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字语源中，宗教二字本不连用，但都具有现在意义上的宗教意蕴。今天我们所用的“宗教”这个词，是日本人对西文“religion”的翻译。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全盘向西方学习，派出大量留学生到欧美留学，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引回日本，用中文的旧瓶装了西学的新酒。就像我供职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也是日本人翻译的。中国没有“哲学”这个词，但是有“哲人”，就是睿智的人，那么加上一个“学”字的后缀，就成了“哲学”。

中国古汉语中的“宗”，就是祖宗、祖先，以及祭拜祖先的祖庙、宗庙。中国人讲做人不能忘本，百善孝为先，欺师灭祖之徒在中国社会无法立足，因为他数典忘祖，忘了根本。从“宗”的本义引申出根本、本源、根源、终极神圣的意义，所以这个箭头向上，指向终极的关切，是宗教神圣性的根源。那么“教”呢，是教化、教育、学说的意思，就是把那个神圣的意义、终极的本源在人世间传播。要教育广大人群，就要有一套拿得出手的思想理论体系。比如儒家的政治哲学《大学》，是《礼记》里面的一篇，只有短短的二千多字，但其三纲八目的理论体系，影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二千多年。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宗教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就要有一套成体系的思想学说，故其箭头向下、平行，使神圣的、终极的意义，在社会中传播，在历史中延续，从而与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广泛的联系。

以世界三大宗教为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他们的“宗”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思想、社会学说、规章制度的终极意义来自于何处？一神教所信仰的神，不管有什么样的名，是世界的创造者、人间秩序的主宰者，也是未来命运的审判者。一神教的教义思想来自神的启示，神透过先知，把他的旨意传递给了世人。那么，佛教的教义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没有。佛教里面没有创造者，没有主宰者，也没有审判者。佛陀，顾名思义，就是觉悟者。所以，佛教的“宗”不在外在的上帝，而在于佛内心的觉悟，而且佛所悟到的真理，佛所达到的境界，人人都可以达到。佛把他悟到的真理，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在人世间传播，那就是“教”。宗教就其神圣性来源来讲，有启示性宗教和内证性宗教，佛教就是内证性的宗教。

从佛教哲学的发生学角度看，佛法来源于佛陀的自内证。佛陀出家之后，在禅定修习上达到当时印度的最高阶段四禅八定，又经过六年的苦行。虽然禅定是印度各派哲学和宗教共通的修行方法，但佛陀不仅仅限于此，他在禅观基础上开发出不共于印度其他思想派别的思想。婆罗门教的哲学基础是梵我合一，而佛教的哲学基础是缘起性空的真理。那么禅宗，就是要复归到佛的证境。佛学来源于觉悟，最后归宿于觉悟。在人间传播的经教，都是用语言文字对悟境的描述，以及指示人们如何去达到这个悟境，所以觉悟是最根本的，经教和规章制度都是帮助我们达到觉悟的手段。不是见指忘月，而是要得月忘指，要抛弃一切支离蔓延的葛藤去实践佛道。

这样佛教就有证法和教法，叫做教证二道。证法，就是宗，即佛所证悟到的真理，指佛教修行悟道的根源性、神圣性的本源。佛陀所悟到的真理，不仅仅来自禅定，还来自佛陀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这样才得出缘起性空的哲学真理和众生平等的社会思想。在证法层面上，我要强调的是，佛陀不共于外道思想的特胜处，更主要来自佛陀的哲学慧解。

教法，是在证法的基础上，在人间传播的言教、经教和礼仪制度。佛陀和历代佛弟子藉助语言文字，把所悟到的法在人间传播，形成独特的信仰群体，结成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一整套的礼仪活动。佛所悟到的真理是统一的，然而一味的佛法在人间的传播和历史的延续中，则因接受者的根机、理解的角度、言说的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的区别，而产生大乘与小乘、宗门与教下的分流，在地域上就有中国佛教、日本佛教、欧美佛教的区别。也就是说，证法是一味的，而教法则根据实际因缘在人世间产生变异。

佛教有教、证二道，其修行路径则为信、解、行、证，对应着教、理、行、果四法。首先是信，信什么呢？信三世诸佛的言教，最核心的道理，就是我们人人都有觉悟的本性。其次是解，要理解教法所诠释之义理，佛学是以严密的理性架构的思想体系。第三是行，佛学不仅停留在理论上，它是实践的，那就是依理法而起戒定慧等修行，通过修行这个因，才能有成佛的结果。最后是果，修行圆满，能够证得涅槃的成果。

释迦牟尼所悟到的佛法真理，透过言教、经教、礼仪制度在人间传播，这里有一个苹果的三层剖面图：信仰核心，佛教独特的修证体验、佛国理想以及一整套规章制度；社会层圈，佛教毕竟存在于社会中，与世间生活的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受它们的制约；文化层圈，佛法内在高深的思想，要透过各种文化表现形式而外化，在传播中摄化广大人群。所以，佛教独特不共的修证实践，在传播中会衍生为共世间的社会产品和文化产品。这样，佛教在与社会和文化的互相影响中，就包含了修行人、社会人和文化人三种不同的人群。可见，佛教在教法层面上，包括不同的层面，摄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标准。我上午来的时候，与几位来自中国佛学院的中青年法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佛学院师生处在佛教的最核心层圈，他们适用的当然是佛教的信仰标准，不能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学术标准去限定他们，这就把他们矮化、俗化了。但是反过来，也不能用寺庙里的信仰标准来要求世俗大学的学子，我们本来就处在外延的果皮部分。果核、果肉、果皮，三大层圈的相互结合才构成一个鲜艳的大苹果，缺一不可，但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标准。对佛教徒来讲，离开了信仰核心，那寺院就边缘化为文物和园林，成了“佛教迪士尼主题公园”，那跟宗教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根据上述证法与教法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禅宗为什么称自己为宗门，称其他派别为教下。禅宗标榜自己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指在经教之外的特别传授，即超越经教、规章制度的形式和表象，直达佛教本质，契入佛陀所悟的证法，所以就称自己是根源性的宗门。宗，指直契佛心，所以禅宗又称自己为佛心宗，以与依靠经教入门并传授的“教下”相区别。禅宗作为独特的中国化佛教派别，其思想主干是涅槃佛性论，同时用般若空观作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中融合了儒家的心性论和老庄思想的自然主义态度。

禅宗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们要在禅宗的历史演变中去理解教外别传。第一个阶段是藉教悟宗，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五祖弘忍。藉，借助。最初借助《楞伽经》传授“二入四行”的禅法，所以早期禅师被称为楞伽师。四祖道信开始并弘《楞伽经》和《金刚经》，到五祖弘忍重点弘扬《金刚经》。但不管是《楞伽经》还是《金刚经》，并没有离开经教，而是借助于经教直达证法，发明本性，这叫藉教悟宗。第二个阶段以六祖惠能为代表，揭举“教外别传”，标志着禅宗的确立。惠能以不立文字、摆脱教条的革新姿态，突破传统佛教的烦琐教义和刻板修行，直接复归到佛陀的证境，以主体当下顿悟为解脱之极境。第三个阶段是教禅一致或禅教兼通，由于后来禅宗末流对教外别传的误解，完全抛弃了经教，陷入了口头禅乃至野狐禅，背离了佛教的根本精神，那就需要不断地纠偏，其代表人物是唐代永嘉玄觉、圭峰宗密和五代末的永明延寿。可以说，禅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纠偏的过程：教外别传，纠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偏；教禅一致，纠修正主义之偏。总而言之，禅宗的精神就是要恢复到佛教的觉悟本源。

佛法是除病而不除法，病在于对法相的执着。所以菩萨行者不应该执取于法相而著有，拘泥局限于事相言说而陷入刻板的教条主义；也不应执取于非法相而沦于顽空，这是要导向恶道的恶趣空。法身无相，但无相的法身必须借助于幻相而显现，所以不应执取法相，也不应执取非法相。《金刚经》告诉我们：“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筏喻说来自《中阿含·筏喻经》，佛所说的法，好比帮助我们到达彼岸的船筏，一旦登上涅槃彼岸，还要背着船干什么？佛陀所说的正法尚且如是，何况不是正法的外道之法，那更应该放弃！《金刚经》仍引筏喻，但法与非法的意义不同前说，更加具有哲理性。《金刚经》说的“不应取法”，指对一切法，包括对佛法的名相，都统统不应执取。不仅对世俗生活中的酒色财气、功名利禄不要执着，连学佛所修的六度万行以及所获得的功德，也统统把它们放下，这就是《金刚经》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就是不着相，以不着相来修大乘的六度万行。六度之首是布施，《金刚经》首先以布施来说事。布施要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被我所布施的人，也没有布施的东西。去掉对主客能所这些相的执着，才是真正的无相行善。进而言之，对菩萨道所行事相、大小乘修行的果位、成佛的佛身之相及所居佛土之相，统统不能执着。但不执着于法相，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应取非法”。非法，是指对于一切法的断灭见。所以，既不要执着于法相，也不要执着于非法相。

《金刚经》的筏喻说告诉我们：佛的经教是帮助我们解脱生死之流的船筏，登上涅槃彼岸，当然不应有对此船筏的法执；但我们现在还在生死此岸，更不应陷入非法执，没有船筏凭什么渡过生死之海！所以，佛门里经常讲：“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如果仅仅依据文字去理解佛所说的义理，陷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三世诸佛都会喊冤，但如果离开经教，背离佛的根本思想，那就如同魔说。有人就此问梦参老和尚，应如何看待这二句话？梦老回答：“不即不离。”既不要陷入文字葛藤之中，但也不能离开经教，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思路来讨论“教外别传与宗教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