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张厚安于2021年9月在《将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张厚安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暨“乡政村治”与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自己和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这40年来，是怎样在坚持＂理论务农＂，坚持政治学走向＂田野＂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学术上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全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并于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二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并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两件事对我来说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的一件事，就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去研中国农村政治问题。必须指出，这个时期全国研究农村问题的学术机构已经不少，但大多都是研究农村经济问题，明确提出研究农村政治的则只有我们一家，或者说我们是第一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于1978年，这时候我己年逾五十。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农村问题研究这两件事上我投入了全部的心血、精力和热情，从此也开始了我学术上的第二个青春！

刚才大家谈到的我在学术上的一些成绩则应该看成是这几十年来和我战斗在一起的志同道合的整个团队共同的。而我个人在这方面不过是起到了一个牵头作用，并在华中师范大学搭建了一个最初研究农村政治问题的平台。

在个时期我为什么如此重视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和农村政治的研究这两件事呢？

关于第一件事，是缘于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时，在华中师大，我是第一个（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立即响应这一号召并开始行动的人。只有一个人孤掌难鸣，怎么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80年）在邓小平同志号召下刚刚成立的湖北省社会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正愁人员不足，于是他们热情地邀请我这个拥有高级职称的人加盟他们的团队，我们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当时我和他们一起做了两件事：一是共同编写了《简明政治学》一书。此书写成时是国内第一本政治学专著，可是到武汉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已经被北大占了先。二是与刁田丁教授、陈家陵教授联名申报获得并完成国家六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地方国家机构》。这一段时间我经常乘坐公交车来回奔波在华师与省社科院两地。接着，我又接到苏州大学政治系丘晓教授的邀约，参加了由丘晓、张宏生（北大教授）、王正萍（中央党校教授）、张厚安（华中师大教授）、王松（华东师大教授）、王邦佐（复旦大学教授）为主编的建国后第一本《政治学辞典》和一套《政治学丛书》的编写工作。《政治学辞典》最后定稿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我利用全国政治学学者云集桂子山的机会在华师举办了有两百多名高校教师听课的新中国第一个《政治学讲习班》。正是在这个讲习班后许多高校纷纷开办了政治学理论课程。此后我们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先后出版了由高原、张厚安、胡原为主编的《通俗政治学》和张厚安主编的《政治学》专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从原来的单一学科变成了双学科，分别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和政治学研究室。最早的政治学研究室只有我、孙盛廉、胡原三人，我任室主任。也正是由我们三人掛名申报，于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国内第一批政治学硕士点。再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一些老师先后转到了政治学研究室，项继权同志也于1989年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毕业归来成为了研究室一员。

关于第二件事，是根据1982年新宪法的有关规定。新的规定在农村将要改变当时正在实行的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恢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政府并在农村最基层实行村民自治。据此，我们敏锐的认识到中国农村在经济体制发生变革的同时基层政治体制也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即将发生重大变革。我们深深地感作为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走在这一变革的前面，应该研究长期被人忽视了的农村基层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省一次政治学年会上，我在大会的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并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应该深入农村，研究农村的改革，并把研究的成果去服务农村的改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与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分开了。他们继续研究地方政府我则下沉到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开始了我＂理论务农＂之路。研究室的同志们在从事政治学专业的同时也和我一道参加到理论务农的队伍中来，开始把我们的视角投向＂田野＂。＂理论务农＂就是政治学走向＂田野＂！

如果从我们开始研究农村问题和最初成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随后更名为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算起，到今天与1979年改革开放同步，已经40年了。这40年是我们＂理论务农＂的40年，也是我们作为政治学学者走向田野，开创＂田野政治学＂的40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完成了＂七五＂、＂八五＂两个国家五年规划的科研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进而又研究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与基层治理。

在这期间先后参加这个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有张厚安、徐勇、项继权、郑邦兴、吴之龙、王克安；还有吴毅、贺雪峯、王敬尧和张劲松。应该指出这是一支人数不多但是理论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很强的队伍。此外，这个时期我们的政治学研究生都把政治学理论的专业学习与参与农村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并为农村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谈到这里，我不能不沉痛的告诉大家，在这些早期我们战斗在一起的七个主要成员里面有三位同志，他们虽然都比我年轻却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是曾经担任过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郑邦兴教授，还有王克安教授和吴之龙教授，我们不能忘记了他们。万事开头难，在那段艰难起步的日子里大家团结在一起，没有名利也较少矛盾，他们为农村问题研究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他们都是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基地和农村研究院早期的奠基人。

这里还必须指出，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各级民政部门的支持。民政部的崔部长、阎部长和李部长都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当时民政部政权司白益华司长对我们直接而具体的帮助和支持，他第一次为我们向全国各民政厅局开的介绍信，有效期是一年。再后来我们去各地考察，各地民政部门更是把我们的调研当成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和他们结成了＂理论务农＂的战友。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在白司长的推动下，民政部还专门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理论研究会＂每年开一次研讨会并将论文汇集成册出版。这是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工作者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非常有意义的结合，这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

正是由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室的老师们在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成绩，所以在2000年教育部决定在华中师范大学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把＂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交给了徐勇教授，他开始担任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从此成为顾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直到2011年中心更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任院长。这个时候中国农村研究院的骨干成员先后有项继权、吴毅、贺雪峰，王敬尧和邓大才、吴理财、刘筱红、刘金海、刘义强、陈军亚、田先红等人。必须指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是有一点未变，那就是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切入点是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农村基层政治、基层政治组织和农村基层的治理等问题。这也是我们所坚持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时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院长是徐勇教授。再往后两个学院正式分开，分别成为独立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鸣（现在是胡宗山），和＂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到了2016年徐勇卸下了行政职务。2018年中农院更名为＂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如果说在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阶段，中心的老师们在中国农村研究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的话，那么到建立农村研究基地后的20年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夕日的幼苗已经成为果实累累的大树，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2016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测评中蝉联优秀，其中2016年度测评总分位居全国第一。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徐勇教授在这个时期对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在他的主持下使得我们＂理论务农＂的队伍不断壮大，是他和全体中农院老师的共同努力才使中国农村研究院有了今天良好的局面，他们又为中农院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徐勇教授在接力赛的第二棒中跑得很出色，学院需要更多的像他这样的学术带头人！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正是以政治学学者的身份，用我们掌握的政治学知识来实践＂理论务农＂的誓言的。我们研究院的成员都明白，我们这一生所从事的专业是政治学，而研究的方向则是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政治）。在这两个方面决不能分割、不能转向，而且要不断线的发展下去。这不仅是研究院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村改革的需要，更是国家的期盼、是广大农民的期盼。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农村问题研究上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有政治学学科理论的支撑；而我们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所以能走在前列凭的则是我们在农村政治研究上展示出的公认的成绩！从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农村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特点和优势（这两方面也是互为因果的）！

今天中国农村研究院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此前有学者问我：你们研究农村问题这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解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问题。所以这不是几代人就能轻易解决的，这必须全国人民长期努力才能逐步解决。我们理论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必须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长期坚持下去；把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研究院在这二十年里由于全体老师和研究生共同努力应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骄傲，甚至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谦逊谨慎，必须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看到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我们应该有紧迫意思！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阶段迎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最后，根据四十年来的切身体验我谈两点感想，寄语给学院年轻的老师、硏究生和所有坚持在＂理论务农＂道路上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第一，农村的改革，必须真正做到＂农民当家做主＂！

建国七十年来，我国的农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过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再回到土地联产承包，现在又重提在农村推行合作社，还有1958一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2一1964年三个年头的四清，加上新农村建设等等，可以说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变革不断。而变革围绕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人们要问：这种种变革认真地听取了农民的意见吗？哪些做得对是成功的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哪些做错了，是失败的受到农民的反对？所有这些必须深刻地反思！我们不要总是自以为比农民高明，总是想主观的给农民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为农民规划一种＂最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最终应该是农民说了算，因为只有他们懂得＂什么鞋＂最适合自己的脚，去走什么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要做的应该是为农民发声，为农民维权！

第二，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风和一种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唯书、唯上、不唯实＂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学风。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都必须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条底线。另外，在学术问题上要真正做到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整人；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事实证明，只有在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和一个良好学风的环境下，才能出现社会的变革、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同时只有当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提出了与客观发展规律相符合的正确的理论结论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时，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