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持人韩水法教授下午好！尊敬的各位老师下午好！

我来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我们学院到会的人比较多，为了节约会议时间，私下商量决定由戴茂堂教授代表学院简要回顾张先生对湖北大学哲学学科的奠基性作用，表达对张先生的感谢之情，然后由刘爱玉老师从个人角度讲讲自己与张先生的个人交往，展示张先生平易近人的一面。刚才戴茂堂教授和刘爱玉老师都做了极好的发言，而且已发言追思张先生的学人中有不少是我的师兄们，因此我本来不拟发言的，因为我将要表达的与他们有些是重合的。但现在主持人韩水法老师既然点到了我，我没有理由推辞了，也正好利用这个难得的张先生的追思会机会说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点心声吧。我想简要讲两个方面，一是我与张先生的今世缘，一是已深藏于我内心深处的不灭的三件心像与永远的思念。

我首先讲讲我与张先生的今世缘。我不是张先生的入室弟子，没有机会始终伴随张先生左右，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初识张先生到张先生今年去世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见张先生面虽然不是很多，但我感到今生今世我与张先生有着一份很深的缘分。现在想起来，我与张先生的缘分是与两位杨老师及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寿堪教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正因为杨寿堪老师的关系，我初识张先生和在座的一些师兄一样，1988年4月间张先生在湖北大学主持召开了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德高望重的张世英先生。但我与张先生频繁的见面接触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跟杨寿堪老师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杨寿堪老师极尊敬张先生，谈到西方哲学问题时，总是说张先生怎么说，张先生怎么说。另外，杨寿堪老师经常邀请张先生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学，杨寿堪老师似乎有意让我亲近张先生，所以每次总是安排我跟学校的专车去中关村张先生的家里接张先生来师大，张先生讲学结束之后又必让我随车送张先生回家。三年的时间里，因为接送张先生的机会，我现在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和张先生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张先生是国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我一个小年轻人，刚跟张先生坐在一起时颇有一些拘束，张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这时他总会讲一些生活琐事，让我可以参与的话题。但张先生是极通透的人，他即使讲生活琐事也会引发高深的学问。记得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写海德格尔与庄子，有一次在车上与张先生说起死亡的话题，没想到从不说话的司机师傅这时突然笑着插话说，“死不就是回归自然吗？”张先生听后马上对我说，“你看司机师傅就很懂得死亡呢！”后来我写成了硕士论文《死亡领悟与诗性生存》，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给张先生看了，同时也希望张先生写一个简短的专家评语。没想到张先生看了，多有鼓励，竟亲笔写了一份专家评语，我看了脸红心跳，杨寿堪老师看了则非常高兴。硕士论文后来还发表在张先生主编的《德国哲学》刊物上，对我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张先生的这份评语很重要，对我后来能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博士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我还记得第一次到武汉大学见杨祖陶老师时给杨祖陶老师看张先生对我的硕士论文的评语杨祖陶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杨祖陶老师比张先生年龄上要小一些，但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又曾经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过，两位老先生有很深的情谊，当张先生知道我上了杨祖陶老师的博士生时，非常高兴，连声对我说，好！好！张先生每年必来武汉大学哲学系参加博士生答辩，因此我又有机会与张先生常常接触，对张先生的了解日益加深。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安排在1998年5月间，张先生照例来武汉大学做答辩委员会主席。那一年赵敦华教授也来了。因为这一年杨祖陶老师的学生中就我一个人博士毕业，所以整个答辩过程显得很从容，气氛也极友好，令我终生难忘。还有一事难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资深研究员梁志学先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议人之一，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之后有一天我去杨老师家，聊着聊着，杨老师突然从抽屉中拿出一张信纸给我，原来是不久前梁先生给杨老师的亲笔信，梁先生在信中对我多有赞扬，我看后极不安，杨老师将这封信赠给我，我非常感动，将信珍藏起来，至今保存着。我与张先生的缘份除了两位杨老师的媒介之外，还有我工作过的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张先生是创所所长，我1992年7月间硕士毕业后即到该所工作。张先生每年要到湖北大学哲学所来作学术讲演，这也是我理解张先生的学术与人生的好平台。我现在猛然体悟到，也许正是因为张先生与两位杨老师的因由吧，我与湖北大学似乎也有很深的缘分，不然，我怎么可能会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重返湖北大学的沙湖之畔呢？！

恍然之间，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里张先生的形象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现在慢慢意识到，张先生最后在我心中刻下了三个不灭的心像并由此将引发我永远的思念。第一件心像是永远的微笑。今年9月10日是教师节，我从师兄邓安庆教授的微信中获知张先生去世，9月16日张先生告别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我受师兄戴茂堂教授委托赴京参加。当我在人流中向张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时，我看见张先生躺在鲜花丛中，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一同从前。这时我想到去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去看望张先生的情景。因为极偶然的原因，我1998年博士毕业之后从哲学鱼塘转到了法学鱼塘，1999年竟从武汉漂流到了南宁，从湖北大学法学系到了广西大学法学院。此后二十年间与先生再没有见过面。我偶尔从朋友们口中听闻张先生多次问到我，但我深自惭愧，即使每年赴京开会想到去看望张先生，但是害怕面对张先生而不敢去。时间就这样在我的忐忑心境中过去了二十年。2019年9月间，我竟然有机会重返沙湖之畔的湖北大学。一日遇到时任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先生，尚书记对我说在赴京看望张先生时张先生多次问到我。我听后内心无比羞愧，当即决定必找机会去北京看望张先生。正好李家莲博士将当年张先生中日武汉会战时从武汉辗转到湖北西部山区恩施建始读高中时一些照片悉心编集成册，也在找机会去北京看望张先生。我就和家莲博士一起去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到北京昌平张先生的家里看望了张先生。张先生非常高兴，作为一个即将达到百岁的世纪老人，此时已达化境，人间世事早已如云似烟，所以张先生在跟我们的谈话中始终保持着微笑。当八宝山殡仪馆里鲜花丛中张先生的慈祥的微笑向我朝过来时，我自然会想到去年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下午张先生接待我们时的微笑。现在张先生的微笑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了。我同时想到，我在和张先生分别二十年后，竟然能在张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再相见，这在冥冥中该是多么大的缘分呀！我也想到，假如我去年没有找机会去北京再见张先生，我今生今世该是多么大的悔恨啦！第二件心像是张先生给我的几则手机短信。去年我重返湖北大学之后，当我决定去北京看望张先生时，就想办法找到了张先生的手机号码。我联系上了张先生，向张先生说明了情况，表明了感谢，感谢张先生这些年对我的关心，并表达了去北京看望他的意愿。张先生很高兴，我们就约具体时间。在我和张先生的手机通信中，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张先生在给我的手机短信中总是称我为“敦友学弟”，令我受宠若惊！要知道，张先生即将是一位百岁老人呀！这几则手机短信我永远地保存下来了，也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了，已成为我内心不灭的心像。张先生给我的第三件心像是审美的境界。在南宁的这二十年里，虽然我也经常关心张先生的著述，而且也能明确地感觉到张先生的哲学体系日臻完善，但毕竟我已不在哲学鱼塘中，哲学对我只是爱好了，所以对张先生著述的钻研自然要少一些。今年开学时，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务员董亚玲老师联系我，告诉我原先讲“哲学导论”课的老师因出国而需要另找老师上，问我有意向否。我因为更加喜欢上本科生的课，因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令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哲学导论”课竟然用的是张先生的专著《哲学导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戴茂堂教授多年前的精心设计，茂堂兄似乎想让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本科生在入学时就可以感受张先生的学术魅力。当我拿到教材时，我既亲近又激动，心想这真的是我与张先生缘分深呀！这几个月经常与张先生的《哲学导论》相伴，与学生们在课堂上讨论张先生的哲学体系。其中境界论是张先生最用心处，张先生已远远超越了王国维，甚至也超越了冯友兰，是新文化运动百年来的最大创获。张先生心智已然通透，他参透了人如何从欲望的境界过渡到求知的境界，然后过渡到道德的境界，最后达到了审美的境界。正是由于张先生已到达了审美的境界，我们可以说，张先生是现代的庄子，是现代的陶渊明，因为张先生深知，审美给人以自由！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韩水法老师！谢谢大家！

魏敦友

匆草于北京邮电会议中心二层报告厅，2020-12-19

修改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