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1992
对我而言，1992是格外特殊的年份。时间与事件交织成难解的隐喻，宿命般展开。
一月，杭州大雪。从一本漫画开始的浪漫想象，正穿越记忆中最漫长湿冷的冬天。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天。深夜跟三五个同学一道翻过灵峰，在雪夜的微光中，见识了腊梅的本色。折回的几枝，插在宿舍的空酒瓶里，竟开到了寒假结束。二月，考试。那一年入学考试安排在了年后，我去安徽我姐那里过的年。初六回杭州。夜里在上海转车。我只买到了第二天上午的慢车票，却在最后一刻意外地换到了当晚的特快。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心里常会响起罗大佑歌中的这一句。考试过后，我请假回家。在家的几天，父亲已有些轻微的咳嗽。走那天是半夜，有朋友送我，父亲第一次没去车站。很多年来我一直想记起父亲跟我说的最后那句话，到底是“路上注意点儿”还是“东西都带好了吧”，却始终记不起来。只记得客厅昏黄的灯光里，他留给我的最后的侧影。
三月，杭州阴雨。我在实验室里烘烤潮湿的煤粉。石棉手套、电炉、钢板和比面粉还细的煤粉，比起对未来的焦灼，重复机械的劳动真是幸福！五月，面试。当时哲学系还在老哲学楼一层。在昏暗的楼道里，认识了周晋和姜长苏。七月二日，赶回家中。父亲已于前一天病故。三月初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家里人没让我知道。看到父亲遗像的那一刻，我的人生残缺了。残缺比完整沉重太多，难以承载。
十年后的2002年岁末，我读到了北岛的《黑色地图》——“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用同样的残缺铸成的诗句催迫我赎罪般地用文字来消释。但消释过后，残缺碎裂为冰锋，刺入生活中那些不起眼儿的瞬间。
九月，入学。我拖着行李，推开了46楼1084的门。
二、姜子
同门间以“子”相称，好像是入学后两三周的事儿。只是觉得这样叫着别致，跟现在的孩子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意思差不多。
姜子名长苏。本科是人大念财经的。嗜书，入学的时候带进来七八箱，顺道也带来了人大的蟑螂。他那时已有了些同辈中人的交往，对旧书的行市极其熟稔。我第一回跟他去书市，简直吓了一跳。平时那么迟缓个人，在旧书堆中却动如脱兔。姜子有自己的藏书目录。最大的乐趣是买书归来，往本子上一笔笔地记录：何时何地购入，原价若干，实付若干。有一段时间，我们常拿他的本子考他，说出的价钱可以精确到分。他没去搞财会，真是财会界的损失，当然也是财会界同仁的幸运。姜子有一枚藏书印，上刻“格竹”二字，那是他的号，取自王阳明少时格竹的故事。让我艳羡了很久。姜子气弱，善头痛。每头疼时必对学术抱悲观态度。我们开始的时候，还认真劝慰，后来习以为常，干脆听之任之。
我刚入门的时候，完全懵懂。学问门径基本上全凭姜子指点。
硕士毕业那年，他突然决定赴美留学。当年未能成行，在北京市委党校呆了两年。1997年入亚利桑那大学，师从田浩教授。2001年秋我在伯克利访学，姜子来看我。那时他已萌生了离开学术的念头。我们彻夜长谈，啤酒罐扔了一地。我发现只有在谈学问的时候，才能看到他忘怀地笑。2002年中，他离开了亚利桑那，转去读计算机方面的博士。现在洛杉矶工作。
记忆中的姜子，还像从前那样仰着头，跟坐在上铺的我聊天。“我常想，要是哪天我的书烧了，我怎么活下去呢？”他对我说。那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类似绝望的东西。
三、裴子
裴子做完早课，我还在高卧。那时候我失眠，起得晚，基本不吃早饭。裴子住我下铺。跟楼先生学佛教，笃信佛法。每天必清早起来焚香念佛，农历逢一逢五，皆过午不食。我们戏称其“月省六顿”。裴子常以佛法化导我辈，无奈我和姜子冥顽，儒佛之争在寝室里被日常化。常常是裴子义正辞严，我们英雄气短。一日看《青蛇》归来，裴子又庄严说法，我们用许仙的台词给出响亮的回答——“我迷恋红尘，我舒服！”裴子失望了。
周晋一直在家里住，他的床基本上就归了裴子的那些吉大的朋友——后来也大都成了我的朋友。裴子弹一手好吉他，当年是摇滚青年，直到1994年，还有乐队来邀他加盟。我对罗大佑的热爱，完全是裴子栽培的结果。
宗教的虔诚，难免催生神秘主义。有一天裴子宣布：“我将得到一把宝剑！”从神情看，这定是源自某种神秘启示。我肃然起敬，静候神迹降临。没几天，裴子居然真地拿回把剑来。我们惊问：“剑从何来？”答曰：“琉璃厂买的。”
裴子佛学造诣深，硕士论文极得许抗生先生赞许。毕业后进国家宗教局工作至今。两年前姜子回来，老友小聚，裴子的鬓发竟也有些苍然了。
四、周晋
见周晋最后一面，是1997年9月，刚开学几天。那时我博士论文已基本完成。两年的道教研究，已使我极度厌烦。一边调整阅读方向，一边迷上了围棋。我当时住48楼2067。周晋来的时候，我正在“摆谱”。周晋棋下得好，我见过他下棋的样子，那是真帅。周晋坐在对面的床上，悠然地抽着烟。我记得那段时间他抽“都宝”。周晋抽烟时，下颏微仰，烟吐得很直。我1993年开始戒烟，直到1998年秋。没机会跟周晋分享，遗憾。
一周后，周晋去世。
整个硕士阶段，周晋不在学校住，所以交往不多。1995年以后，我们博士同班，他每月的助学金都由我代领，见面就多起来。那时他常到我宿舍闲聊。博士论文选题时，陈来老师想让他写王安石，他拒绝了。理由是：王安石身边小人太多。他选择研究北宋心性学的起源。有一段他常在未名湖边翻《全宋文》，我则在图书馆埋头于《道藏》。偶尔见面，各谈心得。一次我读书有得，深夜在电话亭里给他打电话。电话那端的淡定，让我听出我的兴奋有点过头儿。
周晋的硕士论文是《二程与佛教》。文章是极老到的“学案体”。我现在上课时还引用他的结论。答辩的时候，我少不更事，与老师争辩了几句。出来后心情沮丧。他笑言：“学生答辩其实不过是老师间过招儿。”我知道他是想安慰我。
周晋长了张娃娃脸。他常以此自嘲。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哲学楼一层。破旧灰暗的楼道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透亮的光芒。这透亮的光，与周晋的形象一道，在我心中永恒。
五、陈寅恪·罗大佑·酒
陈寅恪在1992年那会儿的北大，是一种氛围。《吴宓与陈寅恪》几乎成了国学的入门书。有一段时间，我们临睡前常背诵他的《挽王静安先生》：“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一人一句，很有些悲壮慷慨的意思。现在想来，陈寅恪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意味着喧嚣中的固守。那股狷介之气至今仍残留在我身上，不时放出自己都意外的冷箭来。
对面宿舍的老梁有台破录音机，音量极大。晚饭的时候，常放罗大佑、崔健、黑豹和唐朝。裴子以姜子的后背作鼓，击打出变化丰富的节奏。我们嘶声怒嚎，仿佛是对这世界绝望的宣言。
1992年年末，班里聚餐。那时候“燕春园”还没拆，就在今天农园餐厅的位置。应该是班费的原因，当天只备了二锅头。我那时不习惯白酒，几杯下去，基本找不着北。不知什么时候，周晋开始跟人斗酒。满茶杯二锅头，一口干下。后面的事儿记不太清，只记得我背着周晋，跌撞着前行。记忆中那天格外寒冷。惨白的路灯照着摇晃的路面，耳边是杂乱急促的脚步声，我在哲学系最初的岁月，就在这样的记忆里定格。
那是怎样一段岁月啊！忿狷的青春。踉跄的青春。沉醉的青春。
本文节选自《青春味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杨弘博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