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关 键 词：甲骨文发现 刘鹗 王懿荣 联合发现说 《时报》公告 discover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Liu E Wang Yirong co-discovery announcement on Times Century Mystery
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已被列为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甲骨学的兴起也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这一重大发现，恰巧发生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故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某些传统观念习俗和一些非科学论断。尤其是关于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的历史，不少关键环节上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处于悬案状态。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界面前，在甲骨先驱尽瘁而逝一个世纪之后，在“新时代”领导人给予特殊重视、亟需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这笔糊涂账的延续越发显得与时代脱节，也与今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相失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学术发展喻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把“清之考证学”列为自秦以后第四个学术思潮，并指出：“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1]。于是可以说，现代中国日趋昌明之科学，亦肇基于清末。故笔者以为，很有必要运用更加严谨的现代科学原则、方法，尽快重新审视、清理、修正这段重要历史。本文即针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直抒己见，就教于方家。
大凡科学，都需要切实证据来支持其判断和结论。根据现代科学“证据学”中的“一般证据学”的原则与定义，结合人文历史领域中考据学、考古学的特点，笔者归纳出如下三项对确立任何考古学术发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并将之作为本文相关论证的预设前提：
(1)有发现文物的原始物证；
(2)有对发现文物的性质、年代、意义、含义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鉴定和诠释；
(3)有关于发现和鉴定的及时、直接相关、公开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即原始直接证据(本文仅涉及清末的前科学考查阶段，故这里可以不包括科学考古的原始发掘记录、自然科学的实验检测结果及新型音像电子等记录)。而非原始和及时、非当事人(尤其当事人去世后)或涉及利益相关(如来自本人或亲友)的言论及文字记录，即间接证据，只能作为次级辅证参考，当做某种假说的根据。常识性科学原则尚有书证重于言证、早证重于晚证等。
这里(1)、(2)两项都是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二者相加实际上已构成发现的充分条件；但第(3)项是使(1)、(2)项得以成立所必须具备之确证实凭，常被轻视或忽略，故为了明确地阐述、有效地考证判断，将其分开列为同等重要且必要的条件。
对于一个历史性重大发现来说，在此三项条件基本成立的基础上，常常还要有一个从专家到大众的，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逻辑合理性的反复争论、修正、逐步取得公认的历史过程。中国甲骨文的发现，即是具代表性的一例。
一、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的清理
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三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具代表性的看法，如李学勤教授在1998年回顾甲骨学百年历史时说：“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2]范毓周教授也在1999年撰文指出：“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和最早的鉴定与购藏，本来是并无疑义的，但在最近，学者间产生过一些不同意见。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应当说是清末河南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村民。……最早对甲骨文作出鉴定和购藏的，仍应依照刘鹗、罗振玉等人的说法，是山东福山人王懿荣。不过，还应补充的是，根据胡厚宣先生的研究，在王懿荣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和购藏的同时，开始接触并注意搜求甲骨文的学者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3]早期大家董作宾于30年代最早列出各种发现说，倾向王懿荣为发现人；其后胡厚宣40年代开始主张加列王襄为发现人之一，并在他辞世两年后(1997)发表的长文《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早已写好但搁置有年”——其子胡振宇为该文写的后记)中，明确否定了“王襄先于王懿荣发现说”，仍保留其“王懿荣、王—孟同时辨别搜集说”[4]。王宇信赞同其师胡厚宣的结论，在其《甲骨学通论》(1989)中经反复论证，认为“王襄、孟定生基本上可与王懿荣一起作为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但不是第一个发现者”[5]40。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则在《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中，将各说综合得较为全面具体：“到目前为止，有关于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综括甲骨文发现以来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对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而后几说则多是在不大了解全面情况下作出的结论。……对于甲骨文发现的时间，也因为发现者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计有……七个不同的说法……现在可以讨论的发现时间就剩下了1897年、1898年和1899年三个年份了。”[6]
个人以为，这些看法或结论似是而非，都含有某种程度的非科学观念。
首先，根据本文前述的现代科学发现的第(2)项原则，即“正确的鉴定和诠释”是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笔者所见论文中，中山大学徐坚的《发现甲骨：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在此议题上有较多具科学内涵的讨论(虽然该文在结论上不够清晰)[7]。该文将“行为意义上的发现”与“认知意义上的发现”明确分开，指出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早有过明确的说明：“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在1899年所发生的事件之前存在着长期的学术史准备”[8]6。李济曾考察小屯一带的隋代墓葬情况，指出考古已发现这些墓葬曾频频打破晚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出露地表、并掺入隋墓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笔者对此完全赞同，而且认为还必须展开进一步的逻辑推理：初期参与甲骨买卖的估人(文物古董商贩)无疑没有鉴定诠释甲骨文的学识和能力，他们收购甲骨的唯一动机是倒卖营利；而早年拿甲骨当刀伤药卖的小屯村民，更由于蒙昧无知毁掉过无数甲骨，遑论发现。他们毋庸置疑都不能成为学术发现的发现者，自然无需再当做一类“发现说”去讨论。一些学者之所以提出或赞同“村民发现说”，不过是对“行为—学术发现”的不同定义有所混淆，或是因非正常时期“人民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之类的政治干扰所致。连近年发表的徐坚上述论文也还有着诸如“既往的学术史追溯过度局限在少数精英学者群体”、“在‘龙骨’和‘刀尖药’转变为‘龟版’的过程中，古董掮客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等观点，造成自身逻辑混乱，因“行为意义上的发现”根本不适用于甲骨文这样典型的学术性发现。
其次，对于学术界争议最大的“王襄、孟定生发现说”，笔者认为因其缺失上述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第(3)项条件，即没有关于该项发现的及时、确凿、公开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1)、(2)两项都无法成立。具体理由至少有四：
1.“王—孟发现说”的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30年代撰写出版的两篇题跋：1933年的《题所录贞卜文册》和1935年的《题穞易园殷契拓册》[9]，故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朱彦民也指出了这个关键缺陷，即该说“有一个极易为人抓为把柄的漏洞。即在王襄于二十年代所出的两部甲骨学著作中，并未提及此事。到了三十年代，才在一些题跋之中说到此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夫子自道”[6]。自说最多仅可作为一项假说的参考辅证，何况此辅证又存在严重瑕疵：据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增订本)》的详细论证和其他学者的相关分析，王襄中晚年的几次自说在关键的初见年上就有1899、1898、1899的反复变化[5]41，前后说法混乱不一，可见王氏自身没有确切根据造成的随意性。
2.王襄提出自说之时，其他两位发现当事人王、刘已分别在1900和1909年辞世，已不可能回应、反驳；而唯一可以作证的当事人是范姓古董商，然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为“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知者”[10]21；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是“按范氏一九一四年所言：一八九九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①。即范估当年、生前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
3.直接证据不成立，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1876.12-1965.1)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这一高难度发现；孟比王大9岁(也许这是王襄曾说“吾乡藏殷契者，固以定老为创始人”的重要原因)，但他终身只是一位书法家。相对于当时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42岁的文物收藏大家刘鹗，他们之间的学识与经验差距巨大。在这一点上，王襄自己在上述早期题跋中也明确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予藏有数骨……知为三古占卜之物。至于殷世，犹未能知”[9]。故王—孟当初“不知为何物”、仅猜测是一种古文字或“古简”的能力，与范姓估人等并无明显差别，更无本质不同。当然王襄先生后来确实下功夫钻研并发表了最早的甲骨文字编《簠室殷契类纂》等，成为了真正的早期甲骨学者之一，但那已是20年之后的1920至1925年的事情，“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胡厚宣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中也指出王、孟年龄、职业难以鉴定甲骨文，并指出王襄于“1910年秋识罗振玉”、“‘罗叔老贻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1923年与叶玉森通信”[4]，可见王襄20年代的甲骨文研究成就也并非独立获得。
4.再一个重要反证也已被胡厚宣等不少学者提出：既然王、孟当时既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估人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跋都回忆当时范氏要价甚高：“巨大之骨，计字之价，字偿一金。一骨之值，动即十数金”，“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与余皆因于力，未能博收”，“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9]。据笔者查证，当时口语“一金”即为一两白银，而当年的三两银子就可让一个平民生活一年，故这明显是经过识货者(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据罗振常的《洹洛访古游记》和明义士的《甲骨研究》，当地之前作为中药“龙骨”的价格为“每斤制钱六文”，按时价一两银可买龙骨约500斤。
这里笔者试做一个补充。不少当事人和后世学者(如王—孟、明义士、端方及王国维、董作宾、胡厚宣、王宇信等)不谙商道，过分相信了估人所说价格。欲准确了解一项交易须从买卖双方调查出实际成交价，“字偿一金”、“每片二两”、“闻每字银四两”等都应是卖方哄抬，在最早买家王懿荣辞世后这种哄抬和谣传还会一度肆无忌惮。而刘鹗的经商背景和大买家地位，使他在价格上能够保持清醒，在《铁云藏龟·自序》中也没有相信和传播“字偿一金”之类的高价，仅说王氏“厚值留之”。笔者此判断也有原始记录支撑：刘鹗当年日记(1902.11.27)记下了甲骨价格查证，明确否定了估人和谣传的哄抬价：“申刻至王孝禹处鬯谈，并访龟板原委，与赵说相孚。今早王端士来，其说亦与赵孚。端士云，文敏计买两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余金。孝禹云，文敏处极大者不过二寸径而已，并未有整龟也(这点可能不确切，后世发现王家保留了少量较大甲骨。——笔者注)。德宝云有整龟十余片，共价十七两，皆无稽之谈矣。”[11]713据此可知，王懿荣只可能在初见十来片时出高价(如一片1至2两)，计算起来，他总共费银约350两买了约1500片甲骨，平均的成交价每两4.3片；如按每片平均有6字算，则每字约0.039两银子，仅是所谓“字偿一金”的二十六分之一。
故可能性较大的真相应该是：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确曾去过天津、见过王和孟(关于范姓人名，刘鹗和明义士都只提及范姓，王襄记录的是范寿轩、罗振常记录的是范兆庆、罗振玉记录为范维卿。据邓华考究，范维卿应为范维清，是范寿轩的同乡、同行的小辈族亲；维清售文敏在先，寿轩售王襄在后[12]。此三人的真实情况尚待厘清，但对本文讨论影响不大)，但第一次见面是1899年在与王懿荣首次甲骨交易后的空手探询；1900庚子年春在天津有了少量成交，但也是在与王懿荣第二次交易了数百片的前后；再后较多的购藏，就已是京城失陷、王懿荣自尽后的事情了(陈梦家曾见过孟氏1900年11月12日疑似收藏的记录[13]648)。那时京津地区已一片狼藉，官绅元气大伤，甲骨及各类古董身价随之一落千丈。直到《铁云藏龟》(1903-1904)、《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先后出版，甲骨价格才随之逐步回升。在此期间(1902-1911)，刘鹗、方药雨、王孝禹、库寿龄、方法敛、罗振玉、端方、沈增植、明义士等也开始成批购藏，刘鹗更是在几年内一跃成为甲骨和大量其它珍贵文物的收藏大家(遂有《铁云藏龟/藏匋/藏货/藏印》等系列出版规划)。
综上所述，一则王—孟没有早于王懿荣购藏甲骨的确切证据，只有反证；二则就算王—孟在1900年或更早收购了少量甲骨，也无任何原始证据证明他们在1903年《铁云藏龟》出版之前及时、正确鉴定出了甲骨文的年代和意义，只有反证。而要确立甲骨文的发现，前述三项现代科学发现必要条件不可或缺。原因简单明了：任何一项科学发现、发明诞生之后，常有同期或更早接触过的人恍然大悟，对自身的失之交臂遗憾万分。如果让那些非及时(事过境迁的、不可查证的、尤其是有利于自身)的孤说可左右一项发现的判定，那么无数科学发现、发明乃至各种历史重大事件，都会因不同说法的陆续涌现，而永远争论不休。
另有“端方发现说”，由董作宾在1937年编年表中记录；有古董商早年也曾将带字甲骨以每字2.5两银子卖给端方，但时间是在1904年，且无相关鉴定研究证据，只是一种“故事在古董商和小贩中流传，没有实际的学术影响”[8]10,15。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人，只有二说可议：一为“王懿荣发现说”，一为“刘鹗发现说”。而且从严格的现代学术规范上来讲，发现人更应该是刘鹗(理由见下节)。
二、“刘鹗发现说”、“王懿荣发现说”和“王刘联合发现说”
“刘鹗发现说”一说，主要因为政治因素(刘鹗的超前眼光及言行，导致在他生前死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长期被误判为“汉奸”和反动派)，加上刘鹗资料的缺乏及其它诸如师承门户等原因，以致几被中国主流学术界忽视、遗忘。笔者所知的提及者，早期只有董作宾、胡厚宣1937年的《甲骨年表》：“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8]6，但究其主要来源只是1931年报载“汐翁”短文孤说，不足为确凭[14]；中期有王宇信在1984年“商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简短提及[15]，根据仍与董胡上述来源相同，随即基本否定；近年仅见前述徐坚在《发现甲骨：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一文中指出：“除刘鹗说之外，其他诸家假说均无确凿证据，而且都是以行为意义上的发现取代认知意义上的发现……‘刘鹗发现甲骨说’是唯一有确凿的同时期文献证据的假说，但是却很快被其他假说取代。”可惜徐氏并没有进一步追究论证。
而事实上，“刘鹗发现说”之确凭实据，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下来的相关原始日记和在1903年公开出版包括自序的《铁云藏龟》，再加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情见下文)等，就可构成一连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全部三项条件：
(1)发现实物：五千余片具来龙去脉的有字甲骨实物收藏和1903年初版6册、共1058片有字甲骨1∶1比例的原甲骨拓印，加上发现之初的相关描述，诸如：“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相粘结成团……同时所出，并有牛胫骨，颇坚致。龟板，一种色黄者稍坚，色白者略用力即碎。”[16]20
(2)正确鉴定诠释：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铁云藏龟·自序》：“盖汉人犹得见古漆书，若刀笔无有见者矣。是以许叔重于古籀文，必资山川所出之彝鼎。不意二千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欤!……象形之字既多，可知其为史籀以前文字。何以别其非周初？观其曰‘问之于祖乙’(三·三)……祖乙、祖辛、母庚，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也”[16]20；加近年发现、尚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1904年夏刘鹗所撰《时报》公告：“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种：一曰《藏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11]669；再加作为原始旁证的1903年吴昌绶作“铁云藏龟序”：“文敏导其前马，先生备其大观。……寀为殷人之遗，证譣显然，致足矜异”；及1904年12月孙诒让《契文举例·序》：“丹徒刘君铁云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传于世。刘君定为殷人刀笔书。……知必出于商周之间。刘君所定为不诬。”[17]139
(3)原始、公开或可查证的书证记录：上述1903年末出版的石印《铁云藏龟》及落款于同年9至12月间(农历八至十月)的三篇序言(刘、吴、罗)；1904年孙诒让据《铁云藏龟》所著《契文举例》并序的相关文字；加其它确切原始书证：前有刘鹗1902年《抱残守缺斋·壬寅日记》手稿中关于“龟文”的数条原始记录，后有上述1904年报载“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大型出版公告；再加最早见到甲骨文的外国人内藤湖南(虎次郎)的相关回忆：“明治三十五年(1902)……其时在北京会见了刘铁云氏，当时他编纂的著作放在桌子上，正在制作拓本，听他说这是新近从河南发掘的龟甲，上面刻有文字。”[18](刘鹗日记中也有该年与内藤的交往记录。)
上述多项原始证据各自独立，相互印证、互洽，形成了一条完整、坚实的证据链。因此全面、严格来讲，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正确将其鉴定诠释为中华文明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古文字，且及时借现代出版媒体多次向世人宣示这一重大发现的人，是刘鹗。
此外，“刘鹗发现说”至少还有两个辅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说法，尚未见学界关注。
一是刘鹗之孙、罗振玉外孙刘蕙孙教授②曾在1985年的《甲骨聚散琐忆》中说：“关于我祖父铁云先生从王懿荣家收买甲骨情况……据我听罗振玉和我父亲都说，铁云先生是王懿荣的门生，王殉国后，因平日负债，其子王汉甫等斥卖他的古物偿债，很大一部分长物都归了铁云。有一天又去王家见墙角放着一堆碎骨，取视，上有刻字，认为奇宝，悉数取归，是为发现甲骨之始。”[19]据此说推断，在这之前除王懿荣外，还没有任何具学识者、包括其子和刘鹗知道这个发现，所以那天在王家的“取视”、“认为奇宝”，就至少应是刘鹗再发现甲骨之始。刘鹗可能在那几页至今失踪的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根据见后)，更可能后来在上海向罗振玉口头描述过，罗再转告王(如果不是王国维碰巧在场的话)，日后成为了王国维能够说出“文敏命密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的根据来源。刘蕙孙少时曾随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居住，后来的学历和专业领域也是金石考古，故此说虽是当事人后代在多年后的转述，也应作为一项次级辅证和一种“刘鹗再发现说”。
另一较弱参证，是刘鹗家族三代家仆李贵有“刘鹗早年在河南(1888年至1893年)从中药龙骨中发现甲骨文”的说法，由刘氏后人刘德馨转述③。但因讲述者无学识、与后辈闲聊很可能记错年代，更因为没发现刘鹗自己的相关文字记录，故只能将其中一些场景，如刘鹗曾关注龙骨药渣、曾去药店调查收购等，作为一个独立于“汐翁说”的参考资料。
这两个辅证不利一面也是属于利益相关(来自当事人后人及家仆)。但好在刘鹗自身及时留下的直接书证证据已够强大、完备，足以使刘鹗成为现代科学发现规范上条件完备的“收藏+鉴定发现人”。
关于“刘鹗发现说”的发现时间，最迟应是在1902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六日)，确凭是刘鹗《壬寅日记》中当天的记载。该日日记全文为：“晴。午后，涂伯厚来，看宋拓帖。申刻，偕宝廷往晤詹美生商谈一切事。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一天后(十月初七日)又记：“昨日翰甫之四百金取去。夜，作《说龟》数则。”[11]712根据刘德隆《试论刘鹗对甲骨学的贡献》一文中对刘鹗日记原件所作的对比考证，陈梦家依据的1936年《考古社刊》所载刘鹗日记年份有误，故刘鹗在1901年购藏王氏甲骨一说不能成立，1902年11月5日的这条日记就是迄今所见我国甲骨文史上明确记录甲骨文字(刘鹗时称“龟文”)的第一次文字记录[20]。本来刘鹗初次见到或购藏甲骨文的时间理应更早，至少要早上几天，但记录恰缺，据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记载：“壬寅十月日记初一至初四日数页，被人扯去，内容不详。但从初五日记刷龟及初七日记王汉黼取款事推测，购让王氏藏龟，即是在十月初几天以内的事。”[21]这个疑案很值得日后继续追究，但现存原始记录所载的最早的发现日，比之前的“1899年”晚了三年、却跨了一个世纪，看上去颇为“吃亏”。然科学结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理，就在于其严谨的原则，正如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另一方面，“王懿荣发现说”的根据、理由，已经被很多学者和文章充分讨论，不再细说。但此说的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王文敏公在1898-1900年间发现购得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次级旁证、辅证当然比较充分，笔者简明综合为四：其首要、最早的原始公开辅证，就来自刘鹗接手的甲骨和《铁云藏龟·自序》的记叙：“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其次在身后的有力书证，来自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明义土《甲骨研究》记录的范姓古董商口述(另一参证《潍县志稿》的记载，据邓华前述论文系编纂于1931至1936年，且错讹较多难以为凭)；再次来自史料记载中王懿荣自身的学识、专著、职位头衔和嗜古如命事迹与收藏实物的流传；最后还有他在庚子事变中高风亮节、以身殉国的人格感召力。
但这些间接证据最多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而不涉及鉴定甲骨文。其子王崇焕(汉章)在《古董录》中“细为考订”等说法，一则属“利益相关”，二则是在刘孙罗王对甲骨文鉴定研究公布多年后的1933年才写出，不足以为确凭。故严格说来，王懿荣对甲骨文的鉴定诠释依然尚属推断，只能确立为“收藏发现人”。对此，徐坚在前述论文中认为：“以王懿荣作为甲骨研究的首倡者却并不妥当，甚至王懿荣是否辨识出甲骨都值得置疑。……如果《铁云藏龟》刘、吴、罗三家说法应当采信的话，则王懿荣即使有甲骨，亦无未来的金石考古之学和史学对甲骨的意识，《遗集序》称王懿荣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实缺乏任何直接证据。”[7]李济的说法是“尽管许多地方不清楚，但王懿荣仍一向被认为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学术价值的人”[8]6。
虽然刘鹗自己在一开始就明白告诉世人，王懿荣是最早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的学者(暂不论其中包含了多少借重权威名头的成分)，但据以罗琨研究员为代表的学者们推断[22]8，由于王氏的中国传统意识积习导致的“命秘其事”(王国维语)行为，加庚子之变时慈禧荒唐的文官顶武职之举，王氏很可能没有及时写下研究文字记录，更没能像引领西学风气之先的刘鹗那样，尽快记录研究、筹备出版、广泛传播。这些不幸和遗憾使得王懿荣难以成为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人。但考虑到甲骨文发现时段恰巧处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背景、逝者为大为尊的传统伦理，加上前面提及的那些理由充足的旁证和推断，将历史、国情、情感因素综合迭加起来，“王懿荣发现说”至今能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传播，其来有自，情有可原。而联系到本文开头所述、即有确凿实物加正确诠释才能获得完整的发现人资格，可见最好的两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将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发现事件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
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
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据岱峻《李济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的评价看法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8]11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14]。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
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建议并期待专家学者们认同，今后能在相关学术著作中做出如下的澄清和更正：长久以来广泛宣传的“王懿荣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说”，其源头实际上只是报刊短文和民初流传于北京琉璃厂的坊间传闻[23]，王家后人也没有认同，不宜用作信史写入甲骨学正史中，进而在各类媒体中传播。此说最多只可作为一种假说，包括刘鹗是王懿荣门生、先于王氏或在王宅同时发现甲骨文，也仅来自传闻和后辈的口耳相传(自刘蕙孙等)，尚未见原始记录确证。而相比之下，最早实地查访甲骨出土和买卖情况(1911年春)的罗振常所记《洹洛访古游记》，远为更加切实可靠，“应视作第一手的数据”[4]。综合罗振常和明义士的早期原始记录、加上刘鹗自序(1903)，参考王汉章(崇焕)在《古董录》(1933)及《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1924)中的相关说法，可得出更严谨可靠的甲骨文发现过程新表述如下：
曾向王懿荣出售古董的山东古董商范维卿。(清)，因王氏曾强调有字的古董都要，于是在河南“四处巡回村落”，“跑乡至小屯，索土中发掘物……曰有字者皆可”，“土人……因以骨示之，范虽不知其名，然观其刻画颇类古金文，遂悉购之”[10]21。范估于1899年秋、1900年春携带这些甲骨径回京师以示王氏，遂有刘鹗所述王文敏的“见之狂喜，厚值留之”。(而王襄和孟定生初见甲骨时间在范售与文敏之后，且无及时、正确鉴定甲骨文的能力证明。)甲骨文发现遂自1899年始，并于1902年转售至刘鹗收藏、记录、拓印，并同时开始研究鉴定、破译释读；于一年后的1903年末公开出版了六册《铁云藏龟》、加首篇甲骨文研究论文(自序)；转年的1904年刘鹗再用《时报》公告多次将甲骨文的发现昭告天下，彻底完成了此一重大学术发现。
三、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1904年《时报》公告(期刊首发)
根据《刘鹗集》主编刘德隆先生于21世纪初在上海图书馆的发现，1904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六日)上海《时报》第五版刊载了“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的《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大型“告白”(当时报界对告示和广告的合称)，而且相同公告在该段时期间隔一至二周即重复刊登，延续约半年时间。《时报》为1904年6月12日创办于上海的著名大报，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担任名义上发行人，实际总理为狄楚青，梁启超撰发刊词。《时报》总共发行了35年之久，经销商遍布全国及海外华侨聚居之大城市，重点布局于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大小城镇，在独立时评、文学副刊等方面有诸多创举，堪称与《申报》、《新闻报》两大报同列为近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
此篇广告经刘德隆先生抄录(当时未能拍照复印)，全文收入于由其主编、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上)》(第669页)，但未能及时引起学界的关注。直至2016年8月19-20日，在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举行的“甲骨文字识读进展与研究展望研讨会/暨‘甲骨学发展史馆’开馆仪式”上，笔者才了解到参会的多位甲骨学权威学者尚未听闻刘鹗有此公告，但都认为此一事件颇具历史重要性。后在会议预先安排的20日发言中，笔者向包括王宇信、宋镇豪、王震中、李民、扬升南、王仲孚、蔡哲茂、吴振武、黄天树、朱凤瀚、蔡运章、沈建华、朱彦民、王蕴智、刘一曼、曹定云、胡振宇等与会专家，就这一重要发现加作了特别介绍。
刘鹗这个450余字的告白，不仅预告了其两部新书出版的时间、价格，更简介了书的内容，以抢眼、明确、感性的自撰词语，借助这份当时颇具影响的新锐媒体，向世人连续多次宣告了甲骨文出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阐明了《铁云藏龟》出世的缘由和意义，并向公众发出了学术探讨邀请。现代“广告”(Advertise/Commercial)一词多强调商业促销功能，故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公告”或“告白”(Announcement)应更加准确。刘鹗公告的全文如下：
《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出版广告
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护古器物为辞，不肯轻易示人。人之所得见者，仅摹刻木版耳。摹刻之精者如“积古斋”、“两罍轩”之类，又复行世甚希，好古者憾焉。
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种：一曰《藏龟》，乃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凡一千余品，装订六本，售价六元。二曰《藏陶》，系十年前山东临淄等处出土亦属商、周文字。计五百余品，附以汉代泥封。泥封者，苞苴之泥也，官名多史册所遗。共装四本，售价四元。又印明拓《石鼓文》，每份一元。三曰《藏货》，四曰《藏玺》，明年续出。此皆本斋所藏之器物也。
至海内各家收藏钟鼎彝器，敝处搜辑拓本已得二千余品，拟参合诸家之说，彝撰释文，次第付印，以公同好。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寄售处：北京、上海有正书局及本馆账房
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11]669
这篇刘鹗撰写刊登的大型综合公告加广告，足以成为一篇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因为在这篇文字中除一般广告信息之外，其可贵之处和包含的特殊意义，值得再次总结强调如下：
1.在《铁云藏龟·自序》之后，再次以明确文字持续六个月向天下宣告“发现殷商甲骨文”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藏龟》，乃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
2.特意写明了该出版图书的历史背景、意图、意义和目的，并明确将其重要意义由《藏龟》、《藏陶》扩展至考古界乃至学术界：“虽山川往往出鼎彝，十之八九归诸内府，散在人间十之一二而已。而收藏家又每以保护古器物为辞，不肯轻易示人……好古者憾焉。”“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
3.进一步倡导、实践了学术公器化，在结尾昭告天下：“四方君子，或有秘藏古器以拓本寄示，或有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皆祷祀以求，不胜感激者也。”
这三点要素使得这篇文字将新闻公告、意义宣示、研讨邀请等多种内容与商业促销功能融于一体，一举数得；同时将此一新发现的考古学术活动，从个人和少数同好的私下玩味切磋，扩展为公开平等邀约天下学人乃至所有社会大众。这不仅是量的升级，而且是质的飞跃，其意义之深远非一篇普通近代广告可以同日而语。它应可能成为中国早期(如果不是最早的话)倡导和实践将传统学术化为现代公器的典范，在“旧学将坠”、“新学日明”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历史上，写下了有代表性、具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尚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篇告白的实际传播效应当比《铁云藏龟》自身大得多，但尚未见到相关记录或考证来证明。笔者推测孙诒让很可能就是由此途径，在1904年及时得知了《藏龟》的出世；日本学者林泰辅也在一两年前后得见《藏龟》并开始研究甲骨文，同样可能是得益于报刊公告的威力。
四、对《铁云藏龟》仅被定位为“著录”的质疑
《铁云藏龟》自1903年问世以来，其意义和贡献正日益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重视。然而几乎所有学术著作和一般性读物在谈及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这两大领域时，都仅把刘鹗和其《铁云藏龟》归入前者，即仅是发现与“著录”的范围。安阳“殷墟博物馆”、烟台福山“甲骨学发展史馆”等权威性展览的固定解说词，也只标明刘鹗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出版人。王宇信著《甲骨学通论》在专门讨论甲骨文的初期考释研究章节中没有提及刘鹗，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甲骨文的考释及其理论化”亦从《契文举例》开讲。李学勤在其甲骨百年总结文章中也说：“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2]继续给出刘鹗和《铁云藏龟》与考释无缘的印象。再如徐坚的近年前述论文依然在说“《铁云藏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甲骨图录……每片甲骨上文字多寡不一，均未作任何释读”[7]。
另一方面，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所收《铁云藏龟》等版本，只采用了无序版本，也造成了《藏龟》仅为“著录”的误导。而1903年末的初版石印《铁云藏龟》无疑至少刊有刘鹗自序，确据是1904年写就的孙诒让《契文举例》，已有多处提及了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对甲骨文的鉴定和考释。据陈梦家说：“《铁云藏龟》印行之初，卷首本有罗振玉、吴昌绶和刘鹗三篇序文。但附有序文的流行本很少。通常所见者，或删去罗序，或删去罗、吴两序，或无序。”[13]650可见，《铁云藏龟》实际印刷过多次，故所能见到的《铁云藏龟》不尽相同，所见的《铁云藏龟》除拓印品质不一外，所收序文亦不尽相同，或有吴昌绶、刘鹗、罗振玉三序本，或有吴昌绶、刘鹗二序本，以最早的印本为最好。
然而只要翻开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就明明可见大量的考释文字——估计有很多学者从未见过该序全文，或从未仔细通读。自序中诸如“龟板虽皆残破，幸其卜之繇词文本甚简，往往可得其概”、“龟板可识者，干支而已。如甲、申(四三·四，此识别言四十三页第四片也，下仿)”、“□，雨字象形；□，角字象形……‘乙亥卜祖丁十五牢’(三三·一)、‘辛丑卜厌问兄于母庚’(一二七·一)”等等[16]20，再明确不过地表述了，刘鹗已将所附内册中某页、某片龟甲拓印上的甲骨文字，断识为当代的某字、某句。纵观刘鹗自序全文，凡1467字(根据电脑计数，空格转行不计，下同)，此类探讨具体辨识的考释文字至少有777字，占全文的53％，即一半还多。如此还不算释读，难道只有那种把释文列在拓片旁边的式样才算释读？在发现之初所得甲骨十分零碎、破译有限的状况下，明显没有必要将很小部分的考释结果与原文并列。据类似上述从序文所引的多处相关考释原文，还可看出刘鹗不仅为6册整书设置了页码，也为每页拓片原图指定了顺序，使其可与序中的考释文字内容前后对应、相互参照，可见这篇序文已初步具备了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孙诒让在《契文举例》的考释中多次探讨“刘说”、“刘云”，或肯定或否定，无疑也都是在进行相同性质的甲骨文考释研究。
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一书的第二章对刘鹗的具体考释方法、内容和结果有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其中说到：“刘鹗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其可推知者，大体有上述的三种(根据词例释字、根据象形释字、根据《说文》及其他古文字材料如《大盂鼎》等金文考释。——笔者注)。此外，他还有一些考释，但不太明白用的是什么方法。”此书还专门提到：“这里有一个相当有典型意义的事实，可以作为例证。甲骨文有一个◇(手写，下同——笔者注)字(《铁云藏龟》122.3)，刘氏当时看到的古金文也有一个◇字，被隶定作帚……很自然的，刘氏就将这个甲骨文字释为归，把‘帚好’读成‘归好’(见《铁云藏龟·自序》)。……但是，释甲骨文的帚为归，今天看来实在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误释，一直延续了30年……孙诒让《契文举例》将此字隶定作帚，谓当‘假为归字’。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亦认为‘凡卜辞中帚字，皆假为归’。罗氏的《殷墟书契考释》是王国维手写付印的，在王氏手写的过程中曾提出过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于释帚为归未见有任何表示，可见王氏也并不反对。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吴其昌，在他的《殷墟书契解诂》里肯定释帚为归‘是也’。……董作宾《帚方说》在肯定释帚为归的基础上又申论当读馈赠之馈。上述孙、罗等皆可以说是甲骨文字研究的佼佼者，均认为释帚为归是正确的，可证刘氏之释并非妄说，所以延续了那么多年。直到1933年，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才第一次指出：‘帚字……实当读为妇’……1934年，唐兰进一步加以申论……释帚为妇才成为定论。”但该书在本节后面却又说道：“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只能表明他是甲骨文字释读的第一人，而不是第一个考释者，这其中有一定的贡献……”[24]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其逻辑不知何在？刘、孙、罗、王、董在研究方法上一脉相承，研究结果同为“释帚为归”，不论以方法、还是对错来裁判，试问为何后者几位都是“考释”，唯独刘鹗不是“考释”？他的研究论文公开出版在先，后人都有借鉴，他为何不能是“第一个考释者”？这个界定根据什么、如何度量、是否合理，其中堂奥还期待专家解释、明断。
刘鹗破天荒的探索，认出、认对的字不很多，正是此事不易的佐证。110多年过去至今，殷墟总共出土了甲骨约10至16万片，发现了单字约4000个，但已被公认辨识的仅有不到三分之一[14]；就算以1300个计，这相当于所有学者的努力成果加在一起，平均每年才辨识不到13个字。然刘鹗以一己多重身份的活动家之身，在一年时间内偷闲潜心研究(参见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所记当年活动之繁忙)，正确识得34字，实在可算是不小的成就。创始者当然会先识那些最容易认的字，但设身处地，刘鹗作为领先的孤行者，茫然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天书神符，单骑闯入的是前无古人的洪荒之境。
看待和研究历史，最常见的错误应属“以今视古”、“以后度前”和“政治挂帅”。曾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屈万里教授曾在1970年为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所作序言中说：“就识字一端言之：刘鹗之印《铁云藏龟》也，自谓能识四十余字。然今日观之，彼所释而不误者，实仅三十四字……皆最易认者也。……孙罗两家所释，今已证知其误者颇多。然启之辟之，以导先路，其功实不可没也。”[25]董作宾看重的台湾甲骨学大家严一萍更有明确论断，在其力作《甲骨学》中，不但在“传拓与著录”一章中明言“甲骨的传拓可说是由刘铁云才开始的”，而且还在“释字与识字”一章中明确指出：“研究甲骨，首重文字。……识甲骨文字，当以刘铁云为第一人。……刘氏不以甲骨文为业，只是举例而已”[26]767。大陆学者方面，陈梦家在其名著《殷虚卜辞综述》的第二章“文字”的第一节“甲骨文字的初期审释”中，开篇明言：“1903年刘铁云在《铁云藏龟》自序上，曾尝试读了几条卜辞。他所认的40多字中，有34字是对的……”[13]5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甲骨文专家罗琨研究员在《甲骨文解谜》一书中也以专业眼光公平指出：“他(刘鹗)释读了几条卜辞，释文涉及40个甲骨文字中，34个是正确的……实际上，他认出的字还不仅此……刘铁云根据文献记载和当时金文研究成果，判定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有理有据，可见他不仅仅是收藏者，还是最早研究、考释甲骨文的学者之一”[22]13。
刘蕙孙先生在《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中认为：“一般谈甲骨发现史，均说始释契文的是罗雪堂，同时有孙贻让的《名原》及《契文举例》开其端，看日记则是铁云先生得龟后已释了一些，可惜稿已不存。”[21]刘德隆先生在《试论刘鹗对甲骨学的贡献》一文中认为，“‘说龟’，或解释为对甲骨学历史的记述，或解释为对甲骨文字的考释……遗憾的是刘鹗的这数则‘说龟’至今并没有人能见到”[20]。(笔者个人推测，刘鹗日记中提到的“说龟数则”确是研究考释记录，但很可能因积累不很多故没有独立成书，其相关文字后来都已誊写纳入了《铁云藏龟·自序》中的考释内容。)刘德隆该文除详细论述刘鹗对甲骨的发现鉴定、甲骨文的研究考释、甲骨学的公示传播三个方面的重大贡献，还特别举出多项例证，强调了在甲骨文考释上刘鹗为最早，并逐个列出了他在“自序”中认出的47个字。但这些提法都未得到学界专家的足够关注和赞同。
甲骨文之所以成为重大学术发现，其核心价值无疑在于古文字的解读。刘鹗率先考释文字，历历在目印在112年前出版的原始书页上，而且他还是1903年初见甲骨的三个学人(刘鹗、罗振玉、吴昌绶)中唯一一位在《铁云藏龟》序文中留下文字考释成果的人；其“卜之繇辞”、“殷人刀笔文字”的鉴定也是最早的创见，比罗振玉同时“夏殷之龟”的断代更加准确。故笔者认为，谈甲骨文考释研究，言罗不能弃孙，说孙不可忘刘。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应被确立为迄今世界上最早考释并成功破译断识甲骨文的论文，并凭借此一开创性工作，刘鹗领衔罗振玉和吴昌绶，一同率先拉开了甲骨学史中“考释研究甲骨文”的序幕。
综合前文所述，在此有必要向学术界总结提出，对于刘鹗《铁云藏龟》加《时报》公告的意义和贡献，有如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强调和调整：
1.李济曾言：“《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8]12在西风东渐的大变局背景下，刘鹗的《铁云藏龟》及时引领一代风气之先，在获得甲骨后仅用半年时间研究、半年墨拓出版，并运用当年最先进传媒广而告之，迅速将私藏化为公器，扭转了中国历代文人千百年来密藏自娱的陋习。此书的出版及随后多功能公告的反复刊登，在包括甲骨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领域乃至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级意义。
2.《铁云藏龟》和《时报》公告的及时出版发布，使甲骨学有别于“北京人”、新石器文化发掘、敦煌学等发现研究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项在早期发现、后续研究、直至领先都没有依赖外国人的重大学术发现，形成了前有先驱王懿荣、刘鹗、孙诒让，中有甲骨四堂，后有现当代科学考古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甲骨文发现和研究学术传承大军，在中国学术进入当代世界学术之林的进程中，独领风骚。
3.刘鹗以其通识才能和超前眼光，在东西留洋学生学成回国效力之前出版了《铁云藏龟》和自序，使他成为本土传统学人自觉向西方现代学术取长补短的开路先锋。他不但及时向世界宣告了发现甲骨文，还以开创性研究，在晚清危亡环境里亲手推开了甲骨文考释的学术大门，同时在发现和研究两个领域，为将中华民族信史向前推进一千多年做出了贡献。
五、对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说”的质疑
长久以来，“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之说在学术与非学术界流传极广，“怂恿说”更几乎随处可见。包括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在内的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也都相信此说(见1986年版《雪堂学术论著集》张氏序)。而究此说法来源，却都是来自罗振玉一人在刘鹗去世后的自说、孤说，未见任何他证。具体来说，它们最初都来自罗氏自己在1910年之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如1910年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称：“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始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并为制序。”[27]1601915年为《铁云藏龟之余》所作自序中(并收入1931年蟫隐庐版《铁云藏龟》)，又言“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因亡友刘君铁云。刘君所藏，予既为之编辑为《铁云藏龟》”[28]32。到1931年的《集蓼编》，再言“亡友刘铁云观察得文敏所藏，复有增益。予在申江编为《铁云藏龟》”[27]42。另在前述1903年的罗氏《铁云藏龟》序中，结尾一句“拓墨付景印既讫功”没有明确主语，拓墨的虽可以是他人，但根据前后文更像是罗振玉自己。
笔者可列出“怂恿/墨拓/编辑”说不应成立的不少旁证辅证。吴昌绶④最晚为《铁云藏龟》写序(1903年十月)，那时墨拓、编辑都应已完工，试印或初印的“印本”已出：“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文五千余片，精择千品纂为一编，以印本见饷”[11]19，没有提到罗氏。笔者注意到另一记录，即罗振玉自己虽在1910-1931年多次提及“怂恿/编辑说”，但在1917年为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所作序中却未持此说，而只是说“刘氏曾选拓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29]，不知是否特意为之。再者，得罗氏引导成就“罗王之学”的王国维，他如果认同恩师罗振玉参与了此书之辑录，当不无附和之理，但王氏早在1920年《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即说道：“铁云又续有所得，选其精者，印行为《铁云藏龟》一书。……余于刘、罗二君皆至稔(王氏虽有此说，但迄今尚未见刘鹗与王国维相见相识记录，值得继续探寻。——笔者注)，然于其所藏，除《藏龟》、《书契》二书所载及罗氏选拓数十册外，固未能尽览焉。”[30]五年后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殿堂所作著名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讲到《铁云藏龟》，其说法仍是：“文敏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所谓《铁云藏龟》是也。”[31]王氏当年不可能没读罗氏关于甲骨文序跋中的“怂恿/编辑”等说，他在自己独立行文时选择没有附和，应可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关于墨拓，曾有人著文以罗振玉50岁后还曾亲手墨拓为据，来证明罗年轻时自然也可承担墨拓《铁云藏龟》。殊不知那时的碑帖收藏鉴赏家们大都会亲自墨拓，刘鹗早在1887年就开设过中国首批石印出版公司之一的“石仓书局”，墨拓、出版对他来讲都驾轻就熟。直接原始证据也有，如1902年9月5日刘鹗《壬寅日记》：“本日检旧造像拓之，一为北周武帝建德元年，一为隋开皇十七年也。”但刘、罗能够亲手墨拓，明显不等于承担了《藏龟》的墨拓。台湾专家严一萍在其《甲骨学》中对甲骨的早期传拓有专业的详尽考证，并对《藏龟》墨拓一事作出了明确断言：“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前编序》里说：‘余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这是他看见了王瑞卿所拓的甲骨墨本。但他在下面又说‘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就不是事实了。老友陈铁凡兄写《从龟板文字到甲骨学》一文时，以为《铁云藏龟》的‘精拓’之功，‘实出于罗振玉之手’，不免上了他的当。”[26]253
当然罗振玉在此书出版之前，也可能做出过关于出版、编辑的建议，更可能因为其谨慎的处世之道，而对行事纵横捭阖的刘鹗有所提醒、敦促(当时已屡传官方欲捕刘鹗)，但影响程度、起到的作用还不到刘鹗要写进自序的程度。如墨拓一事，刘鹗专门写明“故竭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任是役者，直隶王瑞卿也”。假如罗一人独揽此事，应写为“任是役者上虞罗振玉也”；如罗氏帮了大忙，刘也应会再加上“罗叔耘相助之”。
刘鹗是否可能故意隐去、埋没罗氏贡献？可能性虽小，也不能武断排除。但就至今发现的材料来看，刘的原始记录在前，且有吴昌绶、王国维文字旁证；罗的回忆晚得多，只是孤说；前说二人都在，后说一人已去；哪个可信度更高，不言自明。还可再加一佐证：假如刘鹗欺友致此(即将罗做的事故意记成他人)，依罗氏之耿介至少也应因之疏远；但查刘鹗日记，到1905-1906年他们交往亲密依旧。1906年7月罗振玉已在刘鹗、张之洞分别运作后入京为官，刘鹗在《醉翁亭记跋》中尚记述：“罗叔耘学部得此北宋拓《丰乐亭记》出以夸耀，予出此本敌之，相与掀髯大笑，亦艺林一段佳话也。”[11]633刘四子、罗长婿刘大绅在罗振玉尚在世的1936年，回忆刘、罗交往晚期(1907年至1908年夏刘鹗被捕)时确有“几至避面”之说，但主因是在处世方式上“罗先生规先君最切亦最烈”[32]。罗振玉长孙罗继祖在《庭闻缀余——罗振玉与张之洞、刘铁云》等文中也多次提及刘罗的个性和晚期交往，也未见涉及二人与甲骨文相关的任何龃龉。
讨论真相，自证、孤证不足为确凭本是常识，何况名利相关。而在两位当事人都作古之后，还应退而求其次诉诸其他辅证，包括看他们的后代怎么说。这一辅证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迄今少为人知：前面已经提到的刘鹗孙、罗振玉外孙的刘蕙孙教授，早在80年代就专门写过《甲骨聚散琐忆》一文，就罗振玉是否亲历安阳小屯、罗如何收购甲骨、刘鹗如何从王懿荣处购买甲骨、谁先解释甲骨文字、辑录《铁云藏龟》有无罗振玉帮忙、铁云甲骨后来如何散失、《殷墟书契考释》作者是罗还是王等重要问题作出了回答，同时针对罗振玉与拓编《铁云藏龟》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澄清。刘蕙孙在开头交代了作文原委：“在书店中看到王信宇先生《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研究生徐六符君研究先秦史……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当据所知，予以解答，因为有的与上开著作有些出入，他劝我写出来发表……我想，也对。现在斯业一面虽然是方兴未艾，后来居上；另一方面确也老成凋谢，往事说不清楚。既然有所见闻，就写出来作为商讨也好。”然后明白写道：“《铁云藏龟》的类次和拓墨有无请罗振玉参与？是没有。其时罗正在湖北张之洞幕中办农校并到日本考察教育，并未在北京。铁云所藏的数千片甲骨，也是到1908年家难前才由北京南运，旋即散失。罗也未见过全藏，并无参与类似之事。拓墨则《藏龟》中说得很明白，是直隶王瑞卿，也就是北京琉璃厂的一位拓手。此外听说铁云先生的门客，我五叔涵九(大经)先生的业师淮安人汪剑农是参与过一点。”[19]
罗振玉的自说之所以能被广泛相信，明显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以后度前”现象再次作祟。后人谈及甲骨文，都知道罗雪堂是一代宗师，而对刘鹗的印象，只知他从事过甲骨著录和另写过《老残游记》，再多也不过知道他还收藏过其它文物、治过黄河、办过煤矿铁路而已。但学术界不该忽略，刘鹗和罗振玉的学识都是渐进的，都有一个从“嗜古爱好者”到“鉴藏专家”和学者的积累过程。深入阅读了解可以得知，刘鹗在学术上虽未到达大师水平，严格讲甚至不算正规学者，但其过人之处在于“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罗振玉语)，独到之处在于他是文、史、哲、艺、音、医、工、商等多学科少见的高级别通才，加上具时代穿透力的超前眼光。通才的超常联想力、洞察力和行动力，正是史上发现发明大家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这一点在颇具解谜色彩的甲骨学领域更加突出，诸如刘鹗、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饶宗颐等都是博学的超级通才)。刘、罗各自的早期学识积累、嗜古程度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刘鹗毕竟比罗振玉大9岁(1903年刘46、罗37)，更因为刘氏家境较好、交游较广、办矿后又有了来自英国福公司的高收入，故刘鹗的前期收藏、见识都要比罗氏高出一筹。刘、罗二人虽然早就在故乡被目为“二狂”，然罗氏于1917年对十年前的回忆，亦明言：“少好古器，贫不能致。三十(1896年——笔者注，下同)客春申江(上海)……亡友丹徒刘君铁云有同好，聚古器数十……每风日晴好，辄往就观，相与摩弄或手自拓墨，不知门外有红尘也。已而刘君以逋负故(因旧怨而死)，质(变卖)所藏于人，则又相与叹息，伤聚之之难，而失之之易也。又十年(1906)予始备官中朝京师……遂如穷子之入宝山，尽倾俸钱不能偿。”[28]124直到1906年前后罗氏依然常随刘氏同访高人、共赏奇物，一条刘鹗1905年日记“去后为罗叔耘斟别宋、元册子”[11]715即是一个原始旁证。
综合上述理由，可以较为肯定地说，由于当时见识、经验、财力等多方面的领先，加上通才的创见优势，刘鹗在甲骨文的发现、鉴定和《铁云藏龟》的出版上都比罗振玉先行一步，应是历史事实。学术界对“罗氏怂恿/拓墨/编辑《铁云藏龟》说”这样缺乏证据(且有反证)的自说孤说，不应认可为合理说法，至少不能当做定论而写入正史广为传播。假如日后还能发现新的原始相关记录，罗所说才有进一步讨论的依据。
当然，罗振玉的学术地位、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和难以贬低的。在甲骨学界，无论贡献、水平、资历，罗氏都是难以置疑的“四堂”之首，不应因为政治或押韵因素而排列成“甲骨四堂，郭董罗王”。天下无完人，微瑕不掩瑜，罗振玉的历史功绩和学术地位无疑也不会因存在此类小疵而稍减。
六、罗振玉“1901年初见甲骨说”应予更正
另一件重要史实，是罗氏最早何时从刘鹗处见到甲骨。虽然罗振玉自己至少两次在序跋中说是1901辛丑年，但早已被一些学者包括罗琨研究员(在《罗振玉与甲骨学》一文中[33])判定不能成立。
但是近年仍有很多文章、书籍沿用罗氏此说，甚至还有文称发现了新的佐证。旅顺博物馆的王若等在2011-2013年间曾屡次发文称“发现了数条罗振玉写于1901年的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札记”[34]，尚未见到学术界的回应反驳。笔者分析，发现的那本《置杖录》手稿，仅是罗氏1900年开始启用；而里面手录的“丹徒刘铁云亲家于庚子秋都城乱后，于王文敏公懿荣得古龟甲……其上刻卜词文字精绝，出吉金之上。考《史记·龟策传》……”等条，应是他在1903-1910年间见到龟甲拓片后所记，因其中一些内容，后来都出现在了他为《铁云藏龟》所作“囊序”(罗氏自语)之中。清代学人有随手记录读书思考心得的风气，甚至不少大学者的名著就直接来自札记。罗氏于《置杖录》内小序中云“今年春索居无俚，复涉猎往籍以遣离忧，偶得短义，信笔记之”也是此意。这种非日记、非定时的笔记本一用多年，或有中断后来再接着记，都很有可能。几条札记手稿上并没留下时间，但该文作者为什么不把札记定在早一年的1900，或晚两年后的1903，而定在1901？理由未见明说，可推断只能是因为见到了罗振玉如此说过。
刘鹗恰留有1901辛丑和1902壬寅两年的原始日记，加上《铁云藏龟·自序》内容形成的前述互相印证的证据链，表明刘鹗得到王懿荣的甲骨不会早于1902下半年。笔者再查刘鹗年谱和《辛丑日记》，刘氏这一年还在北京忙于慈善会的赈济、买太仓米、办慈善医院、赞助北京东文学社、尽力买人战后价格大跌的古董字画、跟日本朋友交往、为福公司筹备开矿事、向户部上书建议开办国家银行，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其间还与在上海办《教育世界》的罗振玉有信数通，唯一离京一次是赴天津去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奖章，全年没有去过上海。所以罗振玉说在1901年的刘家初见甲骨拓片，诸如流传甚广的“又翌年始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等，可基本肯定为罗氏记忆错误。
再查1902年《壬寅日记》，可见刘鹗更忙于福公司办矿及股票事务和搜集、交流、研究古董，包括买入王懿荣遗留的古董和甲骨。年中确在5月底经天津乘船去过一次上海，28日到达当晚即“至罗叔耘处，读其东洋所得唐人写经及仿宋各种医书。出金石拓本，使伯斧纵观之”。后几天一边忙于公务，一边忙于“太谷学派”同仁的“愚园雅集”。6月8日再次与罗氏相聚畅谈，转天罗即送刘上船离沪回京。这次倒是有机会给罗振玉看甲骨拓片，但可能性较小，一来因为此时刘自己尚未买到王氏甲骨，二来上述日记提及“出金石拓本”时语气并无特别之处。较小的可能，是刘鹗此时已经另从古董商手中购藏了甲骨，但没有见到相关确凿的文字证据。当年11月5日的刘氏日记方出现“龟文”，到下一年的1903年春，刘鹗才再次回沪，且与罗氏比邻而居。所以罗振玉最早见到甲骨文的时间，应是在1903年春季，或至少不会早于1902年5月。
罗氏自然看过刘鹗《铁云藏龟》自序，自序把得到王懿荣甲骨的年代、过程写得明明白白：“未几义和拳乱起，文敏遂殉难。壬寅年，其哲嗣翰甫观察售所臧清公夙责，龟板最后出。”罗氏多年后著文时，再查看一下年月不会太难，但还是凭印象下了笔。而大师既有其言，就有学者奉为圭臬，至今仍将其当作信史或列为一说。
今日学人应注意、也应理解的是，罗振玉、王襄、王国维等前辈毕竟是旧时代培育的学者，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现代科学研究所极其注重的时间观念。也因为老一代在相关文字记录上常常没有记下确切时间的习惯，他们在其后相关题跋、记叙、回忆时，就常常难免、或有意无意记错年月(旧时著述喜用“纪略”、“述略”、“史略”也是一种反映)。现代的研究者只要认真、独立，对此并不难明察，如台湾的莫荣宗在编过《罗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后即直言不讳：“先生记事，颇缺乏时间观念，是编所述诸事，间有先后倒置三数年者。必须与先生所撰之序跋及……互相对比，始能得其真相。”[27]218王国维这方面稍好一些，他在1925年清华讲坛上纵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时，没有照搬罗氏1901年初见甲骨之说，但也在同一文中把《铁云藏龟》的出版时间提前了一年(即1902壬寅，引文见前节)。
无论如何，罗振玉完全凭借自身超人的智识、坚韧、勤勉，终成早年首屈一指的甲骨学权威专家。在他学术生涯高峰期，回望这一历史性大发现时说一点利己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人性使然。并且，当刘鹗成为朝廷要犯流放远死他乡并被视为禁忌人物遭世人遗忘多年之后，罗振玉能不忘他的老友亲家，屡次向学界提及刘鹗传播甲骨文之功、写下传记(即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插记)，又为他继续出版《铁云藏龟之余》，这是刘氏后人和学术界都应该感激的。罗振玉为中华文化往圣继绝学做出的贡献，近代难有人可以比肩。他在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汉简与大内档案这四大近代国际显学中，不但当年是持有顶级成果的学术权威，而且还是筚路蓝缕的具体操作人。而这些确凿事实跟他在王旗频变的时代中选择过什么个人政治立场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罗振玉贡献的评价虽在恢复中，但还远未达到他应得的高度。
然涉及科学学术、历史真相，就应扫除一切政治因素、门派恩怨、人情避讳等等干扰，以一码归一码的原则将国故整理清楚。
七、余论及甲骨学阶段划分建议
朱彦民教授在前述“一大公案”文章中，对甲骨文发现之争做了很多有益清理，然该文的相关结论，诸如“实际上在早期的甲骨学者中，对于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多少在意之处。尤其是与甲骨文发现相关的当事者，没有什么争名夺利的思想……这也可见老一辈学人的治学风采”、“对于甲骨文发现的这两种主要说法，也许并不矛盾。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早期学者的道德文章以及对学术事业的真诚”等[6]，笔者则难以苟同。因为如此作结论的科学性、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仍嫌不足，尚未清除中国学术论文中常见的中庸调和、溢美师长色彩，也混淆了“高—下”与“是—否(真—假)”的不同性质——前者可以仁智，后者不容含混。
另外一个方面，甲骨文发现史之所以至今留有诸多争论悬案，也与主导发现史早期记录的董作宾等学者不无关系。因“董作宾的教育背景中并无现代考古学的训练”、“当傅斯年派董作宾前往安阳时，董先生似乎也仍停留在前一阶段的学术眼光”[35]，也因为早期的资讯匮乏，故《甲骨年表》等不得不将村民和坊间的传闻一并收入。董彦堂随后成为成就斐然的甲骨宗师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后师生对其早期著作的尊重和因袭。
大师也非圣贤孰能无过，百年追寻真相毋需讳言。期待中国史学界能以更加严谨的现代科学原则细审华夏国故，则诸如此类的历史悬案疑案，都不难进一步厘清。
迄今学界对甲骨学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多根据性质和时间，将王懿荣、刘鹗划为发现阶段，将孙诒让和罗、王划为科学发掘之前的考释研究阶段，将1928年后划为史语所科学发掘研究阶段，将1949年后划为建国后的新阶段。而在笔者看来，不同于诸如埃及古文字因为失传已久、导致拿破仑学者大军的发现与商博良的成功破译相隔20年，故可明确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甲骨文发现情况的独特性在于，其发现、公布与鉴定、释读等重要节点之间，都如前数节所述那样，在时间、内容和当事人上密不可分。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一刻，发现物拓片和作为该书之序的研究论文也同时面世，对此一重大发现的年代、性质和意义都做出了基本正确的鉴定诠释。
当时还有一个亮点笔者尚未见学界提及，这就是吴昌绶的《铁云藏龟》序在考据了中国相关古籍之余，还述及了世界范围的古文字进化史，指出：“昌绶又观埃及碑刻及西书所传古时文字，亦多象形，往往与此绝相似。方今文轨大同，固宜有此瑰异之迹，旌示遐方，蕲以达中外之殊涂，辟古今之奥键，斯通博所尚，匪资目翫已。”[16]19这就使得与《藏龟》同时的中国最初的甲骨文研究，在第一时间就具有了国际视野。作为一百多年前的本土学者、古书鉴藏家，吴昌绶能有如此眼界见识，也属难能可贵。
故笔者认为，应把刘鹗、吴昌绶一同确认为甲骨文研究先驱，与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同等看待，一起列入“甲骨文研究暨甲骨学的开创者”行列(关于《契文举例》的出版周折、刘—孙—罗考释成果对比、孙—罗—王的微妙关系及日本林泰辅的早期贡献等，笔者将另外探讨)；同时与此相应地将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并起来，称为“中国甲骨文发现、鉴定和研究的开创奠基期”。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按参与时间先后为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吴昌绶、孙诒让、王国维；次要或较晚参与搜集和研究的奠基期中国学者，尚有王襄、端方、罗振常、唐兰、马衡、叶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吴其昌等人。
遥想当年，甲骨学的先行者们在晚清家国飘摇的险恶环境里，在许多大学者都视甲骨文为伪造、研究者为“非贞信之人”(章太炎语)的质疑声中，艰苦卓绝，踽踽独行。王翰甫在1902年被迫大量出售包括甲骨的乃父所遗长物，是为了“清公夙责”，父债子还。然贵为二品祭酒的王懿荣生前因何举债？无它，唯古董收藏耳(王有自况诗云“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以此推之，王懿荣率先购藏甲骨的最终买单者，可以说实为刘铁云。然刘鹗的购藏是否属于钱多附庸风雅或逐利？前述各节已明确给出否定回答。但在重要大发现和研究之余，刘鹗接盘甲骨的勉力为之也鲜为人知(刘亦有自况句云“债主纷纭渐相逼，心虽未餍力已穷”等)：就在刘氏收购甲骨前一个月(1902年10月)前后的日记中，已出现“连日债务丛集”，更有“翰甫之债本日期，乃由子谷暂挪千金付之”，就是说刘鹗也在向朋友借债来购买王翰甫的甲骨，以帮他还清乃父当年购藏文物的借债!罗振玉长年苦心经营，经济上稳健一些(罗仍有忆旧文字云“因印书故，灶几不黔”、“无所仰给，此古器者稍稍出以易米，寻复悔之”)，寿命上长一些(74岁)，但政治上却背负了铁杆保皇和汉奸的骂名。遥望此一群体，与辉煌学术成就形成惊人反差的，是个人生涯的悲惨结局：罗振玉在反动遗老阴影下郁郁而终；王懿荣、刘铁云、王国维，加上后来的陈梦家四个甲骨发现、研究功臣，一个流放暴毙，三个先后自尽，且都横死于50多岁壮年的学术巅峰期，可谓前仆后继，一脉相承，可悲可叹。
早期先贤们面对既无地层、也无坑口位置等科学发掘记录的一堆碎骨，全凭一身扎实的国学功夫，同时汲取中西两种文明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进步、为甲骨学步入世界现代学术之林，完成了开创性奠基。因此，将甲骨学史中的甲骨文发现与早期研究阶段合并为一体，不但更加接近历史真相、更加符合科学发现原则，也是对诸位甲骨学先驱的历史性业绩给出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评价和总结。
注释：
①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转引自胡厚宣《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相关文字为：“余既找到正处，又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又得以下的小史……按范氏一九一四年所言：一八九九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每块银二两，盖范氏在北京听说王氏之事，便到彰德得了十二块，回北京，卖与王氏。”
②刘蕙孙(1909-1996)，谱名厚滋，父亲是刘鹗四子刘大绅，母亲是罗振玉长女罗孝则。早年曾随罗振玉、王国维、刘大绅寓居日本、上海、天津、北平，并曾留学日本，再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马衡专攻金石考古。研究生毕业后在顾颉刚领导下任北平研究院历史所编辑，之后任北平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讲师、副教授。建国后任福建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有《中国文化史稿》、《刘蕙孙周易讲义》、《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铁云诗存》、《老残游记补篇》等十余部专著。
③刘德馨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追忆刘鹗的家仆李贵说：“那是在河南的时候，有一天我跟二太爷(李贵对铁云公之称)外出，在街上遇到一家人正向外面倒药渣，边走边倒。他老人家目光锐利，旋即俯下身来检了几片。我正在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岂不晦气？而老人家手持所检之药已追上去问人家：‘这是什么药？’人家回答不知道。又追问：‘在哪家买的？’人家告诉了他。他马上到这家药店并将所检之片出示问：‘请问这叫什么药？’店里人说是龙骨，可以治五痨七伤。老人家笑笑说：‘这不是龙骨，而是龟甲，你看上面好像有字，这是个宝贝’……李贵立即说：‘这有什么稀奇，过去二太爷多得很，有五六千片呢!除了最初在河南买了不少外，就是淮安东门外也买了不少。当然以买山东王大人家那几千片他老人家最为喜欢。’”参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页。
④吴昌绶(1868-1924)，近代藏书家、刻书家、金石学家；字伯宛，又字甘遯、印臣、印丞，号耘存，晚号松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时期藏刻书家吴焯后裔。1897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曾任司法部秘书。以藏书刻书著称，熟于目录版本，藏书处曰“双照楼”。刻有《双照楼汇刻宋元人词》、《松邻丛书》等，著有《定庵先生年谱》、《松邻遗词》、《松邻书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