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上午，南宁缘点学园）

前记

2019年9月28日，南宁的学生们邀请吕勇博士在南宁缘点学园讲演，题为“儒学发展范式转换与中国的人文秩序”。吕勇博士曾经跟随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曙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曙光老师曾经告诉我吕勇是他多年来带的博士生中最好的。吕勇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又曾经参与著名学者、社会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研究班，研究班结业后，黄宗智先生对吕勇大加赞扬，认为吕勇是他多年来研究班上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我观吕勇，沉潜如磐石，善思能入里，不急不躁，心气平和，寡言少语，言则惊人，真当代中国年轻学子中不可多得之奇才也。我认真听了吕勇的讲演，深感收获良多。我按照同学们的安排，作了一个随性的发言。与其叫点评，不如称与谈。没想到同学们根据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稿，应如山和李海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一看，竟有一万多字，真正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近一年甚忙乱，心中虽然常想着这篇稿子，但一直无暇顾及，不觉之间转眼就过去了一年多。现在重新看这个稿子，心中感叹良多，深感吕勇博士所谈问题之重要，中国现代性秩序生成的内在机理是我们这代学人必须认真面对的。谢谢吕勇！谢谢应如山！谢谢海华！谢谢同学们！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法哲学研究中心

2021-01-09

同学们好！大家好！

吕勇博士这次演讲，我觉得比上一次讲得要好很多。我感觉正如大家所说，他知识非常渊博，读了很多书，视野也非常开阔。他讲每一个观点都有出处，不是简单地从抽象层面来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而是从别人的看法里面衍生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另外一点，我觉得他在演讲中折射出来的思想也很深邃。他有一个深刻的问题意识，同时他也有一个自己逻辑上的脉络。在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对古今中西的一些比较，他基本上都已经囊括进去了。

吕勇博士的问题意识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符号的儒家，在我们当下中国，在确立我们主体意识的时候，怎么来完成儒学的自我转型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文化遗产，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下的一个处境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我们主流思想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比如说会讨论国家的消亡啊，或者是全球的无产者的联合等这样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人看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或者就是台湾蒋勋所讲的那种乌托邦吧。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可能不要家、不要国，对不对？但曾经在共产主义运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就不要家、不要国。如果我们今天仍坚持原版的、原封不动的马列主义的话，仍拘泥里面一些论述而不作符合时代和国情的转换的话，那可不行，因为我们总不可能不要国吧，总不可能不要家吧。所以马列主义的自我调整问题，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人，我想也是强烈地意识到了的。吕勇今天就特别讲到了我们思想文化的转换问题。我们处于后革命时代，可以说今天我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子。我们作为五四运动百年来的这样一个后继者，或者说我们都是喝五四运动的文化乳汁长大的一批人，不管我们的文化水平有多高还是我们没有读过书，我们都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熏陶。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今天整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来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来面对它？其实，这是一百年来都在思考的问题。

现在儒学的复出，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都深嵌在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里。当下，不管是讲文化自信也好，讲文化主体意识重新确立也好，讲我们怎么来做一个中国人也好，都要对儒学进行深入的思考。我来广西这么多年，读得最多的，受益最大的，也特别有感觉的，还是钱穆先生的著作。我早年经常读《师友杂忆》，读得很有感觉，那里面有很多话我觉得都非常好。比如说那里面有一句话叫作“人生的最大学问在于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当时觉得这句话说得极好，可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往往心是不虚的。我们如何能做到“虚此心”和“心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刚提到的儒学，“儒学的复兴”“儒学的重建”现在提得比较多，但我认为这种提法的背后隐含着很强的功利意识，可能我们说“儒学的转换”会更好，进而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转换的问题，也就是去思考我们如何在当下的中国找到我们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问题。

我刚才讲到了钱穆先生。当读到他后来在香港新亚书院的一些演讲文字时，我觉得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再一次凸显出来了。钱穆说，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失败，不在于我们物质上不如人，不在于我们技术上不先进，而在于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话语讲得真的太好了，令我特别震惊。当我把他的这个话和我早年读《师友杂忆》读到的一段话联系起来，就特别有感觉。那段话是我经常提到的，就是钱穆大概十岁的时候，还在上小学吧，有一天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拉着他的手问，小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小钱穆说读过。钱伯圭先生说这样的书此后不能再读。小钱穆问为什么？钱伯圭说，《三国演义》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我们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人家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此后我们应该一意学欧美。后来钱穆回忆到当他听到这些话时，“如巨雷轰顶，全身震撼”。我对这个话进行过比较系统的分析，就是说从我们一般人来讲，钱伯圭先生无非是说我们中国不如人嘛，我们一意学西方就完了。这是个交流式的指令性的话，它并没有完成一个问题的转换。但在幼小的钱穆心中，他完成了一个问题的转换。完成了一个什么问题的转换呢，就是他把钱伯圭先生要求一意学欧美的问题，转换成了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问题。钱穆说此一问题支配了他70多年的思考，也就是支配了他整个一生的思考吧。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支配了钱穆先生，同时也围困住了当下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刚才，颜显能博士在点评中说到中西问题好像现在已经被扬弃了，但我想眼下应该说还没有被扬弃，原来我们讲天人问题，《史记》里这个很清楚，但到了今天变成了中西问题。现在中西问题完全解决了吗？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可能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原先全都认为西方是科学的，而我们中国是落后的，这就成了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理据。这是一个典型的理学思维方式，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刚才我讲钱穆先生，他的一生被强烈的问题意识支配着，从早年中西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思考到晚年在新亚书院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提出我们中国人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一个中国人。我们略加分析钱穆先生这个话，一个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就慢慢地凸显出来了。我们今天谈儒学的复兴也好，谈儒学的重构也好，要扬弃一种功利性意识，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有儒学，就要去弘扬儒学、复兴儒学或重构儒学，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发展到今天，需要儒学来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像显能博士刚才所说到的是一种隐的儒学，现在需要把它转换成一种显的儒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吕勇今天的演讲，讲得很博大，很高远，也很深邃，对我启发也很大。我们知道复旦大学有一个老师叫孙国东，年纪比你们要大一点点，比我要小十多岁吧。他最近有一本书叫《公共法哲学》，我觉得这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前后这批学人写的一本非常好的著作。吕勇刚才讲的那个施展，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回头我要马上买他的书来好好看一下。那我想这个施展可能会跟孙国东这一代人有共鸣的吧。我们中国文化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我们在当下能够结成什么样的思想果实，我们能否为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一个话语的论证或者理论的建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吕勇演讲中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要通过学理的建构，回应社会的关切。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学人的一个价值之所在。我们作为学人，能干什么呀，我们手上又没有其他依凭，我们只有一个头脑，就是要回应我们当下生活所面对的困境，进而在理论上面有一个建构。通过思想，通过话语的建构，通过理论的梳理和知识的建构，来完成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的使命。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吕勇今天的讲座是我目前听到他所讲得最好的一次，也是最成熟的一次。甚至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我，特别是他在对历史的把握上很深入，而我自己在讲所谓的新道统的时候却讲得有点率性随意。那应该是2006年五月份吧，就是我在《“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一个知识人的视角——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讲演》那篇小文里讲到的，我当时应修文辉老师之邀去参加珠江三角洲法律博客大会。我当时是两个主讲人特邀嘉宾之一，另外还有一个香港大学的顾敏康先生。当时我在高铁上面写那篇小文的时候把顾敏康先生给忘了，没有把他写进去，如果写进去会更有趣，内容会更丰富一些。当时顾敏康先生没有去，所以我成为了唯一的演讲嘉宾，主办方给了我一个半小时，我就在那个地方洋洋洒洒地演讲，演讲的主题就是对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在那个地方，我就提出来了新道统论的一种想法，就是通过批判邓正来来建构我自己的学术思想。邓正来谈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还有一种所谓的理念论的色彩，那么我就回到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最高的理念，或者是最高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代中国人也还经常说的道这个概念。我觉得我用道这个概念来纵观和横看中国思想文化的时候，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邓正来老师当时的一个思想建构，当时我是这么来考虑的。今天吕勇这个演讲，应该也会大大促进我去思考一些问题。

吕勇今天讲到的两点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点是，他把我的所谓新道统论跟韦伯的一些思想作比较，这让我受到鼓舞，我把这理解成是对我的一个期许。当然，在历史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很渺小的，包括我们今天讲现象学会讲到的胡赛尔。其实，胡塞尔当时讲现象学的时候，他也曾很卑微地写到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在思想史上留名，因为他面对伟大的思想家时总是感觉到不安，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卑微。现在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胡塞尔是一个何其伟大的哲学家啊！在这里我想，韦伯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变得那么伟大。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去思想。当我们面对历史的苍茫时，我想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变得高大起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趣。吕勇还讲到一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说我们要缝合历史的断裂。这个地方他讲得特别有趣，他说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好像我们的文化断裂了，特别是讲到法学领域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法学就是西方的法学嘛，那我们的儒家法学呢，好像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边角料。整个中华法系在沈家本的立法运动中，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了，宣告了中华法系的灭亡。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法律人，或者说如何做一个当下的中国学人，或者说做一个当下的中国学者或知识人如何来把我们断裂的历史重新接续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刚才吕勇讲到了我的新道统论这种思想，并指出它在历史的叙述方面具有文化延续这样一种性质或价值。听到这里，我心头一震，我想我的新道统论还这么重要啊？当然，我把这看成是吕勇对我的激励，让我把这个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同时我又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写《资本论》的时候，也许刚开始就是写着玩的，但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伟大的著作并引起了历史的轩然大波。因此，我鼓励大家平时要多写，可能在我们的笔下，写着写着就像蒋勋说的，最后写出了一篇好棒的文章，让我们自己一下子跟历史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确实是一个肉身的存在，你姓张，我姓魏，他姓奉，但是我们后来可能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肉身存在，超越了一个很卑微的存在，进入了历史当中。我们一旦进入历史，我们就忘了自己，就像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写着写着就激情澎湃起来，忘了自我的一个存在。我觉得吕勇对缝合历史的断裂这一点讲得非常好。其中涉及我的部分，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和期许。

吕勇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去年的一天，我为高顺和卜文华两个学生硕士学位的事情，去找西大校长理论。当时谈着谈着，校长他突然说魏老师我读过你的文章，在网上读的，你写得非常好，我们很需要你。他说着说着就说到他有一个疑惑。我说你有什么疑惑？校长说你在广西那么久，但我看你笔下的文章没有广西的特色呀。他这一说我就来劲了。我说我确实是在广西写文章，但是我写的文章是天下文章，我的文章只是偶然在广西这个地方写出来，但是我的文章是写普遍性的，不能说我研究物理学，我在广西就研究广西物理学，那我到德国是不是就得研究德国物理学呢？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刚才吕勇就谈到了我们文化的普遍性问题，或者说思想的普遍性或理论的普遍性问题。如何真正处理好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还有好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谈文化自信，主要还是就文化的特殊性来谈，我们应该对文化的普遍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比如说，我们的本意是做一件事情，并没有说要做一件特殊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出了它独特的文采和特色。我们并不能说做一件事情首先要存一个特色的心理和一个特殊的立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做的是人的事业，而不是中国人的事业。所以我觉得钱穆先生特别讲得好。他讲到我们要做一个人，当然我们做着做着就是成了一个中国人了。刚才李远华博士在点评中也讲到圣人很难得，是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在这里也要顺便提一下，其实我读了钱先生的著作之后，我对圣人已经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高远的崇拜和敬畏了。其实圣人就是平凡人，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比如说我们梓瑜，梓瑜她可以是个圣人，她在何种意义上面可能是一个圣人呢，她是一个China Daily的编辑，如果她的编辑工作做得最好了，做到极致了，那她就是一个圣人。又比如说，她在家里面是一个母亲，她把母亲的职责做得最好了，她就是一个圣人。再比如说，她在家还是一个女儿，她把女儿做到极致了，她就是一个圣人。这里我要略加解释一下，圣人之所以为圣，就是要超越特殊性，要使得普遍性得到充分的张扬。比如说你是一个女儿，你要做到最好，你就是个圣人。那怎么能做到最好呢？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你很好，你也孝顺，这个觉得好像没什么。当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很不好的时候，你对待父母依然像个女儿的样，把做女儿的规则遵守到极致，那你就是一个圣人。当你的儿子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依然对他有爱心，作为一个母亲，那你就是圣人。当你单位给你不好的待遇或者歧视你的时候，你依然把你的工作当成一个神圣的职业来做，那你就是圣人。所以王阳明就说一千斤黄金很了不起，是吧？它是纯黄金，那我有一两黄金怎么样，它也是黄金。他是从纯粹性这个问题上来讲圣人的。所以连端茶倒水的都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一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人听起来就说这个话很傲慢。其实这个话只是从可能性上来讲的，人人可以成为圣人，很容易成为圣人，但并不是人人都是圣人。比如说女儿对你不好，你就跟她发火，那你就不是圣人了；单位对你不好，你就不好好做工作，那你就不是圣人了。所以我想圣人之为圣人，实际上就是把一个规则要守到极处，不要为这种特殊性所左右。我想这样一个有关圣人的观点，并不像看待神一样去看待圣人，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圣人之圣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是我读钱穆先生的思想理解最深刻的地方，是我特别有感觉的地方。这是我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另外，吕勇在这次演讲中有些地方没有讲清楚的，就是关于人文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吕勇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好，主题意思就是儒家的范式转换和中国人文秩序的建构。当然他在演讲中没有谈到现代人文秩序的建构，其实如果能加上这个内容是不是会更好呢？因为人文有历史性，有时间性，甚至有空间性。所以昨天晚上我看了吕勇的题目之后马上联想到一个词，或者说一句话，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这是易经二十二卦贲卦里面特别讲到的。我原来以为是二十一卦，后来找了半天，原来是二十二卦贲卦里面的话。最近好长时间没有读易经，所以有些地方也忘掉了，昨天我就特别找了贲卦的彖辞来读。这个地方我主要想讲一下“人文”它的意思何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贲卦的彖辞里有一句话就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后两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它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当然前面也有一句话，“刚柔交错，天文也”。天文跟人文是相对的，但是到底什么是人文，如何来理解它？你看这个地方讲的是“文明以止，人文也”。昨天我也把朱熹的《周易本义》找来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主要是理解“止”，文明以止。我昨天还特别在网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个研究员叫冯时，他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我看价格一百六十八块钱，那么贵。我查朱熹的注里头，看他是怎么解释“文明以止，人文也”里面的“止”的。他说“止，为各得其份”，他是这么讲的。这个“止”就是说各得其份。那“各”是什么“各”呢？比如刚讲的，我拿梓瑜来做例子，她是妈妈对儿子要好，并不因为儿子淘气就对他不好了，她依然要对他好。作为女儿，作为一个China Daily的编辑，她不会因为特殊的情势变化就不守规则，而是仍要把规则守到极致。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朱熹讲的还是有点趣味，各得其份。对，他讲的有点趣。还有就是著名的易学家黄寿祺和张善文先生写的书，其实我曾向大家推荐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好的。但是这本书的解释是这样的“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指下离为火，为日。止，指上艮为止”这是卦象。他下面讲的是“人文，人类的文采，指文章礼仪。此举上下卦象，说明人类的纹饰表现在文明，而人止于礼仪。”他的意思就是说“止”，“止于礼仪”，也就是说他把“人文”看作是“礼仪”了。昨天晚上我就琢磨了一下，那么其实关于经典里面的“止”，我们都知道高山仰止是吧？这里“止”它是什么意思啊，是语助词的意思。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止于至善”，这个“止”就不是语气词了，它是至的意思，就是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止于至善，也就是说已不能再往前走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则，我守原则对不对？就像尾生抱柱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庄子·盗跖》里面，尾生和姑娘约好了见面，但时间到了姑娘没来，这时突然天降大雨，尾生就抱着柱子不肯离去，结果就被水淹死了。当然他是教条的规则主义者。但这个地方，我还是愿意把“止”理解为止于至善的“止”。所以我昨天琢磨，当然以前也琢磨过很长时间了，思考“文明以止，人文也”的深刻含义。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什么？“文明”。一个概念是什么？“人文”。文明，是亮堂的意思，文采是写出来的嘛。“文明以止，人文也”，在语义上面，我的直觉是文明达到最高的程度，或者文明的理想状态，或者文明最内在的就是人文。所以从这意义上讲，人文是文明的普遍性。可能文明是特殊性的，那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显现出来的。对于人文，刚才吕勇也讲到了，比如说仁义是吧，讲道理、讲忠勇等等，这些都是德性，其实这些它本身就是人文。但是你看你有你的仁，我有我的仁，你有你的勇，他有他的勇，那表现方式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勇和仁，忠勇等等，它可以是具有普遍性的。当然这个地方好像也慢慢陷入到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所谓现象与本质这样一个概念和表象里面去了。但是我觉得人文正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那些秩序，也可以说就是概念或规则层面的秩序。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人文是最内在的具有普遍性的这样一个秩序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观察我们中国的文化，或者说就可以把吕勇博士演讲的内容来作一个整理和提升了。

怎么来提升？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道论的问题。我讲的新道统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有误解，因为人们往往把道看成是什么呢，看成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但我讲新道统论是从最原始的意义上来讲道的，就是从庄子的意义上来讲的。我也是接受了钱穆先生的思想，钱穆先生引述庄子的话，什么叫道“道，行之而成”。就是说，就像我们，你看蒋勋也讲到了，他在讲新小说的写作里面讲到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所以路是走出来的，本来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行之而成的，便是道。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些作品，比如陈鼓应先生的，他注老子也好，注庄子也好，都把“道”看成什么呢，看成是规律，看成是规则。这样的话，就让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理学的思维方式，或者理学世界观所指导的对道的认识。但道它本身不是这样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运动。记得有一次我跟李成家博士两个人到清华大学江山老师的课堂上去听课，当时我还特别提到写《孟子字义疏证》的戴震。我认为戴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理学的一个颠覆者，他把理最后解释为欲望。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那本书里头，我觉得他讲得很好，道就是流行，也就是行动，就是运动。但道的主体有很多，我们人是个主体，日月星辰它也是主体，就是说天有天道，人有人道，道就是行动。我前不久在湖北大学做了一次讲座，题目叫《道—德的存在论区分与法律的概念》。我们今天把道和德都混同在一起了，其实道跟德是两个概念，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也是道是道，德是德，所以刚才吕勇也特别讲到先秦的文献里面讲道的概念非常多，理的概念基本上没有。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里特别强调道的意义，但我们后来的学者讲道的概念越讲越少了，都在讲德讲理，包括我们今天都在讲法，是不是？道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能动性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看看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不是都是我们人的创造，人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通过行动，对不对？哪怕是能创造的，如果你不主动地行动，你怎么能创造出来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道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本根，但这个本根它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本根，而是我们中国人相信在人世间所有的事事物物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好好地读一读李泽厚的作品，不管是读《论语今读》，或者他关于实践的理性的著作。特别是他在《论语今读》里面写到的一段话让我特别感动，我现在不能背诵了，但是我基本上还能把它叙述一下。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基督教徒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面有神的帮助，有神的支撑，人是渺小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框架里面，整个大地都是我们人在行走，我们中国人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在这个世界上面获取我们生活的意义，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是更加辛苦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外在的神的力量来保证我们生存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地方李泽厚讲得很好。今天好像是不是吕勇也慢慢地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提得不多。所以李泽厚是我们研究中国思想，特别是在当下研究中国思想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我讲的道的问题更多的是本源意义上的，但是道可以转化成一些人文，道是本源性的，人文它是非本源性的，比如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的古典社会的一个基础。

吕勇在演讲中也讲到很多地名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民进的一次调研活动中，小蕾老师那次也去了的，我们是在遵义。你们打牌去了，叫我去玩，我说我有点累，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当时我就想，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遵义”，有个“义”字，遵义的意思就是遵守仁义是吧，你看还有铜仁。就是说会发现我们的地名里面有很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些词嵌入在里头。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可以去思考这个地方名字的由来。比如说我们南宁为什么叫南宁，南疆安宁，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比如说桂林为什么叫桂林，桂树成林，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概念，我估计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还没有考证过。比如说为什么有个地方叫西宁啊，肯定是中央统治者认为天下的一个体系，包括东西南北都需要安宁。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面对的都是古典文化如何转进到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会不断意识和体验到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器物、思想，或者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我们所谓的儒学的气息之所在。我用的是气息，不是概念，概念可能是死的，它是气息，是流动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远远没有所谓的消失，只是我们看起来要消失。这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正面来理解这是一种批判，对不对？那么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开启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构建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只能是我讲的道。道，它会变，一变为经，再变为理，然后再变为法。

刚才吕勇也特别讲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法学的这样一个事业里面，如何来完成一个儒学的转向问题，或者称之为儒学的法学转向问题。我也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在一个微信群里说过这个事情，我跟他没有见过面。我把我的观点在群里面写了一下，结果一群人跑过来骂我，后来我看这么多人骂我，我就退群了，但是梁涛教授单独加了我的微信，后来我们就相处得很好。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戴震的重要性，我认为戴震是破坏理学世界观的先驱。而我们今天还处在理学观的过程中，那我们今天真正的“敌人”是谁呢？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就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我们就是要完成一个理学的自我转化，然后才能够完成法学世界观的建构。儒学世界观向法学世界观的转向问题，的确是我们当下面对的一个很重大很核心的课题。吕勇提出的要重新审视儒法之争的问题，讲得很好。但我觉得吕勇虽然触摸到了这个话题，但是没有把它展开来。吕勇也谈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已经不是古典社会的法家之法，这讲得也很好。法家之法它是禁止性的、命令性的，可能是奥斯丁意义上的法。如果奥斯丁跟韩非子两个人坐下来聊天，可能会聊得很高兴。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法，比如自然法学派的法，它的特征是保护我们的权利，使我们葆有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这样一个特质所在。

如果今天要重启儒法之争，怎么来开启这个争论，这是一个问题。儒法之争的内在意义何在？是不是一种外在的争论，一种你强调道德而我强调法律这样一种压制性与对垒性的争辩？重启儒法之争，最后要达到的效果可能是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路径，就是让儒家的温润去涵摄法家的严刑峻法，使得我们的法律体系成为一个有文化本源意义上的规范性体系。儒家的思想，在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儒家要把人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这点我想东方跟西方的观点没什么区别，而且就像刚才吕勇所讲到的陌生人和熟人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儒家的这种人际观，更多的是圆融性的、涵摄性的人际观。就是说他者的存在，在我们观念里面可能它是一个隐性的，但是我们既然走到一起了，都是一家人，体现出一种圆融性，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看法是很难得的，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记得有一个人这么讲到，大家看有没有什么体会，他讲儒家文化已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在西方社会，人人都直接叫你的名字，就像叫你吕勇，叫我魏敦友，叫他奉晓政，连你的孩子都是这么直接叫你的名字，但是我们中国人，你的孩子会不会直接叫你名字？我想一般是不会直接叫的，即使在文革时期，孩子批判父母，他也要叫爸爸，也要叫妈妈。所以这样一种称呼，我把它称之为内摄性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会不会被破坏掉，特别在家庭关系里面，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像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都会表现得很亲切，但实际上我很讨厌你，而我也会表现得很亲切，这就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赵汀阳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没有讨厌谁之说。他说我们中国有个词叫包容，包容的前提是我讨厌你，我才包容你。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讨厌谁，我们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讲到人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我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他在成都，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武汉，他要坐飞机过来请我吃饭。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们观点一致。一致在哪里呢，因为前不久有一个叫聂元梓（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领袖）的人去世了，然后我看到网上一片骂她的声音，说这个人不配为人，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把她当人对待。后来我就提出反对意见，我说聂元梓不把我们当人来看待，我们也还是应该把她当做人来看待。我这个话引起了那位朋友的注意，他马上就加我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聊得很高兴。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我们的思想应该慢慢地游离原来的敌对关系，逐步地走向和解。其实我讲的法学世界观，就是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尊的个体存在，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否则就变成敌人，我要推翻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很难建设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法学世界观的建立或者儒学法学的建构，还有很长的一个过程。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历史方位，就是我们如何走出理学世界观的时期，然后完成一个法学世界观的建立。原来在我的理论框架里面其实没有儒学的影子，今天吕勇的讲座给我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儒学。儒学要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来哺育我们的法学，来滋养我们的法学，这样的法学才是真正的回到生活世界的法学。比如说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请朱祖飞老师来讲他的良知正义观，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努力，让思想进行交流甚至交锋，来使得我们的法学世界不断地扩大。

刚才晓政教授说孔子五十五岁周游列国，说我五十四岁回湖北。这里有个事情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其实我自己内心也有一个想法，当然也有历史的契机，如果不是卜文华和高顺两位同学硕士学位的事情，可能我也不会离开广西大学。但是我冥冥之中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就是说当到了某一个时刻或节点，可能是因为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然后推动人去走正确的道路。后来当我决定回武汉的时候，远华博士不让我走，还有其他朋友也都不让我走，其实我也不想走。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它推动着我去寻找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得到深化、提升和完善。所以我回武汉的时候，有个叫洪斌的同学，他非常欣赏我们广西有这样一个问学群体，但他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回到武汉了。其实我在写公众号首篇文章的时候，他们应该能读出我已经到武汉了，但他们居然没有领悟到，我觉得这个令我很惊讶，只有几个人领悟到了。后来有人说你离开广西了，我说我只是暂时离开广西，回到湖北。刚才远华博士也说了，广西和湖北也都是古代楚地的一部分。其实我对新道统论法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它还只是一个雏形，我还要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加以修饰完善。我觉得广西大学刘正东书记还是比较理解我的，今年七月底的时候，他邀请我到办公室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刘书记一下子无言了。我说刘书记，我有一个理想，什么理想呢，我期待自己能写出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这样的著作来，但是我觉得我在广西这里写不出来了，这是我回武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听了很感动，他说理解我，但不支持我走。在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出门。我说刘书记外面太热，不用送了，送我到电梯口就行了。在走向电梯口的时候，趁着电梯还没有来，我和刘书记有一小段对话。我把它讲给大家听听，现在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说刘书记，我年轻的时候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在书中说，伟大的思想家一般都产生在温带，在热带绝少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很多年前我不相信，所以我就来到了广西南宁。我认为广西完全可以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我现在相信孟德斯鸠的话了，我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广西大学的校园里悠悠地走来走去，因为这里实在太热了。刘书记听后也笑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广西，应该有伟大的思想家产生，我们要为这样的思想家产生作铺垫和努力。我离开广西或者只是就像我跟我的朋友们说的那样，只是身不在广西，而心还在这里。从我自身来讲，就是说正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利用了卜文华和高顺这两个孩子的事情，然后撩动我自己内心产生了一个出走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黑格尔讲的，我们都是命运的木偶。即使伟大者如拿破仑，当他的历史使命完成的时候，他也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想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所以每次作出决定的时候，我都会有所考虑。比如，这次准备离开南宁的时候，我一直没跟树成说。从道理上讲，我应该最早要告诉树成，是不是？最后树成跟我说，他是后来才知道我要走，但他非常能理解我，也支持我，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回湖北大学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去催生新的生命的活力。我刚才也和熊老师说了，我说我们在这里呆了这么久了，现在开始走动走动，可能自己的生命的内在活力会被重新激发出来。我跟湖北的朋友说，我是重新回到老兄弟们之间，但我发现离开家二十年之后现在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嫉妒心了。不像当年的我有嫉妒心，比如你凭什么当长江学者，我凭什么当不了长江学者？但现在我没有嫉妒心了，我只是觉得自己有一种内在的使命，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完成，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到吕勇的讲座上来，今天我也要特别感谢吕勇，他的知识和思想博大、深邃、高远，给我们带来了震撼，也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本来写文章有时候是觉得写着好玩的，结果写着写着就进入到了历史，觉得自己变得高大起来了。我刚才也提到了，我经常在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两个当时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刚开始肯定也是觉得写着好玩，结果后来写着写着就震惊了世界，对吧？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这一次回到湖北也跟很多朋友说，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好老师是由一大批好学生培养出来的。这个话其实前几天我在北京也说到了。同时，还说到了另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别人对你的赞美看成是一个事实，而是当成一种期许，甚至当成一种对自己的规范和要求。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人，比如现在我们大家相聚一起，就是要相互激励，相互期待，相互促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往前走。今天包括柳艳同学还有小黄还有容易处长都一起来到我们之中参加吕勇博士的讲座，我想并没有谁去强制要求大家来，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感觉到力量，感觉到人文的温情。我们在这个地方待着，我们听人文学术讲座，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到心情舒畅，感觉到知识的增益，我们甚至感觉到我们的人格在听讲座的过程中绽放出了它的光彩。我想这就是人文秩序建构的一个内在的意义。现在中国的人文秩序的建构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只是过渡的人，大家都要努力。就像我常讲的，虽然我们没有机会成为学术大师，我们要为学术大师的出现创造条件；虽然我们没有机会成为思想巨人，但是我们要为思想巨人的出现开辟道路。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文字整理：夏素贞、覃维嘉、潘天乐、罗丹、冯兰琦、李海华、高顺、王景山、王轩、董涛勇；字音校对：王景山；全面校核：应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