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围绕如何认识“双循环”，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领是什么等问题，笔者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持续推动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国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发展成就，不仅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也已处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然而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持续多年的传统全球化呈现减缓之势，国际上的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当今世界正面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使这一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衰退难以避免。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我们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源于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情况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的深刻洞察，是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战略抉择。
内循环与扩大内需一脉相承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决策高层首次提注重内循环的概念，内循环其实和已经强调若干年的、已被社会方方面面广泛接受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现在的政策新意，则更体现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
前些年，我们碰到了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中央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之策。从原理上讲，扩大内需，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从而推进到一种使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由此，如果扩大内需得到其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合成的便是一个供需均衡的经济循环。现在讲的内循环，更多地是讲在过去扩大内需之后，在新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经济循环。在本质上，扩大内需和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是一个逻辑。
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有适应当前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战略考虑。毕竟对于内部的一些确定性因素还是相对好掌握的。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无论是推动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还是要对接国际化和信息化客观形成的成长性，我们都有可观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既然国内大循环的份量可以相机调适，那么当然就要在主动权这方面紧紧抓住不放。不过这种立足内循环形成的主动权，在不同的领域里还得具体分析，需要从供给侧角度上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不可一概而论。以粮食安全为例，我们过去在大豆、玉米等方面较多依赖国际市场，由于大豆进口可腾出中国大量的农田，利于把我们自己相对优势的农作物更好在本土安排，现在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对此作出相机调节。而如何调节，怎样掌握好有一定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就需要专家团队和科学决策主体一起努力。
所以，我认为扩大内需和内循环是同一个事情在不同阶段上的两个具体表述，属于同一个“阶段性相机抉择”——既要立足于本国，尤其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努力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又要拥抱全球化来实现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双循环”应该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完整的大框架，是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重要支撑因素，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情况之下，强调扩大内需和现在强调的内循环又体现了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句话，现在更倚重于内循环，是形势使然，很有必要。
内循环决不意味着“封闭”
在中央的权威性表述中，“双循环”是一个完整的方针，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其在强调注重内循环的同时，还要求使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两者相得益彰。
外循环其实也不是新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那时候中国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强调“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大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从而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再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到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需要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总结来看，外循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个由升到减的变化：开始我们开始很弱，很多的原始积累和一开始的蓄势过程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整个中国的发展局面被带动起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转变为现实的支撑力量，外循环这方面的份量由升再到减是必然的。
这种内循环与外循环此消彼长的态势是我们作出注重内循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同时，外循环的分量降低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外循环的重要性。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外循环与内循环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本质上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从而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其中也内含开放对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的催化与倒逼。这种相互促进是在世界市场广阔舞台上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其会带来品质提升和转型升级，改变比如过去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的经贸格局，更多在产业链提升状态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产品，既满足国内需要又输出到国际上去。这样的进步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何况当前全球产业链的基本格局也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外循环。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全球逐步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一个产业链的格局。由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比如“共享经济”等，在信息革命时代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因而，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观点看法，强调“双循环”是个完整政策框架非常重要，其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要把内循环和外循环合在一起看，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仍要长期坚持外循环，内循环决不意味着“封闭”。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外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只不过现在外循环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些。
总之，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即通过内外互动、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不断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要领是什么？
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尤其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我认为应主要把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国人均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在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使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
第二，要让中国本土企业的活力能够如愿发挥。这是根本性的问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微观层面活力的释放，离不开宏观决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胆略和决策。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就是要吸取东北地区在前些年迎来了短暂的经济回暖后，近年来却又面临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的困境的教训。这里面反映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因素。民间有个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崇拜权力、崇拜关系的社会氛围。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不足，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构建缓慢，会深刻影响甚至扭曲交易行为，如果契约很难得到遵守，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活力怎么可能真正发挥出来呢？坦白地讲，这样的问题并不局限在东北，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类似特点的问题。这启示我们：当前的国内大循环要想做得好，关键是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打造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能企业的活力真正发挥出来。
第三，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支持内循环。经过多年努力，尽管我们已经成长为创新大国，但离创新强国仍有距离，尤其对于芯片等卡住脖子的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仍存在突出短板，是我们在内循环里特别突出的、自己目前还解决不好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则需要依靠举国体制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而在借鉴“两弹一星”经验的同时，一定要加上市场经济条件。比如芯片不能只是停留在科研阶段的试验样品，它最后一定要在市场上形成大批量、源源不断、高稳定性、高质量提供成品的生产能力。攻关掌握了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无疑将对内循环发挥重要支持作用。
第四，要在配套改革中让要素充分地流动。这其中，首当其冲就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的群体，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五，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此外，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等等。
所有这些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们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供给侧问题解决不好，畅通国内大循环是难以做到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近年来我们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塑造了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有利条件。因此，畅通国内大循环，意味着要构建强大国内需求体系，并使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其内在要求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而这个供给体系一定要立足本土，同时要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