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西方研究总是力图用自由或民主等单一因素解释本为多重原因影响的国家治理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不仅包含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大逻辑以及围绕六大逻辑的多重子逻辑，而且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网络结构，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可能的雪花型结构。本研究除了阐明“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特征、要素、解释性以外，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公报、决议等的文本分析，检验了该模型的现实契合性。

关 键 词：国家现代化  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文明  中国共产党

一、导言：“行动—关系”视角和“雪花模型”的尝试性提出

自清末东西文明交汇，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构建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以及总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发展的重大课题。自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虽然中国发展之路历经坎坷、充满艰辛，但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奋斗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人类历史上与众不同的新型国家治理文明形态。时至今日，中国确实比近现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因此，回首理解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这一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这种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既是认识和理解我国已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总结已有的伟大历史经验的需要，也是持续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繁荣发展的需要，还是持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从既有研究来看，对如何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看法各异。无论是流行的“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2-3]，还是“北京共识”[4]，都是基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比较，而不是对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解释。当下，在西方较流行的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分析，则主要基于西方理论视角，在民主和非民主或威权体制简单划分下，将中国国家治理看成威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5]、协商式威权主义[6]等体制，并试图用自由、民主或威权等单一因素作为“神奇子弹”[7]，片面地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现实。这些解释不仅偏颇，而且带有很大误导性。虽然也有从持续性制度变迁和绩效[8]、政党—国家体制重组[9]、政党—国家的收缩与适应并存[10]、政策试验[11-12]、战略群体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等[13]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要么仍是西方中心论且带有极大偏见，要么并未深入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尤其是决定国家治理形式和政策的价值逻辑，因而契合性不足。本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新视角，并将这一视角聚焦于理解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

所谓深层逻辑，是指蕴含在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诸多具体事实、纷繁复杂现象、多种多样表面特征之下的基础性、根本性，乃至某些超越时空的固定性和系统性的逻辑。整体而言，在把国家治理看作一项巨大复杂行动的前提下，这一逻辑不仅要从行动或过程角度解释国家治理的行动者(或主体)、行动者动机与动力、行动者身份、行动者认同、行动目标和行动手段，而且要从关系的角度解释其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和传统，乃至整个世界、人类的关系，因此该视角也可以看作基于中国传统整体思维的“行动—关系”视角。换言之，在这一逻辑下，不仅要从完整行动过程的角度解释什么人、基于什么动机与动力、在什么身份和认同之下、设定了什么目标且以何种手段达到目标等六个方面人们日常关注某一行动时必须关注的问题，而且要从不同关系的角度解释近现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并迫切要求解决的中国人(如孙中山三民主义所强调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国家(如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救国运动)、民族(如孙中山三民主义所强调的民族主义)、文化或文明(如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为代表的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化和文明运动)，乃至整体世界和人类的关系问题。

在“行动—关系”视角的指导下，通过理论演绎分析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整体性考察，本文认为或可从六个具有严密逻辑顺序和复杂相互关系的关键词——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民主——入手来理解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并认为这六个关键词可能构成了理解这一深层逻辑的密码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人民是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和发展的主体或行动者，形成了其主体或行动者逻辑(实际上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行动动机，形成了其动力机制和逻辑(实际上包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族是作为主体的人民的共同身份、符号和聚合整体，形成了主体的身份逻辑(实际上包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①；文明是人民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其认同逻辑；现代化是奋斗方向，形成了其目标逻辑；民主是基本方式和手段，形成了行动或手段逻辑。因此，从六个关键词出发的六个逻辑，不仅从行动或过程的角度解释了国家现代化和新型文明形态构建的行动主体、行动动机与动力、行动者身份、行动者认同、行动目标和行动手段问题，也可解释其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或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复杂的解释结构和体系。因为这一复杂结构和体系主要由六个相互依从和影响的要素构成，并在整体上形成类似六角雪花的结构或模式，所以可将其形象性和权宜性地称为“雪花模型”。

本文接下来的主要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主要基于党的纲领性文件和主要领导人经典论述的支撑，对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雪花”型整体逻辑结构进行具体解析；第三部分从结构性特征和内涵性特征两个方面介绍“雪花模型”的基本特征；第四部分则在分析“雪花模型”的理论要素和解释性基础上，检验其与现实的契合性；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雪花型整体逻辑结构的具体解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因此理解其深层逻辑事实上就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深层逻辑。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在领导核心地位，从“行动—关系”视角下的“雪花模型”来看，该体系主要通过六个核心逻辑构建治理体系，并同时构建党治国理政的主要行动体系及关系处理模式体系。

(一)六个核心逻辑及其子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作为“主体或行动者逻辑”的“人民逻辑”。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孙中山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14]民本思想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最为光辉的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在近代人民主权理论、民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等基础上，确立了自己行动和治国理政的人民逻辑。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6]2172016年，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7]1892018年，习近平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18]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1]。在“人民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展了多个重要的子逻辑来解释自己的人民观、人民立场，指导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治国理政，并推动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人民逻辑”下的重要子逻辑包括人民代表逻辑、人民主体逻辑、人民立场逻辑、人民服务逻辑、人民利益逻辑、人民中心逻辑等，其中，人民代表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开首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1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20]人民主体逻辑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1]人民立场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看待和解决问题。习近平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人民服务逻辑和人民利益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5]1094-1095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6]257习近平指出：“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7]189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人民中心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指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3]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分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

第二个逻辑是作为“动力逻辑”的“利益逻辑”。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利益既是一切行动的逻辑起点，也是判断一切行为的核心标准。抓住了利益，就抓住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也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途径。《商君书·算地》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管子·禁藏》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淮南子·汜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4]78-79恩格斯也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5]因此，不仅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制度的基础”“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源泉”，而且“利益运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26]。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同时强调：“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1]在“利益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展了多个子利益逻辑来阐释自己的行为准则，实行治国理政，推动国家治理文明形态的构建和形成，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子逻辑是利益代表逻辑和利益服务逻辑。利益代表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忠实代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利益服务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毛泽东在1945年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10“96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5]1094-1095习近平强调：“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7]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利益逻辑是与其人民逻辑、民族利益等相联系的，这充分显示了六个逻辑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并因此又形成了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及人类利益等不同子利益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谋利益，这既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也构成中国利益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又将这些利益和人类利益相统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及细化的子共同体理论，如亚洲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

第三个逻辑是作为“主体身份逻辑”的“民族逻辑”。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目的是追求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民族不仅是人民的集合体，而且是人民的身份识别。梁启超先生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28]党的二大在确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9]。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0]161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1]在“民族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展了多个子逻辑，其中，最为重要的子逻辑是民族代表、民族复兴、民族利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体等。民族代表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9]1民族复兴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30]43江泽民指出：“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31]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32]民族利益逻辑是指党要始终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服务和奋斗。习近平强调，各民族要始终坚持“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3]。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逻辑是指要特别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习近平强调：“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34]“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35]民族共同体逻辑是指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1]，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扎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

第四个逻辑是作为“认同逻辑”的“文明逻辑”。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目的不仅要实现人民解放，为人民利益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也要为振兴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服务，因为人民和民族都不能离开文明(或文化)的存在，文明(或文化)也是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一。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0]663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585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36]在这里，马克思和习近平强调的“历史”就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明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展了多个子逻辑，其中，重要的子逻辑包括文明(或文化)代表、文明(或文化)复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或文化)认同、文明(或文化)自信等。文明代表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明复兴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文明(或文化)的复兴。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7]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8]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逻辑是指要同时强调这两种文明。邓小平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9]20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文明认同的逻辑是指通过对文明(或文化)的认同，加强治国理政。《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的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40]文明自信逻辑是指始终坚持中华文明的自信，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华文明。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并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7]36。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由此可见，“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传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文明之精髓”[41]。

第五个逻辑是作为“目标逻辑”的“现代化逻辑”。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进行治国理政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现代化[42]。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3]在1959年年底与1960年年初，毛泽东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4]116“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4]341正如前面提到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明确指出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而且其主题也强调了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在“现代化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展了多个子逻辑，其中，重要的子逻辑包括内容逻辑、形式逻辑、道路逻辑、指标逻辑、力量逻辑和领导逻辑等。内容逻辑是指从哪些方面来实现现代化的逻辑。这主要体现在“四个现代化”的论述和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之中。形式逻辑是指现代化表现形式的逻辑，这主要体现在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之中。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9]163他还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9]164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更加深入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方面。道路逻辑是指有关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这主要体现在自毛泽东时代就确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国原则和中国一直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方面。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5]19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所谓指标逻辑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1]这里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五大领域的具体指标是(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现代化[46]。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在这九项本质要求中，除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外，其他七项本质要求可以看作更为具体的七个现代化指标。力量逻辑是指依靠什么人来实现现代化的逻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39]23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领导逻辑是指由谁来领导现代化的逻辑，即始终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4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并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的第一个本质要求。

第六个逻辑是作为“行动或手段逻辑”的“民主逻辑”。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进行治国理政的最基本方式是民主。习近平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4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在“民主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展了多个子逻辑，其中，重要的子逻辑包括主体逻辑、形式逻辑、过程逻辑、领导逻辑、法治逻辑和体制逻辑等。主体逻辑是指在民主治理中什么是主体的逻辑，其核心是人民逻辑，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形式逻辑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民主”。过程逻辑则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即人民民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领导逻辑强调在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法治逻辑就是强调民主必须是法治的民主。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49]28，“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49]29。体制逻辑是指要始终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尤其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1]

以上分析说明，从“行动—关系”角度而言，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个核心逻辑实际上代表的分别是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主体或行动者逻辑、动力逻辑、身份逻辑、认同逻辑、目标逻辑、行动(或手段)逻辑，这就在逻辑上完满解释了党领导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或动力)、立足何种身份、基于何种认同、追求何种目标以及以何种行动(或手段)追求该目标的六个核心问题，同时回答了党领导下的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和传统，乃至整个世界、人类的关系。六个核心逻辑告诉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出于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或利益的动机或动力，立足中华民族的国族身份或立场，基于对中国文化或文明的强烈认同，追求中国国家现代化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并始终坚持以民主的行动和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行动过程中，党始终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顺应世界和人类发展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潮流，以实现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

(二)六个核心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雪花结构

以上六个核心逻辑也形成了相互间复杂的网络关系。例如，人民逻辑和利益逻辑、民族逻辑、文明逻辑、现代化逻辑、民主逻辑之间都是相通并相互支撑的。更具体来说，当人民逻辑和利益逻辑相联系，就产生了人民的利益子逻辑。习近平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50]当人民逻辑和民族逻辑相联系，就产生了人民的民族子逻辑。习近平指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51]也就是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需要“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当人民逻辑和文明逻辑相联系，就有了人民文明、人民文化、人民文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15]863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7]31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当人民逻辑和现代化逻辑相联系，就有了依靠人民进行现代化的逻辑。1979年，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39]230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当人民逻辑和民主相联系，就有了人民民主理论。习近平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49]29，“是人民民主的真谛”[49]29，“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49]28。

当然，其他逻辑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会产生两种逻辑结合的新逻辑。例如，当现代化逻辑和民族逻辑相结合，就产生了民族的现代化新逻辑。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45]357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潮流，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时代要求[52]。当民族逻辑和文明逻辑相结合，就产生了民族的文明逻辑。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5]他还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40]253当民主逻辑和现代化逻辑相联系，就产生了民主的现代化逻辑。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9]168当民主、文明与现代化相连，就产生了民主、文明的现代化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9]15

总之，六个核心逻辑互联互通，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中国现代化和新型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复杂逻辑网络。基于此，把这六个逻辑之间的关系用线条连接起来，并在每个逻辑中标注其相应的、上面举例说明的一些相对重要的子逻辑，那么整个深层复杂逻辑体系就形成了“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在这一结构中，中间的大六边形的六个顶点上表示的是六个核心逻辑，六边形内部相互连通的线表示六个核心逻辑之间互联互通的复杂逻辑关系，每个顶点上继续往外延伸的枝丫状结构表示其主要的子逻辑，有些枝丫上面没有小方框则表示其子逻辑非常多，仍在不断发展中。如此，整个复杂逻辑网络体系就构成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雪花结构，如前所言，我们可把这一结构形象性和权宜性地视为一种雪花结构，并把基于这一结构解释的理论称为“雪花模型”。当然，这一逻辑结构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其领导的国家和政府)，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逻辑等六个逻辑，因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领导的国家和政府又与人民相联系，就形成了人民政党、人民国家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逻辑，进而实现了党对整个结构的统一领导，并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包容性。

图1 “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

三、“雪花模型”的基本特征

“雪花模型”及其整体结构的核心是以六个核心逻辑为主的正六边形结构，故对其基本特征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一结构来讨论。具体而言，可把依据正六边形性的特征和雪花性结构所展现的基本特性称为其结构性特征。除了结构性特征以外，还有一些特征虽然与“雪花模型”的六边形和雪花形结构关系不大，但是也显示了“雪花模型”的丰富内容和特色，可把这些特征权宜性地统称为内涵性特征。故此，下面从结构性特征和内涵性特征两个方面对“雪花模型”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一)结构性特征

“雪花模型”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基础性。从数学上来看，能不重叠地铺满一个平面的正多边形有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等三种，其中，正六边形又以最小量材料占有最大面积。因此，以正六边形为核心的结构也构成了“雪花模型”的基础结构，并可使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更大覆盖面、解释力和问题解决力的理论体系。另外，作为深层逻辑的结构，也不排除其他论述。例如，民主逻辑就同时包括人权、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逻辑。

第二，稳定性。正六边形结构由穿越中心的三条直线组成六条对称轴，可经过各种旋转而不改变其形状，并且正六边形的每个顶点隔一个顶点和其他一个顶点相连的线分别形成两个等边三角形，而三角形的最大特点是稳定性。因此，以六边形结构为核心的“雪花模型”具有超强稳定性，为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综合性。与奢望寻找“神奇子弹”，以一个变量(如西方中心论下的民主、自由等)来解释治理成效等的简化主义理论不同，涵盖六个核心变量或逻辑的“雪花模型”具有更大的综合性，并且其核心变量只有六个，没有太多，因而符合人类的一般思维习惯。这不仅保证了其综合性，还使得其具有可行性和实用性。此外，在“雪花模型”的六大逻辑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处在六大逻辑的中心且通过六条对称轴实现对六大逻辑的领导，这进一步增强了其综合性、整体性、一统性和稳定性。

第四，适应性。正是因为其基础性、稳定性和综合性，才使得“雪花模型”相对其他理论模型而言，能适应更多情景并解释更多现象和问题，同时由于在每个核心逻辑下又形成可无限扩展的子逻辑，所以使其可根据情形变化不断提出新模型、新理论。这些都体现了其超强的适应性。

(二)内涵性特征

“雪花模型”的内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民本性。如前所述，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文明的核心和精华，而本研究提出的“雪花模型”继承了这一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这也是中国民主可看作更强调结果和内容的民本民主，而非仅强调选举形式的选举民主的重要原因。例如，杨健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本’和‘民主’两种思想观念的结合”[53]。刘九勇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具有“天下观”“民本”“贤能政治”等传统思想渊源[54]。徐复观认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55]。

第二，中国性。一方面，从上面所讲的“雪花模型”的综合性和民本性可以看出，它实际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综合性和民本性的特点，使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性；另一方面，“雪花模型”所强调的人民是中国人民、利益是中国人民利益、民族是中华民族、文明是中华文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其与中国传统、历史和文明的契合性，体现了更丰富的中国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性。在“雪花模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使得“雪花模型”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其强调人民逻辑时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人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民族观、文明观、现代化观和民主观等的继承和发展。李安增认为：“马克思有关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启示。”[56]

第四，世界性。世界性是指“雪花模型”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当代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这既体现在其对人民等六个核心逻辑及其子逻辑的构建和发展上，也体现在其对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具有鲜明世界性逻辑的强调上。例如，虽然中国国家现代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但并不是脱离了世界先进文明发展成果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虽然民主具有中国传统民本的特色，但对自由、民权、现代法治等的强调，则显然具有突出的世界性。邹林和夏文斌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当代选择“也是由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决定的”[57]。

第五，发展性。发展性是指“雪花模型”涉及的六个核心逻辑及其相互关系的自身理论结构仍在不断发展中、每个核心逻辑的子逻辑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仍在不断发展中，并且以此基础性结构所构成的整体性“雪花模型”体系也仍在不断发展中，因此“雪花模型”也是具有鲜明发展性的理论。郑大华认为，邓小平也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58]。事实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提出的理论或思想之间也都存在鲜明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而且还在持续发展中。

四、“雪花模型”的理论要素、解释性及其与现实的契合性检验

(一)理论要素

一般而言，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需满足四个关键组成部分，即概念或变量、命题或假设、机制或原理、边界条件[59]。在“雪花模型”中，其核心概念是：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当然，这些概念在具体量化研究中，还须进一步操作化和变量化)；其最基本的命题可概括为：以这六大核心逻辑为核心形成的雪花型整体结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核心理论、思维和决策结构，且基于此形成的决策和行动(类似于自变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取得突出成绩(类似于因变量)的关键因素(当然，这一命题还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实证检验)；其机制是：由于这一结构具有基础性、稳定性、综合性、适应性、民本性、中国性、马克思主义性、世界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适应了中国治国理政、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实际需求(当然，这里的机制还需要深入研究)；其边界条件是：虽然这一模型目前只适用于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治国理政、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及其对港澳台、国际关系等问题的处理，而不能用于解释其他东方或西方国家的现实，但不排除未来发展出扩展性解释的可能性。从理论层次而言，由于这一模型试图解释的问题较为宏大，其变量也具有整体性(具体还可有诸多细分)，所以在整体上也可看作一个较为宏大的理论，或是学界一般认为的宏大理论和中观理论之间的一种理论。故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形成具有中观理论、微观理论等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解释性

一个模型仅仅具有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还不够，它还必须具有对现实的解释性。也就是说，还必须考察其是否具有解释性，如果不具有解释性，即使其是方向性的宏大理论，也仍是不合理的。依据对“雪花模型”的结构和特点等的分析，“雪花模型”的解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行动—关系视角的行动视角来看，“雪花模型”强调的六个核心逻辑具有行动视角的整体逻辑，即依次强调了行动主体(即人民)、行动动机(即利益)、行动者身份(即民族)、行动者认同(即文明)、行动目标(即现代化)、行动方式(即民主)。正因为其在整体上描述了行动过程的核心要素，构成了解释行动的闭环系统，所以具有对行动过程的良好解释力。

其次，从行动—关系视角的关系视角来看，“雪花模型”的六个逻辑也依次回答了核心的解释理论需要回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包括历史和传统)、世界和人类发展潮流、世界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关系。具体来说，依靠人民的行动逻辑从行动主体或对象角度解释了其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人)的关系；基于利益的动机逻辑从动力、动机或目标角度解释了其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关系；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逻辑从民族角度解释了其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关系；强调文明的文明逻辑不仅从文明角度解释了其与中国人、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关系，也解释了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强调现代化的目标逻辑不仅解释了其与世界、人类发展潮流的关系，也解释了其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方式的关系；强调民主的行动逻辑不仅吸收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和以民为主，而且吸收了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强调基于人民主权的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总之，这六个核心逻辑及其附属的子逻辑很好地解释了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必须解决的几个关系问题，具有对关系问题的良好解释力。

(三)与现实的契合性检验

从与现实的契合性或相符性来看，“雪花模型”要素及其结构也具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所采取的话语逻辑体系、政策逻辑和现实行动逻辑的高度相符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雪花模型”是可得到现实检验的。本研究整理了自1949年到2022年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共54份(其中，1961-1963年、1965-1974年、1976-1977年，这15年没有召开)。1956-2022年，党的八大以来的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的报告和决议文件共70份，本研究采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内容、关键词的统计和聚类分析。第一步，依次对“党(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文明(文化)”“现代化(现代)”“民族”“利益”等第一级维度下的主关键词(即一级概念)进行完全匹配的文本搜索，保存搜索结果，并新建为相应的群组。第二步，对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次级维度下的关键词语(例如，围绕“人民”等的其他一些次级维度下的关键词，即二级概念)依次进行完全匹配的文本搜索，并将搜索结果分别保存到相应群组之下。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搜索，根据文本内容表达含义的实际情况，对一些词进行了同义转换，如将图1中的“人民中心”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将“民主主体”转换为“人民当家作主”、将“文明复兴”转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现代化内容”转换为“四个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见下页表1)。第三步，对所有群组进行词频分析，并生成如图2所示的相应的词云。该词云显示，中国共产党(或简称的党)是出现词频最多的术语，在其周围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民主等六个关键词是第二类出现比较多的词，围绕在党的周围，进一步解释这六个关键词的其他术语则又围绕在这六个关键词周边，从而在整体上也形成了类似雪花的结构，并与图1的理论预设分析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证明“雪花模型”的预设是与现实相符的。然而，由于围绕人民等六个关键词的其他词是自动归类显示的，使得图2中的其他次级维度关键词并没有按照其与人民等六个关键词的联系而在六个关键词周边分别聚类，由此显示出这一分析存在的不足。

为了弥补基于NVivo12分析的不足，本研究又基于JavaScript的开源可视化图表库Apache ECharts中的极坐标柱状图(Radial Polar Bar)完成了对一级概念的词汇及其词频数值的可视化展示，用Python的Wordcloud工具包实现对二级概念所对应的文本中的词汇进行词云图绘制，并将二者相结合，如图3所示。在图3中，除了进一步展示党的中心地位、人民等六个词的核心逻辑地位以外，还使得围绕人民等的其他次级关键词都围绕在各自的核心词周边，形成六个词云，从而使得这一结构更类似于图1的雪花结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雪花模型”与现实的相符性。

图2 基于NVivo12分析的词云

图3 结合Apache ECharts和Python分析的关键词分布图示

注：本图中间部分的数字是出现的词频数。

五、结论

理解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在基于中国传统整体思维的“行动—关系”的视角下，本文提出了“雪花模型”或理论，解析了雪花型整体逻辑结构下基于党的领导的人民逻辑、利益逻辑、民族逻辑、文明逻辑、现代化逻辑和民主逻辑等六大逻辑及其相互关系，并依次讨论了雪花型整体逻辑结构的基本特征、理论要素和解释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的解释性理论。当然，这一模型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后续研究继续检验和发展。本文提出的“雪花模型”只是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基本原因的一种视角，并不排除其他视角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对“雪花”模型的命名，只是一种比喻性说法。由于研究发现，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结构与雪花结构有很大相似性，故将以这一逻辑结构为核心的理论称为“雪花模型”，但在实际研究中，万不能不加选择和区别地用片面的“雪花结构”去生硬地解释或硬套国家治理的一切现实问题，这是后续研究必须特别注意的。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感谢北京大学武楷彪博士研究生和李建辉硕士研究生所做的大量文本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

注释：

①人民逻辑、利益逻辑和民族逻辑作为六大逻辑中的前三个逻辑，与孙中山先生所强调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的高度契合性，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