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骚乱与民主911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冲突事件不是普通的民主抗争，而是一次“民变”，一次以特朗普主义为名的、挽回特朗普政治议程与权力的非制度化夺权。特朗普呼吁支持者聚集华盛顿，威吓或阻止国会投票确认拜登当选。支持者响应呼吁，以非法方式“攻入”国会大厦，进行典型民粹式的破坏。美国两党与两院精英迅速达成政治共识，推动完成选举认证程序，保障总统权力顺利交接。
特朗普的道德人格与政治形象在美国精英圈、公共媒体及盟友范畴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从而造成其政治意志的严重挫折，转而采取了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妥协，迅速发布声明反对暴力，制止支持者的抗争行动，赶他们“回家”。美国主流社交媒体跟进“制裁”，以涉嫌持续煽动违法暴力为由封禁特朗普的超级账号，截断特朗普与基础选民的网络互动，引发美国“言论自由”执法权、判断标准与规范边界的严重意见分歧，也在华人圈制造了分裂性议题。
而民主党“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二次弹劾行动以及施压彭斯副总统启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之“总统停权”程序的压力动作，造成了一种极度羞辱性的政治追杀，是否存在民主斗争中的矫枉过正，也引发各方疑虑。美国民主的内部自信与全球认可度遭受严重的滑铁卢效应，可以大致称为一次严重的“民主911”事件。
抽离具体的政治斗争场景，特朗普的民粹煽动与民主党的政治追杀，并不能单独确证各自的民主正当性与代表理性，反而进一步削弱美国民主的民意共识和责任伦理，为进一步的政治冲突和街头对抗制造新的裂痕与怨恨。
特朗普煽动民粹甚至叛乱，对美国民主的价值根基与全球信任度自然是产生了摧毁性打击。那些既往只在威权、民主转型或失败国家出现的“选举与权力交接”危机，回传到2021年初的美国，造成“民主灯塔”的内爆效应，其震撼程度前所未有。
而民主党的政治追杀颇有些“不讲武德”，在特朗普已经承认败选并协助“止暴制乱”的条件下依然发动全网封杀、政治弹劾乃至于“紧急停权”。全网封杀已经基本实现，弹劾或停权程序乃重大的宪法程序，耗时费力，预期在1月20日总统权力交接日之前无法完成，但政治羞辱性和斗争威慑力不容小觑。
如果说2020年11月3日的总统选举投票及其后特朗普的选举缠讼仍有合法空间可辩的话，那么2021年1月6日占领国会事件就不再是合法博弈与抗争，而成为一场性质严重的“政变”。
尽管政变未遂，但特朗普式民粹冲动与政治危险游戏，确定打破了美国立宪建国以来所建立的以精英共和为内核的民主宪制传统，引入了大众政治的极端化因素，从民主属性上推动美国民主的街头化与非制度化，而这一趋势恰恰是1787年联邦党人立宪所要严格戒备的。
1787年立宪建立在对1781年“无能邦联”的政治批判和1786年谢斯民兵起义之政治恐惧的双重反思基础之上，由联邦党人领衔推动完成了关于制定新联邦宪法以巩固国家权威和统一法制的制宪工程。此次美国制度变乱是进一步对抗冲突的序幕，还是民主宪制改良的契机，我们仍需审慎观察评估。
重估“特朗普主义”与美式民粹
1786年，独立战争后“饥寒交迫”的退伍军人及农民发动了起义，遭到政府军严厉镇压。笔者从前几日美国各地“勤王”大军冒着严寒、新冠病毒与法律风险誓师进京的创意海报、自拍照、宣传语及各种行为艺术表现上，约略窥视到特朗普主义的“州权”根基与“民粹”底色。
响应特朗普“勤王”动员令的尽管也有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但主体部分仍然是低收入工人、农民以及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演绎及验证了古典意义上“人民”的原始形象。而以“人民”围攻“国会”的政治冲突象征意义则提出了美国民主宪制中的尖锐议题：当选举与代议制度无法真正代表和回应选民的实质正义诉求时，民众可以有怎样的行动？
1月6日事件让我们进一步清晰见证了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思想本质与行动逻辑：
其一，以美国优先与反全球化为标志的新“反联邦党人主义”。特朗普以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舍弃建国之父们的“全球正义理想”和“帝国理性”。这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州权逻辑”，以美国作为全球帝国被放大的一个“领导州”，而特朗普主张回到州权本位。
这就在政治思想渊源上激活了1787年制宪论辩失败一方——即作为州权派的“反联邦党人”的观念与追求。反联邦党人是美国宪法的“共同缔造者”，是美国宪法精神的“暗流”，是接地气、入本土、易煽动及目光短促的地方派。但美国的充分全球化及帝国的沉重责任持续掏空和损害了这些派别的利益，而美国民主缺乏真诚与可持续的力量与机制回应并安抚他们，由此造成美国底层社会的普遍政治挫折感、被剥夺感、精英背叛感和政治造反冲动。
他们是全球化美国光鲜亮丽的另一面，是失败者的大联合，是历史进步的坑洼、沟壑与撕痕。特朗普敏锐捕捉并放大了美国民主的内伤，将其进一步撑开与撕裂，引起更加显著的痛感和造反冲动，从而实质代表与整合了这一庞大的选民聚合，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仍然获得了超高的7400万直接选票。特朗普所谓的“勤王”动员令确实涉嫌煽动叛乱，但其政治底气正源于此。
其二，以大众动员与推特煽动为基本手法的极端民粹主义。特朗普施政的主要风格不是依赖精英官僚系统，而是依赖以推特平台为主的社交媒体，通过这一媒介与选民直接互动，获取政治支持及施压官僚层让步，追求施政纲领和政策议题的具体进展。
但这种“粉丝政治学”容易造成一种“力大无穷”的民粹假象而僭越专业、理性、法治和程序，成为特朗普权力意志释放的专断工具，并造成一种“信息茧房”效应，自动屏蔽对不同意见和理性批评力量的尊重与吸纳，导致民主施政的多元制衡与政策纠错功能丧失。
2004年，中文世界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宪法学家桑斯坦教授的《网络共和国》一书，对网络民主主义的发展前景提出忧思，其中特别提及了网络空间的互动更容易形成“偏见共和国”，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与互动反而会遭到屏蔽、封锁和选择性遗忘。
特朗普迷恋“推特治国”，被美国国内甚至全球性的“川粉”所吹捧和麻醉，似乎成了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民主英雄，并频繁地以“林肯第二”自诩和代入。这种网络民粹式的政治行为习惯与个人英雄主义、极度虚荣心相结合，就造成了一种虚假的民意共识与政治行动的诱惑性场景。
特朗普企图在2020年选举中重现2016年的“民粹造王”奇迹，却没有真实及审慎地洞察到执政四年来对美国内政外交的破坏性与结构危害，也没有看到自身的内部政治处境、资本忧虑、盟友反感等因素带来的执政基础的严重松动，更没有注意到“自乱阵脚”带来的内耗损害以及美国对“中国威胁”之焦虑感的进一步深化与病态化。
特朗普没有提出并有效实施“遏制中国”的持续性战略，反而造成内忧外患之加速衰退的现实，从而削弱甚至摧毁了支持其“大刀阔斧”改革与反规范操作的“深层势力”（deep state）之信任。
其三，以白人至上与美国特殊性为代表的保守种族主义。特朗普主义是多头怪兽，具有多面性的特征，许多人往往见其一面而自满，不能全面准确判别其思想与政治全貌。
特朗普主义的深层底色是一种保守种族主义。尽管他以推特平台寻求民粹支持，但不是任何形式的“民”都可以入他的法眼，比如极左组织“安提法”（Antifa）、平权组织“黑命贵”（BLM）等就不属于特朗普的“民粹”范畴。这显示了特朗普的保守种族主义：一方面是白人种族主义，极力维护美国作为“白人美国”的思想、政治与利益特性，对“白左”思潮和政策进行持续性的批判与清理；另一方面则是与基督教思想渊源有关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的不是什么多元主义价值观或宗教信仰，而是单一的基督教保守性教义。
白人至上意味着特朗普的“有色人种”政策的收紧甚至倒退，以及在反移民立法与执法上的暴力升级。坚持美国特殊性意味着坚决捍卫“基督教美国”，反对过度的世俗化与多元化。
白人至上迎合了美国人口中普遍存在生育与福利焦虑的中下层白人的政治心理，有助于大规模“吸票”及获取政策调整的民意支持度。美国特殊性则回应了保守派对自由多元主义与白左思潮带来的去道德化、去中心化、去秩序化的“美国衰落”景象的深刻疑虑，并激发起美国内外对于特朗普道德人格的“移情审美”，将其理解为在道德和政治上拯救美国的历史英雄。
特朗普是这些光环与意象扭结组合起来的政治人格，他的上台、执政与黯然离场引发了世界性的思想与政治震撼，甚至引发了华人知识圈的立场冲突和精神分裂，也进一步对美国优越性和民主信仰本身造成危机感和实质性冲击。
同时，特朗普又是一个缺乏真正的革命家道德与民主立法者智慧的投机政客，他政治肉身的光怪陆离曾经一度吸引和误导了全球范围内的无数“川粉”，俘获了底层大众与相当比例知识精英的政治“芳心”，但1月6日的“勤王”闹剧及其后续的政治担当缺陷（习惯性甩锅，哪怕是甩给铁杆川粉），最终造成了特朗普民粹主义政治人格与道德形象的内爆与坍塌。
特朗普及其政治团队企图寻求新的社交媒体以实现政治再起，但风景已过，政治破产的核心正在于人格破产，是关键历史时刻的站位、责任甚至牺牲。
封杀特朗普的帝国理性与民主缺陷
掌握巨大权势与民望的政治领袖往往都会对民主程序与法治存有内在的不满和抗争，甚至有僭越的冲动。这种人格因素在特朗普身上是存在的。特朗普自比林肯第二，但美国建制力量与盟友范畴担心的不是他的“林肯化”，而是在权力与民粹的诱惑下，一步步不加节制且无法挽救地走向法西斯主义或凯撒主义。
1月6日的国会动乱，震撼并吓坏了美国民众、精英集团及盟友体系，于是短暂造成了一种跨党派甚至跨国性的“护法运动”，即美国两党与两院与民主盟友们捐弃前嫌，就美国民主权力交接的程序确定性与制度稳定性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国会对选举结果的认证程序顺利完成，所有人仿佛一下子都轻松舒了一口气。
可想而知，作为民主“圣殿”的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被现任总统号召动员的“人民”所占领，而有关行动试图阻止的竟然是多数人民投票形成的民主结果，这是怎样一种所谓的民主的“美丽风景线”呢？“美国反对美国”、“人民反对人民”成了对美国民主神话的严格反讽，其意义挫折是空前深刻的。
夹杂着愤怒、恐惧与冲突再临的防范意识，以及美国民主“家丑外扬”的羞辱感，刚刚夺权成功及稳住阵脚的民主党就对特朗普展开了政治施压、封杀与追惩行动，试图羞辱性地造成其“社会性死亡”和“政治性死亡”。
总统选举投票完成后，面对不利结果，特朗普本来计划两步走：其一，穷尽司法程序和社会运动施压机制，抵制拜登胜选和接任，目前来看基本失败；其二，为四年后即2024年的“王者归来”进行提前的政治铺垫、议题掌控以及与基础选民的粘合度建设，对两党进行政治劫持与博弈。
如果操作得当，特朗普尽管下台，但其依赖民粹基础和媒体煽动力的政治优势会得到保持，甚至会因为拜登政府的执政错漏而被放大与期待。然而，经过此次动乱事件，民主的道德基础与程序理性遭到穿底式破坏，特朗普的政治计划被完全打破，不仅精英被吓坏了，人民及盟友也被吓坏了。
出于对特朗普政治人格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美国民主重回理性轨道的超强需求，立场与利益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甚至包括彭斯、蓬佩奥及其他共和党核心政治精英也选择了远离特朗普，支持民主过渡、法治与秩序。
对特朗普的“问责”之风是借助这种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意识而来的，主要包括：
其一，美国主流社交媒体（推特、脸书等）的账号封杀，堵死“推特治国”的优势网络，对特朗普可谓“一剑封喉”，由此引发对媒体“第四权”滥用与言论自由保护的意见分歧和价值大辩论；
其二，启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的“总统停权”程序，由副总统彭斯召集多数内阁成员形成关于总统不能履行职责而停权的证明文件，提交国会投票表决而生效，但彭斯似乎无意于在超出“权力交接”范畴之外继续展开所谓的“政治反叛”行动，标志着两党针对特朗普的法律行动共识是极其有限与薄弱的；
其三，启动美国宪法的总统弹劾程序，对特朗普而言属于任内第二次，美国历史上首次“二度弹劾”，该程序依法由美国众议院提出，参议院审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理，由参议院投票表决，但弹劾由于程序复杂、两党争议及时间仓促，难以顺利完成。
以上问责形式中，社交媒体封杀是即刻实现的，但存在一定的合法性争议，而总统停权与政治弹劾依宪法程序展开，动力不足，难以奏效，却可以起到政治羞辱及“政治性死亡”宣判的打击意义，切割特朗普与其支持者群体及精英网络的政治合作关系，防范和化解特朗普主义对拜登执政及2024年总统选举的残余影响力。
对特朗普的政治封杀，根源于一种深植美国精英圈的全球化共识与帝国理性：
其一，民主党代表了一种内政上的自由多元主义和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国主义，从政治思想本质、渊源及规范性上更接近一种新“联邦党人主义”，属于美国建制派精英的基本价值观与政治共识，而特朗普主义对此属于一种价值背叛和反动；
其二，以美国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第四权”是美国帝国理性与全球治理技艺的重要支柱，对传播和巩固美国民主的全球声誉及影响力是关键支撑因素，特朗普对美国民主信仰的动摇和破坏，打破了这些社交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帝国事业责任感与规范合意，必须以严厉的封杀行动阻止特朗普的破坏性言论与煽动性影响；
其三，内阁造反的“总统停权”程序是民主党对共和党政治精英的胁迫和鼓动，试图凝聚针对特朗普主义的“泛帝国理性”的新共识，通过将特朗普视为“民主之敌”而重塑美国民主的团结基础与价值依据；
其四，弹劾程序来自共和党占据微弱优势的国会，代表了代议制精英民主对大众民主与民粹领袖的政治批判和反制理性，试图节制和阻遏美国来自底层的逆全球化冲击力和破坏性，以维护美国作为全球化帝国的基本阵线与利益网络。
因此，特朗普必须为其对美国民主与帝国理性的实质破坏行为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最低限度是要被清理出美国政坛，其标志就是“社会性死亡”与“政治性死亡”。如果特朗普试图继续保持政治存在与挑战性角色，不排除总统权力交接后有针对其本人与家族成员更加严厉的刑事调查与惩罚。美国民主政治的残酷生存游戏，正处于狂飙突进的颠覆性状态之中，很有可能越玩越出界了。
但针对特朗普的“民主党”式政治追杀，是否就能够凝聚起美国的民主与帝国共识呢？已经实质分裂的美国会因为“墙倒众人推”式的问责特朗普而重新团结起来吗？特朗普所代表的7400万基础选民的政治愤怒与社会不平等，以及美国本土民众与全球化精英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会就此抚平吗？如果对特朗普的政治追杀矫枉过正，是否会引发美国人民的再次摇摆和反弹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综合来看，民主党的政治封杀夹杂着政党私利（政治泄愤及阻止特朗普的2024挑战）和对美国本土民众利益的继续压制，拜登执政预期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维稳及实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全球利益网络之修复与促进，但对于解决美国本土民众的失败处境以及美帝国的衰退压力并不会产生积极效果：
其一，特朗普主义本身并不是美国民主的病因，而是药方。相比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与自由帝国主义药方，特朗普的治疗药方有利有弊，半途而废，因此进行周全理性的评估还很难有说服力。但有一点，简单否定特朗普并不能直接找到解决美国民主病根的良药。
其二，民主党持续追杀特朗普可能造成6日事件带来的“短暂共识”快速破裂，不仅共和党难以与民主党继续共同行动，而且特朗普的基础选民可能会被激发出新的激烈抗争，造成美国民主政治再次陷入即刻并持续冲突的泥潭，1月20日就是又一次考验的关口。
其三，社交媒体对特朗普的集体封杀令，尽管在合法性上可能难以追责，毕竟“第四权”不是真正的公权力，媒体平台作为私人企业有合法审查平台言论尺度的自治性裁量基准与守则，也有自我判断承担社会责任的辩护理由（比如阻止煽动言论进一步引发暴力冲突），但封杀操作简单粗暴，对言论自由的信仰、价值与尺度造成动摇和冲击，容易激怒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敌意，从而破坏美国民主的言论自由空间与条件，进而危及对民主信仰本身的理解与坚持。
其四，特朗普剩余政治时间的最大主题是权力和平交接，而不是继续推进政治斗争，故民主党的“总统停权”施压及弹劾程序的仓促再启，与美国经历动乱冲突后人心思定及民主共识碎裂重整的普遍心理相悖，而且可能开启一个“穷尽追杀”的政治迫害先例，于美国民主政治到底是福是祸，一时难以权衡判断。
其五，美国的法律与法治程序遭到压抑，频繁动用政治程序解决冲突问题不利于美国法治共识的确认和维护。特朗普的有关罪责适宜留给卸任后的司法程序来解决，不适宜在余下的不足十天的仓促时间里给人留下政治上“赶尽杀绝”的虐杀印象，从而启发和诱导反对力量进行“同态复仇”，拉低美国民主政治的道德底线与合作伦理。特朗普败坏了美国民主，但民主党是否能够重建美国民主，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清理特朗普药方不能代替民主重建
抽离个人立场与利益纠葛，特朗普主义的某些判断是对的，尤其是对底层正义的回应及关于美帝国限缩撤退的理性安排。但特朗普主义的思想质地与实施机制是单薄和高风险的，特朗普的独特人格因素也造成了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与过大的利益伤害面。
即便美国需要从全球帝国范畴卸载责任，重建本土工业和国民福利，但帝国不是一日建成，也不是一日可退，其复杂关系牵扯与利益缠绕，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及循着新冷战思路追求中美深度脱钩，是对全球化市场与美国资本利益网络的严重破坏。特朗普的全球退群主义与对国际责任的粗暴抛弃，是对帝国核心价值遗产与制度架构的背离。
特朗普在国内民主政治中撕裂种族、标榜白人至上及反对移民，破坏了社会团结与美国的“自由熔炉”传统，威胁到美国的人才优势和创新能力的多元基础。特朗普捕捉到了美帝国的危机与病理，但不够审慎、专业及富有智慧，其最终失败既有思想理念上的缺陷与张力，也有实践操作上的失误与过当。
在与特朗普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基础设施的基本结构与制度韧性仍在：
其一，美国的主流知识界与建制性政治力量保持对特朗普的理念斗争与政治对抗，从而对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造成相当程度及富有成效的合法而有力的限制；
其二，美国司法体系与法治保持独立性，没有简单跟随特朗普的破坏性政治议程，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并未因为特朗普提名了3名大法官而对其进行“政治护航”，甚至联邦法官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贸易战政策、企业封杀令等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司法抵制；
其三，美国国会区分内部议题和外部议题，对外特别是对华斗争上易于形成跨党派共识，对内则起到监督政府与节制破坏性总统行动的宪制功能；
其四，美国的普通民众与民主盟友国家对美国民主的常态规范、选举程序可信度及总统权力交接程序有基本的价值共识与制度信任，没有出现对特朗普“逆反行为”的显著政治援助。
美国民主的上述规范性基础总体上可以节制和对冲特朗普主义朝向法西斯主义或凯撒主义的政治冲击波，为美国民主重建赢得政治社会条件与历史契机。美国民主在价值与制度上的韧性及自我修复能力，我们从1月6日冲突事件中两党与国会两院的联合护法行动中已可见一斑，但这种重建民主的共识在美国的内外冲突条件下仍然是非常薄弱和易于再次破碎的。这就需要美国法治的力量、民主党的政治节制、共和党的政治反思以及美国社会的团结与和解。
总之，特朗普只是药方，对药方的政治批判与清理，无法取代对美国真实问题与矛盾的诊断和回应。美国民主重建不是以批判特朗普结束，而恰恰是以其为负面典型和反思开端，并有勇气直面特朗普主义所捕捉和提出的相关问题，相应设计和提出具有真正科学性与民主建设性的制度化解决方案。
如果民主党一仍其旧，以内政上的自由多元主义继续放任内部价值瓦解与不平等深化，以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国主义继续追求一元化的帝国霸权以及过分补贴帝国治理的高昂成本，美国的帝国病理就不仅不会消解，反而会进一步癌变。
压制特朗普，只是提供了美国民主与帝国理性修复重建的历史契机，民主党的新总统与国会领导层能够借此契机承担起拯救美国民主、调整全球帝国权责关系、修复对外关键性大国关系以及重建负责任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沉重历史任务吗？无论是拜登，还是佩洛西，我们似乎都难有保持乐观期待的充足理由。
未来十年的美国民主、帝国事业与全球秩序，不是远离了风口，而是更加深入了风险旋涡的真正中心。这一次的“民主911”，破坏的力量来自美国内部，来自帝国心灵的深处，确实是一场“美国反对美国”的严酷历史斗争。这场斗争是怎么来的，是民主研究与帝国研究的关键课题。
至于这场斗争需要怎么进展和结束，则考验着人类尤其是西方迄今为止的民主思想厚度、智慧与当代人的回应责任。如果美国民主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历史性失败，福山的“自由民主终结论”本身就会被真正终结，或者民主本身至少是不充分和有缺陷的，而人类探索新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模式的世界历史进程才可能实质性展开。
我们进入或陷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全球民主秩序衰退与新帝国列强重新竞争的“战国时代”，没有任何国家、民族与个人可以豁免这场伟大历史斗争的煎熬与考验。于此，我们每个人又似乎都与美国民主相关，并深深嵌入了这样一个纷乱重组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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