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丸山真男（1914-1996）是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家。学界一般认为他有个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到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本文试图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示，致力于探讨丸山真男从战前到战后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内在的持续性。丸山一直认为思想史在本质上只能是问题史，强调研究者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必须突出自己的主体性，适应时代需要设定学术课题。他认为日本从战前到战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思想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为了深入探讨妨碍日本人完成这一课题的深层的思想因素，他终于形成了其独特的关于日本思想史的一个整体性的解释理论，即“原型”论（或称“古层”论）。
[关键词]丸山真男，近代主义，日本主义，问题史
丸山真男（1914-1996）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家，对该领域的日本学者长期保持着强大的指导力。其门下俊杰辈出，有藤田省三、石田雄、神岛二郎等著名学者，形成了所谓“丸山学派”，而丸山本人甚至被戏称为“‘丸山教团’的法皇”[①]。丸山的主要作品已被翻译成东西方多种文字，影响力远播于日本国门之外。除了致力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外，丸山还是战后日本政治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密切关注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进展，并对现代日本的政治状况做出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有“丸山政治学”之称。丸山的学问不是单纯的学究式的研究，而是灵敏地回应了时代思想的脉动，因此其声望远远超出专业领域，吸引了日本知识界以致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视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理论旗手。
作为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丸山真男在1996年的辞世引起了新一轮的谈论丸山的热潮。有学者致力于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丸山的思想，即所谓丸山正统派；有学者从或左（所谓国民国家批判）或右（所谓政治现实主义）等不同角度出发来批判丸山。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关注的是丸山真男的思想本身，“对丸山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的深入批评，无论从哪个立场上看都是欠缺的”[②]。丸山真男是一位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突出的方法论自觉的学者，如果不深入分析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学术工作，便不可能准确理解其思想本身。日本思想史学会于1999年度大会召开了以“丸山思想史学的地平线”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对其方法与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有数位学者深入分析了丸山史学方法中的思维方式问题、自我问题等。[③]在学习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丸山思想史学的发展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梳理，以求明确其治学的基本立场。
一、问题的提出
丸山真男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作品以近世（1603-1867年）日本思想史论为主题，代表作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52年版），由他在日本战败之前完成的三篇论文构成。第二期作品的主题是以民族主义问题为核心的近代日本思想论，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他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展开的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年）、《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和行动》（1947年）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年）等名文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批判，二是以一系列的福泽谕吉研究为代表的论述近代日本启蒙思想的文章。[④]第三期作品的主题可称之为日本思想通论，以论文《日本的思想》（1957年）[⑤]为标志，丸山为了探讨日本思想的固有倾向，开始着手进行通史性的、整体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最后形成了其独特的“原型”（或称“古层”等）论。丸山所谓“原型（古层）”，指的是日本思想中的某些固有倾向，他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日本人如何思考问题的结构性因素。
丸山在战前完成的第一期作品中已经开始致力于揭示在日本近世思想史中，近代性思维逐渐萌芽并最终遭受挫折的历史过程。丸山在战后不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近代的思维》中更加明确地写道：“在我国，近代的思维……还没有真正获得。”[⑥]此后，随着丸山第二期作品的陆续推出和第一期作品的整理再版，逐渐确立了他在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指导性地位，同时也造就了他作为“近代主义”者的形象。在日本，所谓近代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倾向：致力于以起源于西欧的近代社会为理想目标而推进日本的近代化，但并非只关心作为经济进步和制度变革的近代化，而是特别关注社会变革的承担主体（即“近代人格”）的确立问题。[⑦]无论是赞扬其对战后思想启蒙的贡献，还是批判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丸山之“近代主义”者的形象维持了几近30年，直到他在1972年发表《历史意识的古层》[⑧]。这是其第三期作品的代表作，揭示了自太古以来直至现代，一直顽固地盘踞在日本人思想深处的历史意识的构造（即所谓日本思想史上的“古层”或“原型”）。由此而形成了一个通说，认为丸山有个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到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一般强调转变前的丸山局限于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而转变后的丸山基于文化接触论的多元历史观，突出了日本自身的历史特殊性。[⑨]
然而，正是在被目为典型的近代主义者的时期，丸山于1946年写下了《陆羯南——人与思想》一文，意在表明：“日本主义或国粹主义里面不也有好的地方吗。”[⑩]文章最后总结道：“如上所述，陆羯南的日本主义有意识地综合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不管多么不彻底，那是在本质上对日本近代化方向的正确透视。”[?7?6]丸山虽自认“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志向”，却无意提倡“没有民族主义的普遍民主主义”[?7?7]。他一贯既批评所谓“欠缺理论”所主张的“欧洲曾经有的东西，日本没有”，也批评所谓“固定的‘先进国’理论”所主张的“日本下一步将会重新经历西欧曾经经历过的某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7?8]如果近代主义是指以近代西欧为理想社会的话，丸山当初便不是这种近代主义者。早在1946年发表的《近代的思维》一文中，他已经开始了对西欧神话的批判：“在过去的日本完全看不到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这样的见解也绝非正确。……这种……‘无缘’说……之中包含着这样的危险性：它使得国民对自己的思想能力丧失自信，结果反而会回归曾经流行的近代思想即西欧思想这种简单划等号的公式。”这篇文章同时也明确突出了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思想的近代化没有表现为对封建权力的引人注目的反抗，而是表现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的自我分解，这里体现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显著的特殊性。”[?7?9]丸山对日本特殊性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他在战争时期的研究。他认为西欧近代政治思想和近代思维方式是同步发展的，在日本则两者之间有个时间差，近代思想的萌芽首先体现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分解过程中，虽然没有发展出从正面批判封建权力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思维方式的变革却是“不断涌出的近代性的源泉”。他致力于在此前提之下揭示“日本社会的、狭义而言则是日本思想的近代化的类型”[?7?0]。
与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把朱子学直接视为近世日本的支配性社会思想相比，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中，丸山突出了近世日本朱子学之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的日本特色，在对近世日本儒学史的整体把握上提出了和以前不同的视角。这的确体现了丸山第三期作品对异文化接触的历史影响的重视。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视角背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理念并无改变。如果说《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日本的“近代思想的自生性成长”，而“原型（古层）”论的重点则在于分析：日本固有思想中限制近代意识成长的因素。如同坂本多加雄所论：“丸山恐怕是考虑到在日本形成他作为理想的‘近代精神’的困难程度，于是到日本传统的历史观中间去探索其原因。”[?7?1]丸山认为日本尽管有外在的近代化的炫人眼目的发展，但在思想上一直未能突破“原型”的束缚，以致于难以真正实现精神层面的近代化。因此，丸山在展开“原型”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寻找打破“原型”限制的能量。他高度评价镰仓新佛教、武士原初气质等的思想史意义，正体现了这一意图。
丸山的“原型”论，或被批判为有失偏颇的日本特殊主义，或者被称赞为对日本特殊性的准确把握，但是，无论其观点本身是否正确，本文想强调的是其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在承认世界历史普遍规律的前提下来思考日本的特殊性。在丸山看来，文化接触所可能导致的发展类型的复杂化，正是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他写道：“我对本土的或者日本的之类的词语几乎有过敏反应。”“无论什么样的内发的文化，被完全异质的他者的文化所刺激，通过这种火花四溅的过程，进行新的创造和飞跃，这是理所当然的。”[?7?2]他后期的“原型”论不仅与其前期已经形成的并非西欧中心的“近代主义”并不对立，相反，正是他深化了对各国近代化历程的复杂性的理解的产物。他始终是立足于普遍主义的规范意识来关注日本特殊性：“我承认我的思想中有着对欧洲文化的抽象化。我认为那是人类的普遍性遗产。……如果不能将过去的某些东西进行理念化，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形成。……我一点儿也不否认我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学习。同样，通过研究中国，学习建立判断的基轴，不也很好吗？东洋对西洋、日本对外国，我厌恶这种思维方式。”[?7?3]用面向西欧的“近代主义”或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之类的概念来框定丸山真男并不妥当，他看待历史的眼光辩证而全面，只是在具体文章的写作中有所侧重。[?7?4]鉴于现有研究对丸山的内在连续性重视不足，本文计划集中考察其变化中的不变之处，希望能够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固定图式，以揭示丸山思想史学中的某些本质特点。
二、作为问题史的思想史
丸山真男曾写道：“我被评价为既非学者也非思想家的怪物。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但之所以被目为奇怪，是因为我所贯彻的重大的问题关心，完全不被批判者所关心。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堪称对象繁多的论文的方法论视角集中于一点，即如何打破日本式的关于‘认识的客观性’的因袭观念，以及关于思想或理念的同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使两者互相交锋。”他激烈批判日本思想传统中的两点弊端：在客观主义的名义下的主体性缺失，以及用所谓思想取代史实的非历史主义。丸山认为：“所谓认识的客观性……必须自觉地意识到，认识活动必须由自己负责来构成（着重号系原文所加——引用者注，下文皆同）素材，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踏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领域。但是在另一方面，所谓‘思想’也绝对不是学问性认识的代用品。”他的学术理想使他既不肯做一个“以欠缺主体性的价值参与的‘认识’为满足的学者”，也不赞成“对像矿物质一样冰冷的知识缺乏内在热情的思想家”，力求在思想与学术之间保持平衡。[?7?5]
具体到思想史学，丸山一方面强调：“思想史毕竟是必须由严密的史料考证来支持。因此，在史料的斟酌和运用上，与一般的历史学有着共通的一面。”另一方面认为与一般的历史学相比，思想史尤其需要研究者自身主体性的支撑：“思想史家的思想无论如何都是过去的思想的再创造的产物”[21]。因此，思想史研究必须在严格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在严密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上的思想。思想史“正好位于把历史上的思想当做素材来展开自己的哲学的‘思想论’与一般的历史叙述的中间”。思想史家的这种处境就像音乐演奏家，要在严格遵循乐谱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感情与理解。丸山写道：“一方面要接受历史的限制，另一方面要重新建构历史，在此两者之间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是思想史的本来课题，也是其乐趣的源泉。”[22]
从这种立场出发的思想史必然表现为问题史。丸山战前完成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绝非所谓近世时期的网罗无遗的政治思想或者政治学说的通史，不如说一、二、三哪一章章本质上都是问题史。”[23]战后他倾注多年心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形式上是通史，实质上也是问题史。丸山曾写道：“我一直认为思想史只能作为问题史而存在。”[24]如果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一味强调客观性，往往就变成了旁观的思想史，止步于简单罗列某一时期某位思想者的某些主张。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历史事像无穷无尽，历史学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一定的取舍，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关心，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历史叙述。
如何对把思想史上的事件转化为一个“问题”来把握呢？丸山认为必须通过移情体验，把过去的具体事态“抽象为‘典型的状况’”。他写道：“思想家用当时的语言和当时的价值标准进行写作。研究者必须重新思考：他当时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把思想家当时面对的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状況之中进行考察，并重新解读为今天的或者将来的时代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历史上的思想家所面对的问题，作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进行主体性的思考。”[25]研究者必须首先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置身于历史之中进行换位思考，然后超越具体的历史场景而提取出能够反映人类一般处境的思想史问题，从而才可能把对历史人物所面对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问题”真正统一起来进行内在的思考。丸山的论文《开国》（1959年）便是这样一篇典范之作。他通过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开国”（即明治维新时代的开国），抽象出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演变的典型问题，以求促进对战败后的日本的历史境况（所谓“第三次开国”）的思考。丸山强调：“不要仅仅把历史性的开国归结于一定的历史现实，还有必要自由地从中汲取现在的问题和意义。”作为历史事实，日本“第二次开国”的结局是在封闭的传统社会崩溃之后并未形成新的开放社会，反而形成了新的封闭社会即近代天皇制国家。文章最后写道：从近代日本的“痛苦体验”中能够“引申出什么”，“这完全是正面临着‘第三次开国’（指日本战败之后的状况——引用者注）的我们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的问题”[26]。其意图显然是警告同时代的日本人不要重蹈覆辙，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自由开放的社会。
总之，为了突出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丸山特别强调对所谓“超学问的动机”（或称问题意识）的自觉。他曾如此盛赞南原繁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超学问的动机推动着严密的学问操作，对现代的切实的问题意识与纯粹的历史研究在最深处完美契合”，“这才是思想史这种学问在本质上所应承担的课题。”[27]在他看来，真正的思想史家与时代是呼吸与共的。一方面，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时代问题的关心，“通过再现过去的思想，来研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28]丸山多姿多彩的思想史研究中令人惊异的前后一致性，首先来自于他对思想史的学问本质的这一理解。那么，他具体有着怎样的时代认识和问题意识呢？
三、“近代化的同时现代化”
丸山真男的学问核心是从思想史的侧面思考日本近代化的问题。他从战前开始强烈关心“近代思维”的问题，战后继承了这一主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将其丰富发展。他最初踏入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时候，恰逢日本对外侵略战争逐步进入高潮。一批追随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提倡 “超越、克服近代”，批判欧美近代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主张回归本民族传统的所谓“日本主义”。丸山曾如此回顾其《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诸论文的执笔动机：“在‘超越、克服’或‘否定’近代的叫嚣声中，注目于明治维新的近代的侧面、并进一步关注德川社会中近代的要素的成熟，这不仅是对我自己，大概对所有自觉地顽强抵抗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的人们而言，可以说是最后死守的据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致力于德川思想史的一个所谓超学问的动机也在于此。”其中论述“前期”国民主义（即民族主义）的第三篇论文是他接到征兵令之后，在出发前怀着作为遗著的心情赶写出来的。对抗皇国史观的“危机意识”和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他日后写道：“如果读者认为支撑着这篇论文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超过了历史学家应有的最低限度的‘禁欲’，过度泛滥于历史叙述之中，我甘愿接受这一非难。”[29]
日本投降之后，知识分子纷纷改变战前的立场，丸山“很轻蔑这种突然变异”[30]。他日后回忆道：“对于那些曾经在战争时期活跃一时的知识分子们，当时不如说是抱着憎恶和轻蔑之情。那种感情之强烈，自己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了。”[31]丸山曾揭示日本人有种“突然变异”般地“转向”（即转换方向）的弊习。[32]或许正是因此，周围的日本人很容易以为丸山也在“转向”。实际上，丸山出于对身为日本人的自觉，对此有着明确的抵抗意识：“与昨天所说的话毫无关系似的，突然就改口了。我在心情上就不喜欢这样。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保守性。”[33]他在战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明确说道：“我打算更加专心致志地研究日本的近代性思维的成熟过程，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的学术关怀的最为切实的对象。因此可以说，虽然客观形势激烈变动，我的问题意识却没有任何变化。”[34]他并非无视时代变迁，而是自觉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这一“堪与数十年、数百年相比的历史状况的变动……的意义作为切实的学术性的课题来接受”。但他强调：“虽说问题意识有差异，今后也不是要踏上与我曾摸索至今的方向完全无关的‘新奇’的道路。”[35]
战败后的日本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课题？丸山称之为“近代化的同时现代化”，因为“已经不是单纯的近代化、纯粹的近代化，登上日程的是近代的扬弃、市民社会的扬弃”[36]。近代化和现代化其实同是modernization的译语，前者强调克服封建残余,后者强调近代社会的自我扬弃,两者分指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在战后重登东京大学讲坛之初，丸山热情洋溢地讲道：“我们面临着一个有着双重构造的课题：一方面要提倡在社会的所有方面克服封建制和实现近代化，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对‘近代’（市民社会）本身的扬弃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我们也要将其作为自己的课题。这一双重性的课题，显著地增加了日本完成现在的民主革命的困难，但也正是这种双重课题，即近代化的确立和向现代化的演变，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对封建制及其思想的真正科学的批判性认识。”[37]由此也可看出，丸山不仅并非那种西欧至上的近代主义者，也绝非把近代本身视为神圣，他所理解的modernization（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在自我否定中演变的进程。这种“不断近代化”的观念，反映到战后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层面即民主化问题上，就形成了其独特的“不断革命”论。丸山认为：“所谓民主主义是个内含着永恒矛盾的概念，即人民的支配——多数者的支配。多数人进行支配，少数人被支配，这是不自然的。正是因此，民主主义只有不是作为制度、而是作为过程，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才可能真正实现。”[38]但是在日本战后初期的历史条件下，丸山的首要关心在于日本人近代人格即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形成，自然而然地将重心放在了克服前近代性残余的方面，于是长期被认为是个近代主义者，而他也如此感慨：“我自己被贴上了所谓西欧近代主义的标签，对此一方面深感荣幸，另一方面也想提出抗议。”[39]
在日本投降两个多月后，丸山写道：“首先人们应该一一成为独立的人。基于自己的判断确定真伪、正邪。不钻入他人制作的范式，自己创造自己的思考范式。对于认为错的事情，首先马上说NO。这种可以说‘NO’的精神——孟子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其中最重要的。……不能说NO的软弱性格，是雷同、阳奉阴违、党派性、喜欢有人斡旋、妥协性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缺陷的源泉。”[40]特别值得注意是，丸山并非置身事外似地批判日本人，而是强调自己批判近代日本的“根本动机”无一不是“作为体验过战争之后的一个日本人的自我批判”[41]。他如此回忆写作《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年）的心理路程：“日本战败后，半年多苦苦思索的结果，我好不容易到达了这样的结论：天皇制对日本人的自由人格的形成——依据自己的良心判断和行动，并对其结果负责的人，即和‘依赖他人’正相反对的人格类型的形成——而言是致命的障碍。……在后来的人眼中，这也许不过是我的‘思想’的当然流露，然而论文的一行一行，对我而言都是在拼死说服昨日之我。我被近代天皇制约束得如此之深，从天皇制的‘魔力中解放出来’对我而言绝非容易的课题。”[42]这篇论文揭示了近代天皇制政体没有责任主体的本质，对日本国民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文中写道：“国家在‘国体’（即近代天皇制政体——引用者注）中占据了真善美的价值内容……只要国法是来自于作为绝对价值的‘国体’，其自身的正当性便以其内容的正当性为基础，轻松自在地渗透到所有精神领域。”在这种“国体”之下的日本人，“不存在自由的主体意识，个人并非依据自己的良心而约束其行为，而是由更上一级的（从而也就是更接近终极价值即天皇的）人物所制约。”于是在近代日本“形成了通过压力的转移来保持精神平衡的现象。来自上面的圧迫感，通过恣意地向下面的人发泄而依次转移，从而形成了维持整体平衡的体系。”丸山批判道：“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的最大‘遗产’之一。”[43]在战前已经迂回地抵制皇国史观的丸山真男，现在终于开始从正面批判近代天皇制。
丸山本来认为，是近代日本的政治体制阻碍了近世以来逐渐萌芽的近代思维的成长，因此他在战后初期对日本思想的真正近代化满怀期待。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精神革命的课题渐趋不了了之。他满怀郁愤地写道：“1960年代的日本，旧态依然的人们和集团关系正与令人眼花缭乱的‘近代化’野合。因此，去哪儿都好，从羽田机场乘坐喷气式飞机离开日本的土地的瞬间……马上心情为之一爽。”[44]在此背景下，丸山逐渐开始进入其第三期的研究，转折点即其1957年的论文《日本的思想》。他也认为这篇文章在他自己整个的思想史研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这篇文章中灌注了我从大学毕业以来所面对的各种学术课题，以及在追求这些课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刻下印痕的我的思想历程，与此同时，这也成为我以后的关心方向的新起点。”[45]
丸山第三期作品依然继承了第二期作品中对日本思想中“病理现象的结构性原因”的强烈关心[46]，但是他开始认识到阻碍日本思想近代化的还有更深层的因素。论文《日本的思想》一面继续批判天皇制：“对于人格的主体——无论是在自由的认识主体的意义上，还是在伦理性的责任主体的意义上，或者在秩序形成的主体的意义上——的确立而言，从一开始它就内含了成为决定性的桎梏的命运。”一面开始着手向历史更深处挖掘：“我们的传统宗教，都没能承担通过和新思想对决、从而自觉地实现传统的再生的功能，所以新思想一个个毫无秩序地堆积起来，近代日本人的精神的杂居性越发严重。”[47]对日本思想病理的结构性成因的不断深入的探讨，最终引导丸山走向对日本思想史的通史性、整体性的把握。论文《日本的思想》正是他初次尝试的重要成果，因此，尽管其考察事项主要属于日本近代，却被命名为“日本的思想”。丸山写道：“就我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而言，毕竟只能称之为<日本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即使被批评为傲慢的僭越，也是不得已的。”[48]此后，从1964-1967年，丸山以四年连续讲义的形式完成了一幅日本思想通史的壮丽图卷（即《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四到第七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2000年版），提出了著名的“原型”论。他的基本设想是：日本人要完成精神革命，必须先完成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要变革思维方式，必须先要自觉地认识到它。“‘日本以前是怎样的？’对这一问题上升到整体性的认识，是通往控制这种思维方式、克服其弱点的途径。”[49]“把过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构造来认识，这本身就是变革的第一步。”[50]
如上所述，尽管日本从战败到复兴，时局变化之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丸山眼中，时代课题并无本质变化，即日本思想的近代化或日本人近代人格的形成。这种内在的问题意识的持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思想史研究中的强韧的连续性。其第一期作品是在近世传统思想的自我分解过程中探寻近代性的成长及其挫折；第二期作品则对近代日本思想史中向前近代复归的现象展开批判；第三期作品又进一步追溯日本思想的固有传统，尝试揭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精神革命再度受挫的深层原因。丸山真男的思想历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过程，而非缺乏内在连续性的转变。他曾感慨：“我是在根本上反映了时代呢？或者根本就是反时代的呢？我的实际感受只有后者。”但他马上强调：“理念正是在自然倾向性的‘逆流’处，才有其存在意义，我对此确信不疑。”[51]对理念的现实批判功能的确信，正是支撑了丸山从战前到战后的思想史研究的最基本的“超学问的动机”。福田欢一曾道：丸山真男的学问是“与时代格斗的产物”[52]。如果“格斗”不仅是指直面时代，而且是指对时代的冷峻批判，这句话堪称是对丸山的人与学问的简洁而准确的总结。
Beyond the Pattern of Modernism vs. Nihonism
——On Maruyama Masao’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
Tang Liguo
Abstract：Maruyama Masao is a famous schola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The research about him generally argues that he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west-oriented to Japan-oriented.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o beyond the pattern of modernism vs. Nihonism,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litical thoughts from pre-war to post-war. H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uld be question-oriented. He insisted that scholars must highlight their own identification and put forward academic questions. He thought that a great challenge facing Japan from the pre-war to the post-war period is the intellectual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s which have been preventing Japanese to achieve this aim, he formulated a unique, systematic explanation abou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Japan that is so-called “pre-type”or“kosou”theory.
Key words:Maruyama Masao,modernism,Nihonism,question-orinted history.
注释：
[①] エドワード?9?9サイデンステッカー：《日本の不謬ならざる法皇》，见丸山真男：《後衛の位置から——<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追補——》，未来社1995年版，第140页。
[②] 安丸良夫：《丸山思想史学と思惟様式論》，见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编：《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論》，ぺりかん社2002年版，第190页。又，关于对各种丸山真男论的总结，可参考小林正弥：《丸山真男と公共哲学——論争的構図——》，见小林正弥编：《丸山真男論——主体的作為、ファシズム、市民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第1-39页；坂垣哲夫：《丸山真男の思想史学》，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95-205页，等。
[③] 讨论会的成果后出版为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编：《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論》（ぺりかん社2002年版）。此外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重要成果有米原谦：《丸山真男——作為から古層へ——》，见小笠原弘亲、饭岛升藏编：《政治思想史の方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0年版，第9-43页；米谷匡史：《丸山真男の日本批判》，见《現代思想》1994年1月号《丸山真男<特集>》，第136-161页；富田宏治：《丸山真男——近代主義の射程——》，关西学院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
[④] 丸山真男论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文章均收入《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56年出版上卷，1957年出版下卷，1964年出版增补版）；其福泽谕吉论散见各处，参见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⑤] 最初于1957年11月刊登于《岩波講座現代思想（第11巻）現代日本の思想》（岩波书店），后收入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66页。
[⑥]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4页。
[⑦] 可参考日高六郎：《戦後の“近代主義”》，见日高六郎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4近代主義》，筑摩书房1964年版，第7-52页；金原左门：《社会科学の諸理論と歴史学》的第二节《近代主義社会学理論の発想様式》（近代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方式），见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講座日本歴史（第10巻）現代歴史学の展望》，东大出版会1971年版，第62-73页，等。
[⑧] 丸山真男：《歴史意識の古層》（《历史意识的古层》），最初发表于《日本の思想（第六巻）歴史思想集》（筑摩书房1972年版），后收入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換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筑摩书房1992年版，第293-351页。
[⑨] 如佐藤诚三郎认为丸山有个“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论或者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向对日本文化的个性的关心的转换”（佐藤诚三郎：《丸山真男論——その近代日本観》，中央公论新社编《中央公論》，1996年第12期，第208页）。
[⑩] 鹤见俊辅：《語りつぐ戦後史（Ⅰ）》，思想の科学社1969年版，第83页。
[?7?6]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第105页。
[?7?7] 梅本克己、佐藤升、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対話篇2現代日本の革新思想（上）》，岩波书店2002年版，第14页。
[?7?8] 丸山真男：《開国》，见日高六郎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4近代主義》，第283页。
[?7?9]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第4页。
[?7?0]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版，第5页。
[?7?1] 坂本多加雄：《近代日本精神史論》，株式会社讲谈社1996年版，第67页。
[?7?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九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369、371页。
[?7?3] 鹤见俊辅：《語りつぐ戦後史（Ⅰ）》，第94页。
[?7?4] 关于丸山真男写作中的这一特点，中文论述可参见区建英：《译者序：福泽谕吉研究与丸山真男》，见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16页。
[?7?5] 丸山真男：《自己内对话》，みすず书房1998年版，第248-249页。丸山所引用的评论见于吉本隆明的《丸山真男論》（收入《吉本隆明全著作集（12）》，劲草书房1969年版）卷首的《序論の序》（序论之序）。
[21] 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換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377、379-380页。
[22] 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換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378、380页。
[23]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4页。
[24] 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換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391页。
[25] 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換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116、117页。
[26] 丸山真男：《開国》，见日高六郎编：《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4近代主義》，第283、312页。
[27] 福田欢一：《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4页。
[28]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一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8）》，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15页。
[29]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8、10页。
[30]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3页。
[31] 鹤见俊辅：《語りつぐ戦後史（Ⅰ）》，第85页。
[32]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2页。
[33] 鹤见俊辅：《語りつぐ戦後史（Ⅰ）》，第83页。
[34]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三卷）》，第3页。
[35]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3页。
[36]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一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8）》，第7页。
[37]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一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8）》，第16页。
[38] 丸山真男：《自己内对话》，第56页。
[39]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九卷）》，第374页。
[40] 丸山真男：《自己内对话》，第10-11页。
[41]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第186页。
[4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十五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35页。
[43] 丸山真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东京未来社1964年版，第15、25页。
[44]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九卷）》，第369页。
[45]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第183、184-185页。
[46]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第186页。
[47]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第63页。
[48]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第184页。
[49]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十一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22页。例如丸山曾指出日本人思想活动中的一个常见模式是“由于‘记忆复苏’而突然变异般地向‘传统’回归”。他设想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其精神构造，就可以“自觉地驱使我们的‘记忆复苏’，那样的话，就应该不会再简单地重复一直存在至今的‘突然变异般的转向’这种模式了吧”（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第188页）。
[50]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十一卷）》，第223页。
[51] 丸山真男：《自己内对话》，第246页。
[52] 福田欢一：《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