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国后期“性恶论”大儒荀子认为“人力不如牛、人行不如马，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其原因在于“人能成群乃立世之本”。荀子还指出“穷者患也，争者祸也”和“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未受礼义教化的“庸众而野”会导致社会动乱。比荀子稍早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对群众也充满恐惧之心，将被统治者一律斥之为群氓和暴民。然而中外古代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基本上影响不了政局的发展，民众只有在被逼入绝境聚众揭竿而起时，才被动地表现出“覆舟之水”的巨大摧毁力量。成王败寇的暴力斗争中新王朝建立后，民众就再次回到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常态，古代史就这样不断地重复循环。
当代世界话语中群众（crowd）主要是指不属于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芸芸众生。当考察分析范围扩大至全国全社会时，“群众”往往表述为“民众”或“人民”。群众真正登上政治舞台成为重要主动角色的历史，发端于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造成这种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暴力斗争，而是全社会在理念、信仰和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革。此前的法国人分为贵贱分明的三个等级，工人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作为民众，其人数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职责是以劳动或财产为国王、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服务。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倡言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主张民主共和并且提出了宪政理论，在全社会引发强烈震撼。这些全新理念的广泛传播使第三等级的代表史无前例地要求通过国民会议改革政治制度，而不是仅仅要求换个国王。面对路易十六的武力镇压，巴黎民众涌上街头夺取武器控制了全城，随后又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中的三次民众起义显示出有了共同意志的人民把革命推向高潮的伟大力量。此后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主张"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法国大革命促使思想家们在哲学层面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本质，从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两方面开始了长期探讨。侧重探讨消极因素的代表性学者有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社会心理家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和出身于码头工人的哲学家埃里克•霍弗（1902—1983）等人。托克维尔指出卢梭民主理论有“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的内涵是一个重大缺陷。人类社会思想认识发展史一再表明，真理开始时都是掌握在具有独立人格和进行独立思考的少数人手中。法国大革命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上的多数决定原则。而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众多弊端，重则导致一次又一次对不同意见者的恐怖镇压，最终湮灭了自由。托克维尔发现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彻底丧失自由。自由制度在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持续充当自由的后盾，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自由中来。
勒庞认为人处于集群状态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在集群情况下个体人会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经思想的快速传染以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无视责任、道德和法治约束，奋不顾身却又敢做不敢当地投入暴烈的极端行动。十九世纪末勒庞在其代表作《群众心理学》中不无焦虑地指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众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众的时代。”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文化大革命横行于中华大地的打砸抢烧斗破四旧行动，又一次证实了勒庞的这种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霍弗在其代表作《狂热分子》中指出，在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素质最低劣的成员所决定”。原始人类曾经数百万年都处于危险四伏的生活环境中，一有风吹草动无需思索的从众行动有利于迅速躲避许多个体人尚未察觉到的猛兽袭击和自然灾害，这种习惯进而逐渐固化为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在从众心理助推下的从众思维，可以迅速失去一切底线约束。少数素质最低劣的勇敢分子用对敌斗争之名，往往能够迅速鼓动大量对将会产生的惨烈后果茫然无知的群众投入群体性激进行动。
对于群众和群众运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因素的探讨，从马克思开始就一直由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高举着理论和实践的旗帜。革命导师马克思（1818—1883）充分肯定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认为正是"资产阶级与民众的结盟"造就了法国革命的彻底性。列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一人，其群众观的主要内涵是:工农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不仅是物质生产的承载者,也是精神食粮的创造者,还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最深厚的源泉；坚持工农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坚持以工农群众利益为旨归,热忱关心工农群众的利益；坚持工农群众监督、要求工农群众在检察监督中占主体。这些重要理念为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则是群众和群众运动积极因素理论探讨和用于革命建设实践的集大成者。在现代中国“群众”的基本含义，一是指区别阶级敌人的人民大众；二是指没有加入党团组织的人；三是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最前面的“一切为了群众”是根本宗旨，即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终极追求。后面的“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实践形式和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理念中主导方是组织领导群众的党和政府，从动方是作为服务、依靠、发动和组织之对象的群众。对群众路线的认知是否深入全面，决定着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实践效果。长期以来中国对于群众路线的理论研究宣传的重点，一直是党应该如何依靠和发动群众、如何代表人民群众、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防止脱离人民群众。比较而言，对于作为服务、依靠、发动和组织之对象的群众和群众运动有何本质特点，和在关乎政治权力配置的选举制度上如何合理合法地尊重并且体现出“主权在民”这一根本前提，在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上均相差较远。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和理论界对于群众的认知停留在如下工具性层面：群众是党需要依靠和可以依靠、需要团结和可以团结的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必须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党代表着他们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认真学习践行党的理论创新，在党的领导下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在革命年代革命党与人民群众的现实斗争目标清晰而一致，即推翻腐朽反动的旧政权。在残酷的斗争中革命者往往无暇深入探索群众有哪些长远的和根本的权利，群体性思维有哪些助燃各种非理性的群体性行动的先天缺陷。由于对群众和群众运动认知失误而导致革命受挫，罪魁祸首当然还是手握屠刀的反动统治者，不畏牺牲的革命党人则不断前赴后继重新燃成群众运动的燎原之势。
但是在革命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找错纠错的重点从针对反动统治转变为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建设实践的自省和改革。如果在群众路线上仍然沿袭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做法，必然失之于简单粗糙。世界近现代史中从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朝鲜和红色高棉的革命，革命党夺得政权后上至领袖下至平民在群众运动上陷入过激思想和过激行动的事例比比皆是。对于这类大规模而且一再出现的倾向性错误，仅在具体方针政策等工具性层面寻找失误的原因，难以深刻汲取教训和避免错误反复发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理论界对群众路线的主导方失误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根本性的失误在于，群众路线蜕化成把群众运动当做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工具，导致群众路线丧失了为人民群众争取长远利益的根本导向和对各种非理性群体性行动的防范。
仅仅针对群众路线主导方进行反思，难以深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千万红卫兵的打砸抢烧斗行为和不同群众组织间动用枪炮的大规模血腥武斗，这些乱象显然不是发动文革的主导者所希望发生的。仅仅考虑外部势力的操纵，也难以深入解释近年来东欧和中东北非许多场颜色革命中的社会动乱、台湾地区的太阳花运动中的社会分裂和香港地区的反送中运动中的社会暴乱。群众运动的负面因素的能量往往超出发动者和主导者的控制，在造成社会动乱的同时也令大量积极参与的民众自食苦果。只有对作为群众路线从动方的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本质特点也进行深刻反思，才有可能正本清源找到群众运动产生过激思潮和过激行动的重要根源。
人民群众应该是国家和社会之主人。在革命年代革命党人深切地体会到“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这种认识中突出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动力地位，而不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地位，在革命年代存在这样的认识无可厚非。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建设新社会成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相对于认知建设新社会的动力，认知建设新社会之目的更加具有基础性和逻辑在先性。对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的认知，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始终具有导向、检验和反思的根本性作用。
以武装斗争夺得政权后的执政党，尤其需要警惕执政党由于有着打天下的辉煌胜利和受到人民对救星般的衷心拥戴，而忽视对于人民群众国家主人地位的深入认知，以致误入损害人民群众主人翁基本利益和尊严的歧途。例如：大跃进时期全国性的虚报粮食高产导致对粮食的高征收，继而发生大范围饿死人的大饥荒；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工为城市快速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却长期因没有城市户籍而面临子女入学、医疗、住房和养老多方面的困境；土地革命靠“一切权力归农会”起家，革命胜利后却反而不见农会的身影；城市里上世纪末国企改革中大量四五十岁的工人下岗成为再就业困难群体，也不见工会出面反对损害工人利益的政策措施。
在新社会对于民众而言更加艰难的自身进步在于：从崇拜救星的顺民或越级投诉的访民，转变为勇于且善于理性合法地维护自己基本权益的社会主人，和自觉践行社会进步匹夫有责之国家公民。社会发展史上如从来就没有不犯错误的领袖一样，从来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于执政者的错误应该能用理性的方式说不，对于自身的错误也应该勇于反思、担当和纠正。这样才能在国家行政管理、社会自我管理和个人道德自律等各个层面，构建起良性互动的和谐社会。在民众中形成自由、民主和公正等核心观念，是从思想启蒙、制度建设到社会风气形成的艰难爬坡进步的过程。跃不上这个社会进步的大台阶，历史就只能在“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中徘徊。
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或选票，当今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点大多是解读人民群众的诉求。为了政治正确往往回避了人民群众也会犯错误、也应当反思和担当。世界各国跳出上述兴亡之间和盛世乱世之间徘徊的历史机遇并不多，真正跳出了这种徘徊的国家更是屈指可数。如果忽视群体性行动和群体性思维的劣势而滥用群众运动，必然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患。以下从个体人、群体人和全体国民的三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种后患发生演进的经过。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951年写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发表于当年国庆节出版的《人民文学》第四卷第六期，文中描述了自己参加控诉恶霸大会时的思想认识变化：“开会了。台上宣布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声音像一片海潮”。“老的少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时，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十五年之后在红卫兵群体人的群体性思维和群体性行动中，这种从众思维变本加厉地爆发，老舍却成了首批被迫害致死的作家之一。据浙大出版社出版雷颐著的《逃向苍天》一书所述，1966年8月红卫兵“杀向街头，冲向社会”，8月23日老舍等一干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挂上黑牌，押上汽车解送到北京孔庙，接受北京女八中红卫兵批斗。上车慢的，红卫兵就开始用皮带抽。到会场后，红卫兵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开始暴打这些“阶级敌人”。老舍头被打破，鲜血直淌。打斗一下午后，老舍等人被押回文联大院，又被聚集在文联大院的一大群红卫兵看见，要他跪在花坛的桌子上继续揪斗。这时，有人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元。红卫兵当然更加愤怒，老舍再遭毒打。
不同于“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梁山好汉，更不同于打家劫舍的绿林响马，1951年的老舍个人和1966年的红卫兵群体，都是在意识形态旗帜下受从众思维盲目性影响而满怀革命豪情地自觉认可了暴力和极端。老舍在暴力压迫司空见惯的旧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作为作家尤其擅长刻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中下层市民惶惑、犹豫的矛盾心理和逐渐觉醒后体现出来的不屈精神、民族气节。老舍不会因为仅仅被揪斗毒打一次而自尽，与老舍一起被揪斗毒打的同辈作家为数不少，事后都并未因此而自杀。老舍投水自尽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应该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群众的力量教自己不再文雅，培养出了恨仇敌、爱国家的崇高感情。为什么在有着更革命更崇高情感的红卫兵群众面前，自己突然又成了万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老舍感到下半辈子真是走投无路了，终于投水自尽。
世界历史上比老舍个人和红卫兵群体人的上述从众思维影响更恶劣的是，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民众在从众思维支持下全民族投入大规模侵略战争行动。张树亭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6期的文章《日本负罪感一议》，对此进行了如下鞭辟入里的分析。至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腹地时，日本全体国民侵略扩张的情绪上升至空前狂热的程度：父母送子、妻送夫去当兵，财团捐资购买军需，知识阶层奋力鼓噪“圣战伟业”，青年女子包括一些在校女学生深为自己是女身不能为“圣战”尽力而惭愧，主动申请作随军“军妓”。正是这种全民高涨的热情鼓舞激励日本兵作战更加勇敢顽强。二战期间东京等日本城市几乎家家户户都是生产军需用品的作坊，1944年日本本土白天遭受美国大规模轰炸，而夜间各家各户又开工生产军需用品，后来美国才决定使用原子弹。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民规模的“民族犯罪”。对于罪犯，只有让其知罪才能让其认罪。中国却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主张“作恶的只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民族缺乏全民负罪感，为军国主义思想观念保留了丰腴的土壤。至今日本的政治家谁对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神位的靖国神社表示敬意，谁就能得民意得选票。二战后逐渐掌握了大量财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日本长期有着这样极端民意，历史上深受其害的亚洲各国自然对其十分警惕和防范。
中华民族没有积极向外扩张侵略的历史传统，但是历代的内斗和内乱曾经反复导致灾难性后果，所造成的生命、财产和发展时间的损失堪比列强入侵。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渡过了灾难，但是过后往往将错误都算在已经被推翻或被打倒了的极少数人身上，全国上下都缺乏持续深入反思自身的责任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似乎主要对外而言，事实上全国有多个反抗侵略的纪念馆而没有一个关于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惨痛历史教训的官方纪念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种集体缺乏反思自身错误和责任担当的状况令国人和世人都感到遗憾，这并非空穴来风之杞人忧天。在主流媒体一再宣传“厉害了，我的国”的热潮中，要看到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尚有许多受制于人之处。还要看到我们其实还没有喊出“厉害了，我的国民素质”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