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约我写一篇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文章，我却迟迟不敢动笔。不敢动笔并不是因为我对与疫情有关的新闻和文章看得少。恰恰相反，我看得越多越不敢发表议论。首先，疫情尚未结束，各方面信息十分不全，且许多事情仍在不断变化。其次，虽然疫情的短期负面影响十分显见，但其长期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并不好说。而像新冠疫情这么一个世界性大事件，它在许多方面的中长期影响与其说是由短期负面影响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国际政治和少数大国国内政治走向决定的，但这些在今天其实都还很难讲。
5月27日早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突破10万，这意味着美国一国的死亡人数占了全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近30%。我忽然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了。我的冲动并不是来自这死亡数字的本身——虽然它非常令人震撼——而是来自电台中主持人和专家之间的对话。两人对10万人的死亡表示了非常人道的同情，但在讨论时却只把这一死亡人数归因为美国的行动迟缓，其他什么都没有提。
我不由得设想：如果美国在较少死亡人数的情况下就控制住了疫情，而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突破了10万并且还在一路飙升，那中美两国的新闻和舆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在这时候中外新闻和舆论很可能趋于一致，大家都成了社会学家，寻找导致中国失败的各种结构性原因；大家也都成了政治学家，分析中国官僚体制的各种深层弊病；大家更是历史学家，大讲这次疫情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反事实推理，但这一推理在经验上并不反事实。如果不信，只需看一下在中国疫情暴发的初期，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中国疫情的，同时也回想一下当时国内网络上下公众舆论是怎么谈论和分析这次疫情的。
我对美国媒体和专家能如此“就事论事”地分析自己国家如此巨大的疫情死亡人数，既感到凄惨，又感到“羡慕”。感到凄惨，是因为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话语权有限的边缘群体很难有出头之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这次疫情死亡的人中很大比例是都市黑人、穷人和养老院的老人。感到“羡慕”，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可真有把国内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能力，再大的灾难在美国都动摇不了其政体的稳定（regime stability）。在这种体制下，政治稳定，官员好混，但是各种弱势群体处境往往比较悲惨。
我也对疫情期间国内舆论的巨大翻转——从初期的不满、愤怒，到后期有些盲目的傲娇——感到难受和欣慰。难受的是这一现象让我再次看到了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任何一个被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三大困境：（1）如何在开放的世俗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建立一个能长治久安的现代执政基础；（2）如何拉开政体和政府的距离，使得执政的一些具体得失不会影响到政体的稳定；（3）如何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性要求又能适应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核心价值观。欣慰的是中美两国疫情应对结果的巨大差异，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当今中国给大多数普通民众所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要比美国大得多。
本文将通过疫情中的三个案例来分析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舆论环境（其背后则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政治心态），以及中国官员作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并指出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总是需要有官员来推行，并且也总是镶嵌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因此，了解作为中国舆论主体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心态，了解作为中国改革执行者的官员队伍的性质，对于中国改革的进一步走向和成败至为关键。
苛刻舆论环境下的地方政府
李文亮医生事件是疫情初期在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该事情的原委现在大家差不多都已经清楚，政府在此事后期的处理做得也还不错：（1）基本说清楚了李医生的本意并不是“吹哨”，而只是想“私下”提请他的医生朋友们注意，并且他也不十分清楚他所注意到的疾病的性质是什么。（2）在有限程度上说清楚了在情况不明的场合下，国家对像流行病这类事件的舆论管控是必须的。否则，虚假信息、不准确的信息、被夸大的信息以及谣言造成的恐慌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3）撤销了对李医生的“训诫书”，处分了两名直接关联的基层警察，并且追认李医生为“烈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个西方媒体眼中的“反体制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个体制内的非政治事件。但李文亮医生事件从起始到今天的转变，却也暴露了我国的民众心态、官员素质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在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后，网络上下的悼念活动像海啸一般。把武汉警察对李文亮医生的粗暴处理和武汉政府的“隐瞒”和“无能”，直接与中国体制的问题简单挂钩的言论和分析，在各种舆论场上一时成了常态。我必须首先表明，我始终认为李文亮医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并且对当地警察的粗暴处理方式非常气愤。我也清楚地知道武汉地方政府在疫情决策上肯定延误了一些时间。为了总结经验，使得以后面对此类公共卫生事件时能采取更好的对策，对武汉地方政府在早期决策中的种种失误进行全面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完备的决策机制是必须的。但是我同时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疫情初期，我对武汉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一切也深表同情。我的同情来自如下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武汉领导，我在当时会怎么做决策？
就这么一个问题，即使只是一个假设，竟然会让我感到后背发凉，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这类事件，影响着上千万人的民生的武汉政府遇到的是一个两难困境：如果在情况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就采取比较激烈的措施，疫情肯定能控制住，但后果却是你倒大霉，因为既然疫情没大暴发，你就没法证明激烈预防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在多种考虑下决策稍有迟缓，从而导致了疫情的大暴发，那普通民众肯定会把你认定为历史罪人。总之，武汉政府当时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对，你倒霉；错，你也倒霉”的决策困境。
但是，在大家齐声讨伐武汉政府的舆论环境下，我因怕引起误解却一直没勇气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些观点，而是不得不创造出像“概率性／弥散性灾害”这样的学术概念，试图与我原初的分析拉开距离，以比较抽象的语言指出，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新冠疫情这类灾害的性质会给决策带来四个非常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难：（1）事后的影响很清楚，而前期对后果难判断；（2）决策者在前期会有很强的投鼠忌器心态，因为一旦从严决策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3）从严决策一旦成功就会成为众人眼中的错误决策，因为成功的早期控制反而“证明”了决策者是过度反应；（4）为了早期决策的自主性和不给社会带来恐慌，保密是必须的。但是，一旦消息传出或者疫情有了扩散，前期的保密在大家眼里就是隐瞒信息和渎职。虽然从具体案例中提取更具有广适性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追求。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当初这么做是出于胆怯，而非出于学术动力。
话语弱势下的对外宣传
根据美国疾病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美国目前确实有原本诊断为死于流感的患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的说法，3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布了多条推特，要求美国解释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要求美方透明、公开数据，并怀疑病毒是否可能（might be）由美军在世界军人运动会时带入中国武汉。国外媒体与舆论对此的反应几乎都是负面的。国内舆论对此事则是反对和赞同的声音都有：反对者讥讽赵的行为是“战狼外交”；支持者认为赵的言论是出于对美国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的各种无端攻击的义愤，那些反对赵的声音是在搞投降主义。尽管观点不同，但双方基本上都是从立场出发评判此事。
赵立坚是外交官，他发推特基本上属于个人性的政治行为，其目的是捍卫国家利益，他也有这个权利。因此，我认为评判此事不能从立场，而需要从效果出发。从效果来看，赵立坚的行为显然不佳。有人也许会问，美国政客对中国进行污蔑和歪曲不是家常便饭吗？为什么美国政客散布不真实信息没关系，而赵立坚讲了就不行呢？若干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这种差异——
第一，不真实信息的背后是否有一个该信息的主要受众所共享的宏大价值观的支持。如果不真实信息背后有某种宏大价值观支撑，该信息其实就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大谎，因为相信这套价值观的人，或者会对该信息的真假不在乎，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分辨能力。即使对于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对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不真实信息也更容易采取体谅的态度。
美国政客散布的各种不靠谱信息以及对中国的各种歪曲的背后，有一套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支持，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国家民众，对这套话语体系仍然有很强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政客散布的有关中国疫情的各种不真实信息，都成了佐证“民主自由”的伟大和“专制”的邪恶的证据，成了一个有话语体系支持的“大谎”。这种行为虽然无异于流氓行径，也在耗费美国自身的软实力；但在西方的“民主自由”话语体系还有很大市场的情况下，这些“大谎”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相反，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尽管由美国推行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大规模退潮，尽管中国的民众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天真，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没有能力拿出一套在世界上（哪怕是在国内）能被广为接受的宏观话语体系。而在话语体系上处于劣势地位的情况下，就只有在道德上对自己采取比对手更高的要求，才可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第二，公众对发布不真实信息行动主体的理解。美国是两党政治、三权分立的体制。在该体制下，虽然特朗普和蓬佩奥等人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人的病毒”“武汉病毒”，并且在病毒的起源地上做了许多不靠谱的文章，但这些言论给外界带来的感受却与赵立坚的推特不同。因为特朗普的言论同时也受到美国反对党领袖、许多主流媒体以及各界人士的公开反对。这些都使得特朗普的言论成了美国的一种声音，而不是全部声音。但由于中国对新闻和官员有更多的纪律约束，这就导致外界往往会把区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中的个人言论，等同于甚至是故意曲解为中央政府的声音。简言之，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客胡说八道，政府不用埋单；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中级官员的个人义愤，却要中央政府来埋单。
第三，国内民众的素质。美国有大量只看福克斯新闻， 除了家门口的事什么都不清楚的“红脖子”，美国黑人教育程度普遍很低。但是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则更缺乏常识和理性，更容易相信谣言和各种阴谋论。比如，在偏向民主党的自由派媒体中，《纽约时报》更属于观念先行的那一种，但是其读者中亦多有对中美两国的疫情保持十分理性态度的人。比如，当《纽约时报》出现“中国的隐瞒延误了美国疫情防治”之类观点时，读者留言中就会充满诸如以下的反驳：“中国在 1 月份就告诉了世界，是我们自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疫情大暴发前还在夸奖中国疫情防治搞得好，信息透明，现在怎么成了中国隐瞒疫情信息了？” “如果美国严重的疫情是中国隐瞒导致的，为什么中国周边的国家在疫情防治上都做得很好？”“如果不是意大利这么一个与我们一样的民主国家暴发了疫情，我们是不会引起重视的。” 反观中国，不但在疫情初期各种谣言盛行，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很有身份的人对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感兴趣，全无常识可言。此类不真实信息的大量存在，只会成倍加大中国人的非理性仇美情绪，而这种非理性仇美情绪反过来又会加深美国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敌意。这一发展不但会让中国的整体外交环境变差，而且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外交自主性。
“好心办坏事”的官员
为了控制新冠疫情，不少地方政府推出了健康码。最近，杭州市政府想把健康码常态化，试图在疫情过后能随时对杭州市民的健康状况进行数据采集，同时通过医疗记录、体检结果、生活方式管理数据等内容，对每个市民进行健康评分，建立每个市民的健康指标。但是，该计划一经发布，立即在社交媒体引来大量质疑，有人说，“我看病为啥要让公司知道？”，有人说，“以后找工作被要求出示健康码怎么办，相亲是不是也要看看有多少分？”， 更有人说，健康码常态化超出了防疫的界线，也没有法律依据；如果真正实施，将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提出，“一个人是否心脏不好，血糖不正常，患癌症的风险高，或者染上了某种难以启齿的疾病，以及他的个人行踪，是完全有权利不对外公开的”。一个看上去完全出于好意的设想，结果却招来了一片反对。这一例子很集中地暴露了国内一些政府官员的局限性。
首先必须强调，在我所接触的国内各个群体中，官员队伍在总体上是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特别是那些管理一方的地方干部，资源和权限有限，却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各种不同性质的地方势力，以及对官员有高度依赖却没有多少信任的民众。同时，他们必须竭力完成上级以及自己生产出来的各种往相互冲突的绩效指标、烦琐的考核和临时追加的任务。在这种环境下，几年下来，一个官员往往会锻炼得精明强干。正因为有这么一支高效率的官员队伍，中国才能够在这次疫情防控的许多方面做得可圈可点。但是，也正是这支队伍的高效率，以及高效率背后所支撑的理念，带给了中国官员一些特征鲜明的缺陷。
具体而言，中国官员喜欢做“加法”，具有将出于特殊情况（比如一次疫情、某个高级领导的意见等）的临时安排逐步发展成为正式制度的倾向。这个官员队伍具有很强的“管理”“治理”和“工程”心态，倾向于认为只要管理手段足够完备，再辅以各种现代技术，任何社会目标都能达到。到头来，他们却往往把自己的工作环境搞得越来越复杂，把自己和下属搞得很累，效果却不见得好。
这个官员队伍在面对民众时，具有一种几乎无意识却根深蒂固的家长意识。这个问题在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杭州健康码计划以及流产了的“武汉感恩教育”中都有充分体现。在这种家长意识下成长起来的民众，在政治心态和行为上则往往会严重依赖国家却不信任国家，要权利却不懂边界，讲政治却没有现实感。
这个官员队伍比较短视，思考问题有点像孩童下棋，只看一步，不会去细想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个官员队伍务实、目标清楚，却缺乏方向感；其中大量的人都是把握情景式政治的高手，却没有多少政治家。例如，直到李文亮医生濒临死亡前，都没有人从政治高度重视其病情。从社会平等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病人都不应该得到特殊的照顾，李文亮医生也不例外。但是如果官员中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人稍多一些的话，他们应该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李文亮已经不是一位普通的医生，他的病情本身就是政治，因而在病情早期就需要特别重视。而一旦出现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个官员队伍中的官员行为往往是官僚式的不知所措，以及与之相应的沉默和对舆论的封堵，而不是政治家的镇定，以及得体的沟通和疏导。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官员队伍一般能把绩效目标明确、绩效测量比较容易的事情完成得比较好。近几十年中国 GDP 的高速增长、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大发展以及此次成功抗疫，都体现了中国官员队伍在这方面的优势。但是，对于那些绩效目标软性、绩效较难量化、更需要灵活性的事情，中国官员却往往倾向于用简单来应对复杂，导致了大量非期然后果。这就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经济效益却长期跟不上来，科研投入越来越多，考核越来越烦琐，但具有原创力的工作却并没有增加，并且科研队伍的总体素质也没见提高。
讨论：走出被动现代化的三重困境
从疫情中的表现来看，国内的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还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天真的群体，不会比托克维尔笔下大革命前的法国知识分子好多少；民众的政治心态似乎也与勒庞笔下的“群氓”（crowd）相去不远；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其实就是一只凶猛又反复无常的怪兽。中国官员则是一支有干劲、没智慧，不缺人精但缺政治家的队伍。但是读者千万不要因为笔者的现实主义分析而曲解本文的主旨。虽然当前中国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大量问题，但如果把当前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放在洋务运动后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长时段来考察，我们就会发觉当今中国无疑仍然处在一个难得的好时刻。
首先，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的经济成就带来的不仅仅是民众普遍的富足（近20年来中国人车越买越好，住房越来越大，去海外留学人数连续几年占世界榜首，海外旅游 2018 年达到近 1.5 亿人次，并且消费能力很高——这些都是明证），而且是国家在多个方面力量的提升，民众视野的开阔和自信心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容忍度的提高。改革开放后，在个人财产和隐私保护、各种社会边缘群体的保护、性别平等、艺术创作和表达能力的多样性以及对不同性取向的社会认可等多个方面，中国的进步都是非常快的。
其次，近几十年来，美国强推的所谓“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效果其实并不比当年苏联的“输出革命”好多少。许多国家在搞多党民主前都面临着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停滞、严重不平等、族群矛盾等社会问题，但是夹生饭一样的多党民主不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还进一步带来了国家崩溃、经济衰退、族群冲突加剧、恐怖主义以及各种保守思潮和原教旨宗教势力兴起等许多新问题。由于“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成绩单”并不好，因此在当今中国，虽然各种对政府的批评声络绎不绝，虽然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度极不稳定，但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认为美国推行的多党民主就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最好出路（哪怕是可行出路）。美国压制中国时所采用的“自由民主”话语在国内的市场已经很小，中国内部的各种不满和批评也已经不可能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在单一的意识形态引导下朝着一个方向聚集。其实，只要中国在外交上做得不要太僵硬，“自由民主”话语也很难成为西方各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最后，当前的美国面临着中产阶级经济能力严重下降，种族主义根深蒂固，保守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影响明显增加，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加剧，国家能力严重下降等困境。美国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治中的糟糕表现，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示威、骚乱和抢劫，则把美国近几十年积累的问题暴露无遗。反观中国，虽然防疫过程暴露了我国体制的很多不足，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在疫情防治上做得更为有力有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很难争论清楚，但疫情防控的好坏大家都能看得见。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开始面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千年未有”之挑战，步入了被动现代化进程。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仍然未能完全解决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三大困境。在前现代的中国，这三大困境并不存在，类似问题都在“儒法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得到了解决。然而，虽然古代的不少做法仍然可资借鉴，但从总体上而言，以儒学为基础的政治框架在开放和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经行不通了。
其实，中国暂时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见得是件坏事。正是因为这三大困境很难一时解决，中国才会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从而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取得飞速的发展，为解决这些困境拓展了更大的余地。近代以来中国的不懈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各种教训，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其中有些经验在世界意义上都是非常难得的。可惜的是，中国的许多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要么过于迷信西方的一套而看不见中国实践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要么太想取得领导的青睐（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过强）而把深刻的经验转化为肤浅的吹捧，要么学术能力不足而无法进行有学理基础的论证，要么在兜售一些完全不合时宜的“传统”，要么为了发表压力或获得各种学术头衔而制造着各种低质量的文章。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有天真和投机的双重性。
要想让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建立现实感、在学术上走向深刻，其实只需建立各学科的“专业道德和规范”的严肃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营造自由的学术竞争。因为严格的学术规范是防止简单化和极端化思维的最有效法宝。而在自由的学术竞争氛围下，学术观点就会逐渐走向多样，不同观点的竞争会让观念不同的知识分子逐渐了解自己观点的局限、他人观点的合理性以及多种观点共存本身的重要性。这不但会使知识分子变得成熟，其溢出效应也会让中国官员和民众慢慢走向成熟。此外，面对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卡脖子”行为，学术原创对中国而言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而在国际上的话语弱势地位，也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消化和总结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各种经验和教训，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指导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并在世界上为中国赢得理解和尊重——而这些都有赖严格的学术道德规范的建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竞争氛围的形成。
总之，为了让知识分子改变天真和投机的双重性，为了让民众的政治心走出勒庞笔下的“群氓”状态，为了让中国官员获得新的执政思路，也为了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改革开放都必须深化。无论国内经济的短期走向如何，国内疫情防治的成功都会让中国进入一个相对的政治稳定期，这为发起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良机。中国下一步改革必须要朝着解决或者缓解三大困境的方向进行，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由一个仍不够成熟的官员集团推动的，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仍然会面临天真且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极不稳定的公众舆论——因为任何对自己手上的“牌”没有清醒认识的改革都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