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于本文列出的种种理由和论述，和严复、王国维、胡适、林语堂、周汝昌等大师们百年来的推崇，鉴于中国在大国崛起于世界的过程中，增强软实力、向世界大力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和必要，笔者在此向文学评论界和专家们请教并提出呼吁：将《老残游记》和刘鹗放到弘扬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深入研究，重新定位，重新评价。不应再将《老残游记》归于什么谴责小说、政治小说、揭露小说、公案小说……等等之类，它更恰当的归属和定位，应该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往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学、和艺术境界的“文化小说。
导语
笔者以为，《老残游记》应是中国近代文坛一部最高境界的文化小说，是继《红楼梦》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进一步多方面精彩呈示和扬弃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哲学性、文化性、文学性、艺术性，而且还是中国一百多年以来鲜有超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高度结合的经典名著，对于中国和人类文化的走向、发展和升华都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和研究价值。
中国近现代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说来是20世纪上半叶的战火频仍和激进革命、下半叶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造成了对《老残游记》思想内涵认识上的极端混乱和偏差。政治上的干扰带来了对其文学及艺术成就评价的大幅起落，至今尚在恢复和回升之中；而对《老残游记》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上所达到的高超境界，至今世人的认识还远远不足。下面笔者将不揣浅陋综合近年的个人阅读、想法和看法，向专家和读者们请教。
1. 新发现的严评、王评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清末著名小说家、国学家、收藏家、鉴赏家、哲学家、治河家、医学家、音乐家、慈善家、实业洋务和社会活动家、改革先驱 ……，有《老残游记》、《铁云藏龟》等名作传世。《老残游记》自1903年诞生于刊报连载，随即在清末八股举士制度被废弃后的小说大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从民间到一流学者两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誉。除广为人知的胡适、林语堂在1925和1933年分别为新版《老残游记》写序推介之外，根据近年发现的、刊登于1905年9月22日《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则海报，另有当时“中国文界最上乘”之三君子，也对《老残游记》表示推崇备至：“严几道（复——笔者注，下同）先生云：‘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梁任公（启超）出重价购其全稿，拟编入《新小说》印行。王君晋庵（国维）深通英文，曾译心理、伦理、物理等学科教科书，能读英国最深文理之书。读《老残游记》叹曰：‘不意中国亦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此三君子者，皆中国文界最上乘也。其推崇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想矣。”（转引自《清末小说》2010年33期P.136，郭长海文）
《天津日日新闻》1902年创办，主持人方若（字药雨，1869-1955）曾任知府、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编辑，是当时天津著名报人、古钱收藏大家，与刘鹗的关系密切深厚。严复1877年公派赴英留学，1880年27岁即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出任总教习长达十年，1890年升任总办（校长）。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翻译并发表《天演论》等，1901年在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与天津有着长期的不解之缘，与方药雨相识应在情理之中。王国维字静庵，1898年22岁时在上海结识追随罗振玉，1900年底由罗氏资助入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物理，开始翻译日、英文作品。1903至05年开始大量发表西方教育和哲学译作，在中国文界声名鹊起，并自撰《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静庵诗稿》等，关注《老残游记》亦合情合理。至于在海报中将静庵写作晋庵，应是文人字号同音变体的常见通例。
这里提到的三位，不但都是中国近代公认的顶尖国学宗师，而且都是学术界中学贯中西、具国际视野的开山级人物，他们如此明确的高度评价，应对《老残游记》的成就和历史定位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我们有理由希望和期待，在将来能够更多、更完整地发现大师们关于《老残游记》的评论文字。
2. 胡序及《老残游记》的思想性、预见性
胡适先生是笔者极其敬重的中国近现代伟人，是中国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真正旗手、主将和开路先锋。他于1917年回国前夕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号角，四年后发表的《红楼梦考证》开启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新纪元。再四年后的1925年，即为《老残游记》写了近一万四千言的长序。文中胡适先借罗雪堂纪念老友的文字，最早向读者大众介绍了作者刘鹗的生平，肯定了他一生的四件大事（治黄河、识刊甲骨文、借外资开矿、赈济京津难民），然后举例分析了多处原文，大力推崇《游记》在“无论写人写景”描写技术上的超凡脱俗和“前无古人”（笔者以为其写人方面的成就尚被世人忽视）。然而关于《老残游记》的思想性，他虽然花很大篇幅剖析肯定了作者对“清廉得格登登”的酷吏们的深入揭露，和对宋儒灭人欲的精彩批判，但对刘鹗的政治立场，胡适持明确否定态度。他的主要根据是桃花山论道一回黄龙子论及当朝时局，因作者存了“根本不赞成革命”的“成见”，故“预言无一不错”。
然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读到刘鹗当年睿智缜密的策论时评（如《呈晋抚禀》、《风潮论》等，胡适著文之时无缘得见），就可知道《游记》中那种故作神秘的干支推演，不过是刘鹗为使小说情节引人入胜的游戏笔墨，此其一。其次，古今中外的预言，凡是真在事前就给出具体年月的，有几个不出错？何况刘鹗对“辛亥革命”预测之准，已足以令人叹服。更有再次，预言大多包含着主人的理想，现在人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百年来中国的历史脚步，难道还不能对上世纪愈演愈烈、一步步走火入魔的激进极端主义带来的连串灾难（戊戌政变-庚子拳乱-革命暴动-军阀混战-孙蒋北伐-朱毛起义-国共厮杀、及整风-反右-文革）有所反省？难道还会对当时刘鹗等人对“北拳南革”的指责、对“君主立宪”的提倡不心存戚戚？刘鹗的立场在今天看来，既不保守更非狂热，可说是不偏不倚，甚至颇具先见之明和指导意义。
我想如果胡适60年代在台湾再回首《老残游记》，如果国共两党的革命者们今天再细品《老残游记》，则不能不惊叹刘鹗在几十年前就道出了如此之多的先知先觉：南革卦犯“愤懑嫉妒”、内部争斗，“不可小觑了他。诸位切忌，若搅入他的党里去，将来也是跟着溃烂，送了性命的”；革命者“由愤懑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坏…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得长久吗？” ——其后历史上与之惊人远近呼应的，是孙中山vs宋教仁，蒋介石vs汪精卫，毛泽东vs张国焘/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是杀“AB团”，延安整风，反右，3年饥荒，10年文革！ 并且，刘鹗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和远期展望，也同样十分英明：“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进于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尚远，非三五十年事也。”甲子年为1924年，之后的“非三五十年”，正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终于拨正航向、改革开放、突飞猛进、复兴崛起之时代？！这一系列的历史应验，已经很难再说都是巧合，而是一个才学满腹、通古知今、忧国忧民的民族菁英智者，能够在天下大乱之中为其国家民族作出的最大程度的英明预见。
一部信马由缰、随笔写来的二十多回篇幅的小说，既描绘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腐朽没落景象，同时揭示了所谓“清官”也因权欲熏心而心狠手辣的实质，并力挺替天行道、为民伸冤、为民除害的民间菁英；既批判了千年腐儒泯灭人性的糟粕，还以隐士对话和梦境，警告、预言了暴力革命和激进潮流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加上不胜枚举的，对儒、释、道、和太谷学派哲理精义的高妙诠释（专门讨论见后），可见《老残游记》思想性之丰富，和其独立思考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广度，如果不能说是空谷回音、空前绝后，也必数凤毛麟角！何况这诸多思想精髓和理念，都被作者自然、巧妙、精彩地表述于小说的人物对话与情节之中，潜默移化，浑然天成，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3. 鲁评及《中国小说史略》的误导
鲁迅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1923-1924出版），将《老残游记》列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并给出“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的几字真言，几乎被所有论及《老残游记》的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奉为圭臬。而笔者一直感觉有些纳闷，这位文豪的置评如此惜墨如金，不温不火，是特别对《老残游记》不以为大然，还是对所有中国古典文学都不太欣赏？翻开《史略》才发现，这部鲁迅鲜见学术著作之鲜明特色，就在于“史、略”二字：史就是只给历史梗概，随手採撷，罗列原文；略就是少有评论，言其大略，不求周到。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颇具主观色彩的片言只语中，字里行间也浸透着斗士杂文家的深文周纳和冷峻睥睨。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得以鲁迅冠名“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那几部书的荣幸，经过大讲阶级斗争时代及伟人推崇后尤其如此。但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鲁迅先生在该书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之开篇介绍中，给这类小说的短评和总定义却是：“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论，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P.289）。从上下文看，也许鲁迅赞许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剑指的是《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既然将四部小说都归为一类，笔者不禁想请教，纵观《老残游记》全书，不知何处可见“辞气浮露”？哪里堪当“过甚其辞”？至今世人对《老残游记》有代表性的评语是“‘谴责小说’中的翘楚”，岂知纳入的是欠佳之类，“翘楚”何用、何益？
不过再参考一下鲁迅在《史略》中谈及其它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例如公认顶级成就的《红楼梦》，其中除了大段引文，评论也不过寥寥数语：“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而已。再联想到同时期鲁迅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态度，就多少可以释然了——《史略》出版后数月的1925年1月，《京报副刊》向名家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10部，鲁迅在“书目”栏里填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然在“附注”说明栏里，他公然声明：“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感谢周汝昌先生，他在下面提到的论文中独具慧眼，以精微的分析和明确的评语，首次特立独行高屋建瓴，将《老残游记》抽出了鲁迅“谴责小说”之列。
4. 周评：“前有曹雪芹，后有刘铁云”
周汝昌先生是众所周知的国学文化大家、文学评论专家，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几乎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红楼梦》研究，力树该书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周老向以曹雪芹的“旷世知音”自诩，这也被越来越多的同道所推崇（见刘再复文：“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 2010.5）。但鲜为人知的是，周汝昌也曾在精研“红学”之余，著文并在谈话中对《老残游记》作出了独具慧眼的极高评价，且强烈表达了对刘鹗的“推崇、钦佩、景仰”之心。
早在1993年10月，周老就曾专们写论文纪念《老残游记》发表90周年（“‘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文艺报》1993某期刊载），以极具说服力的举例分析、引文比较，将《老残游记》取得的多方面文学成就置于同期《儿女英雄传》、《啼笑姻缘》、《镜花缘》、《海上花列传》等多部名著之上，并首次高屋建瓴地将《老残游记》划出“晚晴四大谴责小说”定论，明确指出：“晚清以来，小说出版的多得不可胜数，除很少数几部尚为人知人读之外，皆归湮灭，而独《老残》一记，光焰不磨，魅力长驻…。《老残游记》绝不同于晚清出现的那种“谴责”、“暴露”的小说，它是一部内涵丰厚的综合性作品。”
“他从雪芹那里接受的领悟的东西，是使《老残游记》成为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端。在若干点上，刘氏又能有所发展… 他于国计民生的主题中，却夹写了几个异样的不凡的女子。他写的女子，是前人没写过也写不出的，是一种“崭新的类型”…是一种伟大民族的精神境界的射影反光，是一种高层次的民族文化修养造诣的文学气质。”
在2010年10月11日周老与刘德隆先生（《刘鹗集》主编、刘鹗和《老残游记》研究专家）的谈话中（此录音曾在2009年12月淮安《纪念刘鹗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部分播放，笔者有幸聆听全部录音并保存），周老更加明确了他对刘鹗和《老残游记》的推崇：“我一见铁云先生的作品，我就那样的、用我们本地话来说，不仅仅是什么敬仰、钦佩，我应该用天津的土话说，就是着了迷的一般… 我和铁云先生，好像冥冥之中前世有文化因缘，不用这样的话来解释，我就不会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喜欢《老残游记》，以及铁云先生的一切文化成就，和他的生平事迹…”
“这么多年来，我对于铁云先生，怎样的打比方，说他是一位怎样的，是学者呀？还是才子啊？是何如人也啊？我就感觉到难住了。我为什么说难住了呢？就是说，大道无名，大师无界！…他属于哪一界，他擅长的道理是哪一方面，你就没法给他定界了。还是文艺界呀？文史界呀？学术界呀？还是什么界呀！你那么一说界，就把大师给框住了，他就不是他那个伟大的全面。所以呢，我说我没法给铁云先生定界，那样子就是把他狭隘化了，这一点我要着重说明一下。此刻呢，为了方便我只好说，我认为这是，不仅是有清一代的一位奇才…而是一位奇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才、学、识、性灵、天赋、智慧，我无以名他的哪个精神境界的高度，学识的广度、深度，我都没有、找不着合适的、现成的词语，来形容他。这是我要向您表一表，我多年来积在心里，我是这样看待铁云先生的：推崇，钦佩，景仰。”
“至于说通才、思想家、文艺的多方面的，那个远远超出普通人品格、等级，我从这个坐标来说，我平生所阅，我孤陋寡闻但是我好大胆说话：我平生所见、有清一代的奇才、异人，你们没法框他的人，我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前有曹雪芹，后有刘铁云！”
5. 东方文明的最高境界
周汝昌先生在上面提到的论文中还指出，“大家皆知，刘氏是当时一位奇士，一身兼着学者、文人、哲士、科技家、实业家、政治改革家……的‘综合构成体’，满腹才学，一腔志愿，意在为国为民，而一生抱负未得大展，结局是含屈忍辱，流死于边疆。所以，他之作《游记》绝不同于只为从书贾博取数十金的那类小说作者。 …他倾注于小说中的感情，并非‘闲情’、‘艳情’之类（当时小说界流行的——原注），而是一种至为复杂、至为深厚的感情，高层次的诸种感情：由身世到家国，由社会到种教。‘种教’者何？我妄拟大约接近于今日大家都谈的民族文化者是也。”
笔者不但十分赞同周老的评论（将“种教”释为“文化”更是神来之笔），而且以为，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展现的中华文化之优美，之潇洒，之高雅，之绝妙，已经超越所有各类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
试看初编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中的泉城绝妙胜景，白妞百啭之声；
试看第八回“桃花山月下遇虎，柏树峪雪中访贤”中的雪夜绝景，山村惊艳；
试看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的高谈阔论，高山流水；
试看第十回“驪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中的民乐奇葩争奇斗艳，空谷回音，和而不同；
试看第十二、三回中的观赏冰河、雪月、寒星，悲天悯人发古之幽情，与好友和艺妓戏说菜肴，评词论诗；
试看二编第一至六回中，如何将深奥玄妙的禅理，寓含于泰山的旖旎风光和逸云的喜怒哀乐、儿女情长、潜心向佛、番然领悟的故事情节之中……
细品以上粗浅理解罗列的种种，世人可以惊讶地看到，即使在这幅刘鹗信手而准确描绘出的、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晚清历史画卷上，天才的大手笔仍然可以长歌当哭，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春风化雨、无处不在、随遇而安，出污泥而不染，化腐朽为神奇！这些鲜明精彩的民族文化元素，经刘鹗这位中国顶级国学家、收藏家、鉴赏家的天才挥洒，无不呈现着中国文化的灿烂，无不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睿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似西方，胜似西方，至少应该是18世纪末至现代的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最上乘境界之一。
具体举例来说，玙姑行云流水般的娓娓道来，轻而易举地弘扬了儒家文化精华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发乎情，止乎礼”、及“和而不同”三大精义。在刘鹗的妙笔描绘下，她“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棉的手”，竟用今人所谓“行为艺术”帮助诠释“发乎情止乎礼”六字真意，尤其精彩绝伦。其实这六个字不但是儒教根本理念之一，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指路灯和座右铭，窄化点说，还是解答 “爱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普世之谜的精辟答案。玙姑用民乐演奏巧妙阐释的“和而不同”理念，更是中华文化最高层次精华，同时也润物细无声般地点化、指引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2008年奥运前夕，笔者就曾在网友互动时建议，如把“和而不同”的理念嵌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口号，将之升华为“同一个世界，相似的梦想”——“same world, similar dreams”，推向全球，岂不更高、更妙？ 如果西方世界可以早点领会这个精义，不知会化解多少历史上不同文明、宗教和种族间的对抗与战争。要知道，直到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才以其《文明的冲突》震动西方世界，提出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相似理念，这比孔子晚了两千多年，比玙姑和刘鹗也晚了整整90年！在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玙姑发出“今日幸见姑娘，如对名师”肺腑之言的，又何止于那个名叫申子平的中国文人？！
完全可以仿照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卷头总论”中定义《红楼梦》的句式，来向全世界推介一下《老残游记》：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去读《老残游记》。
6. 前所未见的完美智慧女性
笔者之所以认为《老残游记》应是中国文坛中一部境界空前的文化小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鹗在书中成功塑造了至少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前所未见的才、貌、品、学、智俱全的完美理想女性。
正如周汝昌先生言，“《红楼梦》出现后，模仿者（不指“续书”类——原注）很多了，知名者如《青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等等皆是。但都写不出逸云这样的女性人物来，其故安在？我以为，在众多因素之中，有一条很重要，即：那些写妇女的书总缺少刘氏那样思想、文化的高超境界，因此总成凡品。” 只要是稍具传统或现代人文素质的读者，面对《游记》中的她们，都无不怦然心动，一见倾心，连美籍教授、当代中国文学专家李欧梵，也在其文章中坦言“我第一次看到玙姑，就差点爱上她了”。这里“差点”的意味，笔者以为仅仅是因为李教授意识到，那只不过是小说中人而已。
刘鹗在《老残游记》上下两编共29回中，主要塑造了三个女性：玙姑，翠环和逸云。她们一个是乡间村官的女儿，一个被迫为娼的艺妓，一个是带发修行的尼姑。她们的出身都不高贵，甚至下贱，但在作者笔下，她们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前所未见的才貌、见识、智慧和美德，且受到了传统文化菁英思想前所未有的尊重。其中逸云还可在陡峭天险上健步如飞，罕见具备了现代女子的“健美”之美——这在中华文坛大概也无先例。他们没有红楼十二钗们的显赫家世或优越环境，也不一定在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上样样皆精，刘鹗在她们身上所用笔墨也远远少于曹雪芹，但读者可以感受到的是，她们的精神层次和境界（尤其是玙姑和逸云）要比《红楼梦》姐妹们明显高明，而女性魅力却毫不相让！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沉鱼落雁的美女无数，知书达理的才女不乏，但兼具高度综合智慧的，可谓凤毛麟角。唯在太谷学派（晚清著名民间学派，主张还儒家原旨本色，集三教精华合一）高人刘鹗的笔下，玙姑、逸云对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精华的以言、以身、以行的精彩生动诠释，达到了不悖西方文明、胜似西方文明的最高境界。
有出版社将《老残游记》和《浮生六记》合编《晚清双记》出版，是颇有见地和创意的，可以说比将《游记》归类于“谴责小说”高明许多。这两本书都深得中国文化精髓。对《六记》的佳评，俞平伯有“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林语堂有“‘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也完全适用于《游记》。中西文化交流巨擘林语堂更明言他对芸娘、玙姑、逸云的迷恋和喜爱（见林为两书分别所写序文），并亲手将两书译为英文。然而，《六记》是写实的笔记，看到芸娘后面的结局，无不使人伤感唏嘘、悲观而宿命，晚清文豪王韬跋之云：“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夭焉，何憾！”中国传统文学中，自古红颜薄命，高才必遭天忌，《红楼梦》文学成就虽登峰造极，也未能出此巢臼。而在刘鹗笔下，玙姑潇洒自如，气质风采已带几分仙气；逸云朝气蓬勃、举止言谈朴实无华，却几近圣贤——但无不真实可信，合理圆通，且自省修身，兼及渡人，超凡入圣，天人合一！这也是刘鹗的才高过人、《老残游记》的境界空前的点睛之笔。
《老残游记》反映出来的男女平等观念之进步，也着实令人惊叹。笔者以为，刘鹗在清末早期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身为中国最早洋买办的身份，和他的东洋游历、早年接触到的许多国外科学和人文译著，使他兼容并蓄了大量西方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加上他从佛教和太谷学派中汲取的精华（参见刘蕻专论“老残游记二集与佛教思想的关系”，2007），于是《老残游记》中的女主角们，才有幸得以吐气扬眉，一改千年现实和作品中从属、陪衬、悲剧的地位和形象，凭借她们自身的智慧和见识，而不是权势、身份，惊鸿照影，不卑不亢，从容走上历史舞台和世界舞台，赢得了不亚于同时代西方女性的人格、尊严、与尊重，成为弘扬东方文化精髓的指点者和代言人。
结语：重新定位和评价《老残游记》势在必行
《红楼梦》和《老残游记》这两部天才著作，一个如描绘群芳夜宴的工笔画，把世间最美丽的人物精心毁灭，撼人心魄；一个似展现乡野集市的上河图，将东方最精致的文化随意挥洒，韵留人间。不应再将《老残游记》归于什么谴责小说、政治小说、揭露小说、公案小说……等等之类，它更恰当的归属和定位，应该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往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之林的，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学、和艺术境界的“文化小说”！
上世纪末的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并公布“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老残游记》名列第十。同期建成的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已将“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发表”铸刻于1903年板块，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历大事并列永存。鉴于本文上面提到的种种理由，鉴于严复、王国维、胡适、林语堂、周汝昌等大师们百年来的推崇，鉴于中国在大国崛起于世界的过程中，增强软实力、大力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和必要，笔者在此向文学评论界和专家们请教并提出呼吁：将《老残游记》和刘鹗放到弘扬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深入研究，重新定位，重新评价。
（2012年3月于天津大学新园村/北辰万科花园蒲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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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风/天丰（本名任光宇/Gary G. Jen），80年代毕业于中国和美国知名大学，分获工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其后在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北美科法斯等大小公司及多种领域从事财务工作十余年，近年归国在私企和外企从事财务管理。一向热衷各类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摄影及写作曾获海外和国际比赛奖项。各类文章散见于美国《世界日报》、《中国青年报》、《金融博览》、凤凰网、雅昌网等报刊和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