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一次接待苏联客人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介绍道：此人能够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今后前途无量。邓小平“前途无量”了之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迅速得到全面推广，几乎一跃而成为中国官场的金科玉律。
我就认识信奉这条“原则”的一个小官。他在一个基层的局里掌管医疗保险基金签批权，每年有近千万的基金要从他笔下流进流出。医疗保险政策基本都是刚性的，比如职工门诊费用，除列为当地慢性病范围的上十种特殊病能从社会统筹中支付外，一律只能从个人帐户支出。由于个人帐户上的钱很有限，一部分人不够用，因此而求情放宽报销范围的便络绎不绝。严格执行政策需要抵住来自领导、亲朋故旧和“塞砣子”及烟酒等方方面面的压力。这位仁兄在小圈子里以“会做人”出名。从“会做人”三字，读者也许就不难想像到实际情形：刚性政策在他手上具有橡胶一般的弹性，并且弹性系数与他的在职时间呈正相关。到他临近休息的前半年，政策在他手上基本已成“八万”——衩开的。他老兄一切能卖的人情全卖，一切能留的后路皆留，直到潇洒走人为止。
我曾与这位仁兄有过数次对话，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振振有辞”是：自己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确实，在那些与他无关和未向他求情的人们面前，他的确够原则的。只是这“原则”成功的同时，另一个原则——公正也就彻底沦落风尘。可怕的还不在此！当“这些仁兄们”顺顺当当地干完自己想干的而平安退下去后，危险才上升到最高潮：“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东方不败”哲学一次次得到成功应用，势必引起其周围的同僚、继任者、受益者们效法。不智成了群体智慧的一部分，流毒更深入地钻进了民俗！
当然，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它本身并不坏。岂止不坏，折冲樽俎是政治家的日常功课。布什上台之初反克林顿“斯基”之道对中国冷眼相向，“911”后又改之以青眼相加，就颇有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韵味。在自由民主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妥协和协商是所有政治游戏规则中必不可少的“甘草”。问题是：几乎没有哪味西药需要甘草。这里的“甘草”只适用于政治游戏。确切地说，我认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只适用于“立法”层面（包括私域和公域），以及行政执法中适用自由裁量权等有限场合。即使是这些场合，在没有有效监督的体制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也要慎行。刚性的执法和司法领域则要断然禁止。一旦在这两个领域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严重的社会失范和失序。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行政执法腐败和司法腐败泛滥成灾，正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遭到滥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