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人们运用科学思维归纳和分析大量同类工程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从设计、实施到验收的一系列标准和规范。按标准规范进行的工程建设模式得到广泛普及。受此影响近现代一些意识形态理论也借助政权的力量，将工程建设模式搬用到社会再造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之中。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不可能严格重复的一次性过程，因此根本上无法经由大量同类社会实践，提炼出可以反复行之有效的设计、实施和验收的标准和规范。投资超过千亿元的港珠澳大桥建设在工程技术上硕果累累，但是由于一国两制下管理环节不畅的问题没有解决，以至在正式通车后上桥行驶的汽车长期寥寥可数。这说明工程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差异很大。在国际上后进国家把先进国家作为样板进行追赶的过程中，照搬他国社会发展模式者无一成功，而少数成功者则都是在试错找错纠错中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保护等重要国计民生领域的社会改革，无论事前做出多么缜密细致的顶层设计，在取得或大或小成果的同时都难免怨声载道。这表明了对于社会改革，不能寄望于“一张蓝图管到底”和“一锤定音干到底”。过于依赖工程模式和顶层设计的思想认识根源在于，对作为社会再造对象的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缺乏哲学层面的深刻理解。以下是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理念的哲学解读。

1.人类用理性思维形成了超越行为模仿的“无中生有”想象力，还系统地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工具、语言、产品、观念和制度，形成了全新的生命活动方式。其他群居动物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没有理性思维的推动，其社会运作模式亿万年不变。具有能够深刻认知主观自我和客观世界的思想，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和全部尊严所在。

彻底的怀疑论者认为人不能证明客观物质的真实存在，也不能证明思维主体自我的真实存在。对此数学家兼思想家的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其逆向推理是如果否认进行思考的自我之存在也就否认了思考的必要性，思想者只能以“我在”作为进行思想之前提。“我思故我在”标志的自我意识觉醒是哲学的重大创新，智慧地避开了关于承载思维的生物学之自我真实存在与否的无穷追问。同样既是数学家兼思想家的帕斯卡进一步指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她，人依然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把具有能够深刻认知主观自身和客观世界的思想，视为人类的本质特征和全部尊严所在。

人类愈是积极进取其面对的未知问题就愈多和愈难，人类对思想认识的永恒局限性之体会也愈深刻。在思想认识较为肤浅的古代往往将各行各业确有较深入思想认识的人分别奉为神农、神医、神算和圣人，这种推崇由于社会发展缓慢而长期不受质疑。而现代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各自领域的思想认识深刻得多，却大都不敢和不愿被奉为神圣，极少数走上神坛者也很快被世人发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类思想永恒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人和人的组织都成不了全知全能的神，只有尊重所有人的思想才能通过大量不同思想认识间的争辩和互补，使人类社会的思想认识在实践中找错纠错不断深化。深化认识开始时的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然而如“众人拾柴火焰高”所指出，没有民众参与的思想争辩和实践检验，深刻全面的认识不会从天而降。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如农村土地承包、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移动支付和网上销售等许多重大改革，都不是按意识形态顶层设计实施的。反而大都是创新在民间、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这也充分说明了尊重所有阶层和所有人自主自由的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分门别类的深化发展，使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隔行如隔山。大多数人侧重于学习和使用成熟有效的知识技能，只有少数人整合各种资源进行与众不同的探索创新。这种状况在根本上不利于亿万民众通过各自与众不同的思考，以找错纠错实践促进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是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自由的核心在于思想自由。现代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是从招生到毕业都由分数决定一切，而判定分数的依据是已有主流认识之标准答案或评委的主流意见。结果是尊重知识而不是尊重思想创新，突出了对既有权威理论的崇拜和对既有知识的学用能力，压抑了以疑为贵提出与众不同见解的思维能力，鼓励千士诺诺，不容一士谔谔。

这种教育模式在短时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技术追赶，但是当中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后必然由于缺乏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而无法成为以自主创新全面带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火车头。社会进步火车头的历史性作用不在于GDP的多少，而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重大贡献。明清二代中国的GDP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认知故步自封，一步步陷入落后挨打之中。

   2.集权与自由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矛盾之一。集权对人类抵御天灾和侵略不可或缺，而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对社会创新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集权容易威权化而自由容易民粹化，完善民主政治是有效处理集权与自由关系的工具，更是社会持续进步的追求目标。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集权或集中，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独裁和自由放任，对立的焦点在于公共事务由谁作主和如何作主。民主反对无视民众意愿和损害民众权益的专制独裁，也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放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是重要的民主决策操作原则，但是远远不能代表民主的本质。民主一词的字面含义是民众做主，构建民主政治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民主之理念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依法治国，并且有效掌握选择执政者的最后和最高的决定权。依法治国中的集权也是民主的主要内涵，包括建立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机制、自上而下的权力监察和自下而上的权力监督机制。进而促成对重大社会公共事务形成合理可行的集中决策和有效行动。当下统治者的开明当然有利于构建民主政治，但是更加根本的动力在于民众不断提升自身的民主政治素质，肩负起争取民主、践行民主、守护和完善民主的社会使命。

在任何国家普及民主理念和构建由主流民意主导政治决策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社会精英、广大民众特别是官员阶层，作出高于人伦道德和社会义务要求的超道德价值奉献。西方的宗教信仰中赎罪献身式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奉献，中国的儒家哲学的超道德价值奉献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原本缺乏理性思维彻底性的儒家学说，其为生民立命和为民做主的理念始终没有进化为主权在民的理念，反而异化出了君权神圣的愚忠礼教。唐代魏征式犯言直谏的诤臣，蜕变为清代李鸿章式甘当腐朽王朝裱糊匠和替罪羊的能臣。而西方国家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后，重拾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理性思维，在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双轮驱动下社会发展进入快速通道。近二三百年来民主政治已经在全世界具有了主导性政治话语权。

民主政治在具体实践中也容易走向异化。西方式的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后登上意识形态巅峰，但并未给追随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的进步繁荣，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动乱和发展停滞。民众从历史对比中产生了对专制威权秩序的重新理解甚至依赖，于是普京、杜特尔特、埃尔多安等威权领袖经民主选举合法上台，并且往往能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上做出相对较好的政绩。不过现代毕竟难以具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政治土壤，因而要求民主反对威权专制的呼声此起彼伏。西方阵营借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扇动“颜色革命”，结果是在当地制造出许多长期战乱的同时，伴生的难民潮也严重冲击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稳定。

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服从于争取选票的“政治正确”越来越凌驾于民主理念之上。威权与民粹恶恶相生，2021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否定大选结果，竟然煽动其民粹主义拥护者冲进国会大厦打砸抢。这是一次震惊世界的政治领域中的911事件，“美式民主”无法保证权力和平交接的现实使其全球政治信誉遭受严重毁伤。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党的领导、统一认识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反思取得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辉煌成果。但是在处理社会矛盾中存在着一个认识理念上的偏差，这就是把民主视为集中的对立面，进而把民主仅仅当做服务于集中的前置工具，甚至把民主与自由散漫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混为一谈。错误地以自由民主为对立面的集中必然在认识和决策上走向各级一把手的一言堂。于是素质低下的官员集中力量抓政绩谋升迁，无所顾忌地权钱交易搞腐败。被降解为集中前置工具的民主，也难以发挥防止自由走向放纵的作用。民众不知或无法利用民主方式维权，就往往选择上访或走上街头伸冤叫屈，大幅度地提高了全社会的维稳成本。

影响更深远的后果是一言堂式的集中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一次次将主流思想认识极端化的机会，用群众专政手段给大量无辜者扣上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的沉重帽子。无视依法治国理念和公检法国家机器的存在，网红学者在网络上公开指名道姓地抓汉奸公知，则是群众专政民粹主义思维新的表现。由于对于自由、集中、专制和民主等重要理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上的认识混乱，导致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回望人类历史上的城邦民主、代议制民主、苏维埃民主和人民民主，都经历过朝气蓬勃也有过遭遇过异化和挫折。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的完善和深化，都不能只靠鞭辟入里地批判别人来实现，而是必须永远走在刀刃向内找错纠错的路上。

3.人类社会永远存在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和不断提升美好生活的改善性需要。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间的差距，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性质。在维护国家主权、消除绝对贫困、尊重基本人权、促进经济发展等大政方针上，朝野共同努力满足社会基础性需要，国家才能够进入和谐发展、平稳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快车道。

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性需要可以分为二类，即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和不断提升美好生活的改善性需要。受制于地球环境资源有限和人类的理性认知局限性及非理性逐利劣根性，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主要标志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与满足上述二类社会需要相比将长期存在巨大的差距。人人可以各取所需的物质文明和人人都是全面发展的谦谦君子的精神文明，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会在人类社会中真正建成。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性需要的正面价值，在于驱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其中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与社会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面对的主要难题。

地球已经经历了多次生物大灭绝，大约六千多万年一次。人类社会的历史才数百万年，幸运地还没有遇上生物大灭绝的巨大灾难。但是远的有古代西域各国被沙漠所湮灭，近的有本世纪初先后发生在印度洋和日本的损失极为惨重的地震海啸，更现实的则有2020年横扫全世界的致病上亿人致死数百万人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足以使人们认识到造成匮乏和恐惧的天灾从未远离人类，也一直在驱动着人类社会不断提升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再造社会的组织管理水平。

导致人类社会匮乏和恐惧的另一种重要原因是基于人类非理性逐利劣根性的自作孽。在古代社会财富总量很少，统治阶层对奢侈生活的无尽需要，必然导致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剥削。民众对丧失生存基本保障的普遍恐惧一次次激发出大规模暴力反抗导致王朝更替。近代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升，已经有条件使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物资不再匮乏。但是资本无止境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特性，不仅导致一次次经济危机还发动一次次的殖民战争、侵略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近现代人类社会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满足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的改善性需要方面成就斐然。但是人类社会面对贪婪的资本巨鳄、损伤惨重的战争、此起彼伏的动乱，加上几乎各个国家都存在的权力寻租、贫富分化和黑社会暴力犯罪，人类社会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反而更加深刻和迫切了。

世界各国反复纪念反侵略战争胜利、悼念大屠杀死难者，而不是反复纪念蒸汽机、无线电、飞机、高铁和网络等大幅度改善了生产生活状况的技术发明。这表明相对于不断提升的改善性需要，人类社会更加重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基础性需要间的差距，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性质。

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被停发，陕甘宁边区农民公粮负担沉重，有二位农民先后在发生雷击致人死亡事件后咒骂边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此毛泽东阻止了保卫部门的抓人追查，把其中丈夫被雷击死亡后陷于无望恐惧中的伍兰花请来了解情况，安排基层政府对她特别照顾。毛泽东要求边区政府对于公粮负担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同时又采纳民主人士建议实施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二三年后边区已经粮食自给有余，农业、工业、商业共同发展，抗性社会矛盾得以化解。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领域价格上涨速度远超过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的速度，民众特别是低收入民众产生对未来生活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基础性需要完全在情理之中。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面对经济极度困难，使民众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民主政治仍然具有榜样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