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8日，2020年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年会暨“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学术论坛于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顺利举办，本文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田飞龙副教授的年会演讲文字稿。
大家好！
很荣幸每年一度都有一个机会报告自己对宏观秩序理论的思考，好像有一年时间没有来清华，正好借着年会再度过来。我发言的主题是疫情防控的比较与反思。
疫情防控在2020年是全球性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带来了世界变化，尤其是中美之间疫情防控全体系比较下差别如此之大，中国自身体制与经验、社会协调能力，尤其是中国整体社会自律能力远超美国。这是很多人从未设想过的，但却以无可置疑的事实呈现。随着“历史终结”幻象的到来及蔓延，西方习惯于把自私当做自由，民粹当做民主。面对自由民主异化，自由变成自私、民主变成民粹，不能真正地反思和改进自己，导致疫情中体系性大溃败，导致所谓公民社会、慈善体系、政府治理体系和普世价值观念面临史无前例大流行疾病时无能为力。西方每一个零件似乎都是好的，每一个零件在自设的治理评估体系中都接近于满分，可是整体组装起来却无法应对新冠疫情。然而，全世界似乎还是继续沉迷于对西方的“零件审美”与整体移情之中。于是，西方新冠疫情反复发作，确诊数和死亡数不断翻新，但根本看不到一个完整解决方案的出现，也看不到政府与社会有任何自我约束和集体行动的共识。
中国非常好玩，似乎每一个零件都是不好的，从党的领导开始就不太符合西方自由民主范式，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公开治理、社会慈善等等方面，每一个零件在及格分左右就不错了，然而整体组装起来系统协调性却非常强大。新冠肺炎大流行检验了制度整体能力，中国胜出了。这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科学严谨解释的疑难问题。
事实上，中国制度整体能力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刻的国家治理哲学以及对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关系思辨性、辩证性的理解。我认为从2020年开始关于历史终结论的一切社会科学判断、推论和理论都会快速失效。西方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以及解释世界方面的霸权效应会大大下降。不过世界变化虽然快，世界观变化却非常滞后，很多学者仍然无比痴迷地假设西方治理是完成时，中国治理是进行时，仍然习惯于“基准”外移而不能将理论真正建立于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之上。这就偏离了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范性取向，即回溯自身历史与经验的调整意识。这根本不是国家治理的全球视野而是自我设限及自我东方化。这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是一种缺乏反思意识的思维定势。回到国家治理议题，无论如何具体定义及界定范围，国家治理没有出现“历史终结”，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完成时，而只有进行时，甚至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复杂对比与变化，全世界又更加平等地被抛入了一场基于各自传统并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制度竞赛。值此历史机遇，我们正可以借助新冠疫情防控的中美比较及其扩展性命题，展开国际社会科学重定义的进程，我今天的演讲试图做这样一个尝试。
新冠灾难首发于武汉，扩展于全球，但是科学上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是一个单一起源、单一传播路径的大流行，因为有一些证据材料指向可能是意大利首发甚至是其他诸如东南亚国家首发，只不过在疫情早期追踪、信息通报包括世卫组织介入方面没有确定和清晰化。于是“武汉”凸显了，似是而非的“中国责任论”也就产生了。
当武汉首发疫情之后，引起了整个世界极大反应，其焦点并不在疫情本身或者病毒本身，而在于中国武汉，在中国治理与中国体制。有很多分析视角或者纯粹围观性质的视角指向了中国2020新冠疫情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并引起国内外多方力量的极度政治兴奋和猜测、传播、蛊惑之热情，可谓大流行病毒之外的另一种“政治病毒”。他们想象着中国的这场灾难向政治领域的蔓延及发生臆想性的制度灾变，以回应和安慰其内心久被刺伤并幽怨无比的道德与政治意图。他们不关心万民疾苦，不关心疫情施虐，不关心民族复兴，不关心人类同灾，而只关心机会主义的政治利益。他们实际上生活于“中国历史”之外。他们想象和类比的这个事件是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灾难性事件，该事件对苏联解体起到非常大的助推作用。
那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微信群和网络到处在分享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五集纪录片，我还完整地看了，看到了苏联后期极权社会、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诸方面的全面溃败，以及政治道德严重衰退和不负责任。前后对比，似乎一些观察家和内外势力就有了历史联想，代入了某种积极期待，于是纷纷写文章说中国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治理如何践踏人权、信息封锁、不科学、不民主等等。甚至还有人从美国联邦制经验出发指点中国如何抗疫的，后来因为美国自身抗疫一塌糊涂，遂成了一个闭着眼睛说话的、条件反射式评论的笑话。
有一些人开始借助敏感或者特定化的事件将其进行包装，推动一场2020年全球秩序之变，这其实是历史终结论之下冷战思维的观察与推动，；偏离了全球疫情之下团结合作的基本伦理，刻意将疫情政治化。我觉得其实这是对人类健康安全不负责任的做法，该做法一直在延续且深刻贯穿了整个2020年。
围观武汉疫情及其灾变期待的有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方方及其“日记体政治”（一种张爱玲式的女性批判文学写作，但缺乏了后者的才气，也缺乏了伟大作家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基本敬畏和审慎，因而成了幽怨有无、德性不足的半成品，错过了关于武汉抗疫文学创作的经典化机遇），也有社会科学专业研究者，比如某些旅美社会学家，也有国内公知类学者的想当然写作和评论。有些对美国有一点熟悉和经历的学者几乎要把美国制度优越性借此梳理一遍，证明美国抗疫肯定完胜中国，可是文章写着写不下去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港台反对派、国际媒体、特朗普的污名化：中国病毒（ChineseVirus）。等等。
中国武汉疫情和灾难预期并没有成为现实，2020年反而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是西方的滑铁卢。中国以最强动员和最有效医疗互助体制控制疫情，一个地方灾难是全国灾难，新型举国体制印证了国家主义逻辑之下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全国赶赴武汉支援。这中国家的有机体秩序及其行动能力在法国、意大利、美国没有看到，纽约州疫情特别严重，我们没有看到从特朗普政府以及各州有序持续地对纽约州的支持。据说纽约一些新冠疫情死亡患者尸体还在冷库中没有得到处理，这些到底表明了美国什么样的优越体制呢？如果邀请方方去美国写日记，“良心作家”应当如何谋篇布局呢？
中国抗疫早期的某些迟缓或者谨慎，我觉得这是各国政府都会遇到也必然经历的。如果美国政府首发新冠疫情，平均反应速度和效率绝对不会超过中国政府。
中国何以如此？将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是其他考量，不是冷战利益考量，也不是简单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将人的公共健康安全作为首位，这其实是一个最坚实的人权观。
真正尊重科学也很关键。丁是丁，卯是卯，任何认知与措施和科学冲突都要进行改正和修正，这与西方的“反智主义”（比如注射消毒剂抗疫、戴口罩无用论、病毒不感染白人等）形成鲜明对比。坚持全球合作，我觉得疫情防控当中中国跟WHO合作是一种范例。中国通过种种管治机制，特别是党领导之下的群众路线和社会网格化的管理，是抗疫成功的重要支撑。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整个公权力进行制度与能力的重新编码，还有数字政府细化纵深运用，以及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在这个时候都起到了作用。
如果新冠疫情发生2012年或更早，我估计整体反应效率会低很多。这显示出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种种制度建设和技术建设对于2020抗疫成功有很强支撑作用，给了全民信心，认为十八大以来这条路线要继续延伸下去。
实际结果是中国不仅完成了自身抗疫，全部否定了政治切尔诺贝利策略和污名化，而且给世界贡献了经验，也贡献了物资和援助。无论是自身抗疫还是全球合作抗疫，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美国做了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
中国抗疫成功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新型举国体制。所谓新型举国体制，更讲科学、法治、人权和社会自律美德。西方说中国抗疫成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老百姓奴性强容易服从、屈从威权吗？自律美德变成奴性，而西方的自私窃据了自由的地位，这是西方价值观自己走歪了。此外，中国的医疗物资超强生产力、中央强有力监督问责机制，也是抗疫成功的重要基础。武汉有官员问责，好像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一个官员因为疫情防控被问责，倒是主张科学抗疫的某些卫生官员和专家被打压及边缘化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美国的民主问责制哪里去了？可能汇总到通过总统选举把特朗普问责下去了，但这种周期性问责对于即刻的灾难治理责任无济于事。
中国的网格化毛细血管治理体系，以人民健康安全至上的政治伦理与科学精神为中心的实事求是抗疫路线，依法抗疫的规范力量，与WHO的密切合作。这些都是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经验。
西方抗疫成果却是另外一番风景。很多数据表明，越发达国家防疫越差，所有既定假设的东西都没有经过检验，假设什么呢？疫情发生之前西方抗疫基础有个想象版，以自由女神保护关照下的美国为例，先进医疗设施与医疗水平、一流检测能力与治疗能力、民主、法治、人权、信息公开、公民社会、基督教全覆盖慈善体系，等等，所有零件100份，抗疫也应该100分至少95分吧？不好意思，实际成绩没有及格。
西方抗疫陷入严重挫折，新冠肺炎成为西方体制滑铁卢。群体免疫抗疫套路使得西方政府与社会面对新冠疫情出现严重失误，医疗物资生产能力的不足与依赖性，过度自由而自私化的社会习惯，将自私当自由，疫情责任外部化与指责中国责任，疫苗研制能力迷信，觉得疫苗出来一切ok。西方社会严重分层，选举问责机制的误导，几年一次选举使得对政治责任、治理责任思考不是时时刻刻面向问题与解决问题，而是周密计算选举利益和煽动性政治利益，造成实际问责错位和空档化。美国与WHO对抗带来合作的技术空隙并对西方盟友产生严重不利的误导。
关于疫情责任的论辩，从2月份开始追究中国疫情责任。这一疫情责任从种族责任开始，最初认为只有黄种人得、白人不得；其次是政府责任，地方政府治理瞒报、失职与传播扩大，但我们要做全球抗疫地方政府反应能力综合评估，美国地方政府反应不一定比武汉高；再次是体制责任并一直延伸到党的领导，这是国内外某些力量特别兴奋的；与责任归属相关的是司法诉讼，各式群体诉讼提出针对中国各种各样的追责与赔偿诉求，新冷战策略乘机将疫情无限地政治化。
福山对抗疫比较的理论解释值得关注。福山修正了历史终结论，从政治科学、政府能力的角度解释中国跟西方的差异，但中国很多政治学者依然停留在福山早期的历史终结论，以西方为全球治理的基准，错过了新冠疫情带来的治理大反思及理论化的机遇。
新冠与新世界，新冠疫情会带来新世界，这不仅在社会科学界，而且在战略学界和投资界都是如此。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2月下旬开始放下一切投资业务，潜心研究长期历史上的帝国周期，对于中国作为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的新帝国充满期待。他讨论的并不是中国会不会成为帝国而是中国成为什么样的帝国。由于国内主流政治文化对于帝国污名化或者批判太过，官方无法使用帝国概念，比如不能像美国那样宣扬所谓的“自由帝国主义”，而智慧地使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概念或可机变，但中国对世界承担更多治理责任的强大内外需求及其自我成就无法回避。中国之于世界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最大变数和最大秘密。无论如何，国家治理以及我们所参与的新世界全球治理怎么样使得中国经验、智慧、方案惠己及人，2020年新冠疫情全面考验和改观世界秩序，这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需要通过非常艰苦的理论努力加以真诚而持续性回应的。我们需要面向事实、面向真实问题、立足历史和经验、树立学术信心以建构新知识和新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为自己以及为世界带来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