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洋面上纷纷拥拥、溟溟蒙蒙的，是云，是雾。云的愤怒为风，雾的阴谋为浪。浪从五层楼高的峰顶森然跌下，浪从血盆大口般的深渊轰然涌起，“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就这样撕云破雾，搏风斗浪，日夜在滚滚与滔滔中穿行。太平洋啊太平洋！当初为它命名的麦哲伦，一定受到了海神的欺骗，风平浪静只是瞬间的假面，雷奔海立才是它恒定的真容。这也就是人生。这也就是上帝精心设计的波澜。祈祷前程一帆风顺的旅客，十九要被它掀天陷日的狂暴吓垮；吓而不垮慢慢也就能学会对付，风浪的正面是凶神恶煞，反面却是给你力，给你胆。
这天正午风歇浪止，云消雾散，白花花银灿灿的一轮日头高悬，太平洋露出了难得一现的笑靥。胡适走上后甲板，把满腔郁闷交付海天一色的灰白与蔚蓝。极目远望，除了淼淼，还是淼淼，除了漠漠，还是漠漠。胡适不死心，极力想在淼淼漠漠中搜寻莽莽苍苍的大陆架。离开吴淞口已经旬日，离开横滨也已有一个礼拜，明知遥望陆地实为虚妄，他还是禁不住要把目光射向远方的海平线。
凝望既久，幻觉也就渐次化为真实，十天前仓皇辞国的一幕，又在逝波中明灭闪现。那天，历史记载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威尔逊总统号”驶离了上海公和祥码头，驶出了黄浦江，胡适就是一直站在后甲板，回望故国。有一刻，他想对疮痍满目的家园说声“再见”，不知是海风太大，还是那两个字重如磨盘，咂了几次嘴，竟然没能送出口。“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何况这一去，也许就是永别！失败了，他，以及他的他们。回首既往，一切恍如身后的海岸，变得愈来愈空虚，愈来愈渺远。“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渊明的《拟古》之九，他曾和傅斯年一边醉饮，一边击节苦歌：“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后何悔！”在陶公是拟古，在他俩却是比今。时不与兮山河改，风萧萧而悲响，云漫漫而日殇，他只得急急慌慌地出走，乘桴浮于海。哪有浮槎可去日月？眼前只剩了浮沫，浮云，还有一缕飘扯在悲风中的浮名。
柳永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今日之胡适，却是既没有情绪浅斟，更没有心肠低唱。回想四个月前，在孤城北平，他本想苦撑到底，坚持不走。当年倭寇入侵，我们撤退；现在是内战，怎能撇下北大不管？但是不行，南京方面一天十二道金牌似地紧催。大概他们也听到了，西山一带的共产党广播电台传出消息，说只要胡适留下，保证仍让他担任北大校长，同时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国共两边都在使劲“拔河”，形势又由不得骑墙。走，还是留？胡适寻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既然他作如此认定，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匆匆南下，匆忙得犹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北大的教授一个也没带，仅邀了清华的陈寅恪同行。寅恪固然是宏儒硕彦，其他教授难道就不是？陷众同事于炮火，于心何忍啊！家里的一百多箱图书，也统统扔下不管，只随身带了一部十六回的《石头记》钞本。曹雪芹九泉有知，该笑他“忽喇喇似大厦倾”！连儿子思杜都没能带出危城，这步棋恐怕将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他隐隐感到，父与子，如今隔着的，已不是天上数日地上旬月的行程，中间横了一道大洋，又一道铁幕，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朝代。胡适之啊胡适之，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日子就像早先提倡的白话文，起先是逗号，分号，引号，句号，顺顺当当，妥妥帖帖，忽然冒出一串问号，紧跟着又冒出一串惊叹号，且问号都是无解方程，惊叹号更像了一把把高悬在头顶的宝剑！想想此刻的自己，何尝不是一艘在风浪中颠来簸去、爬高跌下的海轮？而且舵握在别人的掌心！
这是一个市声转沉、万籁趋寂的午夜，借着台灯和电脑荧屏交织的柔光，透过历史烟云，我默默注视在太平洋胸脯上滑行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以及在后甲板凭栏怅望的胡适。
余生也晚。胡适四九年去国离邦，零丁海上，我才五岁，胡适五十年代遭全民围剿，万炮齐轰，我也才上小学，隔代而又隔膜，胡博士与我，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了。
并非丝毫没有。有道是“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胡适，再加上尔后罹难的胡风，以及文革中挨批的“三胡”，使“胡”姓，一时沦为众多反面人物的专用符号。比如，我至今能记起的，就有《智取威虎山》中的“胡彪”，《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还有忘了是哪一部作品中的“胡守礼”。有一阵子，兴许是避林彪的讳，“胡彪”的“彪”被改为“标”。“彪”可易，而“胡”不可易，“胡”姓之贱，甚矣！
二
他是想把命运之舵，牢牢握在自己的掌心。胡适，胡适！当初起这个别号，就是取材于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名儿果然给他带来了好运，一九一０年六月，他报考“庚子”赔款官费留美，临时放弃原名“胡洪騂”，而改用“胡适”，结果吉星高照，榜上题名。记得那年八月十六，同伴七十，结队赴美，走的正是从沪上出发的这条海路。在腾波触天、高浪灌日的洋面，他写下了滚烫的《去国行》：“扣舷一凝睇，一发是中原。扬冠与汝别，征衫有泪痕。高邱岂无女，狰狞百鬼蹲。兰蕙日荒秽，群盗满国门。搴裳渡重海，何地招汝魂！挥泪重致词：‘祝汝长寿年！’”青年胡适远渡重洋，长歌当啸，剑气如虹，发誓他年学成归来，一定要为灾难深重的祖国筑坛驱魔，再招雄魂！
胡适留美七载，负笈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从一个传统的青年才俊，变成了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从一个白话文的尝试者，变成了故国文学革命的领袖。十九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先后崛起于西方的两大学派，一派主张革命，一派主张改良。胡适天性柔和，信仰民主、自由，厌恶暴力、专政，故而自觉摒弃“辩证唯物”，而归顺于“实验”。说到文学革命，则有点儿歪打正着。胡适在留美学人中提倡白话文，受到普遍的讥讽，激愤之下，他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并把它投给国内的《新青年》。就是这篇并不成熟的“刍议”，转瞬把他从平地托入青云，腋下犹如陡生双翅，想停都停不住。不光是他，那年头的英才俊杰，如尔后成为《新青年》同仁的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莫不都是一炮打响，一夜成名。那是一个“黄天已死，苍天当立”的时代。那是一个登高一呼、山鸣谷应的时代。也许大地的耳朵等待革新者的脚步，等得实在太久太苦，连耳膜都结满蛛网；终于盼到了他们出现，当作天大的喜讯八方飞告，这正是“空谷足音”。
回顾既往，胡适衷心感谢陈独秀、蔡元培。如果没有两位大师的提挈，他说，自己的一生，终了就是一个普通刊物的编辑匠。这就是机遇，双重的机遇把他拥上了时代的高枝。转眼他就成了谁？堂堂北大教授！赫赫青年导师！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学家！等等。其实，这些头衔统统可以不要，他只想在名片上印三个字：播种者。“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你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他说。胡适播种的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为此他主张“全盘西化”；为此他呼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此他贡献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达摩东来，为的是寻一个不受人惑的智者。胡适普度众生，渴望造就出一批改良主义的贤哲。他坚信凡播种必有收获，“迟的也许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在百年之后；但早的往往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头脑造得成的，不是口号标语喊得出来的，更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设起来的。胡适呼吁，上进的青年，要牢记易卜生的名言，“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
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地平上，胡适的出发，堪谓与陈独秀同步。他比李大钊、鲁迅要早，比毛泽东、周恩来更早。当是时也，康有为昏聩无为，梁启超不启不超，胡适祭起“文学革命”的新式法宝，立即博得了先进青年的崇拜。“五四”时代，可以说是陈独秀、胡适的时代。它的影响，不仅及于本世纪，势必烛照长远，辐射未来。
依我看，胡适首先是属于白话文的。废除古文、倡导白话的实验，和秦朝废篆兴隶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值得大书特书。胡适这辈子假如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做，仅仅干了一件开白话新风的“文学革命”，就足以坐定名山，享誉青史。
文学和社会息息相关，胡适对社会革命其实也相当关注。且看他一九一七年四月为俄国三月革命写下的《沁园春．新俄万岁》：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周策纵认定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受到过胡适《新俄万岁》的影响。按，胡适词作于前，毛泽东词写于后，而毛泽东当年又是胡适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这种学问、思想间的潜移默化，或许是存在的。但硬要强调哪一句是从哪一句脱胎、演变而来，就未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胡适同时又是属于整个“五四”的。五四运动虽然有违他个人的初衷——认为太政治化了——却和他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想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凡运动，面对的都是顽固不化的传统，它不可能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五四”也不例外，它的口号“科学与民主”，现在和将来，肯定还要反复被提起。因此，胡适的幽灵，在新形势下“借尸还魂”，或者如关云长那样大叫一声“还我头来”，而开始在云端“显圣”，便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三
身后有人饮泣，胡适没有回过头去。离开大陆这么久了，居然还有人如此伤心；大变故中的含酸茹叹，吊影惭魂。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搁在这儿就会成为反讽。歧路，歧路。故国已在唐诗的海内，知己全在梦中的天涯。想此时，蒋先生退隐溪口，傅斯年出长台湾大学，长子前往曼谷，次子留守北平，老妻枯立在台北的相思树下，一夜乡心处处同，可怜哪一处乡心，也辨不清他们的归宿！
不知是否忧愁又勾来了风，不知是否悲风又唤来了浪。太平洋说动容就动容，先是烦躁地皱起眉头，继而激烈地抖动四肢，终于喷流溅沫，吹胡子瞪眼。轮船似乎有点儿心悸，猛地一个晃荡，又一个晃荡，把胡适从甲板递上隆隆作响的列车——这不是梦，这是思维的蒙太奇——列车行进在荒凉冷寂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之行在一九二六年七月，胡适那次是第二次出国，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会。车过贝加尔湖，他想起了苏武，苏武日夜思念的中原，中原古老焦黄的历史。历史正如窗外的风景，车轮每哐当一响，便掀过新的一页。千年的光阴重重叠叠，说厚犹如泰山，说薄也就如一片蝉翼。厚也好，薄也罢，今人只能袖手旁观。他是有历史癖、考据癖的，生平极喜的就是哗哗翻动历史。鲁迅在上边翻出两个字“吃人”。他呢，拎起历史的书脊一抖，扑簌簌掉下一地的魑魅魍魉。
车过莫斯科，他看到了人类史上的另一颗星，红星。虽然泛着血光，却异常美丽。不禁想起了遍布祖国上空的灾星，想起了他从前作的《努力歌》：“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如今在域外重吟，竟然涌起无限惭愧。总说努力，总说再造，《双十节的鬼歌》作了也有五六年了，然而，何时才能“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换一个好政府？”上帝并没有断言摊给咱中国的只能是一叶秋海棠，她完全可以是一只雄鸡，甚至是一头醒狮！啊，胡适来到革命的心脏，拢共呆了三天，脑海里便不断晃动镰刀和斧头。假如他索性更改行程，在赤都住上三个月呢？说不定国人刮目相看的，将是另一个胡适。
胡适在苏联没能住上四天，在欧罗巴和美利坚却分别泡了五个月和三个月。红星的印象渐淡，西方的月亮缺了又圆。那是牛顿的月亮，华盛顿的月亮，爱迪生的月亮。东方的月亮是诗意的，朦胧如剪影；西方的月亮是物质的，饥饿时可以当面包，黑暗中可以充灯火，寒冷天可以用于发电。胡适未必咏叹过西方的月亮，但他上下求索的，恰恰就包括这样的光轮。它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的物质性和思辩性。对一个在嫦娥的广袖和吴刚的桂花酒里陶醉了几千年的东方古国来说，让他们领略一下西方的现代科技和文明，委实很有必要。胡适后来又有三次出访，目标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故乡。区别的只是身份，前两次是学者，后一次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的思想之根、情感之根，就这样一扎再扎，牢牢抓稳了西方的大地。
骨子里，胡适绝对是一个学人，表现尽管丰富多采。这是真正的乌托邦：他曾假设从天上掉下一座监狱，然后自囚于其中，只有星期天可以会客，其余日子都用来读书，写作；为了调节情绪，保证健康，监狱里还有人按时监督锻炼身体。这样，假以十年到十五年，他就能把他想做的、应做的事情，比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下、《白话文学史》卷下，一一完成。有狱如斯，不似天堂，胜似天堂。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到哪儿去找这样的监狱？不，伊甸园！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内有军阀穷兵，外有敌寇黩武，茫茫神州遍地兵燹，漫空狼烟。胡适只能哀叹：“这是一出五千年的英雄悲剧。戏中的主人翁，是一位老英雄——中华——他的一生是长期的奋斗，吃尽了种种辛苦，经历了种种磨难，好像姜子牙的三十六路伐西歧，刚刚平了一路，又来了一路，又好像唐三藏上西天取经，经过了八十一难。刚脱离了一难，又遭一难……”八十一难也须有尽头，五千年的悲剧更足以涅更生，关键是要指明冲出迷津、突破重围的方位。造物播种春天，只要一粒蓄满生机的种子，朽木永远催生不出葳蕤的激情。然而，自命为“播种者”的胡适，口袋里除了他那关于“改良”的咒语，却再也掏不出任何良种，是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火蔓延而束手无策。
孔门儒生的入世精神，和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孕育了胡适。一脸淳和而天真的笑容，转瞬掠过“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无奈，这就是胡博士的人生白描。
若以人格论，胡适绝对是个圣者。且看他中年的一段自白：“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民国史上“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佳话，不是凭空得来的。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他们最乐于接纳的对象，不是导师，不是战友，而是哥们。
若以口号论，胡适当年提出的“全盘西化”，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充分世界化”，确是独具只眼。所谓“西化”也哉，强调的是冲破传统，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有人硬要说胡适提倡的是卖国主义，批个不亦乐乎，实可谓一叶障目。但是，倘要把它说成是救世良方，经国大计，却也未必。——历史常常要靠刀枪开路，你不能指望一阵狂风掀去拦道的大山，僧人栽种菩提也得先有适宜的土壤，胡适即使贩卖的是西洋名参，也要看对象有没有一付能承受的脾胃。
四
海涛是什么时候停止怒吼的，说不清楚了。胡适从回忆中转来，太平洋又恢复了婴儿般的宁静。只是西天始终涌着层层叠叠的乌云，遮住了本应霞光如血的落日。“黑风吹海舞罗衣，望极苍茫帆影微。我亦有怀言不得，满腔心事逐云飞。”少年时吟的一首七绝，瞬间袭上心头。这场面，最好由他的朋友徐志摩来描写。徐的那篇《印度洋上的秋思》，把一个“愁”字渲染得淋漓尽致。志摩说，“愁”字是文字史上有数的杰作，“这十三笔造成的象征，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惨的现象和经验，吁喟和涕泪，所凝成最纯粹精密的结晶。”你若有超人的知感，“定然可以梦到，‘愁’字变形为秋霞黯绿色的通明宝玉，若用银槌轻击之，当吐银色的幽咽电蛇似腾入云天。”但是志摩的体会，也仅深入到秋思旅愁，这个浪漫的情种，是难以领略胡适此刻的孤苦与悲寂。唉，胡适痴痴地盯着西天出神，看不到落霞沉波也好，他想，免得又引起无限的伤心。
当初从美国留学归来，曾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谁知政治不是实验用的材料，可以由你任意排列、组合、删节、归档。她就像与生俱来的命运，总是朝夕陪伴，如影随形。又像这大洋，每艘船、每个人都随着它晃动，没法不问不管。于是只好顺水行舟，保持不感兴趣的兴趣。鲁迅早年为他画像，竟然说：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杆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这真是冤枉！——胡适感到无比委屈——里面哪有什么武器，要惹人“侧着头想一想”呢？如果硬说有，那也只是一面大旗，上面绣着“自由”两个字而已。胡适是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尽管有人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然而，这个地球上果真有他梦想的，不带任何限制的自由吗？无论如何，他自愧没有陈独秀的狠劲，也没有梁漱溟的蛮劲，更没有李大钊的闯劲。就是鲁迅的笔战精神，亦令他望尘莫及。鲁迅爱说“不是死，就是生”，鲁迅现在是死而复生、越来越震古烁今。陈独秀放出共产猛兽，到头来反为猛兽所伤。曾为实验主义鼓掌的周恩来，转眼成了赤色阵营的顶梁柱。“五四”前后没少向他请教的毛泽东，如今是风头正健的共党领袖。胡适当日严肃而诚恳地函电毛泽东，希望他能“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未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而奋斗。毛泽东理也不理，连回条也没给一张。唉，这尧舜禹汤传下来的天下，眼看就要为共产党人席卷了。胡适禁不住发出了哀叹。…………
西天愈来愈黑，不，包括东方南方和北方，整个洋面顷刻叫暝色吞没。轮船上的电灯亮了。被潮水冲刷过的甲板上，聚集了更多的乘客。一位同行的乐师，首次拉响了手风琴，结果，不仅没有唤出任何一对即兴起舞的男女，反而在游子心头激起更深的忧伤。“日暮乡关何处是？”啊，东望不见启明，西望不见扶桑，南望不见仙岛，北望不见瑶光。胡适之啊胡适之，夜色如磐，涛声若梦，神凄骨寒，心疲形惫，此时此刻，你究竟要到哪儿去，你究竟又能到哪儿去呢？——胡适喟然长叹，喉咙口呛满了海水般的苦涩。
英雄日暮，志士途穷，最令人跌足蹉叹。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胡博士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他本人算一次命。
真的，假设时光倒流，让我们的胡博士重新作一次选择，他又有哪几条路好走呢？
一、马寅初的路。胡适一九四五年担任北大校长，如其留在北平，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许诺，将会继续执掌北大。然后呢？大陆五十年代初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或者另设靶子，但胡适本人，“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终归要被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清算。马寅初的遭遇，就是示范。马寅初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的前辈，入教北京大学，也是胡适的前辈，当北大校长，则是胡适的后任。马寅初与胡适，学历、经历接近，思想却比他先进。当初，蒋介石为了收买马寅初，不让他对国民党说三道四，曾委以特命全权驻美大使——简直和对付胡适的手腕一模一样——然而，马寅初拒绝了。拒绝的代价是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被投进集中营。以马氏如此傲人的资历，五十年代末尚且陷入劫运。胡适倘留任北大校长，下场可推而测之。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忽出奇思，说，“如果一九四九年胡适被共产党活捉，‘系狱云阳’；他在牢内‘覃思十年’，可能还会搞出一套更好的简体字来。”此语虽属调侃，却也并非荒唐。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同事、学生，如梁漱溟、陈寅恪、俞平伯、罗尔纲，走的不正是“覃思十年”，宁折不弯，困而不堕的路！
胡适留在北京的小儿子思杜，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不久自杀。可惜了！可惜了！大人物“治大国若烹小鲜”，艺术之至，小人物何不也学一两手消灾化厄的绝招呢。
二、傅斯年的路。傅斯年曾是胡适在北大的学生，尔后成为他工作方面的亲密伙伴。四九年春，蒋家王朝崩溃在即，胡适被蒋介石蜜言支去美国，傅斯年则被安排主持台湾大学。若问，假如胡适不去美国，转赴台湾，会不会取替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呢？这件事，论理有可能，论势却不可得。因为，嗜好独裁专政的老蒋，又何尝能容忍胡大圣人的“民主”、“自由”？带他去台湾，唯恐无端滋事，留在大陆，又怕被共产党利用，于是乎连哄带骗，把他打发上流亡的道路。五十年代，大陆这边祭起“乾坤圈”，“批胡炸胡”，台湾方面也祭起“阴阳镜”，发动了不点名的“剿胡”运动。可见，在第三条路上游走的胡适，无论在海峡的此岸和彼岸，都难有立足之地。
三、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路好走呢？去香港设帐授徒，或者去第三国飘泊，就本质而言，这和在普林斯顿大学哈腰当中文图书管理员，在西风残照里当难民是一样的。
那么，胡适或许就只有求救于高科技，把自己冷冻起来，等到下个世纪再解冻出山。这未尝不是一条出路。胡适毕生服膺西方文明，他似乎终老也没闹明白，所谓西方文明的根基，其实正是血淋淋的斗争。胡适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不遗余力，但他对沸腾在地心的，无产阶级复仇的熔岩，始终缺乏足够的清醒的估计。胡适的双脚，过早落向一个尚未出现的社会形态，这就如同在峡谷中荡秋千，永远上不扪高天，下不着实地。“此恨拼今生，红豆无根种不成！”尽管如此，胡适拥抱新文化、新思想的激情，以及对民主与科学的深挚执著，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所以，我相信，胡适即使诞生在未来的岁月，依然有可能充当一代既往开来、有为有守的学术大师。
胡适是听不到这一番跨时空议论的了。斜倚船栏，他甚至无法把握在惊涛之外、烟雾乡里的北美，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假如他知道——就像我们后来掌握的那样——胡适在旧金山一登岸，便惊悉红旗已插过长江；未久，他就不得不以难民之身，蜷缩在洋人的屋檐下，落得个“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还会有此刻这种若梦若醒、带醉东征的豪气吗？还会在这波涛万顷的洋面，苦苦抽“支持蒋总统”的“道义”之丝，艰难织“自由中国”的希望之锦吗？大梦撞醒，游子悲歌，呜乎，胡适！呜乎，天涯败卒！此时此际，只怕他老夫子也会效“迁客海上，流戌陇阴”，闻“悲风汩起”，而“血下沾衿”的吧！
己卯年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