就有翠环的家人，那个地主的家。
在河边客栈火棚边，两个妓女哭哭啼啼对恩客诉苦，讲诉几年前的社会灾难。作家刘鹗自己参加过黄河治理，还出版《黄河地图》。也许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也没被采纳在治河大业中，结果辗转成了小说素材。被翠环身世和身后的悲剧所感动，黄人瑞和老残决定合资替翠环赎身。人瑞身为官员，不能出头（当时官员不能买妓女）。老残可以，但他不肯受用。钱愿出，人不要。谈话间，客栈失火，把老残跟翠环的行李都烧了，大家一片忙乱，几乎一夜没睡。也是在同一个晚上，人瑞又跟老残讲了另一个案件。
当地有一姓贾的财主，全家及仆人十三口全部被杀。上面来了一个官员，叫刚弼（谐音刚愎，影射清代大臣刚毅），也是出了名的清官，如何判案？贾家十几口人被杀了以后，疑犯被抓，疑犯家里也有钱，管家赵立就去送钱。刚弼收下钱，立了字据，说这个就是证据，他们一定是犯罪，要凌迟。道理则是：“如果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送钱给我？”严刑峻法，连县官都觉得太残酷了，可是无法阻止这位专断的刚弼。官府上下大家都看着这事不行，人瑞就找老残帮忙。你老残不是认识巡抚宫保吗？走走后门看（走后门做好事——官场问题还是要更大的官来解决）。老残急忙写信给庄宫保，要求重审此案。宫保倒是真的赏识他，马上回信同意。小说里有一段描写，很多评论都引用——老残一个人到衙门去，正好刚弼又要对贾魏氏（贾家媳妇）下重刑，要她供出奸夫。你既然杀了家里十几个人，定有奸情。贾魏氏受不了逼供刑，已经承认杀人，但奸夫实在编不出来，眼看又是一轮严刑拷打，小命都可能不保。下面是一段原文：
老残听到这里，怒气上冲，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开，大叫一声：“站开！让我过去！”差人一闪。老残走到中间，只见一个差人一手提着贾魏氏头发，将头提起，两个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拶子 [13] 。老残走上，将差人一扯，说道：“住手！”便大摇大摆走上暖阁，见公案上坐着两人，下首是王子谨，上首心知就是这刚弼了。
这是《老残游记》，甚至也是很多晚清小说最英雄主义的一个瞬间。请设想，一个平民闯入衙门，一介书生在法庭上高喊“住手”，只手阻止了一个悲剧继续恶化——当然，老残之所以没有被刚弼和差人马上赶走或者抓起来，就是因为他怀里有一封上峰的回信。这种英雄主义的瞬间，后来在当代中国小说里反复出现。王蒙笔下的林震，小说最后满怀希望地敲开区委一把手周书记的门……在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中，正、反官员对峙的紧要关头，桌上的红机子就响起来了——北京来电。不同的是，刘鹗笔下的庄宫保，却是更复杂的人物，也是更严酷的政治现实。招贤纳士赏识老残的是宫保；重用了玉贤、刚弼等酷吏的也是宫保；听了史钧甫建议，治理黄河伤害无数百姓的，亦是宫保；之后又心痛疾首，派船给灾民送馒头的还是宫保。
冲上衙门法庭那一瞬间，老残不会看到或者说不想看到宫保后面，还有军机处、公公们和老佛爷等。李伯元早已写出“官场”游戏规则的不同级别与相同结构。老残是侠，是冲动的堂吉诃德，他不是沉思的哈姆雷特。目睹官场丑恶，李伯元是看透根源，无差别批判。吴趼人对怪现状见怪不怪。曾朴对书生入官场，有期待有失望。但老残是真的生气，也有生气。文人、武士都是要有点傻有点冲动才能为侠。当然，《老残游记》的浪漫精神也附有两个现实主义注释：江湖郎中先赚到足够的钱，身上又有高官的信。现实中，刘鹗流放乌鲁木齐而死，小说里，老残却能够为翠环赎身。
几天以后，省里派来一个姓白的官员，他和县官、刚弼、人瑞一起吃饭时，老残被尊为上坐。白官员通过审问月饼里边不含砒霜的细节，排除了贾魏氏父女的罪责，当庭释放。刚弼很郁闷，原想指责老残，还派人收集老残的黑材料（受贿、买妓女）。可是听说上峰很器重这个江湖医生，便也无话可说。规则是，眼睛必须往上看。
白官员只是判定贾魏氏冤枉，谁是罪人他交给老残来做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这个文化符号在小说里，和翠环、衙门、鸦片并置，提醒读者这已经是20世纪！小说里几个重要情节，都跟判案有关。白公排除了月饼下毒，问答非常具体实在、丝丝入扣，真像本格派侦探小说。之后老残受官方委托微服探访，近乎武侠小说情节。摇铃郎中巧遇刚被释放的魏老头，正好又有工人王二见证吴二浪子下毒。王二不肯做证，要200两银子诱惑。法庭倒也并不顾忌利诱作供。最后结尾更充满侠客小说的浪漫：老残不仅找到真正的凶手（贾家女儿的情夫吴二），而且还上泰山玄珠洞，找到了青龙子，获得了解药“返魂香”。再将十三个棺材打开，烟熏几绕以后，众人复活，冤案平反，人命重生，这真是《老残游记》的光明尾巴。
三 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
汉学家普实克说：“《老残游记》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其衰落之前的最后一首伟大赞歌。”“在20世纪初的所有作品当中，《老残游记》可能最接近于现代文学。” [14] 在我看来，现代文学也很少有作品超越《老残游记》的水平。和其他几部谴责小说一样，《老残游记》关注的焦点还是官场。但特点有三，第一，更注意官场和民间的直接利害冲突。玉贤的站笼、刚弼的断案，直接牵涉民众的人命。宫保治黄河更是损害了多少万人民的家园生命，“官民对立”，这个晚清谴责小说主题在《老残游记》中表现得十分尖锐。第二，民众里边也包括财主，刘鹗的官民关系跟后来的“阶级论”不同。第三，李伯元、吴趼人、曾朴都冷观或怒斥官场贪腐成风，《老残游记》却揭示了贪腐并不是官场的唯一危机。有些官员号称清官，或者也有才，他的官也不是捐来的，是考出来的。但如果专制、不听意见、无仁慈之心，如玉贤、刚弼，照样可以祸国殃民。
陈平原对晚清小说的研究相当细致深入，但对其整体成就有所保留：“比起此前此后的小说家晚清作家更加感到选择的困惑。……官场小说中分化出‘忠奸对立’模式的消解和‘官民对立’模式的转化这两种趋势”，“新小说家同时断然否定当代官场中有忠贤与奸邪之争……没有清官的官场，不但缺乏戏剧性，连贪官的性格展现也都颇为困难——除非将其放到‘官民对抗’的这一新的主题模式中。”陈平原惋惜晚清小说“没有留下一两个值得读者反复琢磨的典型形象”。 [15] 其实，老残就是一个超过大多数“五四”小说人物的典型形象。
晚清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描写官场政治最全面、最大胆的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后来再也没有了。这是因为晚清的政治极其腐败，同时也因为这种腐败政治又给租界报人作家留下一定创作空间。“五四”以后，作家不再把“官场”作为解释、分析中国社会的核心或焦点。“五四”以后作家更关心人（延安以后文学的关键词则是“人民”）。到底是官场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官场？是有这样的皇帝，才有这样的百姓？还是有这样的百姓，必然有这样的皇帝？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五四”小说把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场转到了国人。这是“五四”和晚清的一个关键区别。
《老残游记》除了混杂社会谴责与侠义公案，同时还有青楼小说的痕迹。后半部铁英跟黄人瑞在黄河边客栈说话，两个女人在旁边烧烟、倒茶伺候，最后老残为翠环赎身。颇老套的大团圆情节，既延续“青楼家庭化”传统，也开启知识分子拯救落难女子的20世纪爱情小说模式。老残将翠环名字改成环翠，说是颠倒次序，丫头便成了小姐——这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文化力量（符号命名权）可以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侠客与公堂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老残与官府的既对抗又利用的关系。老残用以批判和纠正酷吏的文侠行为，实际处处依靠他被更高的官赏识这么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他人在体制外，所以说是“侠”；心在体制中，是理想主义的“义”。
今天读来，《老残游记》同时触及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三组最重要的人物关系——官场与民众关系：欺负压迫；士大夫与民众关系：路见不平/文人救美；官场与知识分子关系，是互相“利用”：器重、推却、劝告、独立……
从形式上看，《老残游记》又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抒情小说，小说叙事形式表面还是章回体，但主要人物就是情节主线，人物心情就是风景文字。老残在黄河边看雪景：“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么来了。”
这段文字和雪夜路人、闻虎啸，还有黑白妞唱大鼓一样，是现代中文的样本。1929年最早英译《老残游记》片段，就是翻译了黑妞、白妞说书的那一段，题为《歌女》（The Singing Girl ）。鲁迅评《老残游记》强调两点，第一个就是“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这在是言人所未言。二是“叙景状物，时有可观”。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老残游记》是世界文学名著。随着时间的推移，100年、500年以后，也许《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其文学地位还会上升。只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所描写的那些贪官清官会怎么样。
小说里有段话，老残去泰山玄珠洞寻找青龙子，中途在千佛山脚下问路。一个长者对他说：“我对你讲，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
[1] 《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89页。
[2] 胡适：《〈老残游记〉序》，洪都百炼生著，汪原放标点：《老残游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
[3] “The Travel of Lao Ts'an: 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原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 7-2 (1969)，黄维梁译：《老残游记新论》，参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214页。
[4] “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5] 据《老残游记》英译者谢迪克：“山东巡抚张曜邀刘鹗入其衙门，作治水顾问。1890至1893年他一直留在山东任此职。”The Travels of Lao Ts'an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1.
[6] 明清时木制刑具。木制囚笼，上下分层，囚犯纳于其中，蜷伏而不能屈伸，常用于审讯逼供或重罪犯。
[7] 参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377页。
[8] 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刘鹗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37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9] 参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222页。
[10] 同上，379页。
[11]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迭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刘鹗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8—19页。胡适：“这一段写唱书的音韵，是很大胆的尝试。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不能不用许多具体的物事来作譬喻。白居易（《琵琶行》）、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都用过这个法子。”“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了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这一次的尝试总算是很成功的了。”
[12] 参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216页。
[13] 旧时夹手指的刑具。
[14] ［捷］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30页。
[15]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198、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