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增嘏先生在1933年完成的不到三万字的《西洋哲学小史》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人霍金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对信仰的批评。全先生因此而认为，哲学是叫我们不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努力求知，以尽他们的天职。对宇宙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对知识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知识论；对于价值方面的种种信仰的批评，就是价值论（张汝伦：“遥想全老当年”，《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3月25日第8版）。

如果把这种哲学思维的方式再作进一步的延伸，把哲学应用于对法律价值方面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的也就是法律价值论了。法律价值论，本身就是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喻中：“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的分野”，《光明日报》2005年3月22日第8版）。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近年来，法律信仰一直是法学理论界极感兴趣的话题，很多法律学者都把当代中国的法治困境归因于法律信仰的缺失，并发出了一声声“信仰不存，法治焉在”式的叹惜。他们认为，法治的生成有赖于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然而，根据霍金、全增嘏一派的观点，关于法律的哲学思考，就是要批评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这样说来，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莫非就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那么，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这种分歧呢？

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也许确实秉持着不同的志趣。按照上文的逻辑，可以说，法律哲学的精神是怀疑，而法律信仰的灵魂则是相信。法律哲学始终怀疑：法律应当是这样吗？如何才能使法律变得更好一些？法律信仰始终相信法律的力量，坚持把法律作为行动的准则。换言之，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诉求方向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还分别拥有各自的正当性依据。其中，法律信仰体现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关系，反映了人们对于秩序、稳定、可预期的生活状况的追求。整齐划一的法律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与相互对话的平台，使生活在相同法律下的人们，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的人类共同体。此外，法律还可以有效地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可以相对和谐地建立起共同的人类生活……，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支撑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试想，如果法律（包括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遭到了各种社会主体的普遍蔑视，以至于法律没有权威，规则无人尊重，那么，正常而持续的社会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确实不可或缺。

然而，如果所有人都不经察省地信仰所有的法律，那么，也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纳粹德国制定的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就曾经得到了当时德国官方和普通民众相当广泛的信仰，但这种法律信仰却为犹太人、德意志民族、世界和平带来了一场举世公认的浩劫。与之相类似的层出不穷的悲剧性事件促使人们反思：为什么对于法律的信仰会导致如此荒诞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对于法律信仰的怀疑与批判之中，孕育了关于法律的哲学。可见，法律哲学反对的是有缺陷的法律，针对的是人们对于所有法律不加分辨的迷信。其实，法律哲学不仅要质疑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也要对法律的各种价值追求进行反复的比较与权衡。概而言之，法律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察看现行法律秩序中存在的缺陷、偏私与迷误，指出法律信仰可能导致的弊害，借以指引、勾画人类生活的理想图景。

尽管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立场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法律世界的两个极端。但它们之间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法律信仰的基本前提，是被信仰的法律必须经得起法律哲学的拷问；法律哲学的最终目标，则在通过修补法律、优化秩序，以更加完善的规则有效地安排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促进人们对良善法律的信仰。

虽然法律哲学是少数法律哲学家操持的事业，而法律信仰则依赖于广大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但是，如果没有法律哲学对法律信仰的批评，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可能趋于盲从；反过来说，如果缺少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哲学家对法律的批评又可能导致混乱和无序。正是在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之间形成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它为法律哲学的建设性与法律信仰的理性化提供了源泉，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良善秩序的希望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