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因为网站被关闭而起诉获胜的第一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就是说开启了网络管理法制化的大门。稳定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稳定是绝对不能压倒一切的，尤其是不能压倒社会正义。正义应当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这样的社会才会有道德、有秩序。
价值中国：您这位这次胜负是否有偶然性，有多大的普遍意义？
胡星斗：我认为是有偶然因素的，比如我遇到了开明的法院和法官。我的一个长期在全国打官司的代理人也说，这次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北京的法院比外地法院规范得多，程序上按部就班，在程序正义方面无法挑剔，法官的专业素养很高。
价值中国：您觉得您的庞大律师团的作用是不是也有可能使这个案例的成功是一个偶然事件？
胡星斗：我这个官司在起诉阶段就有大量媒体报道，我想大兴法院不会不了解这个案件的分量。所以最后做出这个裁决，肯定是经过法院认真评估、谨慎决策做出的正确选择。法院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判例推动网络管理的法制化进程。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不会因为这个案例的成功就保证今后其它的案例也会成功。但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因为网站被关闭而起诉获胜的第一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就是说开启了网络管理法制化的大门。未来可能也有很多网民能够胜诉，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案子不能胜诉。
也许像您所说我的庞大律师团和国内外媒体的声援起到了正面的影响，因为法院方面也了解这个案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国家在网络管理方面法制建设的象征，如果判我败诉，对政府和法院的形象都会有损害。因为我的文章是很理性的、建设性的文章，没有过激言辞。如果判我败诉，那就是网监、法院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腐败分子、利益集团的一边。现在的结果，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也有助于推动法制化建设的进步。
价值中国：在打这个官司之前是否已经想到这个结果，有多大的信心？
胡星斗：当时我没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顺利胜诉，尽管我知道正义和真理完全在我这边。这次获胜，国内外媒体有很多正面的评价，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判决。
价值中国：这次网络上有很多网民对您这次的起诉也有不少声援，您怎么看待网民情绪。
胡星斗：这次我刚刚在网上公开表示起诉意愿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网民要搞网上签名活动支持我，但是我拒绝了。因为网络上的大量签名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群体事件，诉讼的性质就变了。我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是个纯法律行动的做法，只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打这个官司，以去政治化、去行政化。
目前网络对于中国的新闻监督起到了第一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网络调查表明现在人们最为信任的是网络，第二位的才是纪委等组织部门和层层其他媒体的监督。因为传统媒体相对来说还是承担着政府喉舌的功能。而网络大多数是掌握在老百姓手里，更能体现老百姓的呼声和要求。
但一方面，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不健康、非理性、过激的言论，尤其是目前中国民粹主义泛滥。可以说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也有很多民族情怀，但是我绝对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会使中国倒退、闭关锁国，也会使中国的民主法制受到挫折。因此，希望网上的言论要有更多理性。
对于网上的言论一要尊重，二只能作为参考。非理性的言论未来还是要引导，要法制化处理。所以，我主张制定《网络信息法》，这也是我这次打官司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希望全国人大，或者是地方人大制定一个网络信息法，至少是制定一个政府的行政条例，明确界定什么是“非法信息”。现在的做法是模棱两可的，有时也只是监管部门的一个电话告之，不留下任何纸面东西就判定是非法信息，这是一种人治的方式在管理。
也许有人会说明确界定什么是非法信息，就会有网民含沙射影地攻击政府，避开敏感的词，那怎么办？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听取不同意见，这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但要清清楚楚地界定非法信息，这样网络管理才能让网民理解和信服。因为各个国家对网络都有管理，那些淫秽的内容是应当删除的，但必须要有法可依。网络监管部门要依法行政，网民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目前网民遇到文章被删除或者网站被屏蔽，常常无法申诉。于是，积攒了不满情绪，发生了一些所谓泄愤事件。政府应该给老百姓一个出气口，现在网络是最好的出气口。当然，以后还要畅通像信访、报纸反映民意、人民代表反映民意等渠道。
价值中国：对政府来讲，采用网络实名制，加强网民自律是不是网络监管的“济世良方”？
胡星斗：网络自律是应当的，不能因为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就可以随便发表言论，甚至发表非理性的、恐怖的、黄色信息。网民整体上的素质亟待提高，我们不排除大多数网民是有头脑的、理性的，但不排除相当多的网民修养、言辞出格。开展网络自律方面的教育和宣传，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但我认为这方面也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政治、政府管理方面的敏感信息、一些反腐败信息与举报黄色、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这两者之间往往很难分开。网络实名制可能导致一些人利用网络实名手段限制一些人发表涉及政府和管理方面的言论。当然我个人是从来没使用过匿名，哪怕是发表涉及政治的言论也是用实名，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赞成网络实名制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用实名发表涉及政府、官员以及反腐败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呢？我想中国的网络实名要采用有限的网络实名，后台实名，前台可以匿名。而且，有关方面如果要查找这篇文章的作者，必须通过法律的程序合法获得，要坚决杜绝打击报复和限制正常涉及到政府、政治的讨论。
价值中国：大家一直在强调“自由”，但无论经济还是媒体领域，我认为用“开放”这个词可能更合适，您觉得媒体究竟要多开放？
胡星斗：目前我们国家的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言论开放这方面，我们国家也是基本做到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可以说99%的人在言论自由方面得到了保障。但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相对于其他方面受到的管制比较多，尤其是传统媒体受到种种约束，但是这里面应该有个度的问题。如果一味隐瞒、限制、不公开，这样既会对政府的形象造成损害，也会使言路堵塞。长期来说，甚至会造成群体事件的发生。所以政府主要是要处理好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的关系。稳定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稳定是绝对不能压倒一切的，尤其是不能压倒社会正义。正义应当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这样的社会才会有道德、有秩序。否则，社会必然官德堕落、公德下降，最终可能造成社会动乱。
实现社会正义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民主、法制，只有更多民主、更多地让人民表达自己的声音、更多地畅通言论渠道、更多地让人民监督官员，这样人心才会舒畅；更多地依法管理，特别是法律要管住政府、管住官员，社会才能朝着健康方向发展，中国的长治久安才会有保障。如果不通过加强民主与法制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来宣传道德，那是注定没有成效的，道德越来越衰落，官民关系越来越紧张。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官民矛盾，这主要是地方政府导致的。
价值中国：您怎么看待政府、媒体和个人的关系？
胡星斗：我想用一句传统的话来形容，人民是水，政府是船，政府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当然，这是从大历史观、从长期来看的。中国的政府是人民政府，长期以来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更加应当从以人为本、以德为本的角度善待民众，保障民众的权利，使得人民通过获得各种民权来改善民生。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赢得人民支持以及网络开放言论自由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是媒体多元化的，应该是有大量媒体掌握在民众手中。美国是更加极端，所有媒体都是民营的。其实目前中国也实现了媒体的多元化，而且由于网络媒体的出现，中国已经变相地实现了媒体自由。中国政府对这种网络自由是基本上允许的。
价值中国：中国长期把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发展效的衡量指标，但这可能不足以成为一劳永逸的制度形成。
胡星斗：过去有很多人认为不需要有媒体自由、政治自由、宪政民主，中国也能够富强。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但是，这都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中国人口众多，过去经济发展程度太低，所以才有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尽管中国现在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但离现代化还差很远，特别是在软实力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加强软实力，不能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有效改革，中国是完全无法实现现代化的。
我理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国富，还要民富；不仅仅是民富，还要有民权；人民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自由表达言论，有有效的伸冤渠道。目前中国的腐败、贫富差距、地方差距、国有企业的垄断都还是非常严重的。创业环境不断恶化，创业资源很少，很难获得来自政府和金融方面的支持。这些状况如果不改变，我认为中国离现代化还差太远。目前中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健康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我们国家有2万亿的外汇储备，而民间的外汇储备几乎为零。而日本，现在国家的外汇储备现在只有大概1万多亿，但是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的外汇储备。所以中国的经济状况要改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未来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不仅是政治体制，也包括垄断的企业体制、垄断的金融体制以及不科学的财政预算体制等。
价值中国：您觉得在改革的过程中，媒体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媒体需要具备哪些特点才能承载这个重任？
胡星斗：我是十分看重媒体作用的，我甚至认为它是关键的作用。中国目前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官权不受约束，解决这个问题，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过去有这方面的统计，对反腐败能够起最大作用的，就是新闻媒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媒体对于促进政府的规范化、对于约束政府权力、规范公权力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价值中国：你觉得中国媒体可以做到这样吗？或者随着媒体开放这是可以期望的，对此您是很乐观的？
胡星斗：对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但对传统媒体的监督方面可能存在很多悲观情绪。因为传统媒体往往是地方政府的喉舌，再加上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比如禁止异地采访等，就使传统媒体无法揭露当地的腐败。但是网络媒体在改变这一切，目前很多官员的腐败行为，都是通过网络媒体曝光，最后做到法律上的惩治。所以我认为网络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民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由于走的是纯经济改革的道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步伐缓慢，传统媒体的监督方面困难重重，如果没有网络的监督，中国的腐败，中国官员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所以网络对公权力的约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价值中国：媒体改革并不是放松对媒体的管制那么简单，信息往往是政治、社会、经济权力的重要资源，而信息社会必然推动信息开放的到来，您怎么看待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
胡星斗：权利的分配和资源分配一样，实际上是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目前民众的力量还是太薄弱，官权太大。所以我们看到各种立法常常都是官员立法，但是这种情况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有更多的民众参与立法。我想之所以发生这些改变，也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等老百姓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高层也能听到这些言论，为了社会的发展，他们也要采纳民众的意见。我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在听取民意。像价值中国网这样的网站，在专业人士中具有广泛的影响，经营方式也很独特，获得了用户的信任，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网站。未来政府就应该重点支持这样的管理规范、言论开放、富有理性、建设性的网站。政府应该从法律、政策、物资等各方面重点给予支持。
价值中国：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对媒体开放的承受能力？
胡星斗：目前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敏感的发展期，既是三十年未遇之变局，同时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关键的时期。因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传统领域已经完成。当然，在破除垄断、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传统经济体制改革再走就涉及到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未来的改革只有同时进行权利结构和宪政体制的改革，改革才能改得动。未来应当赋予老百姓更多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网络监督权等。
对网络和媒体自由来说，的确要考虑社会的承受度，因为一方面目前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搞不好天下大乱。但是同时又不能够完全打压。所以还是要引导网络言论，以社会正义作为第一价值标准来处理网络言论。对于正义的言论，政府应该顺势而为，同时也要考虑到是否会破坏社会稳定，要两者兼顾，把正义放到第一位。正义若会引起大规模的不稳定，可以用变通的方式缓行，但决不能牺牲正义。
价值中国：您怎么看待中国媒体开放的进程？
胡星斗：媒体其实也在进一步开放，从大的趋势方面，不仅是网络媒体的开放。传统媒体其实也是一样，有的人说其实中国的报纸、杂志已经够开放了，甚至是西方一些媒体不敢说的，中国的媒体也可以说。其中可能会有波折和反复，但是总的趋势是开放的。
但是在中国的媒体内容中也有一些黄色、不道德的东西。尤其是传统的报纸、杂志几乎没有道德边界。从这方面来说，的确中国的报纸、杂志比西方的还要“开放”，比如宣传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不择手段、暴力的东西等。
中国的媒体很开放，但是又缺少道德自律和创新型的、建设性的言论。所以未来一方面要减少不负责任、不道德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倡导更多的理性、讨论性的内容。在这个前提系下，哪怕是政治性的话题也应当允许。
价值中国：最后请您概括一下您怎么看待中国逐渐开放的心智，以及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机会。
胡星斗：未来是中国人的世界。当然这句话其实应当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只是说对了一半。如果未来中国在破除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方面和民主法制方面能够有突破，在形成软实力、包容心的文化方面有建树，我认为未来真正是中国人的世界，否则中国的世界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甚至有可能伴随着动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