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以人文教化为中心以提升个人境界、安顿社会秩序与实现宇宙和谐的生命哲学，而这一哲学思想最先是由《易经》奠基的。我们整个中国文化都受深得《易经》的恩惠，《易经》宛如中国文化的母体，诸子百家莫不植根于它，就连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也因为在深层与《易经》思想相通才能顺利“征服中国”。
《易经》有一卦叫贲卦，其卦象为上山下火，该卦《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天文”、“人文”的“文”都是纹理的意思，引申为规律、道理，谓《易经》就是一部通过观察天地之道来教化众生、成就人道之书。什么人才能做这样的事业？儒家认为唯有圣人。在儒家看来，《易经》本身就是圣人仰观俯察、远取近譬而制作出的一部“与天地准”的智慧之书。由此，儒家必然走向崇圣的立场。这短短几句话，就将儒家奉天法地、尊圣崇贤思想的底色和盘托出了。
儒家思想中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或神秘莫测的神仙，而是《易经》所谓的“大人”。什么是大人？《易经·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与天地合其德”是说圣人心胸广阔、心底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是说圣人的道德大中至正。“与日月合其明”是说圣人的智慧，谓圣人智如日月，通达无碍，真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第三句是说圣人的妙用，谓圣人或动或静、或语或默，无不契合天地人之道；“与鬼神合其吉凶”则赞叹圣人无幽不烛。这里的“鬼神”，实际上包括了人，只不过讲鬼神更加深远一点。因为人比较近，其道按理来说比较容易通达。鬼神就比较幽远，我们称之为冥界生命，比较难沟通。圣人甚至能够与鬼神合其吉凶，人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圣人，人之吉就是我之吉，人之凶就是我之凶，他是感同身受。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而动”就是先于天象、先于天文地理而动，“后天而动”是说晚于天地之道而有所作为。这是指圣人一旦有所作为，无论先天而动还是后天而动，都无不随顺于天地之道，跟天时地利无不若符合节。这种人往往不为现代人所信，但儒家认为这样的圣人实实在在、不容否认，正是他们发现了天地人之道，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安排了秩序，因此尊奉他们不足为怪。儒家认为，中国的文明也是由这样一些圣人在发现天地人间至道的基础上形诸于文字、授诸于徒弟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就是儒家整个人文教化系统的概要。
下面我们就看看儒家的圣人们是如何理解“天人合一”的。关于这问题，我们不妨分成几个小的部分来加以展开。第一，在儒家思想家们的眼里，“天”不是苍苍的自然之天。我们现在理解的天，根本没有一点儿神秘感，没有一点儿崇高性，也没有一点儿道德内涵，这样的“天”是毛泽东眼里的天，是他所谓“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天”。儒家的“天”不是这样的天，它首先是万物之母，所以我们不能将儒家的天具象化为仰头看到的这个天，它实际上就是乾坤的意思。《周易》的《序卦传》里面就这么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这句话讲得很简单，没有什么哲学论证，因为古人开展学问的方式与现代人不同。现代人开展学问要在逻辑上把前因后果讲得清清楚楚，认为这才算是学问；古代中国人的学问大部分是只讲自己内心所体悟到的东西，由于他讲的是他的体悟，所以他只要把这体悟到的事实形诸笔墨、语言就可以了，不进行太多论证，甚至根本不进行论证。很多人会说：“我没看到啊，你怎么会看到这样景象呢？”那老师就会这么讲：“你没看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方法去磨练、去修行，你没有‘修’和‘养’。如果你按照我讲的方法去修养，一样可以看到。”所以，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独断，似乎说了等于没说，但对儒家思想的创立者来讲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当下体认到天地是万物的母亲。有了这个天地，万物才能在母亲的怀里生成长养。《序卦传》的下篇说得更加详细，这话我们读起来也都很容易明白，所以不加以解释了，只念一下：“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一下子就从天地过渡到了人。“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是说两情相悦就要结合在一起。“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是指夫妇结合在一起就要生出孩子来。“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指人多了就要形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有所谓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君臣就有了上下等级的区别。最后礼仪就来了，“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说，天地是万物之母。这一点是儒家对天的根本看法。
第二，天的根本性质是诚实无欺。《论语》里记载，孔子有一次生病，按礼不应该有家臣，而子路却让自己的门人充作家臣服侍孔子，孔子病愈后得知此事，就严厉责备子路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他说我难道要欺骗天吗？在儒家眼里，天是不可欺的。为什么？因为天在儒家的眼里面本身是至诚无欺的，它既没有任何偏恨的情绪，也没有任何偏爱的情绪，它不因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好一点就让他多活两天，也不因为一个人做了很多恶事就让他少活两天，该活多久还是活多久，这就是天的大公至正。所以《中庸》里面讲：“诚者，天之道也。”而且，唯有这个天具有诚实的性格，它才能够使万物在他的怀里得到平等的生成长养。同时，因为天人一体，欺天就等于欺心。这是儒家的看法。
如果说天有偏心的话，那万事万物中最先受到天抛弃的肯定是人了，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干了多少恶事：几次世界大战，打得这个地球面目全非；像南非的金刚钻一钻钻到几千米的地下去挖黄金宝石，中东的那些油田也是挖到几千米下面去把地球的石油都攫取光了。这在传统的儒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黄金宝石如同乾坤父母的筋骨、骨髓，把母亲的筋骨、骨髓都抽出来拿去卖钱；石油如同乾坤父母的血液，把父母的血液拿来当柴烧，在街上到处放臭气。这不是只要不肖子孙才干得出来的事吗？糟糕的是，尽管我们的精神在不断地出问题，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天并没有因为人类干了这么多坏事、甚至把自己身体里的血液都抽光了，就把人类抛弃掉，这就是因为它自诚无欺、大中至正。
儒家认为，天的最大功德、也就是最大功能，是生成长养万物。任何一个事物，只要有生命力，老天都给你生长的空间，除非是它自绝于天地。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引《尚书·太甲》文）所谓“天作孽”就是天灾，天有时候也会来一点我们不可预料的事情，譬如说海啸、飓风、火山等等，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天灾，我们好像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也就是说还可以有生机。但是“自作孽”是不可活的，如果说你自己都不要活，那谁还能够让你活？譬如说，一个要爬到这个楼顶上去跳楼的人，如果他真想跳了，警察能救得下来吗？没得救的。除非他是可跳可不跳，倒是还有回旋余地。否则，这次救下来，他下次还会跳。所以说只要自己有生命力，天就会给你生成长养的空间。言下之意就是，不管是事物也好，还是人也好，要在这个天地之间活得怎么样，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还是要靠自己。儒家人文教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既然万事万物本于天，人自然也本于天，那人也能够公平地在天地之间获得自己的生成长养的空间。既然人本于天，那么人性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总体上来讲，儒家认为，由于天的根本性格是诚实无欺，而儒家把这种诚实无欺的性格理解为至善，所以儒家认为人性本来是至善的。
对于这个思想，孔子表达得比较隐晦，因为孔子这个人说问题是非常灵活的，弟子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他不会自说自话或者写学术论文的。所以，弟子没有问到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他就不回答，他只是说了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说，人性都是相近的，但由于出生以后各人所在的时间地点和所受的熏陶不一样，就成长为不同的人了，有的恶，有的善，有的有智慧，有的很愚蠢。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但讲得很简略。孟子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善的，因为人天生下来就有四种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所以，在孟子的眼里，仁义礼智这四种素质是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有的，不是从外面加给的，也不是后天因为环境熏陶得来的。所以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所谓儒家性善论的源头。
大家可能会问，荀子也是儒家，荀子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指虚伪，而是人为教化的意思。他说人生下来本来是恶的，人本性恶，之所以变成善人是后天人为教化的结果。有人认为荀子与孟子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其实我觉得未必一定要这么理解。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荀子所讨论的人性和孟子所讨论的人性不在一个层面上。换句话来讲，孟子所讲的人性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面是更深层的，他观察到了人性更深层次上的性质，而荀子所观察到的是人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质。我们看他如何讲人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荀子所说的人性是“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等等，很明显是以人生而具有的生物性为人性，与孟子所谓人性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两者实际上是可以统一的，因为孟子也说，人之性本善，可由于后来受到物欲遮蔽或诱惑，把自己善性遗忘了，丧失了“本心”。荀子所说的人性，就相当于孟子所谓丧失“本心”以后的人性，这个层次的人性孟子也认为是恶的。
孟子非常哀叹：人丢了一只鸡、一只羊、一只狗都知道漫山遍野去将它找回来，为什么丢了善心却不知道去找回来呢？他觉得这是很值得人反省的一个问题。因此，儒家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求放心”，即把自己丧失掉的“本心”给找回来。孔子也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说，在孔子的眼里，古人学习都是为了把自己的道德升化起来、把自己的智慧开发出来，而不像今人，有一点点东西都深怕别人不知道，做了一点学问就到处炫耀、到处卖钱。孔子说，人不应该这样，而应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要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不要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所以在孔子眼里，最好学的不是学了很多礼、很多史、很多技巧的人，也不是读了很多跟自己生命提升无关的知识的人，而是像颜回这样的人。《论语》中记载，鲁国有一个国君叫鲁哀公，他问孔子：夫子，你的这些徒弟有没有好学的人啊？孔子说：有，像颜回就很好学。孔子对“好学”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这六个字：“不迁怒，不二过。”“不迁怒”，就是人遇到不顺的事情不会怨天尤人。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有时我们一股无名火上来，不应当骂的人也会骂，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会大骂出口。要做到颜回这样不迁怒，就必须要通达天地人生的很多道理，知道事情到这个地步只能如此，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不二过”，是指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我们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经常是同样的错误今天犯了，明天就忘了，后天又犯了，这就是我们进步比他们慢的原因。但孔子说颜回去世以后，就没有什么好学的人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面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么多人怎么能说没有好学的人呢？原来他讲的好学，根本就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开发自己的智慧，而不是纯粹的广闻博见、不是在世间求得功名利禄。这当然跟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学问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们今天学问的取向有这样的差异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工业文明出现以后，人类的生产方式整个改变了，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变成了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大机器生产。这种大机器生产由于需要分工合作才能够完成，所以每个人都变成了这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配件，最多是一台机器。而今天的教育也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支配，就针对工位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说得不好听一点，今天所有的教育都是职业教育。大家千万别以为像中山大学、北京大学那类学校就不是职业教育了，其实全部都是，没有一种真正以成人、健全人格为主的教育。不光是中国如此，全世界莫不如此，爱因斯坦就说过：“美国的大学培养的只是一些会找食物的动物。”由于儒家把提升自己的品格、开发自己的智慧当成学问的根本，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求其放心”，把你自己丧失掉了的仁义礼智之心去找回来就完了。要找放心，当然有一套方法，这等一下我们会讲。
在儒家看来，提升人的品格、开发人的智慧有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在《中庸》里面都有非常清楚明白的叙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一条是自诚明，一条是自明诚。我们先来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自诚明，谓之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诚”就是天的最根本的性格，所谓“自诚明”就是从我们至诚无欺、大公至正的本性自身明白整个天地万物之道，采取这种道路就是“谓之性”。“性”，就是从本性入手来达到提升我们品格、开发我们智慧的目的。那么，如何从本性入手呢？好像摸不着边际。大家不要慌，我们等一下会讲。另有一条道路是“自明诚，谓之教”。我们知道“明”就是智慧的意思，不过它在这里有特定的含义，“自明诚”的这个“明”特指圣人们所发现的道理，“自明诚”是说要从圣人们所发现的道理入手，最后觉悟到自己诚实无欺、大公至正的本性本身。这就是“教”，这里的“教”是教化的意思。“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好像是同语反复，其实不然，它告诉我们，不管是从本性本身还是从圣人所发现的种种天地人生的道理入手，最后要达到的结果都是“诚”和“明”合为一体，也就是我们的至善本性和崇高智慧完全合而为一。
如果抓住了这两条道路，我们儒家思想的历史演进就很清楚了。简单说来，孟子、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他们开出的教化就是“自诚明”这样一条道路。这样一条道路，用佛教的概念来讲就是“顿悟”之路。什么叫“顿悟”？“顿”就是刹那的意思，“悟”指觉悟，刹那间就觉悟了，这叫做顿悟。那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讲的。
孟子在《公孙丑上》篇中讲，我们就不完全去解释原文了，只看看后面这几句：“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扩而充之”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画一个图来表示这句话的意思。他说，我们的心本来具足仁、义、礼、智四种品格，但是由于受到物欲的诱惑，我们的善心就被遮蔽、被遗忘了。现在孟子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当下就应该明白我们的心是本善的，把这一念善的品格和光明从这里慢慢往外面扩而充之，从自己的心内渐渐扩展到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乃至一切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最后甚至扩展到山川草木，就是一片残砖断瓦都以仁、义、礼、智之心来对待。孟子说，这样的人走到哪里，人家都会举个大拇指来赞叹，都会对他心悦诚服。这就叫做“足以保四海”。这样的人要是当了皇帝，可以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垂拱而治”。所谓“垂拱而治”，就是当“甩手掌柜”，不用做什么事就天下太平了。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再讨论，孟子的理路是这样的，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说：孟夫子，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治理好我的国家？孟子的回答很简单：“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个“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就是把任何一个生命视同自己这样一种仁心。如果我们走到哪里都以一颗仁心对待别人，我们还会有障碍吗？还会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欺哄瞒压吗？即使有也很少。如果再加上智慧，那就根本不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所谓“扩而充之”就是当下从自己的本性往外扩展，所以我称之为顿悟。
我们再看看陆九渊怎么说。陆九渊是南宋时期和朱熹同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学家，他说：“此理本天所以与我者，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就是说自己真能够一念相信自己本来具足仁义礼智之心即善心，就不会为别的种种歪理邪说迷惑了，也不会为种种功利所陷了。陆九渊有两句话讲得更加独到，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是什么意思呢？陆九渊这句话是已经把自己的善心扩展到整个宇宙的广度来讲的，意思是：我的善心都覆盖了整个的宇宙，哪里不是我的心？哪里在我的心外？在孟子的思想里也有这样的话，这就是“万物皆备于我”，即整个大千世界都在我心中圆满具足，没有一事一物在我心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没有一事一物是我不当以仁心去对待它的。这个也很难做到。
王阳明是明朝很著名的心学家，他还到我们广东连州来平过地方叛乱。他继承了孟子、陆九渊的传统，开展出了一套叫“致良知”的学问。实际上，“致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扩充善端，一直扩充下去，最后达到无限的宇宙之中，使得天地万物都被自己的仁心所涵盖。这个“致”就是到的意思，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字，譬如说我们给某人写信还用“致”某某某，“致良知”就是把自己的良知扩展到对象上去。怎么扩展呢？下面有具体方法。儒家本来不是光讲理论，而是还有修行实践的人生哲学，但现在很多儒学论文却远离了儒家的实践品格，只是在文字里面翻来倒去讲半天，我看了之后不知道在讲什么，因此不想再看了。
他们的“顿悟”这条道路是怎么修行的呢？其实就是三个步骤，孟子都讲了。首先要寡欲，孟子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这又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其实孟子已经算是讲得很客气了，老子一上来就要损，要“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怎样才能“无为”？必须无欲才能无为，因为老子所说的“无为”要建立在无欲的基础上。比较来看，孟子讲得算是比较柔和的。他要求先寡欲，寡欲就是把过分膨胀的欲望减少下来。对于我们今天工业文明时代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剂良药。其实今天生活在一般国家都市里的人，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上可以顶几十个古代人的消费水平，更不用说是发达国家的人了。可我们还嫌自己生活水平很低，还嫌自己不能得到满足。这样的状况下，他的幸福从何说起呢？因为人的欲壑很难满足，不管追求功、名、利、禄、色都是一样，其欲望都是很满足的，“欲壑难填”嘛。所以，孟子的这条修身之路，一开始就成了现代人的一个拦路虎。可如果不寡欲，那就休想真正理解儒家在讲什么。孟子后面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过分的欲望降低下来，那么虽然他心里还有不少背离仁义礼智的，但是总的来说是少的，因为他已经走上了清心寡欲之路。反过来讲，“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如果一个人利欲熏心，虽然也有一颗善心，但由于被物欲很深地遮蔽了起来，而且逐物不返，所以这善心是很少的。
庄子也说过同样的话：“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现在很多人都想参透天机，但庄子告诉我们，一个利欲熏心的人是看不到天机的。同样，如果我们利欲熏心，就算是去炒股票一样会失败。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抱着一颗利欲心去追股票，这种利欲遮蔽了自己的慧眼，只看得到自己想看的东西，自己不想看的东西就不看了，因此看不到股票的客观情况，要想避免灭顶之灾是很难的。庄子这句话也非常深刻。
欲寡下来就要养气。这“养”是培养的意思，“气”当然不是说去氧吧里吸的氧气，也不是空气，而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简单地说，这种气是充满了正义和仁道的生命力。生命力也各有不同，譬如有杀人的生命力，希特勒杀人杀得很开心，日军侵华杀害我们中国人时显得很有生命力。但这不是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而是一股戾气、恶气。孟子所讲的气是心中充满了正义、仁道这样一种气，也就是所谓的堂堂正气。
养这种气有什么好处呢？养起了这种气，我们就不会见利忘义。孔老夫子说得很好，不义而得财是不对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反过来，就像孟子所讲，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但两个不能得兼时怎么办呢？孟子说要“舍生取义”。只有培养这种浩然之气，到时候才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可以视死如归。这就是孟子所养的浩然之气。养成浩然之气的人上顶天、下立地，无所畏惧，不臣王侯、不畏威权。我们由此知道，原始儒家把自己对仁道的追求看得比皇权、政统更高。到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很多儒者要仰仗皇帝和政治体系给他们功名利禄，道统一变而成了政统的奴仆，很多儒者一见到皇帝，哪怕见到桀纣那样的皇帝，都是一声“吾皇圣明”。这完全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独立精神，真可怜！
养气以后，还要能够做到反身而诚，即当下能够亲自地洞察到自己的本性跟天地之性一样的诚实无欺。孟子说了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句话是讲，当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本性跟天地万物一样诚实无欺的时候，这个人是非常地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不是暂时的快乐，而是永远保持不变的快乐，所以孔子说“仁者无忧”。真正的仁者就是孟子所讲的反身而诚的人，即把自己的仁心扩展到天地万物中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仁者。这样的仁者既没有远虑也没有近忧，这才叫“仁者无忧”。这样就修成了儒家所谓的圣贤。至于圣贤是什么样的，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讲一讲。
下面讲第二条道路，就是自明诚。这条路是孔子、曾子、程颢程颐两兄弟、朱熹这一批人修身养性的方法。曾子就是写《大学》这篇文章的人，程颢程颐两兄弟是北宋人，朱熹是南宋人，他们讲修身养性走的是自明而诚的“渐修”之路。渐修就是通过遵循圣贤所发现的道理去渐渐地修行，最后一朝豁然贯通，就达到了与前面那种顿悟方法同样的境界。
为什么人们不全部选择自诚明的顿悟之路呢？顿悟不是很快吗？不是正好符合今天的“快餐文化”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顿悟跟很多条件有关。首先，要求信奉儒家的顿悟法门的人有很高的智商，如果智商不高，就不能够当下明白自己原来本具诚实无欺的品格、本具仁义礼智四端的善心，更不用说向外扩充善心了。另外，还要求他有很强大的智慧力量，如果智慧的力量不够，即便是明白自己本具善心，扩充出去时还是常常会犹豫不决、拖泥带水。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都有体会。譬如同时面对两件事情，只能选做一件事情时，就会在那里犹豫半天：到底做哪件呢？结果错失良机，一件事情也没搞好。这就是智慧力量不够。我认为，大多数人还是没有那么高的智商，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智慧力量，所以走修顿悟之路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修顿悟行也要付出同样艰苦的代价，不是讲一讲、说一说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由于大部分人没有那么高的智商，也没那么强的智慧力量，所以人们不容易靠自己的力量发现天地人生的种种真相，还是要靠圣贤们所发现的道理来依照修行。这就是所谓的自明诚的道路。这条道路由孔子首开其端，曾子继其后，宋朝的程朱集大成。
儒家的人文教化分成两部分，一是礼，二是乐，又叫礼乐教化。我们先在先讲礼教。《论语》里的《乡党篇》讲得很琐碎，主要是讲孔子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如孔子做官上朝时怎么走路，见到国君行什么礼，见到同僚行什么礼，回到自己家里跟亲戚朋友在一块儿宴饮、休息又行什么礼，如何吃饭等等，他都很讲究。譬如说，文中讲孔子吃饭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把饭做得很精致他才吃。吃肉时“割不正，不食”，肉切得不周正他是不吃的。不到吃饭的时间他也不吃，吃饭时他不讲话，睡觉时也不讲话，所谓“食不言，寝不语”。这就是孔子一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礼仪出自周礼。因为当时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他在鲁国时发现周礼保存得比较完好，所以《论语》里面孔子说了一句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说，我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是按照周礼的规范来的。
孔子为什么要按照周礼来做呢？因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这套礼，在儒家眼里不是人为造出来供大家娱乐、甚或刺激人欲的东西，而是天道在人间的体现。《礼记》的《乐记》里面说：“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就是天地的秩序。若是说你不守礼，那怎么行呢？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就说：礼就是理。这话好像是同义反复，没讲什么新内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是说道德意义上的礼实际上就是人事物的道理。至于有些皇帝在天地之道内加入自己的私欲，把它变成一种为自己所用的东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礼为什么是天道的自然体现？我们不妨再引《乐记》里的一句话来分析：“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这里的“静”是清静的意思，意谓人天性是清静的，亦即《中庸》所讲的自诚无欺。接下来，“感于物而动”，意思是人生下来以后，由于跟外物相接触，自己的情绪就会受到扰动，有扰动就起了欲望，欲望有好有坏、有强有弱，而且不同的欲望其指向常常是不同的。人的欲望指向不同时可能不会发生冲突，譬如说我爱白菜、你爱萝卜，这样大家似乎可以各安其所爱；但是，如果你我都爱白菜，而且李四、王麻子全都爱白菜，这怎么办？这时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时就要通过“礼”来调节。所以“礼”不是人为的规范，而是自然事物保持和谐状态的必然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判传统思想、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这类主张，仅仅看到“礼”被政治意识形态利用以后产生的一些流弊，而没有看到儒家所说的“礼”还有人文秩序得以保持和谐的必然需要这部分内涵。这部分内涵尽管在不同的时空状况下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都不可缺少，我就不相信美国不需要礼，尽管他们的礼可能在叫法上跟中国不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儒家的眼中，“礼”是本自于天地之道的。
礼虽然本自天道，是天道的自然体现，但对一般的人来讲还是一种外在的规范。譬如，学校要求大家八点钟一定要上学，不来就要记你旷课或迟到，如果我们站在学校乃至更大的空间来考虑就会明白，就知道没有这样的规定这系统是不可能良性运作的，所以它不是人为的。但很多人仅仅从个人角度看问题，就认为这是束缚个人自由的规定，是外在强加给我们的框框。儒家认为，为了教化这大多数，令礼“达于天下”，就得因顺天道制定大量的礼，并要求他们先守礼；老百姓只要守礼，久而久之，他们自然就明白礼不是一种外在规范。
“礼”是如何体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呢？儒家认为是由圣王而不是由一般人制作的。孔子对于制礼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规定：“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就是说，一个人哪怕是当上了皇帝，只要没有仁德就不能够制礼作乐，因为没有仁德的皇帝不能够一视同仁、不会平等对待天下万物，他制作出来的礼乐肯定是偏而不全的礼乐。反过来讲：“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一个人尽管很有道德，如果没有当上皇帝也不能制礼作乐，因为礼乐必须施于天下老百姓的教化，没有皇帝权力的人如何推广其礼乐呢？言下之意，只有圣王才能制礼作乐。在儒家眼里，圣王没几个人，能数得出来的就是三代的尧、舜、禹，还有就是周文王，其他人都算不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秦皇汉武等人夹杂着私欲的礼乐系统，孔孟儒家根本不会认同。我们批判加入了个人私欲的那套礼是有道理的，但是连带把孔子所讲的礼全部消灭掉则是没有道理的。
礼的内涵有哪些？核心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讲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认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都是由这五伦展开出来的。父子之间“有亲”，就是父母对子女要慈，子女对父母要孝，父慈子孝，两两对等。这一伦演变到后来成了“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我觉得这已经变味了，不再是儒家所讲的父子关系了。
君臣之间“有义”，就是君对臣要有礼，即君王要有礼有节地使用臣子，不能当成牛马一样使唤。把下属当成牛马的情况很多，我们现在的公务员系统里也是一样，有时一个科长就像冷酷的父母亲虐待子女那样虐待下属，这是不行的。当然我讲的虐待不一定是打骂，上级像一个独裁者那样来管理自己下属就是虐待。所以说，君对臣要有礼。扩展下来，就是上级对下级要有礼，下级对上级要能忠。这样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对等的，所以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就是忠诚的意思。如果上级对下级无礼，下级为什么还要对上级忠心呢？孔子在两两相关的关系中讲“礼”，讲得非常好。可汉代以后，“君臣有义”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这又变味了。
“夫妇有别”，“别”在夫唱妇随。我认为，孔孟意义上的“夫唱妇随”不能够在男女不平等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这样来理解有辱我们祖宗的智慧。孔子讲的夫唱妇随跟《周易》有关，是从《周易》来的。《周易》讲乾卦是开展事物的能量，亦即阳的能量；坤卦则阴的能量，亦即助成阳的能量。引申到人间来，男人是开拓新方向或者新道路的能量，相对来说要强一点；女人在助成男人成功个方面比男人助成女人强。另外，阴阳也不能够简单地对应于生理学意义上的男女。实际上，这里的男女应该从道德和智慧上来加以界定，只要是具有高尚道德和较高智慧的人，哪怕生理上是女性，在先秦儒家眼里也是一个阳气能量很足的人。这里顺便讲讲佛家经典里面所讲的修道成佛要转女身的含义。所谓转女身也不是把女性的生理特征全部转为男性生理特征，那是不可能的。佛陀的意思是把我们人身上由女性象征的种种障道的情绪或因素转变过来。女性在情绪上比较敏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执着，她认准了一个东西比较难调头。不言而喻，这是一个通常的说法，具体到每个人当然是不一样的。佛陀说，只要感情上拖泥带水，做事情时就很难干净利落。而很难干净利落，又怎么能谈得上智慧呢？所以说，佛陀所谓的转女身是把那种拖泥带水的情感转掉，转成快刀斩乱麻一样的智慧，这才是“转女身”的根本含义。当然有，人可能不太同意我这个解释，但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后来的人把夫妻这一伦变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孔孟儒家的思想，而是自称儒家的儒家末流的思想。儒家有很多层次，我们要学就要学最高级的儒家，不要学二三流乃至末流的儒家。
“长幼有序”讲的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序”，首先出入时长幼有顺序，其次是兄对弟友爱、弟对兄恭敬。孔子讲“兄友弟恭”，就是说如果哥哥不对弟弟友爱，指望弟弟对自己恭敬，那是来而不往，“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不对的。
“朋友有信”是说朋友之间要诚信、诚实，如果自己对别人不诚实，指望别人对自己诚实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果不将心比心，怎么能让别人跟你交心呢？
这五伦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扩展到国家，就形成了遍布于人间各方面的道德系统。这些道德，在《周礼》、《仪礼》、《礼记》里面都有很详细、很全面的阐述。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进一步的阅读。
“礼”的目的是什么？孔子有个徒弟叫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和”。这里的“和”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和”的最好的方法，除了“礼”之外，还有“乐”，即音乐。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再讲。
现在请大家看看儒家日常是怎样学习礼的。“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感告灵台。”
这篇文章是朱熹写的《敬斋箴》。“足容必重”，是说人走路，一脚踏出时，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这叫做“足容必重”。不能走得轻飘飘，好像模特儿走猫步，那不行，那令人感觉轻浮。“手容必恭”，是说通过两只手要让人感觉到自己很诚实恭敬。
“择地而蹈”，就是走路时要会看地方，不要去履险地，也不要去灯红酒绿的场所。所谓“择地而蹈”，孟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智慧的人是不站在高墙下面的。这句话很关键。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伫立于高墙之下，也不在那些要倒塌的墙之下。讲到这个地方，我顺便说一下，大学城在新学期一开学就有一个路过的女生被一个跳楼自杀的男生砸死了。她犯了这个忌，走路靠着高楼，如果人不跳楼，还会有玻璃窗、花盆砸下来，一样会死。事实上，深圳前不久就有一个人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死了。他们要是读到朱熹或孟子的教诲，有这种生活智慧，就不会冤枉送命。这不是开玩笑。
下面就是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应该怎么做，都写得非常详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搜这篇文章，你们还可以找到很多注解本来详细阅读。
我们知道，学“礼”的方法就是从圣贤制定的礼仪一件一件做着走，最后达到一旦的豁然贯通，就会明白这“礼”原来不是外在强加给自己的可有可无的规范，原本就是过一种幸福生活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
儒家的教化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乐。不过，儒家的乐包括两个部分，除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音乐外，还有诗歌。因为从《诗经》以来，直到唐宋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诗歌大都可以赋诸管弦，是可以一边吟唱、一边弹琴、一边吹箫，互相应和的，那些诗歌其实都是歌词。
儒家既然认为音乐是一种教化，他们首先就要辨清楚哪一种音乐能够提升人的道德品格、开发人的智慧，哪一种音乐没有这种功用，哪一种音乐适得其反。孔子讲音乐时就非常重视“辨雅郑”。“雅”即雅乐。“郑”即淫乐。在孔子看来，雅乐是本与天道、合于礼义、具有移风易俗、与天地同和的功能的音乐，淫乐则是本于人欲、令人不思礼义乃至肆无忌惮的音乐。由于孔子眼中的音乐首先出现于郑国和卫国，他就称之为“郑卫之音”。孔子对“郑卫之音”深恶痛绝，曾说“郑声淫”，“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要求“放郑声”。“郑卫之音”本身是不是淫乐，可能因为立场和标准不同有不同的看法，但孔子看到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希望老百姓听到的都是对人心具有净化作用的音乐，这是值得肯定的。
音乐为什么能移风易俗？儒家认为，这是由于它也本于天道，也是天道的体现，《礼记》中的《乐记》一文就明确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而且，因为乐“动于內”而礼“动于外”，音乐移风易俗往往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较之体现为种种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礼更容易为老百姓接受。因此，在儒家看来，乐实际上是比礼来得更亲切、更柔和、更深入、更彻底的教化方式。礼乐相互为用，施教于天下，则天下可揖让而治——“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
儒家的人文教化思想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