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北宋五子，达到了极高的理论建设高度，基本上从根本解决了为儒家理性的生活方式确立哲学基础这个时代的哲学课题。但是，北宋五子在当时并不是显学，到了南宋初年，关洛之学才从整体上兴起。当时，士大夫已经普遍都把儒家信念作为自己精神的核心。于是时代的主题就转变为两个：其一是对北宋儒家哲学的发展做系统、全面的理论综合，其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朱子，他从整体上接续了北宋五子的哲学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的哲学讨论进行了全面的推进，达到了更深和更高的程度，还把这些讨论整合在一个完整的结构和体系当中，并以此为基础，整理和解释此前重要的儒家经典。另一个则是陆九渊的一条脉络：到了陆九渊所生活的时代，儒家的价值已经不需要去证明了，陆九渊认为最重要的是成圣成贤，就是要“发明本心”，让我们拥有更完善的道德人格；使得我们能够把儒家的道理和生活方式具体落实，真正成为符合儒家的价值取向的君子人格。因此，时代的主题重点从朱子那里寻找哲学根据变成了如何拥有更完善的道德人格。

朱子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也是被压制的。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他的思想和著作就开始被官方确立下来，基本上被定为一尊。到了元代，朱子思想和经典解释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的教材。然后到了明代，科举取试都是以朱子的程朱理学为基本标准。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了阳明的思想。由于朱子学长期被定于一尊，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思想上的陈陈相因，这基本上是思想史无法摆脱的命运，也即当一个激动人心的原创的哲学时代结束以后，一个集大成的理论综合一旦被确立为一尊，那个僵化、教条陈陈相因的局面就会出现。这是因为曾经激动一代人的那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被遗忘掉了。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时代，既要有时代的根本课题，也要有哲学上那个最根本的伟大问题。没有这个伟大的问题是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哲学突破，以及围绕这伟大的哲学突破而来的那个哲学体系的构建。北宋哲学家思想当中那个根本性的伟大问题，到了南宋这个阶段遗忘已经开始了，尽管朱子没有忘记这个脉络。到了明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到了阳明出现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达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思想的活力随着问题本身被遗忘，就真正陷入到教条陈陈相因了。但是这个时候，儒家的正统地位跟唐代，甚至跟宋代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完全不受制约，儒家生活方式和儒家价值观根本不会受到质疑，这种情况构成了阳明思考的一个基本内情。

阳明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阳明家世背景有道教背景，他是琅琊王氏后裔，他的父亲王华又是状元及第，这种政治资源跟阳明后来事功的高度是有关系的。关于王阳明一生思想历程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叫“五溺”之说，就是说一生当中他有五次、五个阶段陷溺在异学当中。“初溺于任侠之习”，阳明小的时候就倜傥豪爽；“再溺于骑射之习”，还跟少数民族的孩子一起骑马射箭；“三溺于辞章之习”，他文章好，在京城的时候，一度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李梦阳等人“以文名相驰骋”；“四溺于神仙之习”，他在会稽山阴的阳明洞，练静坐、养气，要练长生，他后来的阳明二字就来自于那个阳明洞，据《年谱》记载，阳明很快就达到非常高的境界，以至于有“前知”之意，就是能预见未来，这时他突然醒觉，于是就走出了这个阶段；“五溺于佛氏之习”，后来阳明又迷上了禅宗，也很快又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他有两个执念放不下，一念是对父亲总是牵挂，另一年是生死一念。尽管后来从对禅宗的痴迷当中摆脱出来，但是还是受到了禅宗的一定影响。

虽然阳明的天分非常高，但是他的思想成熟得非常晚。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就受困于一个问题：如何“格物致知”？他小的时候励志要做人生第一等事，然后就去请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跟他讲，当然是读书中状元，就像他的父亲那样，按照常理这个目标已经不低了，但是王阳明却说：“不对，人生第一等事是做圣贤。”既然要做圣贤，那就要去读朱子的书，于是他把朱子的书全都找来。当读完朱子的书之后，他觉得必须得“格物致知”，于是就开始下工夫去“格物”，当时他拉上他的一个姓钱的朋友，两个人指着亭前的竹子试试看，结果啥都没“格”出来就病倒了。当然这是阳明对朱子的误解，格物当然应该是去从人伦日用当中去格，哪有去格竹子的道理。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埋下了一个关键的疑问，也是推动阳明后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即“物理吾心，歧而为二”。客观的物理与我这颗心之间是隔断的，既然客观的理是客观的理，我这颗心是我这颗心，我心灵是否纯净，跟我研究没研究那客观的道理没有关系。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阳明的东西，这个问题直到他34岁“龙场悟道”才得到了根本的解决。“龙场悟道”之后，阳明说：“吾性自足”，既然我内在的本性都是自足的，“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所以我原来向外面去寻找那天理是不对的，这时王阳明的思想才最终成熟起来，形成了他中年的基本理论体系。

王阳明的理论体系由几个基本原理构成。首先是“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即理”和“心外无理”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心外无理”的命题相关的是更进一步，他说“心外无物”，这是他思想当中支撑性的。同时，他倡导的是“知行合一”，然后在修养工夫方面他提倡格物说，但是这个格物说跟朱子“即物穷理”的格物说不一样，朱子讲格物讲的是要接触事物，然后研究事物的道理。其中的物其实就是客观性和具体性，你研究一个道理的时候，你首先要向客观性和具体性开放自己，在此基础之上，然后你去研究这个事物当中的道理，这是朱子即物穷理的思想，而“即物穷理”就是朱子对格物的理解。到了阳明开始强调一点，既然我们追求的是完善的道德人格，而那个客观的物理跟我们完善的道德人格是无关的。龙场悟道以后，他发现这个道理其实不在本心之外，所以就把格物的问题完全内化为调整、校正我们心灵的问题。所以阳明说：“格者正也”。朱子把这个格解释成“致”，这跟程子是一样的，“致”有“到”的意思，所以格物指的就是到客观的、具体性的事物当中去，使我们的心灵获得清晰的结构，是由一个外在的客观结构向主观的心灵的内化。到阳明这里，格就解释成“正”，既然物只不过是我心灵、意念所着之处，因此格物应当指的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把我意念当中不正的东西去掉，然后使之归于正，这是一个内向的格物，是一个内在的心灵的结构向外的延伸。

《大学》是阳明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典，王阳明始终围绕这部经典中的一系列概念所展开。《大学》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王阳明讲道理的时候，心、意、知、物这四个字始终是贯通的。阳明中年的时候曾讲到四句理：“身之主宰便是心，身知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到了晚年，他讲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侧重点有所变化，但仍然离不开心、意、知、物。阳明中年的思想核心是《大学》的诚意，晚年的思想重心是《大学》的致知。“良知”这个词出自《孟子》，“致知”这个词出自《大学》，王阳明到了晚年侧重点放在致知以后，就把《大学》的致知跟孟子的良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致良知这种说法。阳明的很多观点在当时受到很大的争议。陆、王都讲本心，他们思想的核心都是强调主体性和自主性，陆九渊所言“收拾身心，自作主宰”；阳明哲学虽然强调的也是如此，但与陆九渊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是时代背景不一样，阳明所处的时代更加自信，其次陆九渊还要强调一个儒、佛的分别，到王阳明就已经三教合一了，但是在这其中并不是以别的来合儒家，而是以儒家来合佛、道，也就是说儒家的这个道理已经自信到了能够敞开大门、接受异端的程度。

当阳明提出“心外无理”的时候，在道德实践上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的弟子就质疑他：“如果心外无理，那我们就向内用功就完了，但是在人伦日用当中，比如孝顺父母，我们有那么多具体的知识要去研究，但是这些具体的知识并不在我们的心灵之内，那我们怎么能完全向内用功呢？”阳明就说：“此心纯然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就是说当我内心当中纯然天理的时候，这纯然天理的心，发出来的念头对父母自然就是那纯粹的孝，对国君自然就是那纯粹的忠，只要内心当中纯然天理无人欲之杂，发出来的一切自然而然就是好。许多人因为“存天理、灭人欲”而骂朱子，却喜欢王阳明，其实王阳明比朱子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阳明说“动时念念存天理，去人欲，静时念念存天理，去人欲”。由于所有的知识其实都源自于我们内心的追求，因此我们人到底追求什么，就决定了你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的深度以及看到的结构。所有的知识和道理，无非是我们这颗心内在条理之体现，是我们心灵条理在客观世界上留下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心外无理中的“心”就是“大心”，代表了历史性民族的精神展开的整体。一个文明最初的起源来自于它最早的先民、初民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最初的认识，后来所有文明的发展无非是此心的条理的体现，只不过随着文明的展开，这个条理脉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化核心。但是，根本上都源自于文明初开的时候，我们的先民面对自然、自我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理和所有的物都不在主观的“心”之外，只不过这个心是“大心”。

从总体上来看，王阳明在儒家哲学上的伟大贡献确实是非常大，他在哲学上的很多命题看似极端，实际上道理都是可以讲得通的。同时，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阳明不用再承担像北宋那个时代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的任务，也就没有把自己的哲学从一个主体性的维度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高度体系化的、有根本哲学问题的、概念清晰的、条理详密的哲学。他所留下来的问题更多的都是教化，诸如如何成就这个时代的人，如何成就未来那个时代的人，如何达到纯然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的这颗心，使心回到本然状态，达到心之本然之体等等，这才是阳明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