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宋以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原王朝定都的首选区域，特别是洛阳被视为“天下之中”，而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则为王朝边地，在唐宋时期被视为“夷狄之域”。自金元建都幽燕以来，历经明清五百余年的历史演变与思想积淀，以北京为“天下之中”的观念逐渐成型。明人强调北方为天下终始之位，而北京正在《禹贡》九州最北方。这与明中后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以及“夷夏观念”有关。清朝的北方疆域远超《禹贡》九州，其宣扬超越“夷夏之别”的大一统观念，促成了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定型。元明清时期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确立，是理学、经学、数术与政治诸层面不同节奏演变的合力，其根源在于元明清时期大一统自“中国一统”演进为“华夷一统”。
关键词：元明清 北京 《禹贡》 “天下之中” 大一统
1264年，忽必烈自上都（开平）迁都中都（后更名大都），此后元明清三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此，表明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已正式取代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在古代中国世界观中，洛阳被视为“天下之中”，是大一统王朝建都的最理想选择，因此元明清时期幽燕取代河洛，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就逐渐被理解为“天下之中”已自河洛转移到幽燕。
相较于秦汉至隋唐，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大一统观的定型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大一统观的特征与重要性，已有相当研究，不过重点是探讨元、清两朝疆域扩大对“华夷”以及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尚未及于都城转移与大一统观演进的关系问题。对古代“天下之中”观念的研究，集中于洛阳，元明清时期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只在探讨龙脉等堪舆地理观念时被附带提及，尚缺乏全面论述。最后，中国古都学特别是历代建都与定都研究，主要以历史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形势”，解释幽燕地区何以能成为建都之地，对建都于此与该时期“天下之中”以及大一统观念演进的关系，也探讨不多。
根据以上研究情况，元明清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形成与大一统趋势演变的关系，尚有较大的探究空间。总体来看，创造性地转化秦汉以降一直居于主流的河洛地中说，以建立北京为新“天下之中”的观念，并推动中国大一统观自汉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是一个跨越理学、经学、天文历数、堪舆地理、历史以及实际政治诸多层面，且从宋元至明清历时数百年的思想过程，在不同时代演变复杂且颇有曲折。本文即拟探讨与梳理宋元以降北京在时人观念中取代洛阳，变为新的“天下之中”的整个历史过程，并通过这一问题，透视该时期大一统观念相较之前阶段的演进与发展。
一、从边地、“夷狄之域”到王都
元代之前，幽燕地区在天下秩序中的地位相当边缘。两宋以前，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大体非洛阳即长安（或以两城为两京）。择“地中”、“天下之中”建城的观念可上溯至三代以前，两汉时期，大体位于《禹贡》九州中央的洛阳，被经学家认为是最符合天下秩序观念的王都所在。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注群经，《周礼》中即载有周公以土圭测影，宅中作洛，朝诸侯而致太平。此后建都于河洛之地，长期被认为是大一统王朝顺天应人的最佳选择。这一以洛阳为地中与致太平之地的观念，与古代中国的天文地理之学深度交融，是秦汉之后天下观的基点之一。在此观念体系下，长安作为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也有人认为它地处《禹贡》九州西偏，不在五岳之内，其地所测之晷影不正，所行之职贡不均，就天地人之道而言并不合乎大一统王都的要求。长安尚且如此，地处《禹贡》九州东北一隅的幽燕，在元代之前从未成为大一统王朝都城所在地，自然在天下秩序中地位不高。
北宋定都开封，其地四面平夷，无险可守，较之长安、洛阳，更依赖北方幽燕之地的天险。但此时燕云十六州已经被割让于辽朝，因此两宋时期对幽燕之地的定位，有看似矛盾实则联系的两个方面：第一，幽燕之地是王都开封的屏障；第二，幽燕之地已经“夷狄化”。幽燕之地为华夏王都屏障，其经学渊源为汉代经师调和载于《尚书》之《禹贡》中的九州体系与《尧典》中的十二州体系，主张冀州地域广大，因此要分置幽州等新州。宋人刘贞即引申这一经说，主张从冀州分置幽州之地，是因为北方“夷狄”强盛，要以此捍御“夷狄”，拱卫冀州王都。托名北宋张洞玄而大致为宋末元初作品的《玉髓真经》，也主张既然幽燕之地已落入北方“夷狄”之手，四面平夷的开封就不再有建都的条件。
以上论述显然包含对北宋灭亡乃至自唐中叶以来整体历史演变的反思。幽州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此后又长期由河朔藩镇割据；五代后晋时期，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于辽，直至北宋末年（1125）才因辽亡而被短暂收复，旋即又覆没于金。两宋时期，士人“夷夏观念”加强，可能是为了将宋朝始终不能收复幽燕之事正当化，两宋士人接续唐中后期的“夷夏意识”，主张该地已经胡化。
幽燕在当时已是“夷狄之域”的观念，甚至没有因为两宋理学与经学独尊冀州而发生实质改变。在《禹贡》九州体系中，幽燕之地在冀州境内，段志强认为，南宋以降的堪舆地理学受朱熹影响很深，而朱熹的天地大形势观念，以尧所都的冀州河东之地为天下之中极与风水最佳之地。南宋《禹贡》学独尊冀州，且将首冀州的理由，不归于大禹治水从冀州开始，而归于尊冀州为王都。这体现了南宋士人力图恢复北方故土的理想，但面对幽燕基本不在两宋疆域内的现实，也有士人借南方古代为“蛮夷之地”，至两宋已华夏化，主张幽燕之地的“夷狄化”，实为“天之所弃”，符合“地无常利，天运实衡其胜衰”的道理。具体言之，“盖三代以前，天运王于西北而废弃东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蛮夷得以徼幸，当时帝王有作，则利于西北，而不利于东南……逮秦汉而下，天运稍回，滋眷佑于东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蛮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幸。当时帝王有作，则不利于西北，而利于东南”。应镛也主张：“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自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运，中国夷狄之消长，大略可见。”既然北方的“夷狄化”是“天地之大运”，则“攘夷”以恢复冀州就不再符合天运，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最终也被据有幽燕的元所灭，更加强了这种幽燕不再属于华夏的意识。
秦汉以来士人视幽燕为边地，两宋士人更视此地为“夷狄之域”，不可能是宅中致太平的王都所在。这一观念，在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而定都于此后还有相当影响力。元初郭守敬制定新历，仍遵循测影制历当在河洛“地中”进行的传统，在登封告成作观星台；元朝统一华夏后不及百年就被推翻，时人认为这是应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谶语。明初翰林修撰鲍颎进谏朱元璋，主张不可定都幽燕，理由就是“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
不过，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而建都于幽燕之地，大大提升了幽燕在天下秩序中的地位。元代的幽燕观念，已萌生出两种分别在明清时期发展成熟的观念：一种仍依据传统的建都于“天下之中”的观念，主张幽燕为新的“天下之中”，金建都于幽燕而名其地为“中都”，元人也主张该处就是王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的最佳位置；元代音韵学将河北中山等地也归入“中原雅音”的范围，这些都是清代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兴起的先声。另一种则强调幽燕之地在天下的北方（或更具体地说是东北方），并据易学与历学的终始循环之理，将北方（或东北方）视为天下秩序中的关键位置。
这一观念最重要的地理与政治背景，是元朝兴起于朔漠。此外，元初大运河裁弯取直，不再以河洛地区为中点，消解了河洛通四方职贡的位置，并将幽燕置于天下通漕的“终始”之位。而这一观念的具体表述，有“大元”之国号取自《易》“乾元”之德，象数学中将元亨利贞四德分别对应于四时与四方，自贞而元，如同自冬而春、自北而东。因此颇有元人将大都所处北方之位，与“乾元”之德联系起来，如元人所作《燕山八景赋》中有“乾之元实乃起乎四海之贞……自北而南，天下化成”。王义山主张大都之地，即《尚书·尧典》羲和授时“冬曰幽都”之“幽都”，而“天地造化，未有无冬之春，有幽都然后有旸谷，平在朔易也。予闻幽都有燕谷，邹律一吹，暖气先至，方今地气自北而南，幽燕之地，一气之先也”。这些都是明代北京居“天下之北”观念的先声。
二、明代的北京观念：“居北面南”与“中国一统”
虽然在元代，幽燕为“天下之中”观念已有雏形，但金、元乃至明初定都于此，更多是基于政治、军事与地理形势而作出的现实选择，这一初具雏形的以幽燕为“天下之中”观念，对具体定都选择的影响并不大。事实上，北京地位的真正稳固，要等到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及长期定都于此之后。段志强指出，明代最终定型的三大干龙说以北京为北龙之正结，标志着它在大一统秩序中正式居于关键位置。需要补充的是，明代北京观念接续了宋元时期理学、经学与数术中多个路向的新发展，除了更具堪舆数术背景的龙脉说，至少还包括与理学和经学关系更为密切的象数易学中以卦图配拟天下诸方的尝试，天文历数学中以北极定王都原则的调整，以及礼学中南北向与居北面南原则的独尊化。以下分述这三方面的新发展。
首先，两宋理学与易学渊源很深，宋人对五经的注解与论说以《易》类最多，《易》经与《易》传中又以《系辞》最受重视。不过，以《说卦》为基础的象数易学传统，经邵雍一脉学者据河图、洛书而发展为先天与后天之学，分别以先天卦图应天时、后天卦图合地理，这一模式对宋元以降经学与数术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山田庆儿指出，象数学中的九宫式“与《易》之八卦的结合，几乎是必然的”。卢央也认为，“在星占学向式占发展的过程中，都借重传统的八卦系统，特别是借重八卦与时令节气的联系”，而宋元之后太乙式与易六十四卦的结合，可能是受到了邵雍之学的影响。与本文主题最相关的，是元明时期不少经学家与数术家都尝试用后天卦图配拟大一统王朝都城与诸方。王军认为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构造受到后天卦图影响；而九宫与八卦的结合，在秦汉时期即被用来对应《禹贡》九州，但八卦与九州的对应，遵循的是豫州为“天下之中”的观念，独尊卦图中无卦对应的“中数”（对应于九宫式的中宫）；而宋元以降用后天卦图配拟《禹贡》九州，则据两宋易学与理学的新发展，强调艮卦居于东北而“成终成始”。如明中期学者与政治家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的部分主张，北京对应后天卦图之艮位：“《易》曰：‘《艮》者，东北之卦也。万物所以成终而成始也。’艮为山，水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下万水，皆宗于东，于此乎建都，是为万物所以成终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接续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针对后者对《大学》从“格物”至于“平天下”八句教的阐发止于“齐家”，予以增补，推及“治国”、“平天下”。此书在明代中后期颇受君主重视，其以程朱义理阐发治国与平天下之理，又被当作明清时期颇为兴盛的理学经世潮流的代表。因此丘濬借助后天卦图阐发北京在大一统秩序中的位置，被颇多时人及后人引用与推重，更有据丘濬之说而发挥者。如李绂即将《易》的东北之位与历代圣贤以及道统联系起来，主张北京当《易》“贞元之会”，文运、道统与治统中的关键人物多出于此，即根据“成终成始”的易理，视北京为华夏文明创始与兴盛之源。
其次，宋元以降，天文历数中以北极对应地中的传统观念，被调整为以北极对应大地之北。古代中国宇宙观与天文历数学认为北极是天地的枢纽，并默认天中（北极）与地中（河洛）相对应，而北辰目视在大地的北方而非正中，则被解释成天地相互倾斜的结果。至北宋，李复仍遵循这一传统，主张周代之所以在阳城测影，是因为“极星在北，斗亦在北。极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则地之中”。但到了南宋，新的理解开始出现。朱熹反对《尚书》伪孔传将《洪范》篇中的“皇极”解释为“大中”，主张“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若北辰之为天极，脊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朱熹弟子蔡沈作《书经传》，释“皇极”全本朱熹之说。由于明清时期科举《尚书》学部分以《书经传》为准，朱熹对“极”与“中”联系的新解释，成为官方定说。在这一背景下，元明时期，一些士人对北极与大地关系的看法开始改变，当代学者王子林发现，元人李洧孙与明人邓林，都在颂扬燕京的诗赋中以北极正当北京，而明人丘濬主张北京“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夫天之象，以北为极，则地之势，亦当以北为极”。其后魏校也主张：“天文北极不动，而众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临天下，上应微垣，此第一都会也，尧舜禹由是兴焉。”他们都主张北极既然目视在北，则下对的王都也应当在《禹贡》九州的北方而非中央。可以说，元明以来建都幽燕而非河洛的新现实，促成明人将朱熹对“极”的新理解，发挥为北极当对应北京的新说，这也正是明清儒者所要实践的“理学经世”的题中之义。
最后，自秦汉以来，礼学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礼制观念与实践中南北向地位的日益上升，并最终在宋元以后压倒东西向而独尊。虽然至两宋时期，仍有人主张“四方以西为尊”，元代仍有人认为，除君臣视朝之礼以南北向为主外，其他宾师祭礼都以东西向为主，但大体从秦汉至宋元，各种礼仪实践先后发生南北向地位上升并取代东西向而独尊的现象。具体言之，两汉时期，都城与陵寝开始以南北取代东西为主向，两汉之际，祭天地之礼也改为在都城南郊举行并以南北为正向。唐宋以降，宗庙礼仪也开始以南北为主向，典型即是明清时期影响极大的《朱子家礼》，将宗庙祭祀神主改为南向，并被明清朝廷祭礼所遵循。
这一礼学中独尊南北向的实践与观念，自金元以降越来越多地被转用于颂扬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具体来说，《禹贡》九州被视为一个南侧为庭、北侧为堂室的礼制空间，北京居北面南，如同尊主行礼时居于堂室而面对庭院。如金元时期梁襄即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明人余光也说：“拥燕云以驭夏，若坐堂而俯庭。”明中叶以后，北京在《禹贡》九州中“居北面南”的礼仪朝向，更被与《易》离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义理以及《尚书·洪范》中的“皇极”观念结合起来。丘濬主张京师要能让天下所有州郡都北面而听命，因此必须在《禹贡》九州最北方，而河洛之地“虽曰宅中图治，道里适均，而天下郡国，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他接着说，“《易》曰：‘《离》，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夫以北辰为天之枢，居微垣之中，而受众星之环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则在乎南焉……体乎北极之尊，向乎离明之光，使夫万方之广，亿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者，无不在于照临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即以居北面南而非居中御外才是最合乎天道易理的王都定位。“皇极”观念与《易》《礼》独尊南北向的结合，见于明末黄道周解释《尚书》之《洪范》篇，他主张握皇极者当“南北正治，向明操柄”，无疑大大提升了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合理性。
综合以上萌芽于金元、成型于明中后期的北京观念，可以看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支持北京地位的经典与观念基础逐渐扩展，形成以经学与理学为体、天文历数与堪舆地理学为用的格局，从而将北京在天下秩序中的地位，建立在古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整体的基础上。第二，明人所调用的提升北京地位的思想资源与论述，多来自唐宋时期，且为适应当朝政治形势，往往要经过“再加工”。典型例证如朱熹论述冀州河东为天下风水最佳之地与尧舜建都之所，至明代，丘濬论“都邑之建”，即引用朱熹的论述并加以截取式解释，不提北京与河东并非一地，只强调北京与河东一样都在冀州境内，因此也可以是大一统王朝都城之所在。明代龙脉说的集大成者徐善继、徐善述主张北京为北龙正结，引以上丘濬加工过的朱熹之说为证，主张“舜分冀东为幽州，而幽燕古通称冀耳……故丘文庄公《衍义补》，直以朱子所称为今京师，诚确见也”。又如唐宋以上地志以太行山首出于河内，北行至于幽州，重点是强调河东之地为天下之极，而至明代，河内为太行山首的论述虽大体保持不变，但强调重点变为太行山向北、向东行至于幽燕之地，环拱北京而成风水结局之地，北京西山为“神京右臂”之类的表述，即体现了这一点。这都是依据当朝政治调整前代论述，可见明代学术并不只是前代学术的接受者。
明人以北京为大一统王都，所调用的出于两宋理学的思想资源，最重要的是以正统论为典型表达的“华夷之分”观念，在此观念中，北京被认为接近“华夷”之北界。这大体切合明中后期长城以外疆域日益收缩的军事与政治形势，但就北京为王都而论，则有两方面问题。第一，明朝大体仅永乐时期武功鼎盛，疆域远过长城以北，故颇有文臣调用赞颂河洛为“天下之中”的格套而颂扬北京，其后北方边疆日益收缩，甚至直接以离北京不过百里的长城为界，虽然可以发挥“居北面南”、“向明而治”的义理，但王都在天下之险地，实为“天子自守边”，并不合乎古代中国天子居王都而致太平的理想。李治安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格局，自秦汉至隋唐时期，为郡县制“中国一统”，其疆域大体以《禹贡》九州为范围，就此而言，明代的王都居北面南观念，可以看作汉唐时期“中国一统”观念的暂时复归。第二，明朝灭亡以后，新兴的清朝起于东北而定都北京，其疆域向北大大扩展，在新的大一统形势下，明代以居于《禹贡》九州北方为前提的北京为大一统王都观念，就需要调整，这促成了王都在“天下之中”观念的复兴。
三、清代北京为“天下之中”与“华夷一统”观的确立
清朝疆域横跨长城内外，改变了北京在大一统王朝疆域中的相对地理位置，且同时宣扬“华夷无别”的大一统观念，促成了萌芽于金元时期的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兴起。《禹贡》冀州居于九州最北方，而《禹贡》五服制则主张王都当居于土中。两宋经师与儒生试图解释二者的矛盾，或是怀疑定都冀州之说，似仍以定都河洛为正；或是暗示尧舜时代北方“夷狄”即颇为强盛，为宋被辽金压制开脱。明人虽特别强调北京在冀州之域，但囿于北京居于明朝疆域北方的现实，多默认许慎“冀，北方州也”的训释为常识，甚少探讨王都在北与五服制的矛盾。
至清朝，因其北方疆域较宋、明为广，李光地再来探讨这一问题，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已与宋儒大为不同。他主张冀州为王都而不能备五服，是因为尧舜时代北方疆域有限，不能实现冀州居“天下之中”的理想。潜台词自然是清朝疆域远至长城之外，定都冀州之域而能备北方五服之制，比尧舜时代更符合王都居中的理想。即使是推崇尧舜三代之治且不从清朝时王之制的顾炎武，也赞同冀州为王都且居于“天下之中”。他面对前述冀州不能备五服的矛盾，选择接续元明时期比较边缘的金履祥、尹耕等之说，主张冀州之北在黄帝、尧舜时代文明远较后代发达，当属于华夏而非“夷狄”，可能有不见于《禹贡》九州与《舜典》十二州的其他州存在。他更调用汉唐时期另一种训诂传统，强调冀州当为天下之中州、有天下之号与中国之通称。大致同时，康熙朝《大清一统志》在“星野”部分将蒙古诸旗分别纳入冀州与幽州之域，以王朝志书形式，确认了冀州北部地域广大可备五服的经说。
康雍乾时期，清朝官方逐渐发展出“华夷无别”、“五族一家”的大一统观念。黄兴涛认为，清朝君臣往往（尤其在外交场合）将中国与大清互换使用，指代包括长城以北广大疆土在内的清朝全部统治区域，这一表述习惯也为来华西方人所接受，无疑超越了以《禹贡》九州界定中国的狭义认识，并加强了北京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典型如雍正帝主张清朝不仅实现了始自秦朝的“中国之一统”，而且将始自元朝的“塞外之一统”推向极盛。乾隆后期修定的《清文献通考》，其《舆地考》中的“京师”部分认为，三代以后西北日缩，“于是幽燕重地界在边隅，非特地运使然，亦由德化之未广”，并明确区分“九州之中”与“天下之中”，主张河洛为《禹贡》九州之中，北京则是包括《禹贡》九州与塞外广大区域在内的“天下之中”，而“地近九边，控防是亟”的“前代”，未能如清朝一般居“天下之中”而朝四海。乾隆《大清一统志》将清朝的朝贡乃至互市之国也包括在内，主张“以道里远近计之，在古伊洛为九州之中，今京师宅万国之中”。清人述及元朝历史也与明人不同，如前述元人主张“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明人默认北京居于《禹贡》九州北方，《明一统志》就删去了“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这关键一句，而清初以后各种公私文献多将该句补回，除了清代汉学遵从经史原貌不擅自删改的学风，也有清朝朝野以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支撑。
清朝以北京为“天下之中”，并非仅限于观念上的宣传，影响还及于王朝祭祀等实践。河洛为“天下之中”的观念，与嵩高为中岳、四岳各据一方的山岳格局相匹配，但清以前传统以北岳恒山在河北曲阳，北京更在其北，显然不合乎王都居中、四岳在外的方位关系。因此金、元、明历代都有主张北岳改祀者，但直至明末，仍迁延不改。除了恒山在河北曲阳有经传注疏支持外，明朝以北京在《禹贡》九州之北并据此发展出一整套王都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改定北岳祭祀以树立北京为“天下之中”的必要性。而至清初，北岳祭祀最终移至纬度在北京之北的山西浑源，自然也与清朝据有长城以外的广大疆土并以“华夷一家”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激活了北京为“天下之中”的观念有关。
当然，北京为“天下之中”与传统五岳论的矛盾，并不仅在于北岳恒山的方位。清以前通行的五岳论以嵩山为中岳，朱熹将嵩山指为位于冀州河东尧都的案山，清朝官方根据这一表述，主张既然北京也在冀州，嵩山就是北京的案山。但北京距嵩山有千里之遥，且嵩山在北京西南，亦非南北正对，这种解释可谓相当牵强。汉唐经学中即有五岳随王都而改的主张，若王都迁移，五岳的位置就随之更易。但在河洛为理想王都的经学解释体系下，五岳为定名之说似更主流。而至清代，随着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确立，五岳随王都而改的旧说也在经学上成为主流。具体言之，胡渭根据冀州为尧舜王都所在，主张冀州境内的霍山而非豫州境内的嵩山才是中岳。邵晋涵主张三代以上五岳无定地、无定名，尧舜时代的中岳在霍太山，而周代的中岳当在华山而非嵩山，嵩山为中岳，不过是汉儒据时王之制增益附会古经的结果。金鹗主张中岳乃王都镇山，而非巡狩朝会之所，故其位置由王都决定，从尧舜至三代，王都迁徙，中岳随之而迁。以上经学家的观点虽只论及三代以上的五岳制度，并非要据后代王都而改动五岳之制，但以经史考证的形式主张尧舜三代均据王都而定五岳，在清代浓厚的尊经复古意识下，增强了北京为王都的经典基础。
清代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兴起，不仅见于经学与史学，也见于同一时期的堪舆地理学。如前所述，三大干龙说在明代定型，主张北京为北龙之“结局”，与明人认为北京在《禹贡》九州北方相一致，与清人以北京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则不甚相合。不过，明代三大干龙说不乏容纳长城之外北方民族的意涵，如王士性论述北龙王气的发露，主张“黄帝始起涿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后尽发于塞外猃狁、冒顿、突厥夷狄之王，最后辽、金至元而亦入主中国”，将猃狁、匈奴、突厥至辽、金、元都当作不同时代北龙王气的担当者。徐霞客也说“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暗示塞外民族分享着北龙。更重要的是，《人子须知》接续朱熹以鸭绿江与黄河、长江并列为“天下三大水”的论述，将长城以北的地域也纳入天下秩序。而且，《人子须知》虽以北京为北龙之正结，但又表示北京“其龙发昆仑之中脉”，“以华夷共视为中脉，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主张北京作为王都的地位，也得到了长城外诸民族的承认。简言之，以《人子须知》为代表的明代三大干龙说，潜藏着容纳长城以外广大疆域乃至以北京为“天下之中”的可能性。至清代，这一可能性得以实现：雍乾时期疆域底定与大一统思想的深化，最终促成三大干龙说转型。
清代堪舆地理学的一大特征，是试图突破《禹贡》九州以及唐僧一行据此范围所立之山河两戒，将南北方（尤其是北方）的广大疆域纳入华夏堪舆地理。康熙帝主张泰山地脉自长白山跨海而来，李光地赞颂这是将“禹所未至，故《禹贡》于导山阙之”的塞外山水也纳入了清朝天下秩序，陆燿甚至认为这表明清朝对大地山川形势的认识水平已经超过了尧舜圣王时代。清中叶，随着版图最终确定，乾隆帝效法康熙帝，试图将西北塞外之地在华夏堪舆地理中的地位明确化，在北京多处园林中立昆仑石，又根据河出昆仑与昆仑为和阗南山的汉代旧说，用和阗所出玉石雕制大禹治水图，都是要超越《禹贡》九州范围，明确北京与华夏世界西北方的昆仑圣山气脉相连。而明代定型的三大干龙说，则仍以《禹贡》九州与僧一行之山河两戒说为本，与清朝扩大的天下观念颇有矛盾。这一矛盾，因乾隆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最终奠定北方与西方疆域而激烈化。结果，魏源据《大清一统志》所载清朝全盛时期版图，改造明代三大干龙说，针对明人主张北京为北龙气脉结局之地，主张唐僧一行之山河两戒，“此但据《禹贡》九州言之，故以中干为北干。其实昆仑大干，北包朔漠、瀚海之外……前代度漠之军所至，如狼居胥山、置颜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干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千里，今并不得其遗迹。迨本朝臣服漠北蒙古，凡阿尔泰山、杭爱山、兴安岭尽隶版舆，于是《一统志》始详北干之支脉”。即以葱岭经阿尔泰山、杭爱山至于兴安岭一线为北龙，僧一行所定之北戒山脉实为中龙，而北京为中龙气脉所结。这在堪舆地理意义上明确了北京居“天下之中”。魏源之说影响很大，甚至民国时期编纂的《清史稿》，述及已割让于俄国的外兴安岭一带，也仍然强调《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外兴安岭以南之地为清朝固有领土，理由就是：“外兴安岭为昆仑北出之大干……北干为葱岭，为天山，为阿尔泰山，为垦特山，为外兴安岭。”可见清朝形成的北京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在近代仍有相当影响力。
总体来看，清代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最终成型，与这一时期大一统观的演进有密切关系。李治安指出，较之秦汉至隋唐时期仍局限于《禹贡》九州范围内的“中国一统”观念，从元代开始，由于蒙古、满等民族的融入，大一统王朝疆域向长城以北扩展，事实上突破了《禹贡》九州的范围，“华夷一统”就此成为该时期大一统观的核心内容。而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在清代的确立，就是这一自元至清大一统观演进的重要标志。
结 语
较之汉唐，元明清时期天下所指范围有进一步扩展。经学定型于两汉，见于五经以及传注的天下秩序，以方万里为上限，汉唐时期疆域虽有时会超过方万里，但其天下观念仍大体遵循这一经典之说。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进一步扩展，官书与儒学中的天下所指，都远及于东北、西北等塞外之地，明确突破了天下方万里之说。而与这一扩大的天下相应的，是“天下之中”含义的转变。汉唐时期，不管是采取五服（见于《尚书·禹贡》）说还是九服（见于《周礼·职方氏》）说，“天下之中”都指四方正中，以实现“四方入贡道里均”。至元明清时期，伴随着理学、象数易学与风水堪舆之学等的发展，“天下之中”的含义也从以上地理几何中心，转变为气脉与形势意义上的枢纽。
以上天下与“天下之中”含义的转变，构成了元明清时期“天下之中”从河洛向北京转移的观念背景。具体言之，都城居“天下之中”是古代大一统观的关键内容，大一统王朝长期定都之地，总会发展出相应的“天下之中”观念，幽燕之地也不例外。从元至清，王朝疆域向北扩展，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之外，又纳入了长城以北的游牧区与渔猎区，而相较于处于农耕区的河洛，北京正当中国农耕、游牧与渔猎多区域的交会之处。元明清时期，伴随着天下所指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作为唐宋以前“天下之中”的河洛之地，逐渐被视为仅是《禹贡》九州的中心；而北京所在的幽燕之地，方是包括《禹贡》九州与塞外广大区域在内整个天下的中心。“天下之中”从洛阳到北京的转移，在相当程度上呼应了该时期大一统从“中国一统”到“华夷一统”的发展趋势，可见古代中国思想观念的整体性。
当然，相较大体在《禹贡》九州正中的河洛，幽燕地偏东北，与唐宋以前主流的“天下之中”观念颇不相合。因此，以元明清时期新的大一统观念为背景，构造北京为“天下之中”的学说，就需要调动经学、理学、天文历数、堪舆地理等多领域的思想资源。总体来看，支持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学说与资源，不管是理学中的中极观念、象数易学中的先后天卦图之说、礼学中的独尊南北向原则，还是堪舆地理学中的龙脉学说，大部分是在幽燕尚在辽、金之手的两宋时期发展定型，最初多不是为了提升该处的地位。元明清时期，宋学被吸收、转化并投入实践，在较之汉唐时期颇为不同的大一统局面下，这些多发端于两宋的学说获得了新的历史意义。
另外，元明清时期，与“天下之中”观念密切相关的“天下主向”问题，也最终定型为自北而南。这既是秦汉以来南北向逐渐取代东西向而独尊的礼制演变大势的结果，也与元明清时期华夏世界的地理、经济与政治形势有密切关联。元代以降，王都自河洛地区向北、向东转移至幽燕地区；稍早之前，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已成为天下人口与财赋的中心。这表明元明清时期，《禹贡》九州的东北与东南两方已取代河洛中原之地，升格为新的天下枢纽，而自幽燕至江南的南北轴线，自然成为该时期构建天下秩序的关键。具体言之，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虽更多出于经济与政治考量，但就天下观念与制度，漕河不再以河洛为中点向心辐辏，表明“四方入贡道里均”式的“天下之中”观已退出历史舞台。大运河连接幽燕与江南，实为大一统王朝最为紧要的“气脉”，其大体呈正南北向，将北京置于天下通漕的“终始”之位，王都居于大运河之始或终（取决于视其为自北而南还是自南而北），而非其几何中点，也提示元明清时期对“天下之中”的新认识——为气脉与形势意义上的枢纽，而非地理几何中心。
从元至清，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逐步确立，但因为元、明与清三朝大一统发展趋势不同，该观念的发展程度与表现形态，又有各自的特点。忽必烈仿效辽、金，建都于幽燕地区，随后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使幽燕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建都之地，显著提升了其在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但元朝横跨长城南北的大一统秩序维持时间较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尚属初步，故对幽燕地区在天下秩序中的定位（特别是视其为“天下之中”，还是“天下之北”）认识仍较模糊，有待之后王朝的明确与深化。
相较于元朝，明朝在建立数十年（洪武至永乐时期）后，疆域即自长城以北回缩。由于长期未能建立横跨长城南北的大一统秩序，明朝中后期对大一统的理解，更倾向于秦汉至隋唐阶段的“中国一统”，而非自元朝已有雏形的“华夷一统”。相应地，明人根据“居北面南”等理学与易学观念，主张王都当居于“天下之北”而非“天下之中”，以此说明为何建都于接近北疆的幽燕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定都北京的义理与历史基础的认识。
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真正确立，是在清朝时期。清朝疆域横跨长城南北且持续近3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也较元、明两朝更为系统与完善，在此期间，古代中国大一统秩序自汉唐阶段的“中国一统”，进一步发展为“华夷一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清代理学家与经学家综合运用多种学术思想资源，最终使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定型。这是古代中国大一统秩序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对照汉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之中”观念，可以看出从秦汉至明清，古代中国大一统秩序既一脉相承，又有着与时俱进的发展。
（作者高波，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