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的新作
我有很多朋友，除从小一起淘气的小朋友，主要是从事“三古”研究的大朋友，特别是考古界的朋友。我来往最多的是这类朋友。我特别佩服战斗在考古一线又颇具理论思考的考古学家。
过去，大家有个印象，考古学家很辛苦，调查累，发掘累，整报告累，没工夫读书，更没时间写书，好像毛泽东自谦自嘲书赠傅斯年的那首诗所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唐·张碣：《焚书坑》）。但水城不然，他挖了很多，读了很多，也写了很多。过去写的，西北考古、盐业考古、考古讲义，非常专业，让行外人莫测高深看不懂，但手头这本有点不一样。它是讲一种大家很少留心几乎成为知识盲点因而令人好奇的器物——权杖。水城与我同住蓝旗营，他去四川前，每天早上，我俩常在清华遛弯，边走边聊，我早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收到新书，还是有点意外。书印得很漂亮，打开一看，插圖很多，脚注密密麻麻，中国的资料，外国的资料，应有尽有，从史前一直说到眼跟前儿，内容丰富，文笔生动，非常有趣。
此书是“献给柳元”，他的老同学的。我见过柳元，一起吃过饭。他患病多年，临走前在电话里跟水城告别。这四个字，满怀深情。
水城已经七十岁，我想为他写点什么，算是祝寿吧。我把他的新书重读了一遍。
什么是“权杖”
水城讲权杖，“权杖”是外来语，书名英译称之为MaceScepters。书前的“楔子”是考语源，他是把mace当世界各地原始古老做工粗糙的权杖，有些只是打人的棍子，砸东西的锤子（包括敲敌人脑瓜的锤子），scepters不一样，是欧洲中古以降国王和宗教上层人士手中豪华贵重的节杖，但我更关心前者与“殳”有什么区别，作者是放在下编第十章讲。
什么是“权杖”？从工艺角度讲，可能并不复杂。旧石器时代，人类早就会玩石头、木棍。石头变石器，分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加个棍儿，就是趁手的工具和兵器。青铜工具和兵器是这三类石器的延伸。中国古代兵器，戈矛、刀剑、斧钺是从刮削器、尖状器发展而来，也叫锋刃器，殳则是从砍砸器发展而来。这个字，象形，原本像手里拿个石头块儿或经过加工的石锤。古人手里拿这玩意儿干什么？砸东西。投字从殳，指使用殳的动作，动作小点，从上往下砸，大点，从近往远扔，够不着了，还有投石器。大卫战胜歌利亚，就是靠投石器。骰字从殳，是用来抛投的赌具。投茕博彩的茕就是骰子，也叫色子。这些字都跟殳字有关。
但“权杖”之为“权杖”，首先得“耀武扬威”，象征“权”。其次它得是个“杖”，杖是棍子，上面加个金属帽，筒形最简单，复杂点，做成球形、花瓣形、瓜瓣形，再复杂，加乳突、狼牙、尖锋，千变万化，皆属杖首，水城叫“权杖头”。
这玩意儿，外国有，中国也有，两者是什么关系？
西方的“耀武扬威”
水城的书，上编讲中外考古发现，下编讲中外比较研究，所举各例，覆盖甚广，五大洲全都涉及。
西方，本指欧罗巴。安纳托利亚是欧洲的老邻居，本来意义上的“东方”，从安纳托利亚往南走，加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和埃及，习惯上叫“近东”。再往东是伊朗、阿富汗和中亚。再往东才是“远东”。这里，我说的“西方”是从中国角度讲。欧洲和西亚，从大传统讲，属同一文化圈，西亚更古老，更有资格代表西方。我说的“西方”是大西方。伊朗离中国近，从我们的角度讲，属于“近西”。
西方传统，王者耀武扬威，主要靠三样，一锤（mace），二弓（bow），三斧（axe），不光近东如此，欧洲如此，伊朗也一样。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伊朗克尔曼沙赫省（旧译克尔曼沙阿省）有个叫萨尔波勒扎哈卜（Sar Pol-e-Zahab）的小镇。这个小镇离两伊边境上的席林堡很近（二〇一七年大地震，那里死过很多人），附近有个著名的阿努巴尼尼岩画（Anubanini Rock Relief）。画面上就有这三样东西。
画面左侧是卢卢比王阿努巴尼尼。他脚踏敌酋，左手拿着一张弓和一件有柄似乎是锤的兵器，右手提着一把双孔斧，斧头是用三个铆钉钉在木柄上。
画面右侧是伊什塔尔，近东的战神和爱神。她站在一个小台上，右手持环，向阿努巴尼尼祝贺，左手牵着两个俘虏，俘虏背缚双手，用鼻环系绳，攥在她手里。值得注意的是，她背后插着六件兵器，好像京剧的靠旗：左肩后两锤夹一斧，两锤作球形，一斧同阿努巴尼尼所持；右肩后模糊，似乎相同。
画面下方，左边是六个背缚双手的俘虏，鱼贯而入，右边是阿卡德铭文。
这幅岩画，年代约在公元前二三〇〇年，其风格影响深远。比如同在克尔曼沙赫省的贝希斯顿岩画就有类似的献俘画面；阿契美尼德石刻，王者站像，左手拄弓，坐像，右手执圆头锤杖；萨珊石刻，王者马踏敌酋，立于左，阿胡拉·马兹达授环于王，立于右，全都不难看出这种影响。
我想说，这三样都很重要，不光是锤杖。
中国的“耀武扬威”
水城引林沄说，王字本身就是斧钺之象。中国的“耀武扬威”，主要象征物是斧钺，这话没错。
证据很多，首先是先秦文献。
一、《诗·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武王以武为号，标准形象是立在战车上，车上插着旌旗，手里拿着斧钺。
二、《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武王克商，陈师牧野，形象是左手拄着有柄的“黄钺”，右手拿着“白旄”。
三、《逸周书·和寤解》讲武王克商，“手太白以麾诸侯”，“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他是先用“黄钺”斩商王，悬首级于太白，后用“玄钺”斩其宠爱的两个女人，悬首级于小白。
四、《周礼·夏官·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
五、《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
六、《六韬·龙韬·立将》讲将帅出征，出兵前要在庙堂上举行拜将授命的仪式，王在仪式上要把象征王权和杀伐决断的钺授给他，让他“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淮南子·兵略》略同。
其次是西周金文。
一、虢季子白盘讲周王赏赐虢季子白，铭文说：“王曰白（伯）父，孔有光。王睗（赐）乘马，是用左（佐）王；睗（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彊（疆）。”
二、师克盨讲周王赏赐师克，所赐有“驹车”“朱旂”“马四匹”“素戉（钺）”等。
这里有三种钺，“黄钺”“玄钺”“素钺”。钺固然重要，弓也很重要。射礼，左射歌《貍首》，右射歌《驺虞》，以不肯朝贡称臣者（“不廷方”）为射侯（箭靶）。
弓矢代表征伐，斧钺代表刑罚，这些都是代表王的权威，很清楚。问题是，殳往哪里摆？
从殳到金吾、骨朵、金瓜
“殳”是“五兵”之一，很重要，先秦文献多有记载。
水城的书，讲“权杖在中国的命运”（第十章），绕不开“殳”。商周时期的“殳”和汉以来的“金吾”“骨朵”“金瓜”是我建议他补写的。他请教过杨泓，对有关材料穷搜尽讨，有详细论述。我理解，他是把权杖当外来之物，而把三代中原地区的类似出土物当“权杖的仿制”，强调传播、仿制与改造。
商代西周，他只引商代甲骨文中的殳字和以殳字为偏旁的字（攴旁和殳旁有别，似应剔除），说明当时已有殳。但实物怎么叫，他吃不准，在缺乏自名的情况下，出于谨慎，他并不把商代出土的带柄“石锤”“玉锤”归入“殳”。西周的发现也如此。他讲殳，只限东周以来。商周遗物，只能算“权杖的仿制”，放在“殳”以前，跟“钺”搁一块儿讲。但这类材料很宝贵，水城下大力搜集，还是做了详细介绍。
东周以来的殳，曾侯乙墓所出有自名，自然是“殳”。水城把东周以来的殳分为A、B两类，A类上出矛锋（注意：宋以来的狼牙棒也有矛锋），下为球箍，矛锋为三棱，球箍分无刺和多刺两种，B类无锋无刺，只是个尖头或圆头的帽箍。
金吾，汉代职官有执金吾，执金吾是一种负责京师禁卫的武官，他手里拿的兵器叫“金吾”。《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金吾什么样？晋崔豹《古今注·舆服》的描述是“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为金吾”。看来，金吾是一种铜棍，两头鎏金。水城引陆羽《茶经》有“木吾”，则是类似的木杖，明代叫“吾杖”，仍保持着历史连续性。
骨朵，亦作胍肫，即檛（读若瓜）。檛即锤首。锤，亦作椎或槌。水城引宿白《白沙宋墓》，对这个词的语源、音变有详细考证，指出骨朵即杖头大腹如花蕾（也叫花骨朵）、瓜瓣者。此名流行于宋辽金元，史书频见“执骨朵”，似与“执金吾”同，但骨朵之名起，金吾之名未废，二名并行，一直到清代，似仍有区别。
金瓜，水城引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指出骨朵分蒺藜、蒜头两类。蒜头类似花蕾或瓜瓣，蒺藜类似同书的狼牙棒、杵棒，有刺。《大明会典》《三才图绘》，则把“金瓜”分为“立瓜”“卧瓜”，以别于“骨朵”“吾杖”“镫杖”“金节”。可见同属一大类，下面仍有许多小类。
“金箍棒”和“金轱辘棒”
过去读小说，看戏，我们有个印象，汉地用锤（如“八大锤”）很晚，属于“胡风”，这个印象不一定对。
最后，让我们做一点归纳。
金吾、骨朵、金瓜皆卤簿仪仗所用。仪仗的仗是杖，多半是木头棒，上加各种铜头，戈有戈鐏、矛有矛镦，斧钺的柄类似戈柲，也有铜鐏。杖首加铜，杖尾也可以加。
金吾是铜棒，木吾是木棒，铜棒金涂两头，木棒往往有铜帽，属于棒类。
骨朵、金瓜是杖首铜帽如花蕾、瓜瓣者，属于锤类。
这两大类，从形态上讲，不仅仍然延续殳的两类，而且与西亚的mace大同小异。如伊朗著名的洛雷斯坦青铜器，其mace也分筒状、球形，球形往往带乳突、尖刺，水城有详细介绍。
武术分徒手、器械两大类。宋以来，武术流行棍术。棍术是器械类武术的基本功。当时有个词，叫“杆棒”。“朴刀杆棒”是说书的一大类，杆棒就是棍。衙役手中的棍叫水火棍（上黑下红，上圆下扁），也叫杀威棒。棍、棒是梃、杖类器物的俗称。
《西游记》，孙悟空的趁手兵器是金箍棒。金箍棒，就是两头带金箍的棒子。金箍、金瓜与金吾音近，北京儿歌也叫金轱辘棒。金轱辘棒就是这位“齐天大圣”的“权杖”。
一九〇〇年，有個自称北京汇文书院美国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的传教士在纽约出版过一本《孺子歌图》，收入一百五十首北京儿歌。其中有首儿歌是：
金轱辘棒，银轱辘棒，
爷爷儿打板奶奶儿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养活个孩子没处放，
一放放在锅台上，
滋儿滋儿的喝米汤。
原书配照片，附英译。北京话习用儿化音，但“爷爷”“奶奶”后的“儿”字多余。“养活个孩子没处放，一放放在锅台上”，译文作They place the child by the pot on the ground（他们把孩子放在地上的锅旁），也不太准确，但此公把“金轱辘棒，银轱辘棒”翻成giltwood mace却蛮有意思。在他心目中，这种棍子就是木柄而两头鎏金的mace。
中国的王者或皇上，很少端坐宝座，拄根mace或拿把axe，axe是授给将军，mace是禁卫所执，东西的长相差不多，但结构性的功能不一样。
我理解，中国与西北，常来常往，外来影响肯定有，但接力式的远程传播，恐怕有递衰趋势，中原的mace并非嵌入式传播的直接后果，恐怕是母本加父本，属于嫁接物。
（《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李水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