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五十五岁的章学诚终于有能力让家人迁返祖籍——浙江会稽。他本人这时正客居武昌，为毕沅修纂《湖北通志》。这是一段满怀憧憬的日子。在回顾此前的那些转徙流离的岁月时，他的情绪中总有些许自怜的伤感，但此时这伤感背后的基调一定是和暖的，因为他有理由相信自己行将告别那段“鸡犬图书行李间，更堪旅櫬波尘逐”的生活。自三十岁时父亲亡故，章学诚由湖北扶柩北上起，棺櫬在他“屡迁”的途程中的象征意味，随着他年岁的增长而日渐凝重。在这一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章学诚谈到了自己对武昌之行的期待：“足以归庴先柩，所余以置十亩三椽之业，八口恃以无饥”。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随着毕沅的离任，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对章学诚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转折。而它的影响绝不只是经济上的。
与生活上的顾虑相比，章学诚更为焦虑的是他的著述的传世。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当中，大概再找不出哪个人像他那样关注个人著述的保存了。这当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从最早的《和州志》到后来的《史籍考》、《湖北通志》，章学诚一直陷身于在某种诡异的命运中：他的纂述大多干脆没有机会刊印出来，而仅有的一两部付梓的方志，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这些纂述的关键部分写成节略的形式，使其梗概得以保存，如将《和州志》节略成《和州志隅》、将《湖北通志》编为《检存》。毕沅的离任，实际上意味着《史籍考》和《湖北通志》的刊印成了悬疑。这一打击，对于章学诚而言尤为沉重。
个人的书写如何对抗时间的冲刷这一话题，隐见于章学诚思考的各个侧面。比如，《和州志》和《校仇通义》对目录学的关注，就与良好的目录系统对于书籍保存的重要性密不可分。在章学诚的看来，文献的保存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日常职能，而行使这一职能的则应是地方的史家和教师：“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这样的做法，除了有利于文献的保存，还可以使“淫詖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共图书馆发达的时代里，我们已经很难真切地体味章学诚当时的焦虑。对于这个“命名太拥挤”的世界，对于这个书写和记录都越来越轻易的时代，反而是如何忘却（以及忘却什么）更让我们焦虑。在当下的境况里，学术和思考也许更应该成为一把焚毁的火——甚至是“秦火”。这其实也正是章学诚的意思。在章学诚官师政教合一的世界里，没有言论自由的位置。我们当然可以用时下流行的价值判准来评判和指责，但在“自我”还没有得到透彻地思考之前，各种以“自由”为名义的喧嚣究竟又有多大价值，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时人的漠视给章学诚的著述带来的损失，证明他的焦虑并非全无来由。章学诚在世时，只以《文史通义》为题刊印了自己极少部分的文章和书信，而且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总体说来，他的著述“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与那些审慎深刻的历史哲学著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写于晚年的一篇不相干的文字——《妇学》反而得到了极高的认同，被单独收入各种文选和丛书。他的《文史通义》和《校仇通义》，在他亡故三十年后才由次子章华绂刊刻出来，而且基本没什么影响。他撰写的各种地方志以及整部《史籍考》全都散佚了。
“一时通人”对章学诚的忽视，在他的心理上引生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意料之中的，他甚至有点期待这样的结果，他很早以来就认为自己的思想注定会因走得太远而遭到时人的误解和拒绝，在内心深处，他对想象中的读者（或对话者）的理解力持根本上怀疑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他又远非自己所说的那样超达（“吾于心未尝有憾”）。从章学诚一生的学术轨迹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是相当幸运的。他早年受知于朱筠，中岁蒙荫于毕沅。而朱毕二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最具笼罩性的。换言之，章学诚几乎一直处身于那个时代最核心的学者圈中。他与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如戴震、钱大昕、阮元、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汪中、段玉裁）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然而，其中除邵晋涵还算知交外，余下的大都交臂失之了。在个性上，章学诚大概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他固执而好辩。从早年与戴震辩论地方志的价值，到晚年痛诋袁枚、贬抑汪中，章学诚总是乐于将自己放置在某种近乎敌对的关系中，尤其在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学者交往的时候。这几乎可以视为他理解和安置自身的方式。期求理解的焦虑，在章学诚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它被问题化为“知难”的概念，从而成为章学诚思想展开的能动要素之一。在“知难”这一思考向度里，章学诚触及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解释学中遇到的问题：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自己理解了某一文本？这一理解是如何发生的？在章学诚的精神世界里，现实中的人是有着不可逾越的差别的：“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相互间的不可理解正是此种不可逾越的差别的具体体现。对于圣人之言，只有“道同而德合”的圣人才能真正的领会和把握。在章学诚那里，理解是一种极其具体和个性化的事情：“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状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因此，没有一种所有人都能达到的领会，也没有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理解的途径。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列奥·施特劳斯对伽达默尔的回复：“我所拥有的（解释学）经验让我怀疑一种超越于‘形式的’或外在经验的普遍解释学理论是否可能”。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知难”有着如此深入思考的章学诚，在理解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者时，却成了“知难”的典型例证。如果说他晚年对袁枚的诋毁是出于有责任感的严肃作者对时风所趋的闲文人的义愤，那么他对汪中的批评就只能看作是彻头彻尾的误解了。如果我们把汪中“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的思想，与章学诚《校仇通义》和《文史通义》中的核心观念加以比较，我们将对这样的误解既感惊诧，又觉惋惜。
产生误解的并不只有漠视。在章学诚的历史思想的重要性不再有人怀疑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理解的渐次深入，而是误解的层层累积。在一种相当典型的方式中，章学诚的思想展开被当作导向某个突破性命题（“六经皆史”）的历程。把思想家化约为某个标签式的命题，这几乎是将思想知识化的典型方式。这样的方式无视思想展开的整体性：任何思想要素在一个思想家那里都是在与其他的要素的关联之中获得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被“六经皆史”这样的标签式命题一叶障目的话，我们将看到章学诚写于1763年的“修志十议”以及与甄松年论学的两封书信中已经蕴涵了后来思想的主要线索。这些线索在随后的展开中，渐渐凝成两个彼此关联的核心问题：其一，历史写作的方式与历史写作的品质的关系；其二，书籍分类系统与文章品质的关系。这里，章学诚关注的是好的历史写作和好的文章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出现？又是什么败坏了历史写作的传统和文章的品质？以此为线索，我们将会看到是怎样的运思逻辑将章学诚对某个事物的看法从一极端引向另一极端的。
章学诚对目录之学的关注早在“修志十议”时期即已有所表现，那时，他已经认为“艺文”部分应该是一个有关地方著述的评点性的目录。在意识到由“七略”变而为“四库”是文献分类史上的一个关节点之后，他开始将历史写作品质的下降及文章的败坏与这一转变关联起来。在他看来，“四库”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系统：一方面，这一分类系统导致了文献分类的混乱，尤其是“文集”这一类，它将某个人的文章不加辨析的汇集在一起，从而无法恰当地体现作者的个性，这将最终导致文章的败坏——无个性的写作；另一方面，这样的分类也掩盖了各种类型的写作的源头，从而最终导致了对各类写作的实际作用的忘却。与“四库”的分类不同，刘歆的“七略”将六种写作类型与古代的职官联系起来，从而使写作总是根源于现实的功用，而不会沦为“空言”。在意识到了各种写作类型与古代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之后，章学诚的思想被直接带向这样一个洞见：经典的古代是“治教合一”的，古代的治理者是“官师”。于是，“官师”分离就成了一切败坏的根源。就文章的品质而言，“官师”分离导致了文章与实际功用的分离，开始有了“空言”之弊。章学诚显然是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空言”这一概念的：在那个时代的通常语义里，“空言”意味着与实学相对的虚玄的哲学讨论，章也常在这个层面使用它；但在更多的场合下，“空言”都是指没有实际价值的文字。如果“空言”之弊是文章败坏的直接原因，那么产生“空言”的写作动机又是什么呢？对个人名声的追求。仅仅追求名声的写作总要刻意地出人意表，而不考虑文章的实际后果。而这与文集这一分类的产生是直接相关的。由此，章学诚提出了不署作者名字的写作理想。而且，他指出，不署作者名字正是古代那些伟大的文章的特征之一。章学诚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个性的写作与不署名的写作在通常情况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
不署作者名字的理想写作，让人禁不住联想起福柯的《什么是作者》。当然，这里要强调的不是某种附会的可能性，而是二者之间的差异。章学诚是在一个后宋明理学的思想空间里生活和思考的，在某种意义上，那同样是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与福柯将写作理解为主体在其中消失的空间、将作者作为现代主体性最顽固的幻相加以消解不同，章学诚经由对书写品质的关切，走向了与书写品质相关的人的价值的确定性。在今天的语境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由于章学诚对文章的实际功用的强调，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六经这类古代的典籍对于当代的意义。由此也就引入了六经与道的关系问题。章学诚对于道的思考贯穿着他的思想的始终。在他的各个重要的写作阶段都产生了以“原道”为标题的文章。这些对道的思考既不是简单地重复，也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在回旋往复中不断丰富的旋律。处在一个后宋明理学的时代，章学诚的道与朱陆的道有着实质的不同：它既不是个体道德的根源，也并不指向个体的道德实践。在章学诚那里，道是开展着的。在这个意义上，六经只是道的曾经的体现。因此，不能说六经是载道之具；因为那样说意味着道在六经里被穷尽了。而真正的不可见的道，则能不断地开出新的可能性。这里，章学诚找到了最符合他本意的表达：“六经皆器”。不仅六经是道之器，后世所有类型的文章也都是道之器。由此，章学诚发现：后世所有的文章类型都渊源于六经。这样一来，真正重要的就不是凝固的六经本文，而是六经传统在当代的活生生的表现。顺着这样的思考线索，章学诚走向了重“时王之制度”而轻“先圣遗言”的结论。这一思想结果不仅使章学诚放弃了早年对“四库”分类系统的批判——这曾是他思想的起点，也使他完全接受了他年轻时十分反感的科举时文。事实上，“六经皆史”这一命题只有在“六经皆器”的意义上才能被准确地把握。由此出发，章学诚开始将一切文章都视为某种历史写作：文集是个人史，族谱是家族史，方志是国史，正史则是天下的历史。而如果“六经皆史”，如果史书也像经书那样呈示了道，那么历史写作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经”的地位。
章学诚生活在一个史学兴盛的时代。然而，这个史学兴盛的时代同时又是历史书写最为贫乏的时代，与宋代适成对照。史学与历史书写的不同也许在于，前者仅是学者的研究，而后者则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如果用黑格尔的概念来分析，前者对应的观念环节是同异及因果，而后者对应的则是实现了的绝对精神的某个侧面。
在与前代的历史批评家郑樵、曾巩和刘知几的比较中，章学诚通过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来暗示自己在历史理论上的全德。然而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他却发现自己与孔子当年的处境相似：有德而无位。他一生都与他心仪的庄重的历史写作无缘，而是始终在编写被戴震视为地名索引的方志。
章学诚的好友邵晋涵早年曾有意重修《宋史》。1783年，章学诚困病于京城，在邵晋涵家中将养。这成了一次难得的聚谈机会，对双方都弥足珍贵。在那些兴奋的夜谈中，两人又一次认真地谈到了想象中的《宋史》。章学诚打算在邵晋涵的《宋史》完成之后，以自己对历史书写的理解写一部不超过五十万字的史书。多年以后，当邵晋涵的《宋史》看起来杳不可期时，章学诚甚至打算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他在写给邵晋涵的信中说：
但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揣想章学诚心目中的《宋史》的轮廓，但它必定是章学诚的历史哲学的具体体现，而在体例上又与《史记》和《汉书》有别。这暗示我们，《史记》和《汉书》的体例已不适用于赵宋一代。而要在历史书写的品质上达到二者已经具有的高度，恰恰不是体例的效仿所能达到的。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地意识到，在章学诚的思想里，历史一定不是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材料的组织和选择，为后来的世代提供意义。这也许从某个侧面道出了历史书写的本质：在对“本可以”的揭示中，为千古之下的读者呈显“应当”。
章学诚与他的时代之间有着某种自觉的紧张。他对时代以及个体与时代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在“治教合一”的古代社会终结以后，每个时代的人都只能把握道的一个侧面，于是就有了风气的更迭。历史上依次循环出现的风气有三种：训诂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而它们分别对应人的知性中的三个要素——学、才和识。历史上最先出现的风气是汉学（训诂），接下来是唐宋的古文（辞章），随后是宋学（义理）。依此类推，清代当然又是一个新的训诂学时代。身处乾嘉的朴学风气中，章学诚意识到此时应格外留心古文，因为在他的风气循环模式中，辞章是与训诂相继的。处身这样的历史阶段，最恰当的姿态就是：“攻文而仍本于学”，这样，“则既可以持风气，而他日又不致为风气之弊也”。
对时代的风气有着如此自觉思考的章学诚，却并没有做到他所想往的“持风气”。1801年冬，章学诚卒于会稽。身后没有弟子。透过时间的距离看，章学诚和他的时代相互背弃，彼此都宛如对方的一道伤口。
本文原刊于《读书》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