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因市场客体缺陷而产生的市场失灵，相应地，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就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市场的深化，市场失灵可以得到完全的克服，由此也就形成了对政府功能的否定。但实际上，市场失灵至少表现在这样四个层次上：（1）源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配置效率不足；（2）源于人性缺陷的非配置低效率；（3）源于社会不平等的分配不公；（4）源于市场堕落效应的社会价值腐化。而且，正是后面三者使得市场失灵具有内在的持久性、能力不及的无效性以及持续扩大的广泛性，由此就为政府功能的持续存在和不断壮大夯实了基础。尤其是，基于缓解和克服市场失灵的维度，还为政府所承担的基本职能确立了方向，这集中体现在这四大方面：（1）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2）提升人的亲社会性；（3）缩小人际的不平等；（4）避免商品化的过度。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功能；新古典自由主义；市场主体；收入分配；市场堕落效应
一、引 言
一般地，政府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承担着积极的经济功能，但是，这种政府功能不是基于先验的理性设计，更不是无的放矢；相反，它根基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关键在于弥补市场不足和纠正市场失灵。究其原因至少有二：（1）人类社会是持续演化的，持续演化造成了社会不断提升的复杂性，而复杂性则使得我们难以凭借有限理性构建出完美秩序；（2）在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根本上都是能够自主选择并从中享受利益和为之承担责任的个体（或法人），而市场信号则是引导行为选择的基本机制。正因为纯粹市场（必然）存在失灵，我们才要引入政府的积极功能。当然，这也并不是否定政府失灵的存在，甚至在现实世界中往往还会出现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问题在于，由于政府是人类缓和乃至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意“创设”，那么，人类也可以对政府进行不断优化以降低政府失灵的程度，最终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契合。为此，我们需要有效确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其关键则在于辨析市场失灵的内容和范围。
当然，一些经济学人反对从市场失灵角度来探寻和界定政府职能，认为这会落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2
狭隘视野，进而会严重限制政府的积极功能，也就无法解释政府发挥“远见卓识”的战略作用。例如，马祖卡托就指出，“创新型政府”需要承担风险和创造性愿景，而不仅仅只是解决市场失灵。i实际上，这就涉及两个问题：（1）政府功能的层次；（2）市场失灵的内涵。一方面，政府功能本身是多层次的，而政府在特定时空下所承担的具体职能往往须因时、因地以及因势而动；正因如此，理论研究者无法对政府功能做精确的事前规划，而主要是对政府的基本功能进行探究，而基于市场失灵视域则可以更好地指向这一方向性。另一方面，基于市场失灵视域会严重限制政府功能的论断根源于对市场失灵的狭隘化认知，它将市场失灵的内容和范围局限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下。实际上，由市场发展的自我路径依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气候恶化、收入分化、恶性竞争以及“创造性毁灭”等都属于市场失灵范畴。因此，只要摆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桎梏，我们就可以发现市场失灵的广泛性和持久性，进而也就可以认识到政府功能的广泛性和多层性。
最后，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有一个小时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会用五十五分钟思考问题，然后用五分钟思考答案。同样，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政府的经济作用及其在不同时空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呈现，关键就在于深刻洞悉现实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失灵的现状及其根源。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就放在对市场失灵的辨识和挖掘上，基于市场失灵的视域自然就可以引出对政府基本功能的认知。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逻辑
鉴于现实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混杂而无效的现象，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但是，它仅仅或主要从市场客体角度探究市场失灵的成因，这包括信息不完全、规模经济、垄断、公共品、外部性以及技术低下等，进而将解决市场失灵的主要措施囿于市场深化这单维层次。因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均衡会呈现帕累托最优而没有市场失灵。进一步地，20 世纪 70 年代勃兴并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就否定市场失灵的存在，主要理由包括，清楚的产权界定可以将外部性内部化，市场竞争则是信息传播最有效机制，等等。例如，科斯中性定理就表明，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在零交易成本下，所有的外部性都可以通过谈判而内部化；相应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认为，随着市场的深化，根本就不再存在所谓的外部性。再如，奥地利学派宣称，根本就没有生产性垄断而只有行政性垄断，而所有生产性垄断都源于更高的效率或更高的质量。吉尔德就写道：“除非政府愿意通过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确保一个企业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否则任何企业的垄断地位都不是毫无限制的，因为垄断者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国内外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造成的威胁”；而且，“在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动力和创造力越强，就越能够形成垄断，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垄断，因为新行业不断兴起，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缺乏竞争者，走在最前面的企业就可以获得十分丰厚的利润，而后来者会纷纷效仿，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繁荣”。ii更进一步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也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公共品，因为任何商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争夺性和排他性。譬如，科斯用灯塔的例子来证明，诸如灯塔之类的公共品完全可以通过向通过船只收费的方式由私人投资建造；其依据是，英国在 1610 年至 1675 年间建造的 10 个灯塔完全是由私人而非隶属政府的领港公会所投资。
针对公共品的市场生产逻辑，我们可以看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汉斯-赫尔曼·霍普的分析。霍普指出，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因为“政府提供的不少财货属于私人财货，而许多私人生产的财货则看似属于公共财货。我精心打理的玫瑰花圃，显然会让邻居获益——他们流连美景却不曾援手。同样，我对自己房产的种种改良也会增进邻居房产的价值”；这表明，“公共财货可以由市场提供。此外，历史证据表明，目前由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财货，实际上一度由私人企业家提供，甚至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情况还是如此。例如，曾几何时各处几乎都有由私人提供的邮政服务；街道以往由私人资助，而现在有时还是如此；甚至受经济学家钟爱的灯塔，其实也是私人事业的成果；私家警力、侦探以及仲裁人不曾绝
迹；援助老弱、病困者和孤寡者是私人慈善组织的传统责任”。为此，汉斯-赫尔曼·霍普强调，截然划分私人财货与公共财货的传统做法是错误的，相反，“所有财货或多或少是私人性质的或公共性质的，而其公共（私人）程度常随人们的评价以及人口组成的变化而改变”；相应地，要界定一件物品是私人财货还是公共财货，“就必须直接向每个人来了解他恰好是在乎还是不在乎，以及该财货对他有多大程度的正效应或者负效应，从而推断谁从中受益，谁应该付费”。显然，人类社会还没有任何机构和设备能够一直监控这些评价及其变化，从而也就无法由政府来生产公共财货；相应地，“要知道对公共财货的需要是否更为迫切，以及迫切到何种程度，或更为准确地说，公共财货的生产在何种程度上以更迫切需要的私人财货的停产、减产为代价，以及付出多大代价，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切都交由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来提供。”iii
正是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逻辑，张维迎等人就宣称，只有市场理论的失灵而没有市场的失灵。iv或者，在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人至少会否定市场失灵的广泛性和持久性，进而诉诸自发市场的深化来缓和并最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其中的根本途径就是推进市场信息机制的发展和完善；究其原因，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市场本身就是最为高效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机制，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市场信息浓缩在价格信号中并以此来引导和协调个体行为，而市场信息机制的建设则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完全，进而促进社会分工、合作和交易的进行。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取向就是，神话市场。它先验地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视为最优，将自发市场秩序等同扩展秩序，进而渲染和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相应地，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学也就积极鼓吹市场机制和自发市场秩序，炮制和推广华盛顿共识，进而极力否定和排斥政府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应有作用。相应地，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将诸如联邦监狱管理、军事基地运作甚至维护治安的警察系统等都外包给私人公司，将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众多公共品也交由市场来提供。
三、市场失灵的内在根源及其持久性
针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逻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逐一拷问。
首先，稀缺性固然是经济财货的一个基本特性，但问题在于，能否以商品的价格反映它的稀缺性呢？要知道，影响现实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不仅有效用大小（即稀缺性程度），而且包括购买力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既然如此，纯粹由市场来供应商品又如何能够保证会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效用呢？尤其是，市场价格通常会会受到各种力量的操纵，从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自由”竞争下获得“最大限度的下降”；v进而，厂商基于收益原则通常会选择性生产那些具有更高收益而不是更高效用的商品，从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vi同时，由于市场主体本身就是异质的，生产厂商更是如此，因此，现实世界的竞争往往并不仅仅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而更体现为资源和资本的竞争。相应地，那些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就并不一定具有更高技术和效率并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产品；而且，这些企业在获得了垄断地位之后，通常还会大幅度提高产品价格以弥补之前在竞争中的投入损失。vii显然，这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滴滴打车等就是通过高额的补贴压垮传统出租车业的，而取得垄断之后所收取的价格要明显高于传统出租车；同理，目前的多多买菜、兴盛优选、美团优选等都是凭借庞大的资本力量在价格战打垮传统摊贩，但它们在获得垄断地位之后同样要弥补之前的亏损。
其次，性质不同的产品供应能否囿于同一种方式？事实上，任何财货都同时兼有公共性质和私人性质，任何财货都会同时带来某种正的或负的效应；相应地，根据这些产品的性质差异以及外部性大小，社会就应该采用不同的管制和供给方式。viii譬如，吸毒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通过立法）来禁止它；抽烟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要轻一些，就需要借助广告管理和征税来引导人们的消费选择；相应地，
科技创新带来积极的正外部性，就可以采取减税或补贴等方式来鼓励它。在很大程度上，这正体现出现代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化的基本趋势，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由浅入深的基本路径。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基于一刀切的做法来实现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呢？进而，我们又如何能够将之简单地推给自由放任的市场呢？斯蒂格利茨就曾指出，“在社会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除非二者能够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市场体制不可能很好地运转，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系统引以为傲的‘创新产品’常常走入歧途的原因。”ix其实，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偏好使用科斯灯塔寓言来论证市场的有效性，但当面对阻碍城市规划、道路建设的钉子户时，他们又不再使用效率标准，转而强调人的自主性以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来加以辩护。流行的谚语说：当事实对你有利时，就多强调事实；当法律对你有利时，就多强调法律；当事实和法律都对你不利时，就敲桌子把事情搅浑。显然，现代经济学中充斥着这样的行为和辩词。
再次，市场的深化果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失灵吗？明显的事实是，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获取、收集和传播的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问题是：我们从市场中获得的信息更真实了吗？我们的决策更为准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姑且不说社会经济变得日益复杂且不确定，即使日常生活而言，我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越来越不知如何选择，面对报刊媒介上的信息越来越不知道谁真谁假，面对各种推陈出新的文章和学说越来越不知道谁优谁劣。弗里德曼等人认为，企业的最佳利益就是不想消费者销售有害或劣质产品，否则消费者就会寻找替代品而最终损害企业自身。但试问：有多少消费者能够真正辨识产品的缺陷？有多少消费者能够辨识并寻找到更好的产品？又有多少企业致力于长期的发展规划而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进入 21 世纪后日益盛行的“逆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层出不穷的“有毒资产”不正说明这一点吗？同时，股市通常被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不仅存在大量的没有私人关系的供给者和需求者，而且作为交易对象的有价证券也是同质的；但实际上，股市却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场所，因为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成的，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否则，完全信息下如何会有如此巨大且波动的股票交易量？平等权力下又如何会出现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科斯中性定理还是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原理，它们只不过都是为了给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政治信念提供某种“我向思考”的逻辑证明，却根本经不起思辨逻辑和经验事实的检验。例如，科斯中性定理就主要满足于两个当事者的逻辑分析并且还舍象掉了各种社会性因素，x自发市场秩序原理则嵌入了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的因子。xi
最后，同样是着眼于信息不完全之类的市场客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为主的经济学人还提出并论证了截然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社会观念和政策主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发达恰恰为政府对经济功能的承担乃至计划经济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这一挑战，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转而批判说：除了信息的传递外，还涉及对信息的使用激励问题。但显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辩解潜含着明显的悖论：既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于“性恶论”而认定政府官僚必然缺乏激励来正确使用其拥有的信息，那么，它又何以认定“性恶”的市场主体不会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甚至炮制出来的虚假信息来误导他人行为并损害社会利益呢？显然，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人心。究其原因，嵌入人性中的动物本能具有强大的表现欲和控制欲，这导致人们往往会致力于追求社会性的相对效用，进而尽可能地占有和垄断那些能够满足他人所需要的资源。由此也就反映出，人心之升华并不是物质之增长的自然产物，社会存在并不自动导致社会意识的变迁。进而，也就有弗兰克所指出的，“即使所有决策者都绝对理性且信息充分，即使所有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完全竞争，我们依旧不可能假设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将带来社会整体利益最优化的结果。”xii
根本上说，无论是市场运行的障碍还是政府行为的不当，其根源并不在信息等市场客体而在“人”这一市场主体，源于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这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第一，市场主体的理性具有有限性，由此会带来短视的功利行为，包括机会主义的背信行为和交叉的策略性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随着市场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机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往往更难有效辨识其优劣和真伪以做出更好的选择，反而陷入施瓦茨的选择悖论xiii和阿克洛夫等的钓愚xiv之中；另一方面，即使在信息完全的市场情形中，市场主体间的互动往往也难以达到具有帕累托优境的一般均衡，反而陷入由可逆性策略导向的囚徒困境之中。xv第二，市场主体之间具有人际相异性，由此会带来权力和地位的不公以及相应的社会争夺，进而产生诸如基于力量不对等的压榨和掠夺以及基于社会不信任的分工不畅和协调无效等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每个市场主体都会尽可能地炮制各种噪音来误导和诱导其他人以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由此也就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秩序扩展的中断；另一方面，每个市场主体还会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或权力压榨他人以攫取更大收益，由此也就产生了市场中收入转移和剥削现象。
事实上，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推行，市场客体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但市场失灵却似乎并没有减轻，因为引发市场失灵的那些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深层的因素转向了市场主体。一方面，尽管市场客体的缺陷可以随着市场机制的建设而不断完善，但市场主体的缺陷却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克服；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引起的市场失灵根本上难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克服，甚至也无法保持强大忍耐心而诉诸时间来最终解决，而必须诉诸人性的升华和伦理的塑造。正因如此，如果不能清楚认识进而有效克服人性的缺陷以及制约不当的社会行为，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抑或其他众多经济学派，它们大多集中于市场客体的分析而相对忽视了市场主体。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工程学内容，从而也就舍象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衍生效应；另一方面，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通常只关心像他们那样“聪明人”的行为与决策，却进而将之推演到普通人身上。相反，通过将市场失灵的分析视角由市场客体的不完善转到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我们就可以深刻认识到市场失灵的内在性和持久性，进而为有为政府的经济功能夯实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笔者撰写了 4 卷本的《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丛书》以对人性发展及其现实行为机理展开深入的剖析和提炼。xvi
四、市场机制的能力不及及其无效性
市场失灵除了体现为因市场客体的不完善以及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所引发的效率不足外，还体现为在众多领域的能力不及和无效。其实，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市场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层面上，而明显忽视了非配置的 X 低效率。xviiX 低效率主要源于人际不信任和自利动机产生的协调失败或囚徒困境，具体体现为打埋伏、磨洋工等，这就涉及组织治理问题。那么，如何解决 X 低效率问题呢？显然，这不能简单地推广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市场交易或委托-代理机制，因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地表明作为委托人的广大投资者不能清楚地调查这些“有毒”资产的问题，作为代理者的管理者也没有恪守管理好委托人财产的责任；相反，根本上是要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进而，又如何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呢？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要防止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化。斯塔西•亚当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公平理论就指出：如果员工感到报酬不公平，就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会采取相应行动以恢复心理平衡；相反，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xviii究其原因，当收入分配结构更为平均时，生活情境以及经济地位相似的人们之间具有相近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容易产生信任感；相应地，这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分工和合作，而且最终也会实现更高的效率，从而实现从囚徒博弈到信任博弈的转化。
市场不及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分配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引导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涉及市场交易的短视性以及嵌入其中的权力因素。关于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分析。第一，纵向的代际不公平。究其原因，市场交易关注和实现的是当事方的收益和效率，而子孙后代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市6
场参与者，从而其利益无法在现世市场交易中得到关注。从现实世界看，这不仅体现在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也表现在被诱导出来的各种炫耀性消费而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和耗竭，由此也就造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断。第二，横向的现世不公平。究其原因，市场交易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交易方之间的力量博弈，因而在市场收入分配中其主导作用的是社会权力原则而不是劳动贡献原则，进而分配结果也就有利于拥有更大势力者而不是做出更大贡献者。xix阿诺德•汤因比就写道：“（斯密）指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利益并不一致的双方签订的契约。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在分配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只是一个臆想。现在工人中各个阶层关注的只是自己同伴工资的多少。因此，在工资问题上，自由放任制度是彻底失败的。我们被迫尝试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调节委员会，事实上，这就是放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xx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社会中的高收入者通常都体现为特定社会制度或分配规则下的优胜者，而不是为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优秀者；而且，一个人越是能够适应和善于利用社会分配规则，就越能以较小的贡献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也就越容易成为社会竞争的优胜者。因此，人类社会存在这样一个“蟑螂性生存法则”：那些具有攫取他人或社会利益的强大能力的人往往更容易生存。xxi
一般地，现代经济学为市场收入分配提供支持主要依赖两个基本理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第一，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强调，完全竞争下的市场均衡必然是帕累托最优，而且个人逐利行为在“无形之手”引导下可以且必然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必然面临着这样一系列的条件约束：（1）信息的不完全性，这不仅会产生外部性，而且导致市场力量的不均衡，从而引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2）“完全竞争”一词就内含着深深的悖论，因为完全市场中的主体必然不具有竞争性；（3）市场价格一词也内含着这一悖论：任何市场价格都不可能包含搜寻等成本信息，否则就失去信息搜寻的动力。第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则强调：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生产要素之报酬既有效且公平。其理由是：（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对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将持续到再增加一单位所产生的收益等于其成本之点，这就保证了效率；（2）竞争条件也保证，企业家必须对他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支付一个与其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相等的报酬，这就保证了公平。同样的问题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的独立性等非现实性条件。xxii正因如此，现实市场收入分配根本就不可能基于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也不可能达到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结果。
最后，现实市场收入分配之所以不公平，至少还反映在这样两方面。第一，没有体现人的劳动贡献。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1）在市场交易的起点上，因资源占有以及财富集中而出现交易主体在地位上出现明显不平等；（2）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因交易程序不健全以及信息机制不通畅而出现交易剩余在分配上出现显著不公正。在现实情形中，无论是资源的初始占有还是财富转移的程序制定通常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这就会导致现实市场中的“劳动”收入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一般地，对现实收入的不公正程度可以从这样两方面进行审视：（1）事前判断，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或者特定交易中的力量对比越不均衡，那么，该社会收入的不公正程度就越大；（2）事后判断，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越悬殊，那么，该社会收入的不公正程度就越大。xxiii第二，忽视个体的自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这样两方面：（1）能力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先天的生物性特征（性别、体能、智力等）的不平等和后天的社会性特征（财产、家庭、境遇等）的不平等；（2）福利不平等，在收入或其他基本品等同的情况下，残障人所能过的生活将比健全人差，孕妇所能过的生活也比其他正常人差。xxiv按照现代平等主义观点，人们不应由于自己的无过错而生活得比其他人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市场机会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实质却是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不平等的对待。相应地，基于同一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的结果也就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五、市场失灵的持续扩大及其广泛性
通行的市场失灵概念局限在传统经济领域，主要用来指市场不能带来有效的产出。但实际上，市场失灵还有更广泛的内容，这在市场所滋生出的日益强盛的堕落效应中可以窥见一斑。一般地，任何对单一目标的无节制追求都会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威胁，而无节制的市场经济恰恰是将人类行为的目标单一化为金钱最大化。对此，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导致了金钱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居支配地位，进而使人们将追求金钱视为行为的目的本身，由此也就会导致人性及其社会关系异化。大体上，市场堕落效应至少包括这样三大方面：（1）以效率牺牲公平，因为市场机制根本上基于力量原则，因而市场效率通常就主要体现为强势者（主权者）的意志和利益诉求；（2）庸俗大众化，因为产品的市场收益主要来自社会大众，因而产品供给就会朝满足大多数人偏好的庸俗化方向发展；（3）实用媚俗化，因为市场主要以有用作为评价标准，这就导致产品供给朝迎合世俗偏好的实用化方向发展。其中，第一个内容大体上在上一部分已经进行了剖析。当然，以效率牺牲公平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在各种非道德的歧视上。究其原因，多数派可以通过将少数派排除出市场而独享社会资源，因而竞争性市场经济就会形塑出歧视性偏好，而不会自动消除歧视现象。xxv对此，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巴苏也写道：“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没有政府的监管和干预，歧视就会自动消失。……（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歧视可以源于自由市场，如果想制止歧视行为，实际上可能需要监管和有意识的平权运动。”xxvi后两个内容则是市场堕落效应更为主要的方面，因为它们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和经济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社会政治以及学术研究等众多领域，这已经为托克维尔的大众庸俗化、涂尔干的社会失范化、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等所刻画。例如，阿多诺就指出，市场经济使得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趋势，进而被蒙上了商品拜物教特性；相应地，受市场导向的影响，创作者关心的就不再是艺术完美和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收益，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市场经济下的文化生产就呈现出标准化和齐一化趋势，由此就导致个性的扼杀和创造力的剥夺。xxvii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一些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往往难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节制的市场交易通常会严重摧毁社会的合理价值，瓦解社会的既有规范，进而因为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显然，这是市场失灵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典型的表现。由此，市场失灵就不仅具有内在的持久性，而且还表现为失灵范围的持续扩大及其所呈现出的广泛性。那么，市场堕落效应是如何孕育和滋长的呢？根本上，这就源于商品化过度，那些体现人类价值诉求而不该是商品的东西被商品化了，乃至经济效益尤其是即期的金钱收益成为衡量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之价值的基本乃至唯一的标准。譬如，现代资本主义是以劳动力、土地等商品化和资本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这些要素本质上并不是商品，而将它们当做商品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异化和堕落。卡尔·波兰尼就写道：“劳动力只是一种与生命本身相调和之人类活动的另一名称，它并不是为了销售而产生的，而是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而存在的，这种活动也不能与生活的其他面分开而加以积存或流通；土地则只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并不是人所制造的”；相应地，“在处理一个人的劳动力时，这个制度也同时处置了‘人’之生理的、心理的及道德的本质”。xxviii尤其是，随着现代功利主义经济思维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和渗透，商品化的范围就不断扩大，由此导致体现为堕落效应的市场失灵也就更为凸显和加剧。明显的例子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噪下，毒品、器官、婴儿、人身以及性买卖都成了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市场合理行为；进一步地，污染权易、地票以及互投赞成票交易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人提出的重要社会经济政策。xxix
正因如此，当社会合理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而遭受破坏和瓦解时，我们就需要审视市场机制的限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思维：究竟应该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即当市场交易破坏和摧毁了为人们长期遵循的社会规章和伦理价值时，我们就需要做两方面思考：（1）市场交易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以至于对社会合理价值构成了危害？（2）传统价值规范是否已经明显过时以至于严重窒息了社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一般地，第一点反思通常更为重要和关键，因为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本身源于人类长期实践的演化，体现了对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关注和追求，而在市场竞争中激发出的动物性本能则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和破坏力量，时时准备突破社会规范和价值对其逐利心的约束。因此，一旦发现市场交易结果与人类合理价值产生冲突时，通常的做法就是对相关交易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防止其破坏性的爆发和扩大。对此，卡尔•波兰尼很早就指出，自由主义的无节制发展产生出了市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两大问题：（1）社会分化，这体现为国家与市场的分离，进而产生政治民主与商业寡头政治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2）伦理碎化，这创造了一种高度理性的社会环境，进而造就仅仅遵循效用逻辑的理性利己主义者。xxx基于市场堕落效应，我们就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市场竞争都应该一定限度内的竞争，任何资源配置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配置；进而，基于市场的限度，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工会等社会组织的存在和作用，它们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是对市场的破坏（就如奥地利学派那样），而更应该被视为市场本身的一部分或促进市场完善的重要内容。
最后，正是根植于社会合理价值，现代社会对市场交易也形成了这样的系列共识。例如，工人不能以同意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来换取更高工资，汽车制造商应该召回那些存在缺陷的汽车；同样，人的器官、子女以及选票等都不能交易，不同目标功能区的土地不能跨地区交易。麦克弗森就指出，“最起码，生命和财产必须受到保护，契约必须被明确界定并得到强制执行。……国家可以控制土地的使用和劳动力的使用，可以通过禁运和关税来干预贸易的自由流动，可以扶持一种产业和打击另一种产业，可以提供免费或受补贴的服务，可以救助赤贫，可以要求质量或培训的最低标准，还可以靠这些及其他干预方法来防止价格（包括工资）达到一个不受监督或监管乏力的市场可能会创造出来的水平。国家通过这些方法改变每个人在计算获利最大的做法时所列方程中的某些项。”xxxi同时，社会合理价值对人类活动和市场行为产生约束和限制的范围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拓展。例如，西尼尔反对当时社会改革家提出限制童工的《奥尔索法案》时说，这个法案限制了人们的契约自由并把经济损失强加给了这些儿童的父母。但试问：今天还有谁会认为限制童工是错的吗？不幸的是，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渲染和影响下，时下不少经济学人恰恰以市场交易的效率来否定和推翻社会“合理价值”，进而就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乃至重新为那些已遭否弃的不人道行为进行辩护和“正名”。譬如，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提出征收碳排放税以及戴尔斯等人倡导通过排污权交易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影响，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就鼓吹通过不同目标功能的土地之间的交换来提升经济效益；但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少地区的湿地越来越少，河流山川遭受严重破坏，进而导致鸟类等野生动物的数量迅速减少。更为甚者，一些经济学人还提出了生育指标交易的方案，主张在国家控制生育总量（每对夫妇生育拥有两个生育指标）下，允许生育指标进行市场交易以实现生育指标和人口结构优化。但实际上，这是变相地给予富人更多的生育权，因为他具有购买生育指标的强大能力，而这显然是与现代社会合理价值和道德背道而驰的。
六、结语：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
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心议题就在于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从而促进两类协调机制的互补和共生。其原因又在于，市场和政府都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同时又都面临着失灵问题。进而，政府与市场间关系又涉及两大方面的问题：（1）对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2）对国家性质和政府功能的认识。然而，时下经济学界却盛行着市场与政府相对立的二元观：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鼓吹纯粹市场机制的完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明显忽视了政府行为潜含的“理性自负”。实际上，作为推动社会秩序持续扩展的两大基本机制，市场和政府既承担某种积极作用，同时又存在某些不足和局限。就此而言，时下流行的那些相对立的极端观点通常都只是停留在表象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并且还囿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从特定维度去观察现象。
就经济学的主流态势而言，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新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支配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成为经济学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进而压制和瓦解了其他一切异己、批判和反抗的力量。固然，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也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市场机制的现实发育迄今还很不成熟，乃至常常会出现大面积的失败。人类社会过去的经验也清楚地表明，纯粹的自发市场并不必然呈现出持续的扩展轨迹，反而常常会出现内卷化趋势，甚至还会引发破坏性的革命。与此同时，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管，才使得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共进的局面，甚至从 1945 年到 1971 年这 1/4 世纪也成为摆脱 400 年来每隔 10 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危机之宿命的重大奇迹。xxxii既然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又如此推崇和迷恋市场机制而极力否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呢？根本上就在于，它对市场机制持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没有考虑到市场主体的理性有限性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异质性，更没有关注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互动所带来的社会不合理性。
其实，只要深入剖析市场主体的特性并考虑到人性的缺陷，我们就可以深刻地洞察市场失灵的内在根源及其持久性；只要广泛考察非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等领域，我们就可以全面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能力不及及其无效性；进而，只要系统考虑市场无节制发展所衍生的堕落效应，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洞悉市场失灵的持续扩大及其广泛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政府功能不仅长期而持续地存在，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还在不断扩大。进而，那些所谓“市场从来不会失灵”以及“没有市场的市场”之类的断言不仅为社会现实所证伪，而且本身就内在着逻辑缺陷。一方面，经验事实典型表现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推进，西方社会的贫困化现象就一直没有解决，这只要看看欧美尤其是拉美国家中不断扩大的平民窟现象就清楚了；相反，凭借政府对城中村以及贫困区的系统规划和强力改造，当前中国社会就有效地降低和克服了平民窟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逻辑缺陷的基本依据在于，市场根本上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类创造的，并且市场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现实形态；显然，处于演化过程也就意味着任何现实市场都存在不成熟和不完善性，而不成熟和不完善则产生了优化和改进市场的要求。根本上说，那些市场不会失灵的宣言是将市场视为一种先验的静态之物，它又根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所打造出的逻辑化市场之中。xxxiii
因此，本文的层层分析就揭示出，市场失灵至少包括了这样四大层次：（1）配置效率不足，这是由市场主体不完善造成的，它为新古典经济学所高度关注；（2）非配置的 X 低效率，这是由市场主体内在缺陷所激发的，它为笔者的《真实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的特性解析》一书所集中阐发；（3）分配不公，这是因为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导致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能力不及和无效，它为笔者的《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蟑螂性生存法则与收入再分配》一书所深入剖析；（4）价值腐化，这主要是由商品化过度及其促成的市场交易对社会合理价值的瓦解和破坏，它为笔者的《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制度不及的主流经济学及其问题》一书所重点关注。针对于这四个层次的市场失灵，就自然引出了政府的基本职能：（1）促进市场的完善和深化，主要包括信息机制的建设、交易规则的完善、公共品的供给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等；（2）提高人的亲社会性和社会理性，主要包括人文性公共教育的普及、市场伦理的培育和责任文化的形塑等；（3）缓和人际的不平等，主要包括保障制度的设计（底线保障）、弱势者的联合（集体谈判权）等以促进抗衡力量的发展；（4）避免商品化的过度，主要包括基本社会价值的维护、社会基本权利的提高以及自然资源的共享等。
当然，本文通过揭示市场失灵的内在性和现实性来引入政府的积极功能，但这并不否定政府也会出现失灵，更不意味着可由政府来替代市场的基本功能。实际上，只要“人心”还存在缺陷，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政府失灵的广泛存在，这充分体现在政府官僚的“无心”和“无能”上；其中，“无心”表现为源于自利心的贪污、受贿以及寻租等腐败行为，“无能”则表现为源于信息不足和程序不当的决策失误。对此，贝斯利区分了两类失灵：（1）政府失灵，是指由自利的经济人所构成的政府垄断性地合法行使权力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政府无法准确掌握私人对公共品的评价而致使公共品的供给不足；（2）政治失灵，是指民主政治制度下那些控制垄断的权力在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某些外部性因投票悖论无法内部化而致使公共资源处于次优的配置状态。进而，贝斯利还从三方面来揭示政府失灵：（1）政府所选择的政策未能在帕累托意义的可能性边界上达成分配而出现帕累托低效；（2）政府所选择的政策无法最大化良好定义的社会福利函数而导致分配失灵；（3）政府所选择的政策没有能够实现帕累托占优于政府缺失状态所达成的结果。xxxiv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基于市场失灵视域所导向的仅仅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现实政府所承担的职能通常并不局限于此，政府在不同时空下所具体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也并不相同。问题在于，随着政府成功地缓和乃至克服市场失灵以及经济衰退等问题，政府就会在更广泛的事务上扮演积极角色，进而就会导致政府功能不断扩张而陷入“理性自负”之中；相应地，基于对这一趋势的提防，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就致力于宣扬政府失灵现象，由此来告诫对政府行为的警惕。同时，为给自己所持有的信念提供理论支持，无论是政府行为的支持者还是市场秩序的推崇者，现代经济学人都倾向于构建严密的数理模型来对市场或政府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模拟和论证，而在事实与理论不符时就对事实加以重新诠释。问题是，这些数理模型——无论是市场运行模型还是政府运行模型——几乎都是以抽象的逻辑为基础，由此就会得出较为理想化的结果；但现实世界中，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远不如理论模型所构设的那样完美，都会遇到各种复杂的现实障碍。对此，斯蒂格利茨说：“因为政府有时会失败，所以就不应该在市场失灵时干预市场，这种论断是缺乏根据的。但相反，由于市场有时会失灵，因此，市场机制应该被摒弃，同样是没有根据的。”xxxv这些都告诫我们，应该谨防极端，不能将政策和主张简化为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二中选一，而是要努力寻求一个令人满意但难以最优的混合体制。
本文载《人文杂志》2021 年第 5 期。
i[英]马祖卡托：《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李磊、束东新、程单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32 页。
ii[美]吉尔德：《财富与贫困：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76-77页。
iii[德]汉斯-赫尔曼·霍普：《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一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研究》，吴烽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6、7、11 页。
iv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2016 年 11 月 9 日，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
v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 5 期。
vi朱富强：《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市场信念》，《财经研究》2013 年第 5 期。
vii朱富强：《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 2 期。
viii朱富强：《逐利行为、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 1 期。
ix[美]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 114-115 页。
x朱富强：《自由交易能否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缺陷审视》，《西部论坛》2019 年第 2 期。
xi朱富强：《为何存在如此多不理想的社会制度：内卷化与自发秩序原理的反思》，《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20 年第 2 期（总第 21 辑）。
xii[美]弗兰克：《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谢朝斌、刘寅龙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 年，第 108 页。
xiii[美]施瓦茨：《选择的悖论：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梁嘉歆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
xiv[美]阿克洛夫、[美]席勒：《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张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
xv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效率的原则》，《学术月刊》2013 年第 3 期。
xvi即《关注“人”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路向批判》《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协作的策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博弈思维》《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出版。
Xvii Leibenstein H., 1966,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3): 392–415.
Xviii Adams J.S., 1963,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 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 67: 422-436.
xix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 年第 4 期。
xx阿诺德•汤因比：《产业革命》，宋晓东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75 页。
xxi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12 期。
xxii朱富强：《企业能力、职位租与高管高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机制》，《财经研究》2020 年第 3期。
xxiii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贡献的原则》，《经济学家》2014 年第 8 期。
xxiv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天津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xxv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缺陷：“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形成逻辑和内在缺陷》，《福建论坛》2017 年第 9 期。
xxvi[印度]巴苏：《信念共同体：法和经济学的新方法》，宣晓伟译，中信出版社，2020 年，第 117 页。
xxvii市场之所以会衍生出日益强化的庸俗化和媚俗化效用，就在于它需要面对并满足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偏好和品味而难以成为社会流行偏好和品味的引领者，市场之物的风格和品味就主要由多数人所决定。
xxviii[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51、152 页。
xxix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局限》，《政治经济学报》2017 年第 3 期（总第 10 卷）。
xxx参见[英]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
xxxi[加拿大]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出版社，2018 年，第 59-60 页。
xxxii[美]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 240 页。
xxxiii朱富强：《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流行市场观的逻辑缺陷》，《财经研究》2014 年第 5 期。
xxxiv[英]贝斯利：《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李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0-58 页。
xxxv[美]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 24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