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民堕入更黑暗的底层。我国20%不足的人占有80%以上的财富，80%以上的人拥有的财富还不足20%。然而，高收入者的税负反而低于低收入者。目前城市人均税费约为37元／年，农村达到90元／年。农民的税费每一分钱实打实，而城市里大量的高收入者却变着法儿逃税漏税偷税。国家税收中，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6.6%，远远离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30%--40%的比例。与此同时，贫富家庭间收入差距由1996年的3.77倍，扩大到2000年的5倍以上。1996－－2000年，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2%，最高收入人群的增长率高达9.3%，两者间距离以8.1%的速度迅速拉大。

二、

农民负担愈减愈重。从1990年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发出了27个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政策法规。其中主要有：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凡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收费项目一律先停后清，同年颁布实施《农业法》，1994年中央、国办通知要求加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力度，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但实际情况已经证明，这些都等于白发，都成了官样文章。针对农民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年年只增不降。农民的实际负担已大大超过规定的界线。1993年到1998年，全国提留统筹费由380亿元增至729.7亿元，年均增长13.9％，按人均计算的提留统筹费由44.6元上升至84元，年均增长13.8%；1999年全国农民承担的以资代劳人均6.9元，劳均13.6元；农民的社会负担（集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由1994年的70.5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256亿元，人均由7.7元增加到27.8元。“九五”期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254亿元，农业特产税从1996年79.6亿元上升至1999年的88.9亿元,年均增长3.8%。

三、

农民饱受奴役。全国可统计的农民“两工”已从1994年的16.4个上升到1999年的18个，不少地方强行搞“以资代劳”，1999年全国农民承担“以资代劳”资金64亿元，人均6.9元，劳均13.6元。

四、

农民遭受着非人待遇。“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通报，1995年全国共查处13起恶性案件，被乡村干部逼死打死的农民12人；1996年涉农恶性案件上升到26起，乡村干部逼死打死的农民26人（其中还有一名11岁的小学生）。近几年这种逼死、打死农民的案件不断呈上升趋势。乡村干部对待农民的这种做派与"文革"中对人性的摧毁并无二致”。

“25年前张志新讲真话被割喉，1999年12月山西省岚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告状被割舌”。

在中国农村，干部们常常带“一群社会流氓组成的收款"小分队"横行乡里，强征暴敛，动不动就对农民关、打、跪，农民稍有反抗，就当"黑社会势力"镇压”。

五、

政权像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压在农民的背上。目前，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委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全国县及县级以下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高达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供养一个县及县级以下干部。另据统计，全国乡镇总供养人员为1285万人，除去已离退休的280万，在职的还有1005万人，其中党政机关人员140万人，平均每个乡镇31人，而每个乡镇实际供养人员已高达235人。

“安徽农村费改税后，乡镇尽管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吃财政的人员还有66万人，仅工资就要49.5亿元，而乡镇可用财力仅46亿元”。

六、

农民的血汗钱都被国家搜括一空。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数额。

建国以来，对农民被国家（？）搜括去的钱财大致算个账：先除开1957年前后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被无偿充公的农田、农具，被以“国家”、“集体”等名义要走的山林等其它资产，除开原属农田下面的矿藏资源，仅算一下一个52岁以上的农民纯粹以粮食和现金上交的钱，平均每年的税费折算成现在的价格应该在150元以上，52乘150，7800元，加之“剪刀差”和人民公社期间的高额积累等因素，他给予国家的算成一万元应该只多不少。一个建国时百人的小村，现在人口大致发展到300人左右，上交给国家的就在200万元左右。五十余年来，国家给过这个农民什么呢？给过些村子什么呢？有过什么转移支付呢？

长期的“慢性失血”使农民陷入失贫状态。占总人口75%以上的农民，其储蓄存款只占城乡存款额的15%。“据两年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83%的消费额产生在城市”。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其消费不到总量的20%！

七、

农民工的辛酸泪。除去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及北京等少数较富裕的地区外，在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国营工厂中，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10元。其中5元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而其余的5元是以福利的形式支付，包括子女教育、保健、住房和退休金等等。而同在厂里工作的农民工，即使已经工作了十年，也仍然是农民工，每小时只能领到2元工资。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这2元的工资也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换言之，在付出了完全相同的劳动之后，仅仅因为是农村户口，农民工只能拿到城市工人约五分之一的报酬。

每小时2元，每天按8小时计，农民工的日收入约合1.4美元。如果他们回家，还得上交交通费和附着在车票票价上的税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可能还有罚款）、户籍管理费、身份证办证费、教育附加费、学校集资费、修路集资费、房屋建筑种种税费、土地管理费等等等等有名称没名称的费用。

八、

“国家主人”农民在政权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8亿农民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只占少得可怜的比例：

1993-1998年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978名代表中仅占9.4%；

1998-2003年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979名代表中仅占9%。

农民担任国家高级公务员比例：0%。

九、

农民就业受歧视。《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实际上，建国五十多年来，农民从来没有享受“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一旦出学校后当了农民，除非与某种权势有极特殊的个人关系，否则就只能终身为农。

《中国青年报》1999年1月28日报道：北京劳动保障局的公务员扈小红公开向媒体表示：在北京，外地人没有（进北京就业的）这个资格。宣扬“依法治市”的北京市的劳动部门官员，公然藐视她最主要的行政执法依据《劳动法》！

十、

农民的命贱，不值钱。两年前，重庆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的赔偿案，公然施行了一种羞辱农民的赔法：城市身份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的死难者的获赔额不到前者的一半：2.2万元！

各地交警部门的墙上明码标价，农村人撞死了，同年龄的比城市人都要便宜1万左右，撞伤了，每天的误工费补偿比城市人少一倍。

十一、

农村孩子受教育难。

1，农村孩子入学的门槛高：“北京前些年对小学生的收费：北京孩子每年收400-500百元，外地来的农民的孩子要 2000-3000元，甚至更高”。

“大学招考：1999年，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招生的录取分数线：北京考生421分；湖北考生（包括农民考生）535分，相差114分！ ”

“高中及中专招考：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显示：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

2，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校。到处宣传的义务教育其实有其名无其实，目前的收费水平，每个孩子每年小学是600元，初中1000-1500元，高中3000-5000元，考分不够每一分还要加100块钱。农村孩子考起大学读不起的十分普遍，即使读起了，伙食费常常朝不保夕。这20余年间，农民的收入涨了5倍，但是农民孩子的读书费由1-2元，涨到数百，上千元，涨了几百倍，上千倍（医疗费则上涨了681倍）。

3，农村孩子受高等教育比例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后代。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则调查报告：“在中国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比是8：2！（另一家报纸，南方周末的刊出的数字是7：3）。在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尚未达到20%）来自农村。

十二、

农村税费改革能从根本改变农民的命运吗？

当前各地农村正在紧锣密鼓地改革农村税制，这当然是部“好经”。只是一旦落到歪嘴和尚的嘴里，照样给念歪。7月中旬，四川射洪县传出新闻，该县惯于“乘改革东风”的某镇，不仅不减负，反而乘机变本加厉地收钱。这个镇做得太离谱，激起的民愤太大，加之得到手持牛刀专用来宰鸡的中央电视台的特别“眷顾”，纸没有包住火，百姓的问题得到了个说法。但全国二十余万个乡镇，有问题但不那么严重，执行政策但不那么到位的不知凡几，能不能全部得到曝光和解决？

据笔者对湖北税改情况的了解，“费改税”虽然确能减轻农民负担，但减轻的非常有限，用句湖北土话叫作“芦席滚到垫上－－强个一蔑片”。农民百元负担平均减少15元左右，负担依然高达原有水平的85%。即使减少的这部分也存在不真实之处，由于不种田的不负担，抛荒的不负担，但还是算在田亩基数里，最终乡镇领盗们还是有办法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种田农户的头上。所以，指望靠“费改税”从根子上缓解两极分化并不现实。我极为担心，现在一窝蜂的“减负”，但“减负”还是“加负”，主动权却放在不愿“减”只愿“增”的人手上，等这股子风过去，那么多乡镇、乡村的亏空到时还是得由农民买单。

十三、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我认为，这些年来农民的处境之所以愈来愈差，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被排斥在政策（法律）制定程序之外。与农民利害攸关的事，从决策程序上就把农民排挤掉了，哪来什么程序正义？希望以非正义的程序导出一个公平的结果来，无异于缘木求鱼。程序正义的缺席，社会利益集团博弈中的农民作为一个法团缺位，导致农民在决策时没有主张自身利益的机会，最终导致农民们处于绝对的永远的弱势。

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给予农民、低收入者与城市人、高收入者一个平等博弈的机会。农村税费政策不能由城市人说了算，不能由当局，或由与当局利害攸关，或由不得不为当局帮忙的人们说了算。事关农民的立法不能由非农民包办。只有农民参与到政治竞争中来，才会有真正好的、可持续的农业政策。应该把政策的制定权下放给农民，让农民或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真正选举出来的）参与辩论，听证。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应是国家威权与农民订约，而应是农民与农民订约，农民社群与其他社群订约，在订约的基础上建立平等博弈的机制。要相信农民的理性，农民并不傻。200多年前，托克维尔考察美国乡镇组织，当时的美国乡镇里，读到中学的人远不如今天中国农村多，他们照样管得很好。二十余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农民的“制度创新”，而不是党政权力机关官员和精英们的“制度安排”。事实证明，农民的“制度创新”带来的是“制度效益”，官员们一厢情愿地“制度安排”的结局总是“制度失效”。官员和精英们高高在上，对实际利害相关的问题往往还没有农民更有办法。城里人（包括农村出来的）设计的管理机制，往往都是成本高得离谱。农民处理与切身利害相关的事，比隔靴搔痒的城里人精明得多。农民的政策交给农民自己办理，农民定会创新出成本最小的管理模式。现在不是要农民必须学会什么，现在是城里人要学会让农民自由生活。要相信农民的自组织能力，要相信农民的水平－－事实上，作出这些决策并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常识。交给农民后也许会遇到问题，但绝不会比交给城市人带来的问题更严重。同时，还要把代农民立法的人们的政治生命交给农民去决定，把镇委书记、镇长、县委书记、县长的政治命运、前途、就业还是失业交给农民掌握。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做到了，基层政权人多问题和乱收费等等问题一下子就能治住。如果落空，农民就将始终处于任人宰制的命运而无法自拔。

注：上述各节是在阅读下面文章后的杞记，不仅资料来源于各篇文章，部分地方文字也是先摘录后再根据本文立意稍作修改而成的（直接引用原文的加了引号）：

《炸药桶上的引爆器??也谈杨小凯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自由歇手

《宪法关怀：解开农民问题千千结》张英红

《宏观视野中的农民负担》张英红

《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简易备忘录》淮生

《变模式　强征管》李棠棣，《中国财经报》2002年7月19日

《“三农”问题与对策》李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