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曾得到过他人的帮助，则任何人都有感恩的对象。绝大多数人的感恩对象是比较明确的。如生你养你的父母，教你知识的老师，带你工作的师傅，关心、支持过你的同学、同事、邻居、亲友，等等。只要你良心未泯，这些值得你感恩的人应该是清楚的。

但还有一种人，他没有直接帮助过你，你也没有联系过他，双方更没有见过面，但他的书、思想、观点，甚至一句鼓励的话，曾启发过你，潜移默化地对你的一生产生过积极的、重要的影响，这一类人，你也要感恩。尽管人家不一定需要你感恩。受益四十年，这几天才刚刚联系上的“人才学”倡导者雷祯孝老师，对我来说就是这类需要感恩的人。

虽然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的，且并不偏科，但不知学术为何物？更不曾想过要以此为“职业”的。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参加过忠义救国军，现在看来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的影响，我就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

恢复高考后，我曾数次以同等学历参加过高考，虽名落孙山，但都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才发现、认识了自己是一块读书的料，对读书产生了渴望。

雷祯孝，一九四五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一九七九年在《光明日报》《人民教育》上发表文章，首倡建立“人才学”。曾参加筹建中国人才研究会和筹备《人才》杂志。雷祯孝教授现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十年浩劫，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教育和人才。人才学的研究主体是人才，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是教育，人才学开始主要想表达的思想和客观效果似乎是：责怪、抱怨都无济于事，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人发愤图强，努力成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聪明才智。所以，“人才学”一旦由雷祯孝、王通讯在主流的、权威的媒体上提出，就迅速对社会产生了十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可以说风行一时，尤其是以代表时代发展要求的，“被耽误了的中国只能靠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改造”之命题为激励，以众多的古今中外逆境成才的成功例子为论证依据，提倡年轻人“自我设计”，伴随着人生价值的体现，报效国家。

我则选择了“群体人才学”为“自我设计”之“蓝图”。在1980至19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我曾收集了多数的“人才学”期刊和专著。所以，迄今为止我写的论文以讨论群体人才为主，发轫于此。雷、王他们的一系列文章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以学术为志趣，以读书为生活方式，体现人生价值，报效社会。

曾有许多朋友好奇地问我，我为何走上学术之路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吃惊，不知当时的勇气从哪里来的？无知者无畏？以至细思极恐。

因为无论中外，在义务教育产生之前，学术几乎是有钱人家+文化家庭的专利；当代，则是高学历及其在高校和科学院工作者的天下。我除了低学历，不在研究单位工作，缺乏这两个基本条件外，既无家学渊源，又住在离县城五六里的一座小山脚下（从事船舶设计工作，也主要是自学），没有大市城去图书馆等的便利。总之，我的条件，一切与学术无关。而且，三百六十行，恐怕唯有独立治学没有经济回报。故即使成功，也无非是自己认为体验了人生价值而已。

真的，冷静地分析，我当初的选择有点幼稚，乃至莽撞。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能否入门？更没有想到此后一路会碰到杨玉圣教授、赵虹主编等贵人。所以，当我给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数学家兼人才学家王梓坤教授写信求教时，他的回答很干脆：不要在此浪费时间，即放弃所谓的学术。

但凭着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至今也然）的心态，我还是坚持下来了。除了解决自己及家人的温饱外，四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读书与学术上，成了生活方式，无怨无悔。有趣的是，我的研究对象竟然还是古今中外的高端人才；而我的“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就是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对数千文化精英传记资料累积分析得出的结论。

雷祯孝与王通讯合写的《祝你成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当年我曾反复阅读，这本小册子至今我还收藏着。书中有一句话：“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只要文字一过关，就可以长驱直进”，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而政治、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我当时正好大都能读懂。

也许就这么简单：我自己认为文字过关了，相信他们的“长驱直进”论了，后来果真也“长驱直进”了，就这样走过来了。而十几年人才学中成才规律和方法论的熏陶，有助于我的治学之路走得比较顺畅。

所以，当今学界，比我学术成就大的独立学者很多，但起点比我低、条件比我差的恐怕没有。如果没有雷老师的人才学“诱惑”，和文字过关可以“长驱直进”的“忽悠”，我可能不会步入学术之路。

雷祯孝老师的人才学吸引我走上了自学成才之路，但我与雷老师没有联系过。事实上，在一九八六年出版过《中国人才思想史》（第一卷）《先秦部分》（中国展望出版社）后，雷老师本人也转行了，年龄大我一轮的他至今还活跃在电影教育上。但雷老师对我的启蒙从来没有忘过。我一直留意着雷老师。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曾经影响过八十年代一代人的雷老师，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以至百度上也没有他的词条。所以就一直联系不上。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前几天，有个新朋友加了我的微信。朋友说，近日有人转发了一篇我写的文章，他又发现我俩在同一个专业群，便加我了。还说，他发现我的不少熟人他都熟悉，如雷祯孝等。

我当即回复：雷祯孝我并不熟，只是他当年的人才学对我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如果您有他的联系方式，代我向他致谢。感谢他当年对年轻人的鼓励与启蒙。

朋友很快转达了我对雷老师的感谢，而雷老师也当即要求朋友推荐给我，我们就互加了微信，一“见”如故。

改革开放之初，雷祯孝老师开风气之先，他提出的“人才学”对当时社会的积极向上，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立志成才，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对八十年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氛围的形成，功不可没。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各级人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除了全国、省、市、县四级贯通，还有各专业的人才学会。这可能是中国学会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我本人就参加过慈溪县、宁波市和中国文艺人才研究会等三个人才学会。

在我看来，当年人才学的创导者，是改革开放的功臣，人们不该遗忘。我作为众多的受益者中的一员，向雷老师致敬并表达由衷的感谢。

以上文字，除了感恩，也可简单回答对我的治学之路感兴趣的朋友：我是被雷老师的人才学“忽悠”而走上“不归路”的，也算是对自己治学路径的一次追溯。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了“钱学森之问”。

202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