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近来有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迹象。新的条例一开始就有西方媒体进行了采访实践，很快在海外造成了很好的效果。
尽管外界往往把中国政府初步开放媒体管制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但笔者更愿意把媒体开放放在中国的总体政治改革的背景中来考量其深远的意义。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媒体开放刚刚起步，相信现在还是处于试验的阶段，是一种有限或者有管理的开放。正如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媒体开放也会采取渐进主义模式。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开放度的增长，开放媒体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媒体管制方式要从传统的以政治手段来管制，转型到以法律手段来管制，则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
媒体开放的确有其外在的原因。今年秋季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明年又是奥运会，这两件大事为世界所深切关注。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很好的相互了解的机会。
中国国内方方面面的变化非常快，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并非容易。新闻报道无疑是国际社会多数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确切地说，中国的新闻开放会有助于改变海外媒体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表面性报道。随着各国记者深入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报道也应该会更上一个深度。
国内有关部门和人士经常抱怨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尽管只要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存在，“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媒体开放则会使得无事实根据的“妖魔化”变得更为困难。
从正面说，中国发展的透明化应当说是大国责任的内在部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中国会是一个和平的和负责任的大国。媒体开放相信会使得中国变得更为透明，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
在最初的阶段，外国媒体或许会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报道出来，甚至造成一些轰动效应，但这并不可怕。从长远来看，开放报道会引导人们理性地看待中国。
尽管中国的媒体开放有外在因素，但是其主要动力来自内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信息是现代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资源。近年来，执政党一直在讨论执政能力问题，但很少有人把执政能力和信息的自由流通结合起来。
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府都是根据信息来决策，根据信息来实施决策。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政治系统复杂，多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其行为往往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集体性腐败，也有一些基层政权出现黑社会化现象。在没有媒体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能欺上瞒下。中央政府尽管有内部信息流通管道，但地方政府往往总能有选择地公开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无论怎样的内部信息流通机制，其效用都不如信息对社会的开放。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信息向社会开放是监督官员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内部制约和制衡机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内部机制容易被官员所操纵，只有向社会开放的制衡才不易被操纵。
在个人层面来说，信息开放可以说是人权的一部分。信息和人权的关系，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抽象。
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信息和个人利益戚戚相关。人们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个人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而决策，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也可以和今天所提倡的“人本社会”联系起来。
个人、政府、媒体的关系
信息流通也涉及到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信息与公民权相关。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和鼓励社会的参与。社会参与已经成为建设“良治”的核心。但很显然，社会参与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为什么要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每一个参与者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整个参与的过程是信息的流通过程。没有足够信息的获得，就不会有意义的参与。社会参与不是说人们要参与所有的事情。
人们一般只参与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利益相关的参与是理性参与的前提，而足够信息的获得又是理性决策的前提。因此，从长远来看，信息流通是理性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媒体开放还涉及到媒体本身和政府的关系。这里牵涉到的是政府和媒体各自的自律问题。现在媒体的开放尽管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已经涉及到政府的自律问题。
媒体开放表明政府规定一个范围，规定传媒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这也等于规定了一个政府可以干预什么和不能干预什么这样一个界限。政府能否守住这个自己所规定的范围，这属于政府的自律问题。
传媒本身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顾名思义，传媒通常是在不同社会群体、政府与民众、民众与企业等等关系之间，传递信息，解读信息。因此，媒体本身也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如果高度依附政府，没有任何自治性，媒体当然不能有效运作。但如果媒体不能自律，没有社会责任，同样不能有效运作。很显然，自律和社会责任的建立，对媒体来说也是很重大的挑战。
无论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中国政治改革来说，媒体改革的意义重大。尽管有很大内外部动力，但媒体改革并非容易。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媒体开放，但因为种种原因开放没有坚持下来。
困难是显然的，因为媒体改革并不是放松对媒体的管制那样简单。如上所说，信息往往是政治、社会、经济权力的重要资源，媒体的改革也因此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阻力，但现在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必须走的一步。应当相信的是，信息社会必然推动信息开放的到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