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竟有机会在2019年下半年重返武汉沙湖之畔的湖北大学，可以在沙湖之畔悠游徘徊，读书思考，内心充实而愉快。但没想到，在随后到来的2020年，却是新冠病毒袭击人类致全人类同处焦虑之中的一年。2020年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在2020年生活过的人来说，2020年将是永远难忘的一年，甚至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前几天法治日报社《法治周末》的郑超女士来信说希望我谈谈2020年的读书经验，这给了我一个反省2020年的机会。对我来说，2020年既是极繁忙的一年，也是思想进入到深处的一年。作为一个读书人，难免在焦虑的现实与思想的星空之间来回穿梭。这一年在课堂上，我经常叮嘱同学们读四部书，《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及《红楼梦》，我率先垂范，既在课堂上反复讲，也在课下反复读。另外，除我前年喜欢上的蒋勋之外，今年我又喜欢上了叶嘉莹，他们的著作构成了平时随时阅读的对象。但是我这里不拟谈蒋勋和叶嘉莹，也不拟谈《诗经》等四部书，我想谈的是另外六部书，因为这六部书对于丰富与提升我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第一部书是刘小枫教授的《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购买了并认真研读过刘小枫教授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当时就深感是书的力度非一般人可比。不想二十年后重返武汉沙湖之畔后意外发现是书不久前已有新版。不同的是，原先的一部书分成了两部书，其中第二部即下部即《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是书给我醍醐灌顶的是刘小枫先生关于启蒙的论述。刘小枫教授认为启蒙实际上有两种，流俗的观点一般认为启蒙仅是自由民主的启蒙，而忽略了人民民主的启蒙。也正因此，中国思想界曾长期流传着救亡压倒启蒙的观念，一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也还在这种启蒙观下从事思考。我非常认同刘小枫教授这样的看法，如果将启蒙等同于自由主义的启蒙，这恰恰是一种蒙蔽，他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启蒙在中国从未被压倒，并在“文革”中达到顶点。这种观点令我心惊肉跳，但又不能不承认其深刻与通透。刘小枫教授又说，从根本上讲，对西方和中国来说，现代性问题已经命运与共。由此我联想到，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之中国与世界已不再是启蒙与否的问题，而根本上是现代性问题，而那些痴迷于启蒙而不能自拔的人，真是该醒醒了。现代性的社会秩序如何生成与运作及一系列可能的后果，才是现代思想的根本题域。但当下的中国思想界似乎还远远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

第二部书是孙国东教授的《公共法哲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11月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教授是我极少见到的当今中国具有极敏锐思想力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生人，他有极明确的问题意识，因此能够穿透种种理论的表层迷雾进而深入到问题的根部。孙国东教授的这部巨著所探讨的对象是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但他将自己的问题意识明确表达为：“在全球化和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基于中国情境推进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换言之，中国现代法律秩序的建构应遵循怎样切己的法哲学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种问题意识将百年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中国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那种当今中国不少学人长期陷溺其中而多少有些自怨自艾自恋的启蒙观，在这里完全被扫荡净尽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中国思想的真正出场。启蒙与现代性的世纪难题，在孙国东教授这里，已经从启蒙的重心转移到现代性重心之上了，这似乎正好应合了刘小枫教授的指引？孙国东教授所建构的公共法哲学范式虽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秩序探索的道路，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部书是美国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的《疾病与人类文明》（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4月版）。2020年是新冠病毒肆虐人类的一年，国内外关于病毒、生命及政治的讨论真可谓多矣，目不暇接。上半年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孙煜华教授向我推荐了美国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的《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认为此书是我们理解当下新冠病毒与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参照。我连忙买来读了，大有裨益。的确如孙煜华教授所说，这部撰写于美国上个世纪40年代的医学史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从《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我们可能清晰地看到，疾病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的始终，但同时，人类的文明又是与疾病相抗争的过程。作者最后说，贫穷和无知是致病的主因，并号召人们从竞争型社会迈向合作型社会，“每个个体的健康和幸福是社会的中心关切，人类的团结应该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分界线，这才是文明的真正准则。”一部八十年前出版在美国的医学史著作，却在今日中国翻译出版，其意深矣！通读此书，思人类文明的进步，思现代人类秩序的内在机理，所得多矣！天人关系是现代性秩序之中最为基础性的关系，但是今天的人们似乎遗忘了，这是不应该的。

第四部书是彭富春教授的《论大道》（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已是二十年未见了，也无联系，一日晚忽接富春兄电话，即惊且愧！原来因为发表在郭琼虎兄的“爱思想”上的一篇向武汉大学已故李龙教授道歉的文章中提及台湾赖来焜兄长，被来焜兄长看见了，四下找我，终于通过富春兄找到了我，我也因此与富春兄恢复了联系。一日中午忽蒙富春兄邀宴，且赠我新近出版之大著《论大道》一书。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忙攻读，所获极多，所思也极多。富春兄说：“西探海德格，中论儒道禅，漫游古今路，开说欲技道。”数十年来，富春兄先赴德深探西学有大成，后入中学根部，终成己说，故今日纵论人文大道。我观《大道》一书，言世界，言欲望，言技术，言大道，言欲技道之游戏，娓娓而谈，灵动而有架构，高明而又中庸。当年佛教入华千年，终化成六祖之禅，今次耶教入华已然五百年，化作富春兄之大道了吗？当今中国学人探索到中国现代秩序之大道了吗？此一类比当不谓不伦，然中国现代性秩序之大道则尚需深思之！

第五部书是徐勇教授的《关系中的国家》（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去年底在办公室读书，忽而从好兄弟、西北师范大学王勇教授的微信上获知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出版了这部新著，赶快买来研读。印象中徐勇教授曾在十多年前深圳大学的一次政治学会议上有一面之缘，谦谦君子，深有好感，自然由人及书。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习惯了从西方学术中寻找概念、方法及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一切，如刘小枫教授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所说的，“以西方的知识工具担华夏之道，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共同点”。但是现代中国知识人大概到了走出这种以西范中的时刻了。徐勇教授当然深谙其中三昧。他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和国家进程。《关系中的国家》多卷本著作就是对中国之独特性的阐明。可巧的是，12月29日午时，在王勇教授的微信中又得知徐勇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举办讲座，题为“情与理：在中国发现法律—兼及法学的中国学派自觉”。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主题。我连忙赶过去听。徐老师的此一讲座可以视为《关系中的国家》一书向法学领域的延展，他期待着当代中国法学家应该从言必称罗马中走出来，犹如当代中国政治学家应该从言必称希腊中走出来一样，唯如此，中国人才有构建学派之可能。是日武汉大雪纷飞，寒冷非常，我从沙湖之畔到桂子山上，复从桂子山上返回沙湖之畔，心里却暖暖的。

第六部书是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我与北京大学的张世英先生有很深的缘分，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我重返湖北大学之后会用张先生的专著《哲学导论》作教材给初入哲学之门的同学们讲解。张先生1921年出生，2020年9月10日去世，活了整整一百岁，这一百年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现代文明得以滋生的关键性时刻。张先生的这部书以自己百年的人生经历，以哲学家的睿智，既看到了现代人类秩序产生的必然性，同时也看到了生命的不同境界，最后他阐述了一种基于中国文化同时又能涵摄西方文明并具有现代性的一种境界论，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最初是欲望的境界，然后是求知的境界，接着是道德的境界，最后是审美的境界。在审美的境界中，生命达到了它的自由本质。张先生的生命就是这种审美的、自由的境界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先生是现代的庄子，是现代的陶渊明。

2020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很多年后历史学家会发现它是人类的历史洪流中的一个高高的潮头，因此必将深深地印刻在人类的漫长历程中。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来说，2020年则是我的读书经验进入到思考人类现代性问题深处的一年。在这一年，启蒙与现代性、天与人、古与今、中与西等等问题似乎变得愈益明朗起来了。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202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