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接平原兄来电，得知老同学吴福辉今早在加拿大的家中过世，悲恸不已。前年春节我去他家看望，老兄身体不好，正准备卖掉北京的房子，到加拿大去和儿子过。我说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他苦笑，略显些许悲戚。我们又一起去东四吃馆子，他胃口不错，兴致也高了，说以后还能回北京看看朋友。不料这就是永诀了。
想到1978年10月的一天，我到北大参加研究生入学的复试，在图书馆考场，第一次见到老吴。他个子魁梧，笑脸迎人，敞亮的男中音，流畅的东北话，总是把话里的“关键词”咬得很重，还不时加上“你知道吗”来调节语气，让人想起中学的语文老师。老吴果真是教过中学语文的。他本是上海人，50年代父亲支援东北工业建设，举家从上海来到钢都鞍山，从此长作“关外人”。难怪他的东北话说得如此圆韵有味。老吴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鞍山度过，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在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当老师。想想看，高中毕业生教高中，而且教得出色，“官”至教导主任，真不容易。没上过大学，居然能一步跨进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就更不容易。所以头一次见面，我就对这位师兄刮目相看。
那是“文革”后首次招考研究生，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有600多人报考，热闹极了。原定招收5名，后来扩招到8名（有2名转到当代文学）。考上的自然也就春风得意。当时老吴和钱理群39岁，我和凌宇、赵园、陈山三十二三岁，都是“老童生”了，可是别上红色的北大校徽（当时研究生戴的校徽和教员一样，都是红底白字），抬头挺胸走在校园里或者大街上，仿佛周围的人都在打量自已似的，蛮自豪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写“文革”后人们陡然放松的心情，用了“春江放舟”这个词。当时真是有那个劲。
老吴学习很投入，每天一早去食堂吃完馒头咸菜玉米糊，就钻图书馆，除了吃饭睡觉，全“钉”在那里，恨不得一天变成48小时。课不多，主要是自己看书。从哪里着手？他和老钱把王瑶先生那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注释引目抄录成册，然后顺藤摸瓜，一本一本找来看，阅读量是相当大的。还有一个地方也总能见到老吴的身影，就是旧期刊室：他翻阅过的旧刊极多。这种先“广种博收”尽量涉猎各种文献作品的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是史学的一支）来说，是打底子，很必要。有丰富的积累，才有历史感和分寸感，这和那种理论先行，拿个框子往里边填材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后来老吴出版插图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把雅俗文学打通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论涉的作家作品非常多，图文并茂，历史感扑面而来。这跟老吴读研究生时养成注重史料的治学方式有关。
读研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上课少，但有一种“小班讲习”，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记得当时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他先把学界对这些作家的既有的评论全都弄清楚了，然后从中寻找问题，展开细致的分析。他的论说很细致，又灵动活泼，富于才情。他好像对讽刺文学格外有兴趣，好几篇“试水”的习作都是谈论讽刺的。果然后来硕士论文也是研究讽刺文学。
毕业后，他顺着这条路子写出系列论作，出版了《沙汀传》和《带着枷锁的笑》。再往后，因为参与“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项目，他被分配做30年代，便转向对海派及市民文学的研究，写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游走双城》等著作，被公认为这方面最具水准的代表作。老吴很长时间内对海派及市民文学情有独钟，可能因为他是上海出生的，十里洋场的幼年记忆常常渗透到他的笔墨之中。当然，这种趋向的“起点”则可以追溯到读研究生期间。老吴的学问做得好，学界公认他是一位坚实而睿智的文学史家。
老吴上研究生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外语。他选读的是日语，原先没有半点基础，要从头学，都快四十的人了，记不住，也念不顺溜，困难可想而知。可是不到一年，他也硬“啃”下来，过关了。不知老吴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同学说，经常都是别人还没有起床，老吴就在食堂的猪圈旁边（大概比较僻静）放声朗读日语了，以致老同学张永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风趣的打油诗。
研究生学习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好像并不太觉得，都充实而快乐。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两地分居如何了得？！”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
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唱的全是“老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煞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
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吴、老钱、凌宇和张国风住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老吴的男中音有穿透力，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还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研究生毕业后，老吴分配到现代文学馆。紧靠紫竹院的万寿寺，破旧的院落，文学馆就先借这个地方筹办。开初只有三五个人，老吴住在寺院里，整天忙着收集资料，开会访谈，准备开张。有时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闪烁，风声锐利，寺院格外寂寞，老吴却很能静下来，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筹办文学馆最忙的时期，又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凭着学问实力，后来老吴担任了副馆长，兼任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与副主编，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人物。文学馆也搬到朝阳区新址，他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出门还可以派车，不过总显不出什么“官味”。老吴在文学馆一待就是30多年，无论文学馆、学会或丛刊，他都是元老，贡献是最大的。前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去文学馆，有时在那里见到老吴。一条牛仔裤加一件笔挺西装，他还是那样爽朗潇洒，谈起学问还是那样津津有味。
此时还特别想起与老吴的合作。1982年，王瑶先生接受《陕西教育》约稿，要为自学考试的考生编一本文学史，就把这任务交给钱理群、吴福辉和我。那时我们还年轻，分工合作，很快完成并发表了。后来我们想出个单行本，做了很多修改，想超越一般文学史写法，放手往“新”和“深”写。稿子出来了，因为“资历”不够，交给北大出版社未被接纳。是老吴联络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此书才得以出版了，还挺受欢迎的。1997年我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想开拓教材，就把《三十年》从上海拿回来。我们三人在香山集中讨论几天，然后分头修改，几乎就是重写。老吴承担的任务最重，他负责小说与通俗文学部分，有很多都需要从头研究的。后来又还有两次修订，老吴都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迄今此书出版35年了，光北大版就重印54次，近150万册。现在案头还赫然躺着这本书，然而老吴已潇洒远去，想起三人合作的那些岁月，不由得百感交集。
今日又从老同学张中那里得知老吴不久前写过一首诗：“八旬伊始困卡城，遍叩新冠万户门。雪岭松直正二度，平屋笔闲又一春。窗前狗吠车马稀，月下兔奔星空沉。壁火如丝冬意暖，犹念旧日芳满庭。”这是老吴的绝笔？可想他在异乡是多么思念旧日往事！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