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以为其所依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陈寅恪先生这一观点历来颇得学者的称许。然细加思考，则这一论述的适用范围尚需加以限制。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因文字所提供的材料仅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所研究时代的生活事实本身，故凡能对了解这一事实真相有利的材料，皆可取而用之。又生活经验无法假借和伪造，所以，即使有意伪造的材料，仍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最终被人窥见痕迹。就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而言，这种材料的运用，实在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然而，进一步将此原则运用到思想史研究领域，情况便有所不同了。因文字材料是思想的载体，我们通过文字材料去领会其中的思想，藉指见月，得鱼望筌。然文字并非思想本身，以文字表达思想，可因文字选择的精粗不同，而或能准确地加以表述，或者竟致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若不有所选择而妄加使用，难免会失去古人立说本旨。故做思想史研究，如沙里淘金，材料惟恐其不精，又如何能以伪造的材料，证成思想演化的历史呢？况做伪者或能“神游冥想与古人处同一境界”，运用这种材料，难免造成混乱。
政治制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都以正确地解读历史为目的。解读历史，可因出发点及背景不同，而达到不同的结果。学术发展到近代，即“有条理统系”的学术研究出现以降，学术界的一种显著的倾向是：对历史现象的诠释，多诉诸某种特定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往往有其时代的局限。这种倾向导致：历史在理论的框架和背景里，失去了其原本鲜活的本质。对于学术研究的这一状况，我们有必要从方法上加以纠正，即不以理论为出发点和以为标识，回到常识本身。在这里，我们不愿对“常识”做出定义化的限制，因为，任何明确的定义，都可能导致对这一概念的误解。我们宁愿通过对具体范例的分析，彰显出这一概念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有如下讨论：“古今论唐史者往往称道太宗、魏征君臣遭遇之盛事，而深惜其恩礼之不终，以为此仅个人间之关系，实不足说明当时政治社会之情况及太宗所以任用魏征之用心也……太宗虽痛恶山东贵族，而特重用征者，正以其非山东盛门，而为山东武装农民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之联络人耳。在太宗心目中，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在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苟征之行动逾越此种赋与之限度，则必启太宗之疑忌，自不待言也。史言征荐杜正伦为相，而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君集与太宗俱属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言其才备将相自非偶然，征竟与之相通，则是总合当日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己身为其枢纽，此为太宗所甚不能容忍者，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太宗与魏征君臣遭遇之盛，经此一段解释，遂脱离了纯粹个人的色彩，而变得可以理解。盖所谓明君贤相，终是政治势力平衡的结果。古人之所以未能见到此点，实在与他们将个人的理想加之于历史有关。陈寅恪先生以对世道人心透彻的领悟，化解了文字材料的滞塞，回复了活生生的历史。
然陈寅恪先生之能明史，实与其能洞见现实有关，这一点通过他对王观堂先生死因的透彻解释可以看出。陈先生的史才，确有非累学可以达到之处，然而勉力推寻，仍然可以略见其迹。以常见解读历史，其前提是，解读者所处的生存环境，与古人的生存环境未发生根本的变化。陈寅恪先生出于权宦之门，故其于政治集团的相互倾轧，必有极深的体会，而他之所以能洞察上述历史真相，与此种体会必有关系。古人的生存环境，虽与今人相去甚远，然基本的生活事实仍有可以相通之处，而这也正是历史可以解读的前提。我们虽不能求得如寅恪先生一般与古人切近的生存体验，亦不必能求得如寅恪先生一般卓越的识见，然而，如果我们能自觉地运用生存经验来解读历史，那么离开脸谱化的文字材料，重现历史便有了可能。
如果我们把汤用彤和陈寅恪二人的文章放在一处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汤用彤先生于材料的辨析至严至密，而陈寅恪先生则似乎不甚留意于此。这种差别，或可归于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制度史研究本身的不同，然两位先生个人的差异亦不可不加以考虑。陈寅恪先生往往依卓越的识见与切近的体验，立一合乎情理的假设，然后用材料加以证明。这样，即使在个别材料被推翻的情况下，其基本的假设仍可成立。而汤用彤先生则恒依赖精确的材料以证知结果。或者以为，汤用彤先生的方法可以为后学所仿效，而陈寅恪先生的方法则非积学可至，此固不无道理。然而，就今日现实的情状而言，则如汤用彤先生一般材料的辨析，恰恰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而如能将切近的生活体验，加以适当的运用，那么，即使无陈寅恪先生一般卓越的识见，也仍然可以得出相对合乎情理的结论。这或许是今日为学术史研究的一条捷径。
王观堂先生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惟在不隔。词亦如是。”岂惟诗词有“隔”与“不隔”之别，夫学术研究亦有之。若陈寅恪先生一般以常见化解历史者，则可谓“不隔”矣。此正我辈学人所不得不加以留意者也。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