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是代表们一年一度播种话语的时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说了句：“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一时引爆了网上滔滔口水，把“大学改革”这个热度一直较高的话题，又烧到一个新温度。
关于中国的大学改革，“去行政化”一直是讨论焦点，这个议题有两个关键，其一是政府相关机构（例如教育部等）对大学的控制弱化，高校的管理者对这个议题发言最多；其二是学校内部的行政人员从管理者转换为服务者，而把学校的治理权交给教授，也即所谓的“教授治校”，大学教授们似乎更为热衷这个议题。
然而，在高校如何治理的讨论中，有一群人缺席了，他们是高校的“学生们”，包括在校生和毕业了的广大校友。其实校友们偶尔也发出微弱的声音，例如2013年6月浙江大学世界各地校友会联名上书国务院等中央机构反对新校长任命，但这个声音被当成噪音置之不理。
的确，学生和校友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即使是作为大学改革推手的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在《大学的逻辑》一书中，也把学生外化为大学的“客户”和“产品”，对于大学内部治理的改革，他提出的核心思路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并认为这种模式来自美国。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模式的完整画面，因为美国的大学“产品们”── 包括在校生和已毕业的校友在大学治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无怨无悔奉献的“客户”，也是活脱脱管理其“创造者”的“产品”。
事实上，美国大学系统更接近于“教授治学”而由校董会和校长共同治校。校董会的主要责任包括设立和修改学校的规则、主导学校的财政来源和投资、审批学校的财务预算，还有任免包括校长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他们的薪酬，校长则负责学校的日常运作。校董会的成员一般由几部分人组成：学校的高级管理者（校长、财务副校长等几人）、校友会代表、学校基金会代表和社会名流等，有的学校校董会为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设有席位，如果是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那么相应级别的政府官员也会占据几席校董会席位。
我查看了美国最好的几所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校董人员的履历发现，无论校董们是哪个渠道推举出来的代表，相当大比例（大多数超过80%）的校董都是该学校的毕业生。这些活跃的校友们，同时也是向学校捐款的积极分子。对于私立大学来说，校友捐款是他们生存发展的生命泉，对于公立大学，校友捐款也是重要的营运补充，再加上校友们用各种方式（如项目合作，对学弟学妹的提携，回归母校讲课等）为母校无偿奉献的价值，可以说校友资源对于美国大学的成败至关重要，只有这些把母校当成终身精神家园的校友，才会如此不遗余力、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甚至倾家荡产成为母校永远的守护者。
鉴于校友对大学贡献和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性，目前一些大学排行榜把校友捐赠的强度和广度当成衡量一所大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例如美国《新闻周刊》每年发布的大学排行，就把校友捐赠当成大学排行的指标之一，他们也专门发布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这个指标较好地反映了学校毕业生的成功程度和校友们对学校的热爱和参与程度。
回顾人类“大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学实际上是由学生们首创的。世界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诞生于1088年，那是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刻，犹如黎明前。当时博洛尼亚聚集了一些对罗马法感兴趣的学者，于是很多欧洲各地的学子慕名前来，大家集资雇请这些学者为他们上课，为了让求学过程更加有序，他们结成了同乡会等组织，各同乡会又联合起来成为“大学”，选出自己的校长，与外部试图控制他们的宗教和世俗权威进行斗争和斡旋。后来教师们也成立了“博士协会”，与学生组织协商学校事务，共同守护学校成长。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另一个传统始于法国巴黎，13世纪初开始的巴黎大学是由教师创立和管理，校长也是由教师选举产生，运作资金主要来自官方。以上两个大学的模式后来被很多欧洲大学模仿和复制，但这两种由某一个利益团体为主导的方式有其明显的缺点，也就是过分关注一个群体的利益，因此不利于大学的长久发展。于是有的学校综合了这两种模式，由教师、学生和其他相关方面共同管理学校，例如稍后创立的牛津大学就是由教长、学生同乡会和教师协会共同管理的学校。
目前运作成效最好的美国大学管理模式既传承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基因，也有很多自己的创新。比如，将“治学”和“治校”的责任分开，前者由教授们主导从而保障了学术自由和质量。而学校管理由校董会和校长等管理人员承担，以校友为主要力量的校董会为学校的运作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也尽可能超脱短期利益，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把握学校的核心价值，而校长领导的专业团队则保证了学校的日常运作和短期目标的实现。教授们对学校管理的参与主要体现在院、系一级，自我管理本学科建设以及其他日常事务。
再回到有关中国大学改革和“去行政化”的话题。虽然政府有很大的空间减少对大学的“微观管理”、让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权，然而，任何治理结构，权力、责任、贡献都需要对等，目前中国公立大学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来自政府，如果中国大学期望像美国大学那么大的自由度，那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而校友群体则有着取之不尽的优质资金。当然随着新资金源的加入，资本代理人也必须在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占据相应的位置，从而达到学校治理结构的逐步多元化。
至于巴黎大学式的“教授治校”模式，已经被历史淘汰了。因为由教授选举自己人做学校的管理者，一方面稀释了教授治学的能量，再说任何“一元化”的模式，会外化甚至排斥其他元素，结果可能让学校沦为单一利益集团的短期盈利工具，而这样的大学缺乏完整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包容性，也缺乏对久远未来的使命感。因此，教授集中精力治学，管理好自己的院系并兼顾着参与治校，是更好的制度安排。
大学，这个人类伟大的知识创新平台从出生伊始至今一直没有停顿过其自我创新的步伐。目前世界上被公认运作得最好的大学也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在思索着新一轮自我颠覆的方向。研究颠覆性创新方面的专家、哈佛大学教授Clayton M. Christensen在他的《创新型大学：从内到外改变高等教育的DNA》一书中认为，延续千年的大学教育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而给社会提供的价值增量则越来越小，互联网给大学教育的颠覆性创新带来崭新的机会，只有那些既能继承自己传统的精华而又从内到外彻底创新的大学，才会抓住这一轮机遇成为赢家。
中国大学各方的精英们不应该把改革游戏拘泥于几个封闭的利益集团之间权和利的重新分配，而更应该把目光放远到未来、放大到世界，否则输掉的不仅是过去的一千年，还可能是未来的一千年。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