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介绍和研究黑格尔哲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老一辈黑格尔专家张颐、贺麟等人一般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不但介绍和研究黑格尔哲学，而且把黑格尔哲学带进了中国的大学课堂，为后来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培养了一批人才。张世英先生就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通过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与黑格尔结缘的。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即由贺先生指导，题目是《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在以后60余年的时间里，张世英先生的研究重点有所变化，但他从来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离开过黑格尔。纵观张先生几十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鲜明特点：第一，研究范围广泛。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几乎所有部分均有深入研究，并且均有相应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第二，研究视野开阔。前30年，他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研究黑格尔；后30年，他基本上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审视黑格尔。第三，注重概念分析。由于受过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先生的亲传，张先生对黑格尔的解读总是逻辑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他每每能够让黑格尔说中国话，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第四，国际影响巨大。1987年，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会上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1989年，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杂志《哲学研究杂志》撰文称：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1]2007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Peter Button）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称：“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其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成果和影响而言，张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黑格尔专家。本文拟对张先生几部有代表性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著作做一简单的梳理，以期展示他对中国黑格尔学术做出的杰出贡献。
一、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研究
沃·考夫曼曾经说过：“如果忽视他的生活和时代，就不能完全充分了解黑格尔的哲学，而且在历史上还很少有发生过这么多事件的时期。……他自己的思想，绝不是在象牙塔中织成的一张网，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的。不但他的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而且他的整个哲学概念以致他自己的使命，都确实是这样。”[3]这段话不但适用于黑格尔，也适用于张世英先生的黑格尔研究。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由于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一度成为了“显学”。这一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官方定位”是：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他的辩证法有一定的“合理内核”，猜测到了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作为被“改造”的对象、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从正反两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30年间，中国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上述“官方定位”为“指导思想”，这种情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研究与准确把握。张世英先生黑格尔研究的第一个时期恰与这30年相重合，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论黑格尔的哲学》
张先生的第一本黑格尔哲学研究著作是初版于1956年的《论黑格尔的哲学》。张先生自己多次说过：这本书受当时“左”的教条主义影响，有不少过“左”的评论，甚至“思想观点大多过时”。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本全面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小书”仍然有下述几点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在上述“官方定位”的框架下，它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第二，它对黑格尔哲学的若干重要原则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提炼和概括，比如，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关于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一致性的原则，关于认识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思想等。第三，它对黑格尔哲学各个部分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基本内容做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第四，它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书中文版先后印行了20余万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黑格尔哲学的入门书，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哲学“启蒙读物”。而且，该书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先后被译为法文（1978年）和英文（2011年），并曾对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芭蒂欧产生过重要影响。第五，它对黑格尔的“体系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黑格尔体系的结构“是人为地凑成的”。“体系哲学”与“非体系哲学”之争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已经出现。黑格尔对谢林哲学的评价是：从来没有一个贯彻到底的整体。而在谢林眼中，哲学的尊严和最高成就，不是实现一个封闭的、完成了的体系，而在于不懈的探索和追求。早在1795年，谢林就曾经写道：“对于哲学的心灵来说，没有什么比听到下述说法更令人不安的了：自此以后，全部哲学被认为落入一个体系的桎梏之中。”[4]实际上，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黑格尔的反叛，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其无所不包的、自我封闭的、完成了的哲学体系的不满。《黑格尔辞典》
80年代以后，中国的黑格尔研究逐渐摆脱了前一个时期的“官方定位”。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研究和介绍方面，张世英先生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由他主编的《黑格尔辞典》（199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曾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这部词典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撰稿人阵容强大。当时国内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方面的很多著名专家都参加了词条的撰写，这些专家包括：张世英、苗力田、梁志学、杨祖陶、陈启伟、陈京璇、钟宇人、杨寿堪、侯鸿勋、朱德生、陈村富、舒炜光、蒋永福、李毓章、谭鑫田、冒从虎等。其中，张先生本人撰写了10余万字。第二，词条内容丰富。不仅包括黑格尔哲学体系及其各个部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黑格尔本人的常用术语和专门术语，黑格尔本人的著述，而且包括黑格尔著作中涉及到的若干学说、事件、概念和术语等，凡468条。此外，在附录部分对《黑格尔全集》的若干版本进行了评介。第三，释文力求忠实黑格尔的原文、原义，并反映国内外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说，这部专业词典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应当说，为一位哲学家“立典”，不仅表明了这位哲学家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这位哲学家的研究深度。
90年代以后，张世英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理解和整体评价。本文的第四部分将联系张先生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成果对这方面内容做专门介绍，这里仅就他在《黑格尔著作集》“总序”中对黑格尔哲学所做的三点总体评价做一简单介绍和发挥。
第一，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既重视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哲学。张先生此处所说的“现实”当指“经验现实”。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思辨哲学”，但透过这层“思辨的外衣”，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现实关怀”。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不能脱离“现在”。如果主观意识“把现在看做空虚的东西，于是就超脱现在，以为这样便可知道更好的东西，那么，这种主观意识是存在于真空中的”。[5]哲学不能脱离“时代”，它“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6]哲学不能脱离“历史”，因为“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哲学也不能脱离“经验”。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而我们对于这种内容的最初的意识便叫做经验。所以，哲学必然与经验保持一致。但哲学又必须超越“现实”，表现在：哲学必须超越“现在”，因为“最关紧要的是，在有时间性的瞬即消失的假象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在事物中的永久东西。”[7]哲学必须超越时代，必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是对时代精神的实质的思维，并将此实质作为它的对象。”哲学不是历史进程的简单呈现，作为思想或“理想的东西”，它要到现实成熟之后把自身提升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哲学应当超越经验，尤其是超越经验中“偶然的存在”和“琐碎的事物”。否则，哲学不仅有“管闲事”之嫌，而且还会偏离自身的真理。毕竟，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理念”，“理念”才是真正的“现实性”，而表现于时间中的特殊事物、社会状况乃至典章制度等“只不过是现实性的浅显外在的方面而已”。张先生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重视具体性和现实性的内容，“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
第二，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揭示人的自由本质、以追求自由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由，但自由不是任性或任意，后者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或“主观假想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本身”。自由并不排斥必然性。“精神在它的必然性里是自由的，也只有在必然性里才可以寻得它的自由，一如它的必然性只是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8]真正的自由表现为精神自身的对立统一。“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但却是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为了能够回复自己。只有这才是自由；〔因为即使从外在的看法，我们也说：自由乃是不依赖他物，〔不受外力压迫〕，不牵连在他物里面。当精神回复到它自己时，它就达到了更自由的地步。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自性，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自信。只有在思想里，而不在任何别的东西里，精神才能达到这种自由。”[9]张先生认为，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本质萌生和发展的历史，黑格尔无疑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黑格尔哲学实即自由的哲学，它对于缺乏自我、主体性和个人自由的中国传统思想“应能起到冲击的作用”。
第三，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的否定性”。辩证法是黑格尔奉献给全人类的一个伟大的理智创造。张先生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辩证的否定性”。“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旧事物，而是“扬弃”即克服与保留的统一。这种“否定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自我前进的灵魂”。“中华文化要振兴、前进，就得讲辩证哲学，就得有‘否定性’的动力。”[10]实际上，正是黑格尔“扬弃”的辩证法或“否定性辩证法”最初把张世英先生引向了黑格尔哲学。几十年来，张先生一直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情有独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专门介绍了张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认为张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突出了思辨辩证法与否定性这一问题”。“张世英清楚地知道，不能充分说明否定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所起的作用，辩证法的创造力与革命性就可能被削弱。”[11]“张世英详细阐述的否定原则赋予辩证的中介过程一种能力：它能克服一切实在的事物的直接性。”[12]
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
张先生研读过黑格尔的几乎所有著作，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着力最多、最深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包括《大逻辑》和《小逻辑》，成果是《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初版于1959年，1964年第二版，1981年第三版，三版总计印数10万册。这本书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实际上，在该书第三版出版前后，张先生曾在全国多所高校讲授黑格尔的逻辑学，并有若干根据讲课录音整理的讲稿流传。80年代初期，笔者就读于河北大学哲学系，曾经亲自聆听张先生的黑格尔逻辑学课程。现在，手头仍然保存着根据张先生1980年春季在武汉师范学院的讲课录音整理的《黑格尔<逻辑学>解说》一书。可以说，从60年代至今，《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直是国人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重要参考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1981年版）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总体上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若干基本思想做了系统的提炼和梳理；第二部分则对《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进行解读。王阳明说，做学问要抓住“本原”和“头脑”，第一部分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抓住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逻辑学》的“本原”和“头脑”。第一，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定性上，张先生认为，一方面，黑格尔把精神“泛化”为事物乃至宇宙的本质，从而用客观唯心主义代替了主观唯心主义；另方面，他的“逻辑在先”说和康德哲学一脉相承，都是先验唯心论。第二，黑格尔逻辑学的全部内容或唯一目标就是把握“具体概念”，即描述“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第三，对立面的同一和矛盾的思想不限于“本质论”，而是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而且，矛盾是推动黑格尔逻辑学全部范畴转化的唯一动力和源泉。第四，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一致性。黑格尔用同质的“精神”把意识和对象统一起来，提出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从而彻底打通了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壁垒。第五，强调“辩证的否定”的意义。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统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于自身之中即“否定之否定”。第六，突出了黑格尔概念的“圆圈”式发展的意义。黑格尔之前，居支配地位的是笛卡尔的线性论证模式：只要起点正确，论证过程严格，结论必然正确。黑格尔的“圆圈论”则表明：事实上，我们无法找到这样一个出发点和基础，一切都必须在体系中并通过体系获得自身的意义。
黑格尔的逻辑学无疑是晦涩难懂的。1812年底，《大逻辑》的“本质论”部分出版后，黑格尔在致葛尔特的信中写道：“我很抱歉，人们抱怨这书在表述上难懂。这样抽象的对象的本性自身，就决定它的表述不能像一本普通教本那样轻而易举。真正的思辨哲学既不能穿洛克哲学的外套，也不能着普通法国哲学的上装。在一个外行人看来，真正的思辨哲学很像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是和他们的日常观念相矛盾的。”[13]为了让更为广泛的读者走近黑格尔的逻辑学，领略德国思辨哲学之美，张世英先生下了比《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更大的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下了一番死功夫”，于1982年为读者呈现了《黑格尔<小逻辑>绎注》。《绎注》实际上是《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姊妹篇，后者重在“论述”，前者则重在“注解”。此书的特点是逐节讲解和注释《小逻辑》。讲解部分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出每一节的大意，尤重难点的解答。注释部分则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以黑格尔注黑格尔”，即把黑格尔在《小逻辑》以及所有其他著作中相关的论述和材料放在一起，以便读者能够相互参照。为此，张先生几乎翻遍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可谓用心良苦。二是“以他人注黑格尔”，即把当时所能找到的西方黑格尔专家的解读放在相应的段落下，使读者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背景下理解黑格尔。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黑格尔说过：“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14]
国外学者特别重视张先生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对于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国著名哲学家芭蒂欧是这样，加拿大的彼得·巴腾也是这样。彼得·巴腾说：“张世英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大部头的《大逻辑》与篇幅稍短的《小逻辑》，重点强调辩证思想的主要特征。”[15] “20世纪50年代的张世英以及1915年的列宁，均求助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他们都有明确的目的：在概念（Begriff）中探索具体可感而丰富多彩的物质实体，这种物质实体并非悄然无声，完全受制于人们对‘那种不可言喻的事物’的直接经验。”[16]他还说：“张世英用思辨的方法，着力解读《小逻辑》对知性的缺陷性的论述。对思辨问题的这种兴趣正是张世英解读《逻辑学》的点睛之笔。”[17]
三、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研究
早在60年代中期以前，张先生就已经准备撰写《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些资料只能无奈地躺在纸袋里。直到80年代中期，这本“拖延了20年的小书”才得以面世。张先生不止一次感恩“时间”，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拖延，这本书“肯定是一堆‘大批判’”。考虑到《精神哲学》讨论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更为接近，尤其是涉及道德、市民社会和国家等“敏感”内容，张先生对于“时间”的“感恩“显然是由衷而发。《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和论述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第一部专著。《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1986年版）
《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三个部分即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依次进行了解读。其中，下面两个观点尤为重要。第一，张先生认为，精神哲学实即黑格尔的人学，而黑格尔所理解的人的本质就是精神、自由或主体性。“《精神哲学》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以至于‘绝对精神’，就是讲的人如何从一般动物的意识区分开来，达到人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达到精神、自由，以及精神、自由的发展史。”[18]“主观精神”所要表达的是：个人意识如何从主客未分、经主客对立、最后达到主客统一的历史，亦即个人的“主体性”从隐到显的过程，而且，这个历史和哲学史具有对应关系。“客观精神”所要表达的是：主体性如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抽象到具体、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历程。在抽象法领域，主体性表现为对外物（财产）的单纯占有，因而只是抽象的主体性；到了道德领域，主体性表现为主体对自身的自觉，表现为自由意志；而到了伦理领域，尤其是在国家中，主体性扬弃了道德阶段的“主观性”，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达到了真正的主体性和自由。第二，张先生特别强调“主观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意义，认为不理解“主观精神”，就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以“理念”为对象：逻辑学研究的是自在自为的理念即“纯粹概念”，自然哲学研究的是表现于自然界的理念，精神哲学研究的是由异在而返回到自身的理念。在本体论上，“纯粹概念”是“逻辑在先”的。但在认识论上，人们总是先有经验意识，然后形成“纯粹概念”。没有“主观精神”所提供的概念的“发生史”，逻辑学的“纯粹概念”将永远是一个“阴影的王国”。
张先生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所涉及的若干具体内容如道德、国家、艺术、宗教等进行了讨论。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张先生在现当代哲学背景下对黑格尔美学的分析批判做一简单介绍。第一，关于审美与惊异。由柏拉图肇始的传统形而上学制造了哲学（美学）与惊异的对立。在柏拉图那里，人们惊异于感性世界的感性表象，而哲学的展开则是惊异的终止。黑格尔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惊异只存在于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开端，而此“三者的展开和目的则都远离惊异”。就此而言，黑格尔美学仍然属于柏拉图主义的旧传统。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当代美学则认为，惊异是哲学和审美意识的灵魂。惊异不只是哲学的开端，哲学本身就令人惊异。“海德格尔恢复了存在，恢复了惊异，从而也恢复了哲学的生气和美妙”。[19]第二，关于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哲学与艺术（诗）的争论由来已久。柏拉图确立了哲学对于艺术的优先性：哲学以“理念”为对象，艺术则以“理念”的“影像”为对象，因而艺术是远离真理的。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曾把艺术置于哲学之上，但到了成熟时期他又回到了柏拉图的旧传统，把艺术置于宗教和哲学之下，坚守“对于对象性世界的散文式看法”与“诗和艺术的立场”的二元对立。“黑格尔贬低艺术，他是主客式的散文哲学家，而非诗人哲学家。”[20]。海德格尔以其“去蔽”的真理观，彻底打通了“存在”、“真理”、“艺术”和“自由”：艺术不再是真理的附庸，而是真理发生的绝佳场所，于是，哲学和艺术（诗）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第三，关于典型说与显隐说。西方传统美学以典型说为核心，其理论基础是概念哲学，它追求的是“什么”。黑格尔所谓“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仍然是要求艺术品以追求理念即普遍性的本质概念为最高目标：凡符合艺术品之理念的就是真的艺术品”。[21]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当代美学则强调显隐说，它追求的是“如何”，即事物是如何得以显现的。“美的定义于是由普遍概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转向为不出场的事物在出场的事物中的显现。”[22]第四，关于审美价值的区分。黑格尔以精神战胜物质的程度为划分艺术门类高低的标准：建筑最具物质性，因而是最低的艺术门类；诗以语言为媒介，最少物质性，因而是最高级的艺术门类。张先生认为，黑格尔这个思想值得注意，“由此出发，似乎可以达到人与万物皆因语言而存在、而有意义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结论”[23]当然，黑格尔还没有真正达到现当代美学的水平，因为他还不懂得一切艺术品乃至世界万物皆有语言性和诗性。
张先生认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其全部哲学体系的最高峰，“精神哲学部分应比他的逻辑学部分受到更大的重视。”[24]
四、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次“转向”，即由研究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但“转向”之后，张先生并没有放弃黑格尔研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为黑格尔哲学赋予了新的活力。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2001年出版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本书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和1962年出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不同，《自我实现的历程》主要是从西方现当代思潮最前沿的观点解读黑格尔。第二，它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后现代哲学”对黑格尔的解读，一味反对黑格尔，而是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联。第三，和张先生过去论黑格尔的著作不同，它不完全是讲解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史著作，而是融汇了张先生自己晚年的哲学思想和观点。”[25]1978年后，张世英开始在课堂讲授新黑格尔主义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二重世界的建构。按照这种模式，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或经验世界并不是最真实的，只是“真实的世界”的摹本或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外在超越”的，就是说，在经验世界“之外”、“之上”或“之后”。这个传统始于柏拉图。康德哲学是在二重世界框架内试图突破这一框架的一种企图：那个外在超越的最高本体仍然存在，但已经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假定了一个和意识格格不入的“物自体”，所以，他以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说”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从而不但复活了康德所批判的世界二重化的形而上学，而且把传统形而上学推向顶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远离了黑格尔。“转向”之后的张世英先生一方面站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高度批判黑格尔，认为他“仍然陷入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他的哲学基本上还是走的‘纵向超越’的方向，并未达到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所走的‘横向超越’的水平。”[26]另方面又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对接的可能性。比如，在讨论黑格尔宗教观的过程中，张先生指出：黑格尔“强调无限的精神一定要表现于有限精神之中，无限的精神一定要通过有限精神而存在，这就表明他在宗教观中要贯彻他想把永恒与时间、彼岸与现世结合为一的原则，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分裂观点的一种批判。”[27] 而且，“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思想家们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基本思想。”[28]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视觉中心论”的一个后果。视觉带给人的是一种“距离感”，是天地万物相对于人的“外在性”。“‘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其要旨就是认为主体（人）与客体（外部世界）原来是彼此外在的，人为主，世界万物为客，世界万物只不过处于被认识、被利用和被征服的对象的地位，人通过认识、利用和征服客体以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29]这种肇始于古希腊的思维模式，在近代哲学得以最终确立，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大都对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主体--客体”形而上学表示不满，呼唤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更为源始的“生活世界”。张世英先生一方面站在西方现当代哲学的高度批判黑格尔，认为“近代的‘主体性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顶峰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有吹胀主体、自我的特征，主体、自我或主体性（主体性指‘主体--客体’式中主体支配客体的特性，离开主客关系，谈不上主体性）被夸张、抬高和绝对化到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本来对发展科学和物质生产起促进作用的‘主体性哲学’反而越来越产生了许多流弊”。[30]另方面又认为“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中的主客融合论或超主客关系论，实际上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渊源”。[31]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实体即主体的著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实体或对象并不是不同于主体的“他者”，毋宁说，对象和主体都是同一个“精神”（的显现），所以，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即“精神”的自我认识，期间没有任何隔膜。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懂黑格尔哲学，就既不能理解西方古典哲学，也不能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它是通达西方整个哲学以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一把钥匙。”[32]
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主体性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旋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将这种“理性和主体至上”的现象称为“启蒙的神话”，包括：技术的神话、工具理性的神话、普遍主义的神话、宏大叙事的神话、西方中心论的神话等。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很多灾难如环境破坏、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等都是“启蒙的神话”的后果。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大都试图超越“启蒙的神话”，超越“主体性哲学”，呼唤一种“主体间性哲学”。张世英先生认为，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主体间性哲学”的思想，这就是《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环节所讲的“相互承认”的思想。黑格尔说：“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33]自我意识“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34]在此意义上，胡塞尔晚年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都是接着黑格尔讲的。《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文集》
谈到黑格尔的“现象学”，就不能不谈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二者的关系。胡塞尔的现象学无疑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但黑格尔对于意识现象的研究表明，“现象学并不是从胡塞尔才开始的，他至多代表了现象学的一个新起点。”[35]胡塞尔本人并不喜欢黑格尔，在他看来，他的现象学是接着笛卡尔而不是黑格尔讲的。有学者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张世英先生则强调，应该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寻找现象学的基本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的源头。“西方现当代现象学的标志性口号是‘面向事情本身’，而这个口号实质上最早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内涵，即使在现当代现象学这里，其实质也只有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命题和思想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36] 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不是把我们引导到远离意识、在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而是旨在使我们摆脱“自然态度”，回到意识和主体，关注事物在意识中的“源始”显现。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命题所要表明的也是：“自然意识”所认为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断展示为越来越具有主体性和真实性，从而在漫长的过程中使“事情本身”得以呈现。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不仅是现象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先驱。
五、对黑格尔文献的翻译
中国人移译黑格尔著作已有百年历史，期间，黑格尔的若干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为中文，但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还没有中文版的《黑格尔全集》。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是中国黑格尔学人几十年的梦想。早在6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即有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的设想，并组成了由贺麟先生牵头的工作小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计划化为泡影。80年代初，该项目拟重新启动，成立了《黑格尔全集》编委会，由贺麟先生任名誉主任委员。后因种种原因该项目再次搁浅。80年代末，我的大学同学、时任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亚民（现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通过我和张先生联系，拟请张先生牵头，组织翻译《黑格尔全集》，并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准备出资100万元用于该书的翻译、校对和组织工作。因当时贺先生尚在，由贺先生牵头的商务版《黑格尔全集》项目名义上还在，顾及师生之情的张先生没有接受河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时光荏苒。2006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德高望重的张先生以85岁高龄出任20卷本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主编。这套著作集据历史悠久、流传甚广、内容可靠的“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译出，译者多为国内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领域的专家，其中多人有德国留学背景。自2015年开始，这套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的著作集已经陆续面世，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可喜的是，由梁志学先生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商务印书馆出版、依据历史考订版的另一套《黑格尔全集》翻译工程也在同时展开。从各国编辑、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的经验看，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编辑或翻译工作，而是一项有组织的黑格尔哲学系统研究工程。我们相信，这两个项目的推进和完成，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黑格尔学术，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黑格尔全集》其中一册
在黑格尔文献的翻译方面，张世英先生主持的另一个大型项目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黑格尔论著选辑》（上下卷）。这套《选辑》是受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译的，并被列入1985至1990年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衰落的黑格尔复兴运动即新黑格尔主义，是黑格尔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新黑格尔主义观点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就是张先生黑格尔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从内容上看，这本《选辑》收录了斯特林、格林、布拉特雷、鲍桑魁、麦克塔加尔特、缪尔和芬德莱等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克洛纳、格罗克纳、拉松等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罗伊斯、布兰夏德和缪勒等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克罗齐和詹梯利等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法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的著作。一直到今天，这套《选辑》仍然是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
六：结语：始终如一的“黑格尔情结”《哲学导论》
经过几十年的“求索”和“勤耕”，张世英先生在会通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哲学体系：“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万有相通的哲学”。其主要内容见于《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1995）、《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1999）、《哲学导论》（2002）、《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2007）、《中西文化与自我》（2011）、《中华现象学大纲》（2013）等著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个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中，不仅融合了西方现当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而且仍然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身影。张先生始终强调，我们既要继承黑格尔，又要超越黑格尔。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当务之急是重新学习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有关主体性和自由的思想。“中国当前需要继续沿着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发扬科学和民主，与此相应的是在哲学上还需要继续召唤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并未过时，我们应该着重吸取其以主体性--自由为发展目标的基本精神。”[37]
注释：
[1] 格洛伊：“关于人的理论——中国国际哲学讨论会侧记”，《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 彼得·巴腾：“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第83页。
[3] 沃·考夫曼：《黑格尔——一种新解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4] F. W. J. Schelling, The grounding of positive philosophy: the Berlin lectur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 3.
[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8页。
[7] 同上：《法哲学原理》，第11页。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1页。
[9] 同上书，第28页。
[10] 《黑格尔著作集》总序。
[11] 彼得·巴腾：“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第73页。
[12] 同上书，第74页。
[13] 《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14]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56页。
[15] 彼得·巴腾：“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第73页。
[16] 同上书，第82页。
[17] 同上书，第79页。
[18] 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载《张世英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5-66页。
[19] 张世英：《哲学导论》，载《张世英文集》第6卷，第151页。
[20] 同上书，第157页。
[21] 同上书，第155-156页。
[22] 同上书，第159-160页。
[23] 同上书，第187页。
[24] 张世英：“我的哲学追求”，载《张世英文集》第10卷，第699页。
[25] 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289页。
[26] 同上书，第160-161页。
[27] 同上书，第160页。
[28] 同上。
[29] 同上书，第24页。
[30] 同上书，第25页。
[31] 同上书，第26页。
[32] 同上书，第27页。
[3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1页。
[34] 同上书，第122页。
[35] 汤姆·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36] 张世英：《归途：我的哲学生涯》，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218页。
[37] 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载《张世英文集》第1卷，第3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