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谭嗣同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几层意思：一是讲一下他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二是讲一下他启蒙思想的观点，特别是他的特点，三是讲一下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特点

启蒙这个词来自于英文，这个字叫“enlighten”，它实际上是“点亮”的意思。“点亮”，王阳明死的时候说“此心光明”，就是要人心光明，从蒙昧中、从黑暗中走出来。启蒙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打破神权对人间、社会的这种主宰作用，神对人的统治。启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启蒙，它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它不像文艺复兴时代是文学的方式，也不像宗教改革采取宗教批判或宗教改革的形式。它是从理性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重新认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西方的启蒙是一次思想解放。

我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学术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我们很多东西从西方来、从日本来，所以我们也借用了启蒙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跟西方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说都是思想一体化。其实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当然解放要有正确的方向，不是乱放。西方是让人从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让社会的中心从神到人。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专制文化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强。我们的专制文化，包括四样东西，一个是皇权思想，一个是等级思想，一个是宗法思想，一个是愚民的思想，这是专制文化的基本点。相对西方打破宗教迷信来解放人，中国是要打破传统文化解放人，他们是解放人的信仰，我们是解放人的心。中国的难处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些文化观念是一体两面，当我们要砸碎它腐朽一面的时候，它合理的一面、美好的一面、生机勃勃的一面也会受到冲击。仁和礼，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天道轮回读<仁学>》，提及在中国的历史上，仁爱的思想逐渐地被礼教的思想束缚，两千多年来，有几次对仁爱思想进行束缚的很强硬的时期，比如说董仲舒这个时期，第二个宋明理学的时期，第三个晚清的时期。这些时候，礼仪强调的多，人慢慢的被礼所束缚了。所以谭嗣同他要讲仁，实际上就要破礼，或礼教，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矛盾的状态。所以他整个的思想是在矛盾中的。如果我们把握的不好，就会把好东西、坏东西一起丢掉，或者好东西、坏东西一起继承，就像恩格斯讲，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80年代有的学者讲，西方解放思想是打破脖子上的枷锁，人很舒服；中国解放思想是打破心灵上的枷锁，它的枷锁锁在心上，打破这个枷锁的时候心就会疼、就会流血。所以中国的启蒙比起西方的启蒙，时间要长、困难要大。所谓启蒙，它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平等、自由的权利，像西方这些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洛克、康德、百科全书派，他们所主张的平等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大自然对世间万物是平等的，所以人生来就平等，“天赋人权”，所以这就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它的理论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自己自由的权利，因为平等，有了自由，因为有了自由，就有自己选择官吏和政府的权利，这才有了民主，这个逻辑在西方是颠扑不破的。

但是中国的启蒙要复杂的多。第一个，我们中国的皇权与“大一统”紧密相连，咱们中国能不能没有皇帝呢？如果没有秦始皇实行书同文，中国有多少种方言？2000年下来我们还是一个国家吗？我们不是，我们会分裂成很多国家。我们的文字相同，把全中国、乃至东南亚都包容进来，这个功劳非常大。秦始皇还有一个功劳，郡县制。如果不是郡县制，我们还在西周到东周那个时间，还是几百个诸候，我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在东亚是什么样子？秦始皇暴政不能肯定，但是秦始皇的这两项功劳我们要肯定。所以我们在讲到皇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皇权是那种历史条件下，大一统必备的一个东西。我们华夏从一开始生活在同一片天地，天生的一个大国，分不开，分开就会打，所以大一统是必然的，这个在《春秋》里面就在讲。咱们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互相连接的，这样的话我们从地理上是一个大单元，天生是一个大国，如果分裂就会打，一直打到最后统一。第二个，中国的纲常等级和秩序相连，我们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个上下关系，这是最大的纲。还有呢，三公九卿，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体制都是几十个台阶。我们现在对干部的奖励主要是提拔，提拔以后工资增加的并不多，但是大家非常看重。我经常讲一句话，说我们的机关里边有一种机关病，就是等提拔盼提拔。所以这个两千多年，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基因仍然在。现在没有级别行不行呢？不行。没有级别，这么大的国家不分层次，怎么领导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庭，这么多关系，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秩序，行不行呢？所以纲常等级与秩序相连，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第三个，宗法关系，宗法关系源于氏族、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家庭的稳固是王朝稳固的基础。刚才有专家说“郡县制是虚拟的宗法社会”，其实我只赞同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呢？皇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基本是宗法关系，这个宗法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回头来看湘军，湘军其实就是靠宗法关系，他不靠宗法关系，这个湘军怎么组织起来？所以宗法关系的话，它有两面性。第四个，愚民。愚民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不需要老百姓掌握知识，这样的话便于领导、便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愚民的社会需要。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经济生产的产品很少，剩余产品不多，不可能搞大批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贫穷的条件下，没有条件办大规模的教育和文化。

也就是说，专制制度有四样不好的东西，但是这四样不好的东西里面都有客观原因，都有历史的原因，都有它的正反两面。所以中国的启蒙，是一种小心的剥离，不能大刀快斧地去砍。我们现在讲的话叫做创造性地转换、创新性的发展，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以，中国的启蒙有中国启蒙的特点，尽管借用了西方的概念，但不完全是一个层面。

谭嗣同启蒙思想的背景

谭嗣同的思想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那个时代有很多特点，我们这里边讲三点。

第一，是在搞了30年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思想上的转变。什么意思呢？洋务运动办了几百个工厂，大型的工厂几十个，跟大型军工厂配套的矿山、配件厂、原料生产的加起来几百个。这些个大型的企业，像江南制造总局，他们自己办了翻译馆、办了技工培训学校，整个在上海。实际上像这样的大型企业，像福州船政局、像兰州织呢局，各省都办了这样的企业。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开放了，不是像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之前那么封闭、那么僵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理解谭嗣同的思想，就知道他就有这么一个大的背景。谭嗣同的思想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就是他在游学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看到他们翻译的一些小册子。大家说为什么谭嗣同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么浅呢？其实不是他浅，是当时翻译过来的东西就浅、就破碎，它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人翻译过来的，它都是一些民间自己搞的、工厂里面搞的，它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那么这样的话，他接受的西方文化就也是支离破碎的、也是很肤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翻译力量很差，很多东西翻译不过来，一直到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谭嗣同就是接触西方的这些文化的资源。谭嗣同广交朋友。他在上海认识了傅兰雅，这个人对他影响非常大。傅兰雅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对宗教的这种笃信，还有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念，对谭嗣同都有影响，他在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影响了谭嗣同。另外对他影响挺大的是杨文会，这个人也是学贯东西，特别懂佛学，他的佛学的思想对谭嗣同影响非常大。晚清的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到佛教中寻求思想解放和个性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谭嗣同他比别人信的更多、信得更深。前面有人也讲到了，他的家庭的原因，也讲到了他的生活中的这种挫折、痛苦。佛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的避难所，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就是，佛教里面讲平等、讲仁爱，这个思想对于谭嗣同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二，当时的思想界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思想的多元化冲击着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中国当时的这个思想界、知识界的现象，梁启超把它叫做学问饥荒，宗教饥渴。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到洋务运动这段时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是深信不疑的。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这个时候产生的思想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把知识分成了“体”和“用”两个方面，我们这时候认为西学还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只能够作为我们的工具，它不能作为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方法，我们的本体论还是自己的，我们用西学作工具。谭嗣同跟张之洞是同一个时代的，张之洞那个时候做湖广总督，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做湖北巡抚，陈宝箴做湖南的巡抚，他们都在张之洞的领导之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的稍微有一点出格过火，张之洞直接跟谭继洵和陈宝箴说不能这样搞，这样他们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冲突。张之洞的思想，到了维新时期他走到了头， “中学为体”，“体”不能动，这个思想后来也是维新运动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流的思想是“体”，是不能动的。但是维新派包括谭嗣同他们，他们想动的就是“体”，他们想实行君主立宪制，想开议会资政，想改变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想把军队现代化，这样的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动了“体”。那么这就产生了思想的分歧。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中国从“师夷长技”到改革政治体制的一个转变，由学习到改变，由学习到变革的这个过程。这是影响谭嗣同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三，甲午战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是会打赢的，至少不会败的那么惨，但是我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事情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甲午战败，中国人打痛了，打醒了，打急了。什么叫打痛了呢？一直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我们都没觉得很痛，到沙俄搞了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我们也没有很痛，我们原来认为满洲北边儿那个地方跟我们关系不大，我们也不怎么痛。但是甲午战败这个时候，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台湾和周围的岛屿割让给日本，我们痛，打急了。所以有公车上书，上千名举子由此而聚会，请愿，打醒了，这个时候激进的知识分子知道要改革了。所以甲午战争的时候，谭嗣同和唐才常两个人在武汉，边哭边接到这些战报，因为谭嗣同的父亲是湖北巡抚，他能够看到那些战报，彻夜的哭，抱头痛哭。所以他自己讲，他说甲午以后我的思想为之一变，他在甲午之前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叫《治言》，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到北方结交了这些朋友，读了这么多西方的文化之后，他这个时候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甲午战争是他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谭嗣同启蒙思想的特点

我们不能全面的去讲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体系很大，而且也没有必要全面去讲。我们后来的学者也认为，在维新前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有四位比较突出：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他们的先后也是按这个顺序，他们的思想特点也是按这个顺序。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关系不能不讲，也不能讲的太厉害。其实谭嗣同的思想超过了康有为，但是他在当时的贡献或影响没有康有为大，因为他的“仁学”思想是他去世以后梁启超在日本整理发表出来的，这个时候戊戌维新已经失败了。康有为的思想是一个发动机，它从一开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就震动京师，影响千千万万的举子，影响很大。康有为对谭嗣同的影响就是说强调博爱、强调仁爱。谭嗣同对康有为是非常敬重的，他游学的时候到了北京，见到梁启超，没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就把康有为的思想向他做了一个转述和介绍，谭嗣同就觉得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就下决心向康有为学习，读康有为的文章和书，他自己说他已经决定做康有为的私淑弟子。私淑弟子，就是说这个人他不知道，你就做了他的学生了。谭嗣同两次做私淑弟子，第一次是做王船山的私淑弟子，王船山那个时候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说不管你在不在，反正我就做你学生了，做你的弟子；第二次就是康有为。他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是非常佩服。康有为的思想也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主张博爱，第二点就是他主张用《公羊春秋》的学说来进行社会的变革，这个思想实际上对谭嗣同的影响很大。张岂之先生写有一篇文章，他说谭嗣同是搞“仁学”的，但是他的“仁学”从哪儿来呢？从康有为这儿来。康有为的“仁学”从哪来呢？从董仲舒这儿来。董仲舒有一本叫《春秋繁露》的著作，今文经学。这个时候的话，康有为到董仲舒，董仲舒到孔子的“六经”，从“六经”然后再到“仁爱”的“仁”。实际上谭嗣同他是绕过了程朱，程朱、陆王是矛盾的，他认为程朱理学把“礼教”加重，这个是后来700年理学统治中国，正好是宋元明清，这个时候是中国人思想僵化的一个过程，文字狱的一个过程，男女授受不亲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边僵化，愚昧，所以他对程朱的思想是不赞成的。程朱的思想里面有一个仁学派，一个礼学派，所以程朱是礼学派，不是仁学派。谭嗣同的仁从哪儿来呢，从康有为这儿，康有为从哪儿来，从董仲舒这儿来，董仲舒从哪儿来的，从今文经学、《公羊春秋》来，《公羊春秋》这就涉及到咱们讲的《春秋》。《春秋》它是“六经”之一，它有三本，《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公羊春秋》长时间没人理睬，一直到了近代，有一个学者叫刘逢禄，他研究这个东西有成就。我们原来讲到王船山，王船山的父亲也是研究《春秋》，胡安国是研究《春秋》的，所以《春秋》思想在湖南这个范围内，在近代的话，开始重新抬起头来。魏源跟刘逢禄研究这个东西，而康有为又学了魏源，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就是，谭嗣同的思想是从今文经学，从《公羊春秋》这个地方来。他的“仁学”还有一个渠道，是从王船山这儿来。这个里头，谭嗣同思想上是有矛盾的。其实王船山本身并没有否定理学，曾国藩后来继承王船山，曾国藩就是个大理学家，所以有人说理学到王船山就打止了，这个话可以再推敲一下。理学其实到王船山这儿转了个方向，原来是在空中，王船山把它转到地上来了，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学问了，这个时候不能说理学就没有了。谭嗣同接受的是王船山的理学，那么谭嗣同其实从王船山这个地方又回到了孔孟，他是跟孟子、子思一脉相承下来的。《春秋》这本书是讲鲁国的24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部史书。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春秋》就是史，中国人是从史中来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的。《春秋》这本书里边讲了“春秋五霸”的这些人，这些人在称霸的过程中有的有道义，有的没有道义。孔子很喜欢齐桓公这个人，齐桓公跟管仲之间还有一个很好的交往。《春秋》这里面他讲了一些深明大义的人，也讲了一些篡国的、篡权的、弑父的、杀父弑君的一些坏人，这里面讲了一个最大的东西就是价值观，仁爱的“仁”。《春秋》他实际上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也是对“仁”的一个阐释。

这四个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学习康有为，但是谭嗣同超越了康有为，在这个过程里边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严复，严复是个大思想家，最重要的成就是翻译了《天演论》。《天演论》这个书是赫胥黎写的，叫做《进化论》，中国的发展，接受西方的系统的思想，就是从进化论开始。后来英国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主义。中国最初接受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谭嗣同读有没有读过《天演论》？《天演论》是1898年翻译出来的，这一年谭嗣同已经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这段时间有没有机会读到？不知道，但是据梁启超说他没有读过。梁启超比谭嗣同小十几岁，他跟谭嗣同是非常好的好朋友，但是梁启超的思想后来居上，后来成熟，他最突出的特点是他讲了《新民说》。“苟日新，日日新”，要让老百姓有新的思想，变成新的人，这个就是后来影响到五四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讲这四个人，就是说在戊戌维新前后，中国思想界的高峰，第一人是谭嗣同，谭嗣同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思想上领先于后面这两个人，严复和梁启超。在这一个时间段，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启蒙思想家是谭嗣同。

谭嗣同的思想主要在《仁学》里面，有这么几层。

第一层，揭露、批判、反对君主专制。这个思想不是他最先有的，前面有很多人，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有，包括近代的马建忠、王韬、薛福成也都有。但是谭嗣同的思想明确和坚定，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提出推翻满清统治，流血牺牲在所不惜，所以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家。

第二层，他启蒙思想的创新之处就是“冲决网罗”，第一次公开挑战宋明以来的纲常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反对纲常伦理，他是对封建制度的全面挑战。为什么全面呢？因为纲常伦理、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也是政治哲学，里边还包含着本体论、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读周敦颐的时候就知道了，从周敦颐到二程建立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在人间就表现为三纲五常。那么这里头的话，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他要解决的是人的平等。人的平等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一个追求，我们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要均贫富，但是平等它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内容。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谭嗣同的平等是什么呢？是“通”。这个“通”实际上一个要害之处就是平等，这个平等和这个“网罗”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孔夫子讲“仁爱”的思想，他也是讲平等，孔夫子这个人就是“有教无类”嘛，墨家讲“兼爱”嘛，孔夫子讲“仁者爱人”嘛，对吧？“爱人”，他实际上是平等。但是这个爱人的这个过程之中要有秩序，所以孔夫子提出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两个字，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是价值体系，“礼”是秩序体系，这两个东西是互相支撑、互相表里。那么现在谭嗣同要把这两个点打掉一个点，把这个“礼”打掉。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把人从“网罗”中解放。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看作一张很大的网，这个网上有很多结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网上的一个结扭，我们并不自由，我们上下左右都受很多的关系牵连，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我们怎么能变得自由呢？把这个网罗打掉，我们不再做结纽了，我们做一个自由的自在的人，这就是“通”。这就是谭嗣同的启蒙的意义，解放人，把这个结纽打破，网络打碎。这是我们讲他维新思想，讲他仁爱思想，对他“冲决网罗”的一个阐释。

第三层，他讲的这个“仁”是一个新时代的“仁”。他这个新时代的“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这个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们很多人都是想传承就传承，想创新就创新，但是能够把传承和创新结合的这么好的，谭嗣同做到了。他的“仁学”里面对传统文化是认同的，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但是他没有从宋明理学这条路上去走，他绕过去了，他的“仁”通过《春秋》到了孔子那儿，所以他跟王船山是异曲同工的。大家知道王船山对程朱、陆王都是批判的，王船山他回到孟子和孔子那儿去了。谭嗣同一样，他也把这段跳过去了，那么这个“仁”就和以往传统的“仁”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点。他既认同“仁”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同时他又另辟蹊径。所以谭嗣同的这个“仁”跟宋明理学里面讲的“仁”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个地方。同时，他的“仁”是一个新的“仁”，他的“仁”通佛，这个事儿是一个创新，跟佛家思想可以结合。从唐朝开始，朝廷就开始对佛家进行防备，从唐朝到唐末五代的时候，还有两次灭佛的大规模的行动。一直到宋朝的时候，宋明理学也是从佛家和道家既吸取他们有用的东西，又跟他们划清界限来的。谭嗣同在这个时候把佛家重新引进来。当然，对佛家的思想不是很深入，了解也不是很系统，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边，佛家比儒家还重要，这个思想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大的解放和离经叛道。

第四层，他接受包容西方的文化，而且他崇尚西方的自然科学，。曾国藩这个人很了不起，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曾国藩后来又提出“师夷智”，他提出购买西方“制器之器”，就是制造武器的工具。但是洋务派的思想没有超越这一点。那么刚才我讲到洋务派吸收西方文化的最多的一点就达到了“中体西用”，这个“体”是什么呢？是文化，是制度。但是谭嗣同他包容西方文化，这是他启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儒和佛是本土文化，这个佛和儒的文化可以和耶稣的思想、基督教的思想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和而不同，这个思想就非常的伟大。他在哲学上用的“以太”这么一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想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说老实话，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本体论，他本来是学了王船山的气本论，后来他又提出仁本论，以太本论，心本论这样一系列的思想，他这个思想并没有说周全，没有自洽。但是他这里想通过“以太”这样一个物质的概念，作为仁的基础，这个思想有点像谁呢？有点像周敦颐。周敦颐把“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谭嗣同把“仁”说成是本源。那么他为什么要说“仁”是本源的东西，是价值本体论呢？他想说明一个问题，“仁”可以贯通古今，连接中外。古今中外能不能通起来，能不能连起来，能不能包容呢？能。“以太”体现为“仁”，那么他这个思想就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思想，“通耶”的思想使中西文化的交流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第五层，他的思想主张“苟日新，日日新”，不断的创新。

第六层，他的经济思想。他跟王船山一样，主张经世致用，主张研究水利的问题，农商的问题，商业的问题，具体的堪舆啊，湖南人对地理很有研究，包括左宗棠在家里没事就研究地图。王船山这个“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给了谭嗣同，谭嗣同又有了这么一个新的体验，洋务运动的体验，新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体验，所以他非常的重视经济。维新前期，他在湖南参加湖南的维新运动，陈宝箴把他请回来，他在这做维新运动，自己鼓动周围的朋友、同事，拿自己的钱去投资，办起算学馆，办时务学堂。那么这样的话他实际上的启蒙思想表现在重商，他对商业的重视，对机器生产的重视。

讲他的启蒙思想，有一些思想跟别的思想家有一个继承的关系，有一部分思想完全属于他的创新，所以后来我们把他列为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我的观点，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里面，他要排在第一位。他的思想的博大和精深，实际上他没有来得及展开。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他如果再活20年，他的学问都在我们之上。他是非常有思考和学习的才华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谭嗣同思想启蒙的影响

他的影响，其实直接影响到了辛亥革命，鼓舞了无数的年轻人。谭嗣同的维新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和他的殉道的精神和他的热血一起在传播。那么很多人是接受他的思想，很多人是接受他的精神，这个精神和思想融合在一起，他像一只泣血的杜鹃，在我们中华九州上面哀嚎、啼号，所以无数的年轻人跟着他走。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他在读高中时读到《仁学》这本书，他当时正准备退学去经商，读到这本书以后，重新回到学校，好好的读书，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大师。吴樾，就是炸清廷派出的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的那个人，不幸殉国，他也是受到了谭嗣同的事迹的鼓舞和激励。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敢于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民众，如陈天华、姚宏业、易白沙、杨毓麟等，一年之内，五个湖南年轻人舍身取义。谭嗣同的这种维新的思想，成为向革命的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李泽厚讲谭嗣同是激进主义的鼻祖。

总之，谭嗣同是改革家、思想家，湖湘赤子，知行合一的人，所以他的维新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认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