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历史哲学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待?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
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谁知这位美国人说,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指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这就让人奇怪了,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怎么说话?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汉语是语境逻辑,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也不是脱离了语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那么,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可是,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或者说,因为西方人没有认识到。
停留在概念、思维的逻辑分析与纯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确实没有发展。但中国文化的实践性,不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吗?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什么要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否定中国自己的哲学呢?
这就涉及到思维方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道德经》中的“道”,很多人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这已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了,要去思索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用语,从整体上来理解老子的意思,“道”在哪里?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道”,“道”就在万物之中,离开了万物没有“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从“道”得到清的特性,地从“道”得到宁的特性,“道”在不同的事物上表现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观水可以悟“道”。水是无形的,但又可以随物赋形。如果撇开这些而研究“道”是一个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就完全偏离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再如,有一段时期,人们常纠结于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这其实就是西方思维方式,先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再去追求统一的本原。中国哲学重点探讨的不是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心与物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的问题。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过去我们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以为他的意思是心产生了物,其实并不如此。《传习录》记载,有一次,王阳明在外游玩,朋友指着一棵开花的树问,它在心内还是心外,王阳明回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里的“寂”是指不彰显,但花是存在的。不是说心产生了花,而是说心赋予了花以价值,心与花之间是相互感应的关系。儒家讲天人感应,佛教讲心缘境由,境由心显,都是要揭示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只有转变思维方式,去掉有色眼镜,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现中国文化对解决当前人生、社会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更好地选择性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楼宇烈先生上课录音,由吴继忠、萧师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