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