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经受民主规范检验和民意问责，其败选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并不表明特朗普代表的选民与政治精神退出美国历史舞台。美国霸权作为西方历史霸权的巅峰形态，在逻辑上无法接受中国的决定性崛起和权力分享，也无法在“民主规训”中国失败之后继续接纳中国作为战略合作对象与国际体系内成员。中美关系和解与所谓“蜜月”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也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成长和政治体系的自我成熟而陷入崩解。新的中美关系以竞争和冲突为主调，贸易战是起点，更为全面的新冷战是趋势，而特朗普主义加速了这一关系质变的进程，拜登时代或许可以适当回调关系而产生一个短暂的中美缓和期，但长期的斗争性和风险性不可逆转。与中美关系变迁并行的是西方缺失，这体现了欧式焦虑，联欧制美可以作为维持和巩固世界多边主义秩序的长期策略。中美关系是定义21世纪全球秩序的宏观权力关系，需要我们具备超强的文明自信、制度创新力及斗争艺术，在更加坚定的中国道路和更加开放的改革进程上与世界共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通内外发展的双循环，激发和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中国元素和价值观。
〔关键词〕世界秩序；全球化；中美关系；新冷战；特朗普主义；拜登时代
一、引言：从2020美国大选看中美变局
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世界围观，持续热议。选后没有出现特朗普优雅的败选声明，而是连篇累牍的“选举舞弊”指责和司法缠讼，阻挠拜登过渡团队权力交接的先行程序，甚至出现了大规模街头暴力示威与民粹化的政治煽动。这些乱象进一步验证了特朗普主义的“财阀民粹主义”政治本质。2021年1月6日，特朗普“勤王”闹剧黯淡收场，美国国会在经历示威者冲击与短暂混乱之后按法定程序如期完成了总统选举人票的认证程序，宣布拜登胜选。此次总统选举的相关法律程序已经完成，至1月20日拜登宣誓就职，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全面履行宪法职责，“拜登新政”逐步拉开帷幕。从特朗普到拜登，是美国内部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裂变，就中国观察家立场而言还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复杂调整。
为何美国总统的这一次例行性选举会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和讨论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从美国长期角色层面，美国既是民主制下的共和国，也是新罗马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美国选举的实际影响力远超美国国境与国民范畴，属于全球性权力转移现象；其二，从总统人格层面，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一步步走向新冷战和孤立主义，煽动美国民粹情绪和族群对立，破坏全球治理秩序和软实力体系，大开大合之间形塑了一种有别于美国既往政治传统的“特朗普主义”，一种扭曲变形的“财阀民粹主义”，故其是否再次当选对民主稳定性和全球复苏都是重大事件。
从拜登在民主程序和法律意义上当选到宣誓就任，美国的民主规范与理性精神对特朗普主义破坏性的政治警觉与正当反制是基本成功的，这对美国自身的制度回调与稳定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可预期性，都是利好事件。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国长期发展前景而言，也可获得一个相对缓和的调整期。至于特朗普拒绝败选及发动选举法律战的种种抵制行为，尤其是寄希望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的司法护航，并不符合美国宪制秩序的历史经验、司法权边界及大法官通常的职业伦理，难以逆转败选结果。特朗普越是缠讼，就越会与美国社会深层的民主规范及核心价值为敌而遭到鄙弃。选战中失去的权力，按照民主宪法的基本原理，不可能从司法诉讼中无中生有地重新获得，否则就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背叛和否定。特朗普希望重演2000年大选布什诉戈尔〔4〕的故事，操作空间和重复几率极小。至于特朗普煽动民粹直接夺权的冒险行为，经过1月6日的“勤王”闹剧已经被各方否定。
然而，特朗普肉身退场，特朗普主义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了美国，拜登时代不仅难以完全逆转特朗普政治遗产，甚至不得不继承和继续深化特朗普的某些议题和路线。同时，拜登政府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弱势政府，面临保守的最高法院及国会共和党人的两面夹击，其政治取向和具体政策的调整空间必然受限。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尼克松图书馆发布演讲，宣布尼克松的接触政策完成历史使命，遏制和冷战的政策时代来临。这不是简单地为特朗普主义背书，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标识，是美国“深层势力”（deep state）的代言性表达。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两党虽有诸多政策争议和斗争，但在涉华立法与政策议题上高度一致，我们就能够理解蓬佩奥言论的政治内涵及其代表性。特朗普四年执政，以其特立独行和规范破坏力提前完成了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和方向性调整，以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定的“中国敌人论”及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及其新冷战的升级版作为标志。未来的拜登政府或许将概括性继承这些政治遗产，但可能进行有关方式方法上的局部回调与重构。故期待拜登政府带动清理特朗普主义并回到中美“蜜月期”的任何机会主义期待或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在战略判断与应对上也必然是幼稚的。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中美新冷战的长周期，适当考虑拜登政府的回调影响，并结合与欧洲角色有关的“西方缺失”意识及其政治重建，讨论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和中国的应对方略。
二、改革开放脉络下的中美关系：一个历史维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史的重大转折，“邓小平时代”标记了这一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和解是紧密联系的：其一，没有外部空间上中苏关系实质性疏离与中美关系有条件和解，就没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局面及其持续性成就，故国际政治条件变迁对改革开放的启动与演化影响深刻；其二，没有中国内部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宏观转型，中美的有条件和解就不能进一步扩展为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的持续开放进程。因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历史与理论上构成了理解中美长期关系的、互为条件的逻辑链条。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启的中美关系新进程，总体上表现为中国向美国的模仿学习趋势，这种学习不仅包括经济与技术，更扩展到制度乃至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模仿学习存在着“逐步西化”甚至发生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战略空间与可能性，美国对华长期维持了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政策。接触不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及现代化，不是对中国的经济仁慈和政治宽容，恰恰相反，是为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性占有以及民主输出的中国样本建构。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地既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又在民主制度上改造中国，对美国的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而言是最佳结果。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与民主的规范性预期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就中国改革开放领导人的基本政治视野而言，经济建设固然至关重要而影响到“绩效合法性”的关键问题，但中国“共同富裕”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先富带动后富）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国竞争和持续生存问题同样关键，且需要坚强稳定的政治体制加以保障和促进，寻求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的动态均衡是改革开放领导者的根本法则。因此，不发展是政治原罪，不稳定甚至颜色革命更是政治原罪。稳定压倒一切，其本质在于政治体制的超强稳定性与规范性，即便引入制度改革也不能反对和消解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八二宪法序言中规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深层政治逻辑所在。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言，改革开放的“发展伦理”是中国近现代史“富强逻辑”一以贯之的体现，而民主化则必须以中国自身政治体制的理想和规范为限度。
从2020年的时间点回看，美国改造中国的单边框架与中国自我坚持的发展道路之间的规范性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关系和解的限度及改革开放从属于中国执政党现代化事业一部分的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演变至适当时间点必然出现结构性转型。于中国一方，是在经济现代化取得相当成就的基础上寻求制度现代化的系统改革与定型，完成上层建筑的规范化建构，这一必然的制度性表达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绝非西方式的民主模仿，而是党的领导与国家民主的法理及制度融合。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宣示了中国长期道路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从而实质终结了所谓“全盘西化”的各色猜想与设计。于美国一方，通过多种渠道的情报、智库分析、改革评估以及对中国市场与民主规范前景的诊断，必然逐步得出一种与“接触主义”相反的基本结论，特朗普主义推动了这一结论的具体成形，而其文本依据则落实于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列为第一层次的头号对手，并严格设计了针对中国威胁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这一转折是决定性的，不因后续美国总统职位在两党间的自然更替而改变。故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败选，拜登胜选，并不会扭转中美关系落入“新冷战”框架的长期趋势，差异之处仅仅在于两党之理念与路线不同带来的遏制中国的方式方法之别。
因此，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与判断，就不能落入“拜登新政”的虚幻期待之中，也不能简单留恋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时段的中美蜜月关系，而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及更具战略性的长期趋势着眼。我们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新冷战遗产及脱钩政策在拜登时代仍会得到相当程序的延续，因为今日之美国已不复当年，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焦虑、挑战与压力前所未有，使得美国朝野缺乏一种延续“接触主义”的宽松政治氛围和民意基础。
三、新冷战、软脱钩与中美关系的再定位
时间投射到2020年，一个世界历史的“大分流”年份。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疾病引发了世界秩序的巨大波动，而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制裁回应及盟友体系内的超强动员，给了美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以最为直接的理由和机会。新冷战，有别于但又高度模仿20世纪下半叶的“旧冷战”，即美苏冷战。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演变呈现出令人吊诡的对冲趋势：一方面是主要国家在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建立战后的和平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霸权性的冷战竞争。冷战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20世纪上半期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代表的“热战”，人类记取了流血战争的惨痛教训，但是在稳固的和平发展秩序的追求方面并未真正地价值觉醒和政治成熟。在二战以来数十年的冷战过程中，尽管不存在美苏及几大列强的直接热战，但由冷战所引发的局部代理人战争、地缘政治对抗及贸易制裁等，仍然严重干扰和破坏着人类寻求和平发展秩序的历史进程。
中国在美苏冷战过程中从对苏“一边倒”转向中美和解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结合历史处境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美国从尼克松访华开始采取了一种“接触主义”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国际政治转变带动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结构性和解，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及融入国际主流体系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国际政治基础。港澳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两岸关系的破冰前行，在外因上与美国的接触主义立场有一定相关性。美国的接触主义包含着一种以民主价值规训和改造中国的战略意图。蓬佩奥在2020年5月28日的《2020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以及7月23日的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均回溯评价了美国对华奉行数十年的接触主义，包括以香港或台湾引导中国民主化的战略部署。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一方面，中国政治道路和政法传统自有历史和章法，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政治存在而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道路自主性最关键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美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既有着完全规训一个东方民族的道德成就感，也有着主导中国市场的长期利益动机。美国规训失败，中国迈向民族复兴最后征程，美国的民主输出成就感和市场利益独占预期同时落空。对真正的“文明多元性”的价值恐惧及霸权挑战的历史记忆，推动美国朝野迅速形成了基于“新冷战”思维的反华统一战线。
中美的结构性新冷战，是21世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基本背景和动力。作为新冷战的“清理战场”的合逻辑动作，美国近些年加紧了对华全面脱钩的法律、政策和技术准备，从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金融战乃至于意识形态战争，已经逐步构成了除直接热战之外的冷战谱系。新冷战是一种充满国际政治敌意与文明冲突内涵的全面性对抗和竞争，局部利益的妥协与交换，甚至局部利益的直接牺牲，已经不足以拯救“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的直接破局亦存在结构性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和平属性、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中国以“软脱钩”策略开展持久竞争的战略智慧。美国的新冷战全球动员不会简单地闭环，世界政治在力量、观念与地缘利益上的多元化，也制约了美国对“中美对立”的截然想象和建构。
人类历史上，热战是常态，冷战是非常态，或者说冷战是热战的准备。为什么20世纪之前没有出现严格的冷战？为什么20世纪截然分为前半段的世界热战和后半段的全球冷战？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价值层面，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人道灾难，人类从伦理、人权、法治与国际联合等方面全面反思了既往的价值观念，对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了有效的道德和政治批判，和平发展成为主流价值，导致主流国家难以通过直接的战争行为获取政治目标；其二，技术层面，核武器在主要大国之间的普及与平衡，建立了国际政治秩序中前所未有的、保证对等毁灭的“核和平”，核武器是摧毁性的，但核武器却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这种人类和平辩证法奠定了冷战优先的理性基础。既然美苏具备了相互摧毁的核能力，既然直接战争无法为人类社会理解和认同，以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秩序为支撑点的冷战便应运而生，粉墨登场。
美苏冷战奠定了世界性冷战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方式。第一，意识形态的严格对立，即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在基本价值观、政治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上的规范性对立，这一宏观精神层次的对立一直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第二，经贸关系的内循环与弱接触，即美苏各自建立了内部协调的盟友市场体系，内部贸易占据主导，形成了对内循环、对外冷战的基本秩序，经贸互嵌的和平保障功能不断弱化。第三，军事实力的长期竞争和均势，即美苏在军事实力上互有优势，不仅具有对等摧毁性的核武库，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亦具有可比的制造基础和对抗能力，泛军事实力的平衡成为冷战不退回热战的重要保障条件。第四，美苏冷战的持久化与局部代理人战争并存，即冷战不是完全冷却了的暴力对抗，而是冷战主体不直接宣战，不重蹈两次世界大战覆辙，但却会以代理人形式进行军事实力的较量和地缘政治的博弈，这些局部热战在朝鲜、越南、中东等地时有发生，构成美苏冷战的重要调节变量。第五，美苏冷战在总体的政治经济结果上是负面的，严重破坏了二战后全球和平发展秩序的规范建构以及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在冲突地带造成了长期的政治矛盾和社会撕裂，成为世界和平的风险点和威胁性因素。
对美苏冷战的阴影记忆，决定了进入21世纪的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不会真正赞同再来一次冷战。对于中美“新冷战”，美国国内也是存在撕裂性意见和政治斗争的。那些投票支持反华法案的国会议员中，有卢比奥、克鲁兹之类的极端冷战鹰派，但也有许多议员并不真正愿意与中国展开全面冷战。至于接触主义政策的塑造者之一基辛格博士在2020年4月初仍然撰文呼吁回归“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正轨，而不要走上新冷战的歧途。然而，总有人希望重蹈冷战覆辙，甚至有人希望成为“凯南第二”或“麦卡锡第二”，他们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冷战鹰派，是不从人类整体利益及美国长期利益出发的非理性派系，他们的心智中始终萦绕着西方文化传统里“文明/野蛮”的严格二分法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多元主义和平共处。
面对2012年以来中国的民族复兴计划以及美国内部政治的右翼化特别是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中美从“脆弱甜蜜”关系迅速蜕变为“脱钩对抗”关系。脱钩（disengagement or decoupling）是一种形象化的比拟，暗示了中美关系在改革四十年当中实现了某种难解难分的“挂钩”（engagement or coupling）。美国政策话语将中美密切交往关系确定为“接触主义”。这种接触主义在美方看来是非对等和附条件的。一方面，美国在对华接触政策上是有前提性预期和保留条件的，即中国的政策转变需要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对苏冷战）及美国的民主工程思维（改造中国），前者已经实现，后者并未成功。另一方面，美国总体上认为接触是一种包容性策略，是中国借助美国的经济体系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占便宜、搭便车的过程。接触主义存在政策修正的临界点：民主化失败和中国经济威胁。这一临界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显著，即便发生过1989年政治风波，美国主流仍然认为中国可改造。但2012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量的跃升，促成了政策临界点的呈现。因此，特朗普主义兴起与接触主义衰落在美国政治演变中并非偶然，而有着中美关系内在张力及变迁规律的必然性。
特朗普主义不是严格的冷战主义，但却为新冷战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前提和准备。其一，从规范理论上批判和打击了美国的接触主义政策，为各式冷战话语和极端思维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二，特朗普的商人性格的多变性提供了美国冷战鹰派进场与合作的条件，美国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和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性不断遭受压制和流失；其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式的民族主义及“推特治国”的民粹主义，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华政治恶意的合流及巩固，民意取向又倒逼美国政府加快修订和制定对华新政策；其四，特朗普在选举连任压力下的极端主义取向，是新冷战狂飙突进的机会条件，冷战鹰派可能利用这一历史窗口固化美国对华政策，甚至挑起局部冲突，比如台海和南海；其五，新冠疫情危机对美国的沉重打击，以及中国抗疫模式反映的体制比较优势，进一步刺激美国对华恐惧感和冷战策略进程。
在此条件下，如前所述，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半脱钩”来相对客观地描述剧变之中的中美关系。半脱钩是一种现象化描述，本身不是冷战话语，甚至不带任何道德感情色彩。从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实质上就是按照“半脱钩”模式在向前演进。为什么是半脱钩？这是由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实质属性决定的：其一，中美关系不同于美苏关系，双方在改革四十年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利益互嵌关系，是美苏关系从来都不具备的，因此中美关系比美苏关系更有韧性和牵连性，经贸互嵌的和平保障作用一直在释放；其二，中国经济体对世界的持续开放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全球化现象，中国具有联合国备案的完整工业部门，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人民生活的保障促进作用日益放大，美国的脱钩操作面临来自内部企业和盟友企业的巨大反制压力；其三，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技术现代化仍处于爬坡阶段，对全球产业链与技术合作的依赖性仍然很强，技术主权化之路甚至刚刚起步（以华为为典型），客观上需要一个战略缓冲期来完成自身发展基础的结构性塑造；其四，二战以来建立的多边主义经济秩序和治理秩序，尽管受到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霸权的压制和削弱，但符合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与发展利益，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和平发展立场，故美国重启冷战的超强动员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利益上的感召力。
从中国的自强之道与对美斗争策略而言，可以将“半脱钩”修正为“软脱钩”，作为一种应对美国新冷战挑战的、有进有退的策略艺术。半脱钩可以继续作为一种相对客观和静态的中美关系描述性概念，但策略性和主体性并不凸显。软脱钩是以我为主的自强之道：其一，软脱钩正确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结构性演变，接触主义不再是主流，依赖美国的继续现代化之路难以为继，中国在总体战略上必须立足政治自主和技术自立；其二，软脱钩继续保持对二战后多边主义经济秩序和治理秩序的信任，以中国自身力量并团结各国展开“护法”行动，抵制美国的“退群主义”和践踏国际规则的破坏行为，在共同“护法”过程中凝聚及扩展与世界各国的价值共识和相互承认；其三，软脱钩是对全球化与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整合性思考，可积极避免中国陷入单纯民族主义陷阱与过度斗争陷阱，为中国民族复兴争取最大化的国际政治空间与合作条件；其四，软脱钩要求中国更加理性和稳健地推进内部改革及承担有效的全球治理责任，凝聚国民共识，展开积极的国家动员，建立对中国与世界新的知识和战略框架，稳扎稳打，柔性复兴。
四、西方缺失、联欧与世界秩序的体系视角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定义当代国际秩序的关系，欧洲角色一直是现代以来无法回避的关键变量，因此欧洲怎么思考和应对当下全球秩序危机包括中美关系危机，对于全球和平发展的前景具有结构性影响。欧洲主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0年2月份召开，列强云集，唇枪舌剑，纵论世界秩序的原理、挑战和趋势。会议的主题是“西方缺失”，这是比美国更加诚实的欧洲人的思考和焦虑，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对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相比美国对全球霸权的依赖和留恋，刚刚经历英国脱欧的欧洲更加从容和超脱，对世界体系的实力变迁与秩序更替有着更好的心理适应性。“西方缺失”（Westlessness）是一个显著的国际政治事实，对这一事实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斗争的基本格局。
西方何以缺失？西方怎么办？这也许是会议主办方最关心的问题。欧洲清晰地判断出来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以及西方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严重衰退，甚至西方民主秩序内部的盟友关系、国内经济民主秩序、保守主义与右翼化问题、难民与身份认同问题、恐怖主义与安全秩序问题等，都严重挑战和削弱着西方的制度公信力。当西方精心构筑的国际法律秩序和国内民主秩序无法有效提供安全、自由和繁荣时，“西方缺失”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政治现实。
问题进一步延伸，所谓“西方缺失”，本质是美国缺失。因为二战之后的国际主流秩序是美国创建的，美军、美元、美国高科技、美国盟友体系及美国掌控的国际法秩序，成为全球化赖以维系和扩展的关键性基础。美国的全球存在保护了西方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及西方资本集团的全球盈利体系，也提供了所有西方人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的基本经济与文化优势。这是一套精致的“西方金融帝国主义”，至今仍然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面。
然而，从西方历史经验尤其是罗马经验来看，帝国秩序的繁荣之中必然隐藏着衰退、收缩、崩解与重构的因子。美国精英们不能仅仅限于拜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以“修昔底德陷阱”自限，更应当开阔视野精读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以深切理解作为“新罗马”之美国的内外张力、病理与处方。这是因为帝国治理是成本消耗型治理，其长久维系取决于帝国本身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力，以及帝国和依附性团体之间的价值与利益分享能力。美国就像曾经的早期罗马帝国一样，成功主导和协调了盟友体系及非盟友的发展中国家体系，一度产生了“历史终结”的帝国幻象。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帝国极端繁盛期，帝国政治家和帝国知识分子也曾产生过“盛世”幻觉和“历史终结”式的乐观主义。然而，罗马帝国很快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内有东西罗马分治与基督教会的结构性分裂，沿着“罗马-日耳曼”和“希腊-斯拉夫”两条文明轴线长期演化对峙，冲突频仍；外有新波斯帝国、日耳曼蛮族王国、匈奴游牧帝国以及伊斯兰帝国的持续挑战。在这些内外挑战中，帝国精英的自负、怯懦、腐化与责任衰退，亦构成罗马崩解的重要精神因素。比照罗马，今日之“西方缺失”的世界历史经验同样造成了美国的战略恐惧和不自信。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以及对世界秩序既有价值的持续侵蚀，是作为帝国之美国的自我责任卸载与权力巩固。美国在全球化中的“逆全球化”和民主秩序中的“民粹化”是西方缺失的最主要标志。
对欧洲而言，二战后的国际法秩序是和平但不够公正的。在西方体系内部，欧美分享相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法秩序红利，欧洲也基本上长期配合了美国的全球安全与战略布局。然而，相同价值观并不保证相同利益，历史上的希腊不是，罗马不是，今日欧美也不是。美国借助二战过程对欧洲的援助和解放经验，以及在欧洲对抗苏联的冷战秩序，成功建立了对欧洲世界的一种“反向殖民”秩序结构，在安全、经济、外交与国际秩序上取得了对欧洲的代表权。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就像罗马将被征服者在法律上确定为“同盟者”一样，并非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体系内的主从关系。这种关系性质符合西方历史上的“霸权”的主导性定义，即一个广泛共同体内部的霸主与成员国关系，霸主是保护者，成员国是服从者，二者分享共同的安全秩序和价值观，但在霸权中心及服从秩序上是等级制的。欧洲国家的地位和利益保障当然严格优越于其他非西方地区的国家，然而一旦美国利益受到触动，欧洲利益也是可牺牲的选项。欧洲内部的主要政治代表国家对此反应不一。德国作为二战最大战败国在美国占领和指导下重建，对美国秩序的依赖更深，对美国价值的质疑和对抗意愿更弱。但法国同样作为二战战胜国及欧共体早期主要创建国，对欧洲依附于美国的“隐性殖民”关系性质持有强烈的质疑与反抗立场。二战后早期的戴高乐主义寻求独立自主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包括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早期突破。有戴高乐主义遗风的马克龙总统上台以来多次提出了欧洲的军事与能源主权问题，谋求欧盟制度改革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独立自主性。欧洲尤其是法国企业长期深受美国“长臂管辖”法律的非法侵害和制裁，欧盟阻断法案就是法国力推的立法结果，而法国企业高管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以及政治学者拉伊迪的《隐秘战争》则分别从自身维权个案及国际法律秩序层面对美国“统治”欧洲的制度秘密加以解码和批判。与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传统批判相比，来自欧洲内部的反思与批判更加切中要害，也更有力量。欧洲主办“西方缺失”的安全峰会，是自身切肤之痛的反映，也是欧洲寻求多边力量以改革国际不公正秩序的理性实践。马克龙近期甚至提出“接纳”俄罗斯以平衡对冲美国的支配和影响力，显示了欧洲内部在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上的大胆想象力，但这一进程刺激和影响多方利益，推进不易。俄欧整合是欧洲主义更大的挑战和命题，对美国建立的欧美联盟秩序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秩序均有强有力的战略冲击，同时俄欧内部矛盾分歧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简单和解与处理的。但马克龙的提议展现了欧洲集体安全政治的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就是超越二战后既定的冷战及后冷战秩序，从“西方缺失”的现实与欧洲自身的利益出发理性思考自主性的欧洲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突破和重构之路径。
美国在此次安全峰会上的主要目标仍然在于渲染“中国威胁论”，尤其是继续炒作华为议题，歇斯底里，老调重弹，了无新意，根本对不上欧洲安全与发展焦虑的真正议题，也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理解与接受取向背道而驰。美国就像带不好“政治优等班级”的班主任一样，唠唠叨叨，裹足不前，却自以为是，影响力日渐衰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国务卿蓬佩奥分属本国不同阵营，多次在国内议题上政治交锋，但在对华问题上政治立场高度一致，都是“中国威胁论”的忠实信徒和不厌其烦的宣传牧师。美国司法部近期对华为的起诉，也是在配合性穷尽法律手段进行政治打击。美国反复强调自身与欧洲国家是价值盟友关系，持续滥用“自由民主”的任意解释权并将其有意导向一种严格而僵化的冷战理解，无法认同欧洲与中国在通信技术及更广泛全球化领域的深度合作，更担心中欧合作会对冲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与依附性利益。美国以僵化的文明冲突论及冷战思维思考中国问题与国际秩序问题，导致其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日益产生严重偏差。美国理解的全球化只能是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的全球化，西方盟友在内部“臣服”，非西方国家在外部“依附”，从而形成永固性的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美国一度接近完成这一“美式和平”的全球化建构。但美国显然误解了全球化的完整周期与道德本质。全球化的本质并不是保障单一国家的帝国利益，而是价值、技术、资本与制度的共建共享，既是先行之优势西方国家输出的过程，也是暂时落后之非西方国家学习与赶超的过程，是人类价值与知识的双向流动。美国长期停留于全球化初级阶段的“西方输出”优势和道德体验，看不到或无法适应非西方国家学习赶超的“双向互动”趋势，从而在战略上严重误解了中国崛起的分量和意义，更难以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在全球化演变中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增量创新价值。比较而言，欧洲国家更加诚实，没有那么强的单边帝国权力负担，反而容易接纳中国并致力于真正的全球化秩序的完备建构。中欧合作可能构成21世纪最为关键的全球化基础与理性力量。当然，这也需要欧洲进一步在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上理性自觉，不必过分感伤于“西方缺失”的全球化固有进程故事，而是从容于以自身道德和政治力量参与真正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凝聚与制度合作。欧洲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但欧洲既往的“大西洋主义”亲美传统以及右翼化的极端主义仍然非常强大，从不同方向上对中欧合作与真正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塑造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在此次安全峰会上真正坚持了符合全球化本质的多边主义立场。傅莹的反驳是充满智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技术不希望被封锁，美国又怎么会有正当理由封锁华为？而且，美国民主制度何以脆弱到惧怕华为的程度？王毅外长更完整的发言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观，提出了共同发展、大国责任、国际准则、共同体意识四个层次的价值与秩序基准。美国的关键词是“中国威胁”，中国的关键词是“多边合作”，这是中美在21世纪全球范围内价值竞争的重要变迁，中国更多主张人类普遍价值及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有效运用。与美国重启冷战式的“斗争思维”相比，中国的“和平发展”思维显然更符合一种快速变迁中的世界秩序重构的正当需求。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具有正面价值和意义，欧洲愿意考虑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与对话，非西方国家与地区也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先例充满兴趣和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中寻求自身定位和利益。从安全峰会的整体反响来看，美国的“冷战”呼吁越来越苍白无力，过度渲染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旧式手法也难以奏效。
这是人类的一个“新世界”，欧洲逐渐放平身段，客观理性看待一个已经多元化并快速进行着秩序重构的外部世界，而美国则显得很不自信，抱残守缺，患得患失，更快速地折损其二战后积累的超强软实力。美国人心目中有两堵墙：一堵是美墨边境墙，这是移民隔离墙，与新版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形成鲜明反差，资本可以穿越，人流就地阻隔，资本与人的隔离显示出美国“大熔炉”道德优势的崩解与自由包容性精神秩序的碎裂；另一堵墙是东西方的冷战之墙，前有苏联，后有中国，美国始终无法在精神上自我反思、批判及真正以平等多元伦理重构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导致美式和平仍然主要建立在实力而非道理基础上。美国曾经制造了很多普适的“道理”但自身并不能完整遵守，不能一以贯之，而常常以利益理由随意践踏，导致一种“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反噬。
总之，与新冠肺炎病毒相比，人类价值与世界秩序中的“冷战”病毒更是威胁人类安全与发展的致命因子。西方缺失是一个基本事实，本身是全球化与东西方竞争发展的自然正当的结果。全球化从来不许诺单一的世界霸权，而是趋向于推动多边合作与协商治理。慕尼黑安全会议让世人看到了一个道德诚实与理性务实的欧洲，一个局限于冷战思维无法自拔的美国，以及一个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与合作伦理的中国。王毅外长在主题发言落脚部分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基于天下一家的中华文化传统，对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的塑造引领意义。这或许是中国开给“西方缺失”与全球化困顿中的世界的一剂良方。天下一家，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视野与历史经验，是“天下”之多元存在与“一家”之和谐一体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西方缺失所导致的世界不再那么“西方”就不那么可怕了，因为世界原来就不那么“西方”，也不会一直那么“西方”下去。西方500年的全球化主导是因为西方文化与技术的自身积累及非西方的相对不发展，而当全球化过程带来非西方的充分发展之后，一个真正平等、多元、民主与合理化的国际秩序才能够形成。所谓“西方缺失”，其本质是“西方归位”。也因此，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带来的只是初级阶段的国际秩序，不是充分平等与理性化的国际秩序。21世纪，在中国参与的真正多元化与平等化条件下逐步塑造而成的国际秩序，才可能是真正道德与合理的，才能真正带来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五、结语：向世界而生的21世纪秩序展望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时代悄然开启，但美国没有“新时代”，充其量只是在所谓“新保守主义”（小布什到特朗普）和“新帝国主义”（克林顿、奥巴马到拜登）之间左支右绌。经由特朗普主义发起的美国本土利益对全球化精英的民主政治批判在象征意义上已经夭折，但美国国内政治的左右分裂及美国国家人格中“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并未消解，甚至更为严重。美国的内部分裂必然带来其力量和制度传导意义上的外部性世界秩序分裂和重组。中美新冷战会变幻战场和形式，但不会变幻总体趋势和对抗方向。“西方缺失”在欧洲第二波更为严重的新冠疫情、法国式宗教冲突、难民危机与“穆斯林化”压力下将进一步凸显，欧洲的内部分裂和政治右翼化进程将继续发展。因此，2020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及世界秩序会更具斗争性、碎裂化和不确定风险，寻求共识和制度性合作的努力将面临多重压力和困境。
在中美关系演变的顶层认识意义上仍然存在一种关于挑战美国的历史神话，即美国是不可挑战的，因为美国价值观是历史终结形态，挑战美国的列强如日本、德国、苏联都已惨败。也有一种关于普通法的历史神话，即普通法全球化的支配性权威（尤其是金融霸权）是不可挑战的，从大英日不落帝国到美利坚新罗马帝国，都以普通法精神立国，所以不可挑战。这些不可挑战的传说，配合改革四十年中国学术体系大量移植的“自我东方化”接受美学，塑造了当代中美关系斗争面的诸多“溃疡”点。然而，从特朗普主义的专横霸道之中，我们确实能够理解到美式霸权的日薄西山与收缩调整期的极端危险性。即便是拜登上台，中美已然“战场化”的斗争秩序也不可能回调消解，而只会变化场景和形式，硬实力的直接对抗可能有所缓和，经贸关系一定程度上回暖，但软实力斗争及安全议题上的博弈，包括国际体系重构与隔离，或许更甚以往，别忘了奥巴马第二任内全力推动的重返亚太战略和TPP协定就是一种围堵和隔离中国的进攻性措施。
理解中美关系当下处境与未来，前提是理解美国霸权的本质及其走向。美国霸权是西方历史霸权经验和力量的综合，但其本质仍然建立在基督教一元论和异教斗争哲学基础之上，其霸权演变不可能脱离西方长期的历史规律。关于西方霸权的历史规律，安德森教授在《原霸》一书中有精彩的思想史与制度史的追踪分析，最为点睛之处则在于他所揭示的西方霸权在“强制”与“同意”之间的道德困境与实践错位，认为霸权是一种兼具“说服与强制、意识形态与暴力、仁与恶”的复杂事物。对美国霸权的当下与未来，该书结尾援引的与凯撒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在《历史集锦》中的经典判断可为评判尺度：“追求霸权者凭借勇气与智慧实现霸权，凭借克制与仁爱增进霸权，凭借令人惊惧的恐怖维持霸权。”特朗普主义展现的是一种“恐怖霸权”，基本清理了美国霸权内在的道德要素，将美国由“自由帝国主义”强制转型为“制裁帝国主义”，以纯粹的超强实力与自然状态的斗争威胁获取超出美国自身权利范畴的非法利益。拜登时代或许会做适当回调，以“克制和仁爱”修补美式霸权的道德漏洞和规范赤字，但完成度和方向性颇值得怀疑，因为美国霸权末期的不安全感和恐怖化相互刺激加强的总体趋势无法逆转。
回到中美比较，上述所谓历史神话严重忽略了中国的文明国家传统与属性，以及美国自身在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中国是一个承载东方文明五千年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段里是文明的输出端，是天下主义秩序的维护力量。中国与西方的近现代接触、冲突、西化及重新自主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处理域外文明因素的又一次经验而已。只不过这一次的接触转化，所遭遇的不再是既往中华文明边缘上的低度文明，而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明。西方的全球化文明塑造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强烈规范品格。“美国治下的和平”秉承了这一规范品格。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天下主义传统及对西方文明的选择性学习，帮助中国成为当代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美国精神秩序中的地方主义和孤立主义回潮，严重侵蚀甚至颠覆了美国精神中的普遍主义。中国自信走向世界，美国孤独退群回归，一正一反之间，无论是历史终结论的神学，还是美国不可挑战的神话，都在人类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的具体经验中逐步被证伪。
美国不需要被挑战，因为挑战因素在美国内部早就潜伏，而且美国的全球化精神是带有文明歧视性和过强利益动机之结构性缺陷的。特朗普主义暴露了美国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与全球化及真正多边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全球化成长，是历史合力与自身实践的理性结合。其一，中国的长期文明传统提供了以和平发展价值超越冷战对立的哲学基础和实践灵感，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的新天下主义。其二，中国的政治秩序以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理性结合为特征，体现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混合体制特征，相对优越于西方单纯的民主政治，且中国的体制理性仍在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进步之中，但西方民主政治已有固化和僵化的趋势。其三，中国在应对美国新冷战、逆全球化以及民主民粹化的内外挑战中，展现了对多边主义秩序、自由贸易、技术创造与分享以及民生福祉的价值整合与制度供给能力，以建设性的负责任大国的行动力量参与塑造21世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新秩序。
总之，美国的新冷战及脱钩主义试图将中国重新隔离在世界体系之外，满足的是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维持利益，挑战和破坏的是二战后建立的多边主义经济和治理秩序以及中国为21世纪新秩序提供建设性力量和贡献的实践正当性。美国逆全球化而维护霸权，中国顺全球化而展现文明力量，一正一反之间，21世纪的全球新秩序与新历史之理性塑造进入了快车道。无论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还是拜登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球化道路都必须有自身的战略、定力、制度与方向感。从中国近期关于深圳特区40周年纪念的有关政策文件以及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基本框架来看，中国以自身体制与发展战略的稳健的“不变”应对美国、西方与世界秩序的“万变”，值得我们对“两个一百年”之发展目标保持战略定力、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