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分别强调了其理论内涵。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的整体特点予以了明确定性，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崭新可能性和广阔前景。我们需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之路。
文明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的持续反思。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鲜明地体现于自先秦发端以来，历代哲学家面对各个时代的现实问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和消化来自传统内部和异域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性与天道”为核心内容持续不断地融合各种文化资源，形成了儒释道墨法等诸学派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在古圣先贤的精思熟虑中，虽然各家各派在某一历史时期内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学派传统延续至今，未有中断。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逻辑脉络更能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先秦儒墨道法诸家哲学是先贤挣脱蒙昧、在文化的自我意识上实现“存在的飞跃”（沃格林语）最具创发性的阶段，从根本上奠定了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此后中国哲学的问题域和范畴体系基本上不出先秦哲学之畛域。魏晋玄学和隋唐哲学在儒道交互融合的基础上，受到外来佛教的刺激，概念和范畴有所拓展，体用、本末、玄冥、独化等哲学术语的创获和含义更新，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内容。唐代辟佛延及宋初，儒佛之争和三教会通促使儒家哲学为回应佛教和道教的持续挑战而不得不走上更为广阔的理论创新之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儒学的第二次繁荣。宋明理学（新儒学）无论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是在理论的细致程度上都有所超越，不仅“性与天道”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考察，而且还进一步深化了宇宙论、本体论和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具体表现为虚气或理气关系的辨析、太极无极的争论、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知行关系的演进以及格物致知和心体性体、心性情意、善恶有无、虚静守敬等概念的澄清，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至此真正达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层次，这离不开传统哲学的创新与包容。最典型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被中国传统哲学所化并转变为中国本土佛教传统禅宗，并进而对儒道产生持续的理论刺激。佛教中国化是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最好例证，而中国本土哲学在包容的前提下持续发展，内容不断丰富，则意味着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创新性品格。
中国传统哲学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和包容性，也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得以昭示。中国历史发展至清末，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停滞落后境地，但哲学文化领域却每每率先突破，从而引领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一方面，对外国哲学方法论和概念体系的吸收与消化推动中国传统哲学从注疏解释学向逻辑的概念分析和推理论证的解释学转变，从而促进了中国哲学的义理创新及其与世界哲学的对话；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的经学和注疏考据传统并没有失传，而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保证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连续性。与此同时，海外汉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以汉学为手段而以传教为目的到对中国哲学的同情性理解，再到就中国哲学论中国哲学甚至以中国哲学反观西方哲学弊端的逻辑演进历程。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和包容性提供了世界舞台，使中国哲学加速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关注海外汉学中国哲学研究最新进展，以为中国哲学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创新包容的新姿态寻求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近年来，罗思文、安乐哲、万百安等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哲学研究表现出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鲜明特色。他们均运用西方本土哲学提供的方法论、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求对治西方现代性弊病和社会问题的有效药方。罗思文和安乐哲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角色伦理的重要价值，认为西方社会过于注重个体，形成了重个体、轻社群、以个人权利为基础而漠视群体利益的社会氛围；家庭关系让位于个人发展，亲情关系被忽视；个体难以寻求归属感等，最终导致虚无主义泛滥。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恰恰相反，中国古人将家庭伦理视为优先考虑的头等价值，个人必须在家族伦理关系中获得具体的角色定位，才能具备某种特定的人格并获得个体价值，也才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家庭人伦关系中的伦理定位以及角色关系是中国古人生命价值的终极根据，是中国古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罗思文、安乐哲认为中国传统儒学中的这种角色伦理可以用来对治西方社会出现的虚无主义泛滥等现代性弊病。在这方面，万百安也有类似的理论倾向。不过，万百安没有突出传统儒家的角色伦理，而是沿着美德伦理的路径，希望从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美德伦理的视角出发，为西方现代性弊病寻找对治良方。法国汉学家朱利安主张以迂回的进路，经由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和心性哲学，再返回并进入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得他们因为熟识而无法直面其问题的西方哲学，在中国传统哲学这个异质他者的刺激之下，重新发掘出自身内在意蕴。
西方汉学家自觉地展开了对自己本土现代性道路的深刻反思，并意识到西方哲学在对治现代性弊病方面乏善可陈，从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异质的他者文化，采取迂回方式，积极寻求自我疗愈的良方。他们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明确的问题意识，以科学的方法论和精致的逻辑推理与细密的概念分析，勇于反思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哲学文化，同时又能勇敢地肯定异质他者（其内容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为主）的哲学理论进路，在中西哲学“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的双向互动的多方比较中，在理论上展开多层次、多维度、理想与现实交叉融合的深入探讨。西方汉学家对待自己的哲学文化和作为异质的他者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理论态度，不由让我们深思。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是“守正”，那么坚持思想上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才是实现真正“创新”的必由之路。“创新”的关键在于“转”“化”。“转”是指以现代性转变传统。凡是传统中不合宜于现代性的内容，都需要尽可能地在当前的研究中加以创造性地转变，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此即“与时偕行”。“化”是指用现代性去“化”传统。其中，蕴含着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用现代性去“化”传统，并不是将传统就此“化”掉，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某种融会贯通，即要发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