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Ⅲ·死神永生》使《三体》拥有了历史写作的品格——一部科技纪元的未来史。“危机纪元元年，生命选项”和“威慑后一小时，失落的世界”让人不禁联想起《春秋经》的“元年春，王正月”。只不过作为系年核心的诸侯世系让位给了危机之下技术时代的跃迁。未来以坚硬的科技“铁律”为形态照进现实，曾经的历史积淀下的意义和价值仿佛风中之烛。人还有未来吗？也许，这个问题的正确提法应该是：未来还有人吗？
一、一个消失了的维度
从“危机纪元”的开始到“掩体纪元”的结束，《三体》的主体部分时间跨度近四百年。在这四百年的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维度——人的改变消失了。基因技术对人的可能的改变，没有进入这部未来史的视野。在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当中，曾有过基因技术改造人类这个主题。发表于2002年的《天使时代》中，桑比亚的飞人战士赢得了对“第一伦理行动”的胜利，“在那块百万年前诞生人类的土地上，飞人们正在夕阳中盘旋”。在那篇小说里，为解决饥饿问题，桑比亚科学家伊塔在政府的支持下，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了人的消化系统。在联合国生物安全理事会的例会上，“文明世界”的反应耐人寻味：“主席站起身，试图使美国代表平静下来，然后转向伊塔，眼里含着悲愤的泪水说：‘博士，您和您的国家可以违反联合国生物安全条约的最高禁令，对人类基因进行重新编辑。但你们不该如此猖狂，竟到这个神圣的地方来向全人类的脸上泼粪！你们违反了第一伦理，你们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基石！’”。
随后，“为了维护人类神圣的第一伦理，文明世界向非洲开始了2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而所谓的“第一伦理”，显然是以上帝创世的信仰为基石的。
表面上看，刘慈欣的科幻世界是残酷的：“……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智慧，什么诗意，什么信念，什么道德，什么宗教，什么文明，在刘慈欣笔下都成了随时可以舍弃的尘埃和慧尾。面对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数学真理，对于习惯了模糊处理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像是呑下了一根鱼刺。”问题是，刘慈欣的科幻基础是“一种赤裸裸的数学真理”吗？而“人文关怀”就一定得是对爱和诗意的声张吗？在冷酷的科技理性的外表下，其实是刘慈欣从未动摇过的道义情怀。《混沌蝴蝶》（2002）里混沌学的“蝴蝶效应”是对抗北约轰炸的绝望的武器，“为了苦难中的祖国，我扑动蝴蝶的翅膀……”。《全频带阻塞干扰》（2001）中，米沙的“万年风雪号”撞向太阳引发的强烈的电磁辐射，是为了拯救被侵略的祖国。当更高等级的文明出于“排险”的目的封禁了人类探索终极理论的可能时，《朝闻道》（2002）里的科学家们选择走上“真理祭坛”，做“生命和真理的交换”。刘慈欣甚至“看到了技术在艺术上的极限”：用整个太阳系的原子存储的、包含“全部可能的诗词”的“诗云”中潜藏着的那些伟大的诗歌，因为无法编出具备古诗鉴赏力的软件而停留在其自在的存在里，等待心灵的吟咏而非技术的发现。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这个维度的消失，也许并没有格外的深意。《三体》中不同时代的人的形象的变化，主要来自环境的作用。“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人终归是先天要素和后天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威慑后第一年，智子为了监督地球移民而招募人类组成地球治安军，承诺参军者将不参加澳大利亚移民，并在今后可以自由生活在被三体人占领的世界中。最终，在十多亿入伍申请当中，仅有五百万人入选。“这些最后的幸运儿并不在意人们的唾沫和鄙夷的目光，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吐唾沫的人中间相当一部分是提交过申请的。”广播纪元8年，个别人类枉顾同伴性命，在人群密集的停泊区启动并发射了穿梭机。于是，来自核聚变发动机中等离子体的高温烧死了四周毫无戒备的人群。而紧接着，又有更多穿梭机依样起飞。因此，无论是“威慑纪元”还是“广播纪元”，人还是我们一向熟悉的人。作为一部未来史的《三体Ⅲ·死神永生》，也仍然是人的历史。技术理性的客观和冷酷赋予刘慈欣以某种古代史官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三体》仿佛尚未经过孔子删述的鲁国史官笔下的《春秋》，其中蕴涵的历史理势、人文价值和哲学困境都有待进一步地揭示和思考。
二、有待检讨的科学世界观
为什么刘慈欣是值得重视的？如果不从科幻作品的角度审视，《三体》仍值得我们严肃地对待吗？对我而言，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之所以有郑重讨论的必要，在于它们的“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是指未来的某种真实的可能性，而是指作为其虚构基础的科学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刘慈欣的小说对读者的世界观的塑造远超过各种科普性质的图书。作为现代科技的真诚的信仰者，刘慈欣作品里对科学理论的运用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仿佛现代科技世界观的实体性存在，他的影子正在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阅读复制和“分有”。也许刘慈欣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由现代科学理论拼接起来的世界观在根本上有待检讨。
作为《三体》情节展开的枢纽的“黑暗森林法则”，是以两条宇宙社会学公理为基础的：“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而宇宙“猜疑链”的形成，还有两条不可或缺的原理：生命的指数增长和技术爆炸。“黑暗森林法则”是《三体》的虚构基础，罗辑的“咒语”“威慑纪元”和“广播纪元”的确立，以及三体文明和地球文明的毁灭都以此为背景。仅就一部科幻作品而言，由如上几条公理揭示出的“黑暗森林状态”是经得起推敲的。刘慈欣的创作是值得尊敬的。如果将小说里面人类文明的毁灭视为悲剧的话，操弄这一悲剧的其实是命运般的必然性。甚至危机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的选择也有某种必然性：“威慑纪元”末期人类社会对“执剑者”罗辑的复杂心态以及对程心的选择；“广播纪元”8年对光速飞船计划的否决。其中，人类社会对光速飞船计划的态度尤其耐人寻味：“其实，普通大众对该计划只是持冷漠态度，他们认为，即使光速飞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造出来，也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大众更关注掩体计划，这毕竟是最现实的生存之道；当然也关注黑域计划，三个世纪的恐惧经历使人们强烈向往平安的生活，黑域能够提供这种生活……”大众社会心理的普遍状况，命运般地将人类文明推向了灭亡。
然而，“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是已经得到确证的真理吗？宇宙有限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宇宙学研究真的有它们所诉诸的工具——数学那样的确定性吗？在小说中一则关于光在宇宙中的传播的脚注里，刘慈欣写道：“由于光速的限制，很难解释目前宇宙很高的均匀度，即宇宙的各个方向都具有相同的星系密度和微波背景温度，因为在大爆炸后，正常的膨胀过程中宇宙的各部分不可能相互作用取得平衡，因而出现了暴胀理论，认为宇宙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很小的直径突然膨胀到目前的尺度。”这则小小的脚注透露出刘慈欣的世界观的宇宙学基础。这里面谈到的宇宙学假说和理论都是现代物理学的基本观念。比如，“宇宙的各个方向都具有相同的微波背景温度”是1964年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天文学家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发现的，他们因这一发现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暴胀理论”则是1979年由古斯（Alan Guth）提出的：早期宇宙存在一段极快速的膨胀过程——在大爆炸之后的十的三十二次方分之一秒内，宇宙至少膨胀了十的七十八次方倍。
物质有限且总量保持不变、宇宙膨胀和大爆炸彼此关联，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观的核心。其他相关的宇宙学理论都是由此推演和派生出来的。[1]
在短篇小说《宇宙坍缩》（1999）中，针对“宇宙坍缩”概念的理解，天文台台长说：“……哈勃发现了宇宙的红移现象——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我们所能观测到的所有星系的光谱都向红端移动，根据开普勒效应，这表明所有的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由此现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宇宙在膨胀。由此又得出结论：宇宙是在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的。如果宇宙的总质量小于某一数值，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如果总质量大于某一数值，则万有引力将逐渐使膨胀减速、停止，之后，宇宙将在引力作用下走向坍缩。”这里所说的“开普勒效应”应该是“多普勒效应”，可能是刘慈欣专门为人物设计的“语误”。
试图证伪宇宙膨胀和大爆炸理论，显然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其中薄弱的理论环节却并不难发现。试举一例。由于宇宙空间的巨大，如何测量遥远的恒星或星系与地球上的观测者的距离，就是一个基本的难题：
……对于近处的恒星，我们可以测量其视亮度和距离，这样我们可以算出它的光度。相反，如果我们知道其他星系中恒星的光度，我们可用测量它们的视亮度来算出它们的距离。哈勃注意到，当某些类型的恒星近到足以被我们测量时，它们有相同的光度；所以他提出，如果我们在其他星系找出这样的恒星，我们可以假定它们有同样的光度——这样就可计算出那个星系的距离。
对于现代宇宙学如此关键的恒星或星系的距离，居然是以这样含糊的、假定的方式估算出来的。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实验：黑夜里，在地点A立一盏足够亮的灯；地点B距离A一公里；地点C到A的距离是BA距离的x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通过C、B两点观测到的光度差来推算x的数值，会产生多大的误差呢？把这样的误差放大到上亿光年的宇宙尺度，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更令人惊讶的是，可用作推算星系距离的“标准烛光”——Ⅰa型超新星直到1998年才被观测到，而且对观测数据的记录只有寥寥数次：
经过千挑万选，天文学家发现只有超新星有可能可以作为“标准烛光”。……里斯抱着极为侥幸的心理查阅了SN1997ff和SN1997fg从爆发后到熄灭前这段时间太空望远镜的所有观测记录。他是想碰碰运气，看是否有人在进行其他目的的观测时恰巧捎带记录下了这两颗超新星的数据。里斯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在1997年12月26日、1998年1月2日和6日的记录里真的存有SN1997ff的数据。经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SN1997ff明显显示出对哈勃定律相反方向的偏离。
这一“开启了人们对神奇的暗能量的认识之门”的发现，将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方程里引入的宇宙常数，从一个“最愚蠢的错误”变成了深刻的理论洞见。里斯等三位天体物理学家因此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实证主义在科学领域的又一次胜利：“它（好的科学理论）可以被观测证伪，但是它的预言却被证实了。”
哈勃没有因宇宙膨胀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地，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也并非其在相对论和引力方面的贡献，而是对“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缺乏实验基础”至少是最关键的理由之一。广义相对论这样的宏观理论虽然成功地改造了人们的时空观，但真正通过技术发展重塑生活世界、同时展现出现代物理学的“正确性”的，其实是量子力学这样着眼于微观层面的理论：“新的量子定律能够解释一大批原先未能阐明的现象并和观测极好地符合，所以其他大多数科学家都欣然接受，认为它们是成立的。它们是现代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电子学发展的基础，也是近五十年来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基础。”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强大的技术力量才是现代科学能成功地塑造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根本所在。
作为《三体》的科学基础的宇宙学理论有着极强的实证主义品格：
在只是一个假设的意义上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证明它。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个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和它矛盾。另一方面，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它能给出许多在原则上可以被观测否定或证伪的预言。
卡尔·波普从来不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质疑者和规范者，他所作的只是对实验科学的工作方式的总结和尾随。
物质有限、宇宙膨胀和大爆炸理论与天主教创世论之间的密切关联早已不是什么秘密。20世纪50年代，教廷就已宣称宇宙大爆炸理论与上帝创世说并不矛盾。最早提出大爆炸理论的勒梅特（Georges Lemaitre）本身就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1981年梵蒂冈由耶稣会组织的宇宙学会议上，教皇接见了所有与会者并且表示：“在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是可以研究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过问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只能是上帝的事务。”可见，现代宇宙学以严格科学的外表遮盖了其世界观的宗教根源。
当哲学理性出于不得已而放弃了对宇宙的根本问题的思考，这样的情形就不可避免了：“……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跟不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哲学家把他们的质疑范围缩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余下的任务仅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啊！”
三、末日的价值关怀
在文明的生存危机和科技纪元的背景下，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巨变显得无足轻重。三体文明毁灭后，人类社会进入“掩体纪元”。由此而来的政治组织变化，在《三体Ⅲ·死神永生》里只用了几行就一笔带过了：“为抗击三体侵略而诞生的舰队国际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渐渐衰落，最后解体了。原属舰队国际的太阳系舰队归属太阳系联邦，这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世界政府控制人类武装力量的主体。”刘慈欣更看重政治组织形态的客观功用性，而对附加上去的道德价值无所措意。当然，对于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与科技进步的关联，刘慈欣是认同的：“大量涌入的人类文化使三体世界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的部分价值观得到认同：发现了为应对乱纪元的灾难而产生的极权体制对科学的阻碍，思想自由得到鼓励，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这些都有可能在那个遥远的世界引发类似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进而产生科技的飞跃……”
在科技纪元的冷酷视野中，没有安放文化保守主义的乡愁的位置。家庭的消亡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来到走廊上时，罗辑问：“你家离这里远吗？”
“你要是说我住的地方，不是太远吧，骑车十几分钟。”她说完站住了，用那双动人的眼睛看着罗辑，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现在没有家庭了，谁都没有了，婚姻啊家庭啊，在大低谷后就没有了，这可是你要适应的第一件事。”
然而，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却没有随科技的发展和危机的临近而消失。科学技术没有提供解决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药方，“掩体纪元”里的太空城也没有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乌托邦。[2]
当然，对于人类文明珍视的东西，刘慈欣并不是真的无动于衷。甚至可以说，他的人文关怀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尽管对极端情况下能作出决绝选择的维德抱有理性的尊重和同情，刘慈欣还是让代表正面价值的程心乘“星环”号光速飞船逃离了对太阳系的降维打击。程心身上凝聚着“公元人”推崇的全部美德：仁慈、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当然，更根本的还是爱和责任。关一帆对程心说：“我知道你作执剑人的经历，只是想说，你没有错，人类世界选择了你，就是选择了用爱来对待生命和一切，尽管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实现了那个世界的愿望，实现了那里的价值观，你实现了他们的选择，你真的没有错。”无论怎样强调“黑暗森林”的残酷，刘慈欣还是选择将爱和责任送到世界尽头的地老天荒，并让人类的根本价值担负起宇宙更生的重任。
四、选择的悖论
《三体Ⅲ·死神永生》的结尾，程心和关一帆进入了云天明留给她们的一个小宇宙。这一从大宇宙中分割出来的小宇宙，将在大坍缩之后进入新的大爆炸产生的宇宙当中。然而，“与世隔绝”的小宇宙意味着大宇宙质量的流失：“……宇宙在质量上的设计是极其精巧的，三体人已经证明，宇宙的总质量刚刚能够使宇宙坍缩，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总质量只要减少一点，宇宙就由封闭变成开放，永远膨胀下去。”程心和关一帆最终选择将小宇宙的质量归还回去。尽管关一帆知道，“在那无数文明创造的无数小宇宙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不响应回归运动的号召”，因此，即使选择了归还，宇宙的更生仍然只是一种虚渺的希望。
作为文学虚构，这一结尾本身不无动人之处。然而，被设置在宇宙边界的极致构思，却从侧面闪露出以现代宇宙学为基础的世界观根基。表面上看，智慧个体的自由意志有了决定宇宙命运的可能。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人”的自主性对质料世界的超越。宇宙的根本规律终归还是自由意志的工具，自由意志并不在客观规律的统治之下。程心她们选择归还质量，不是受外在必然性的驱使，而是出于对宇宙更生的美好愿望的追求。对美好与否的判断标准看起来并不包含在为确保宇宙封闭的“精巧设计”当中。宇宙所遵从的客观规律，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必然性。
更值得思考的是，既然“精巧设计”的宇宙始终在大坍缩和大爆炸的循环中反复重生，那么，现在这个存亡未定的宇宙就是此前宇宙中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换言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的存在，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这样一来，创世论仍然以隐秘的方式坚守在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我并不怀疑“精巧设计”“忽略误差”这样的表达在刘慈欣那里只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修辞，然而这一以现代宇宙学假说为基础的文学构思却在不经意间将其宗教根柢暴露出来——在哲学理性停下脚步的地方，总是弥漫着宗教的隐密支配。因而科技理性笼罩的世界，有待再一次的启蒙。
注释：
[1]宇宙膨胀的证据在于星系的红移现象。霍金在《时间简史》里面对此有极为简短的论述和解释：“在哈勃证明了其他星系存在之后的几年里，他花时间为它们的距离编目以及观察它们的光谱。那时候大部分人都以为，这些星系完全是随机地运动的，所以预料会发现和红移光谱一样多的蓝衣光谱。因此，当他发现大部分星系是红移的，几乎所有都远离我们而去时，确实令人十分惊异！1929年哈勃发表的结果更令人惊异：甚至星系红移的大小也不是随机的，而是和星系离开我们的距离成正比。”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第52页。
[2]“程心和曹彬飘行到一群围着篝火的流浪汉旁边，这样燃明在别的太空城是绝对禁止的。他们用来烧火的东西好像是某种可燃的建筑材料。由于失重，燃烧无法产生上升的火苗，只是空中飘浮的一团火球。他们喝酒的方式也很特别，把酒从瓶中甩出来，在空中形成许多飘浮的液球，那些衣衫破旧胡子老长的男人也漂浮着，把火光中那些晶莹剔透的小球一个个吞进嘴里。……曹彬还告诉程心，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在太平洋一号上建立社会福利，尽管在这里居住的六百多万人大部分没有工作，但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19年第3期“科幻现实与思想未来：关于《三体》的哲学讨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