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经济统一是推动两德统一的关键因素, 也是西德“合并计划”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当统一机会来临时, 西德政府并没有被动地等待建立经济联盟的各项条件成熟, 而是借助货币联盟的启动, 创造性地在将“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结合的基础上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 促成两德经济统一, 从而为顺利及迅速实现两德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德国; 经济统一; 货币联盟; 经济联盟

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德国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下文简称“东德”) , 债务规模令人触目惊心, 经济崩溃与货币剧贬随时可能出现, 经济治理体系濒于破产。已无法借助自身力量稳定经济的东德政府, 在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Rat für Gegenseitige Wirtschaftshilfe) 成员国不能提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 希望联邦德国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下文简称“西德”) 提供更多援助的意愿不断增强。1而1989年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 又使大量东德公民得以亲历两个德国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要求德国统一, 尤其是经济上的统一,从而像西德公民一样生活的呼声在东德各地普遍出现。2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 从经济领域着手,即借助经济统一推动政治统一开始成为联邦德国政府的现实选项。但经济制度与发展水平大相径庭的两个德国, 要实现经济统一并非易事:这是因为德国的经济统一, 本质上是被计划经济长期塑造的东德融入西德社会市场经济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体制、共同组成经济联盟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落实须确保两个任务的完成, 即东德的经济转轨和两个经济体边界的开放, 两者缺一不可。面对当时复杂而瞬息万变的国内与国际形势, 西德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以何种模式实现两个德国的经济统一, 无疑值得探究。3

1东德经济体系的问题及其崩溃

1949年10月, 民主德国 (东德) 宣告成立, 德国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走上大相径庭的两条发展道路。东德相较西德经济的巨大差距, 是它最终被西德统一的关键原因, 而东德经济的崩溃, 则是历史背景、国际局势、经济制度以及偶然事件等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 德国无条件投降后, 尽管与西德相比, 东德受战争破坏程度较轻, 4但在战后几年, 作为苏占区的东德显然受到了更大的破坏, 与西德只损失了约5%的固定资产相比, 东德相当于战前产能一半的工业设备, 超过2000家工厂及约三分之一的铁轨5被苏联作为战争赔偿拆走, 工业生产能力元气大伤, 长期无法恢复。6 1945年至1953年, 东德向苏联支付了超过1000亿马克的各类赔偿, 而西德的战争赔偿在支付了30亿马克之后被美、英、法三国免除。7 1950年, 战前发展水平与西德基本相当的东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分别只有西德的49.6%与51.8%。8

其次, 在冷战背景下, 东德与西方长期自然形成的各类经济与技术联系被人为切断, 只能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框架下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东欧国家进行经济交换, 距离遥远的苏联也替代德国西部与西欧地区成为东德的主要原材料来源地, 但因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和运力不足, 东德经济增长始终受生产要素短缺困扰。9并且, 在苏联要求下, 原本在中小机械制造、电气工业、轻工业和化工产业领域颇具优势的东德从195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这一举措在进一步加剧其他生产部门原材料短缺的同时, 也导致传统优势产业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撑。10

再次, 1952年7月, 东德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 spartei Deutschlands) 启动社会主义建设, 引进中央命令经济 (Kommandowirtschaft) 体系, 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 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与合理的激励机制, 以及政策对重工业等特定产业的倾斜, 本就短缺的各类生产要素无法合理配置, 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缺乏活力, 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尽管期间曾进行“计划与领导的新经济体系” (Neue Ökonomische System der Planung und Leitung) 等改革, 并引入各类促进高新技术开发的措施, 但因为制度没有突破, 社会生产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始终无法克服, 短缺经济 (Mangelwirtschaft) 成为常态。11 许多东德民众无法忍受物质的匮乏, 至柏林墙倒塌前, 共有约360万人移民西德, 至东德消亡前人口也未能恢复至战前水平。短缺经济造成的人口 (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技术人才) 流失, 反过来严重制约东德经济的发展,两德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持续加大。两德统一前, 东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西德的38%和27.1%。12

另外, 与西德的制度竞争也限制了东德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早在1958年, 当东德经济有所恢复, 配给制刚得以取消时, 时任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 就将超越西德设定为近期任务。13激进的经济政策导致灾难性后果, 两德差距愈发凸显。而继任的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Honecker) 面临东德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 在“经济与社会政策统一”的口号下, 给予民众超过实际社会生产能力的生活水平与福利待遇, 由此产生的缺口大部分只能通过压缩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性投资, 以及从西方进口来弥补。14 这进一步阻碍了东德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而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持续贸易逆差也使东德逐渐走上了依赖西方外债的不归之路。15

在这一背景下, 苏联外交政策转变和石油价格下跌等偶然因素成为压垮东德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长期以来, 苏联都是东德最重要的原材料 (尤其是原油) 来源地和工业产品市场。16 在1972年至1980年代初的国际油价上升周期, 东德利用经互会框架内原油价格调整的滞后, 从苏联进口廉价石油, 加工后在国际市场销售, 获取大量出口顺差, 避免了债务违约。但随后油价狂跌, 东德却须根据约定向苏联高价购买石油。同时, 苏联自身也开始陷入困境, 戈尔巴乔夫 (Gorbatschow) 将东德视为向西德获取经济援助的筹码, 向东德承诺的原材料供应逐渐难以得到保证。17 东德石油产品出口收入因此锐减, 国际收支急剧恶化。为赚取外汇, 东德开始压缩国内消费, 引起民众更多不满。1985年, 东德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债务总额为133亿美元, 至1988年剧增至185亿美元。1989年, 东德出现10亿美元贸易逆差, 彻底失去偿付能力,临近崩溃。18

2柏林墙倒塌前西德的经济统一政策研究

对统一时机的到来, 西德早有准备。早在东德成立伊始, 制定“合并计划”(Anschluß-Planung) 即统一方案就成为西德重要的政治关切之一, 而重中之重自然是经济问题。1950年10月, 在时任柏林中央银行董事长弗里德里希·恩斯特 (Friedrich Ernst) 的推动下, 德国联邦全德问题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gesamtdeutsche Fragen) 开始酝酿就统一问题制定一个全面的“动员计划” (Mobilmachungsplan) ;因该设想过于宏大, 故逐渐聚焦于统一中的经济问题, 即考虑拟定一个基本方案:如何在“X日” (X-Tag, 即统一之日) 到来时重组东德经济。为完成这一任务, 由恩斯特牵头, 于1952年3月24日设立专门的“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 (Forschungsbeirat für Fragen der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19

德国当时仍有实现统一的可能。1952年3月10日, 苏联政府向美、英、法三国发出照会20 , 希望以 (统一的) 德国保持中立为前提商讨对德和约, 而西方则将自由选举设定为启动谈判的必要条件。尽管双方存在分歧, 但仍就此保持外交接触和磋商, 德国统一随时可能成为现实。在这一背景下, 为应对可能即将来到的统一, “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针对“X日”起草的《统一应急方案》 (Sofortprogramm zurWiedervereinigung) 于1953年3月18日在联邦议会通过。

然而, 随着1954年10月《巴黎协定》 (Pariser Verträge) 的签订及1955年5月9日西德正式加入北约, 德国彻底分裂, 统一不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21 同时, 《巴黎协定》框架下的“艾登计划” (Eden-Plan) 对两德统一步骤进行了详细规定:当统一机会到来时, 须经一必要过渡期, 即先进行全德选举,再由选举代表组成国民制宪大会, 待新宪法通过后组建代表统一德国的新政府。22 显然, 在此背景下, 《统一应急方案》已不合时宜, 经济统一的研究重点从此转为制定统一的过渡期方案。

在“艾登计划”框架下, 在新宪法出台之前的过渡期, 全德国只应存在一个职权非常有限的行政机构;但是, 西德“合并计划”研究的基本立场却是整个过渡期须由具备“足够权限”的“ (代表) 整个德国的政府” (其实是指西德政府)来主导, 建立经济联盟, 并最终实现政治统一, 即假定东德政府届时将成为任西德摆布的傀儡。因此, 西德一方面尝试向西方三国施加压力, 要求修订“艾登计划”;另一方面则以这一立场得到正面回应为前提继续开展经济统一研究, 内容包括跟踪东德经济形势, 以及如何在东德农业、工业、贸易、金融信贷、货币、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等领域重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具体措施。23

随着1960年代末两德关系改善, 建立在对抗思维基础之上的“合并计划”研究陷入低潮, 24但在此之前, 在“德国统一问题咨询委员会”及1962年建立的全德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中心 (Forschungsstelle fürgesamtdeutsch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Fragen) 主导和不懈努力下, 两德经济统一的各类构想与方案已基本成熟。1970年代末, 冷战形势严峻, “合并计划”研究复兴, 并于1978年成立德国研究协会(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landforschung) , 作为汇集这一领域各方力量的平台。25 这一时期经济统一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不再坐等“X日”的到来, 而是在继续跟踪东德经济形势基础上, 积极为针对东德的经济战争出谋划策, 引导统一机会的出现。这些研究工作, 不仅对东德形势发展做出了精准判断, 确保西德在即将到来的统一进程中占据主动, 26也加速了东德经济崩溃, 推动了统一机会的早日出现。27

3西德的“阶段式”经济统一方案

柏林墙倒塌后, 西德政府并未将统一设定为短期的政策目标, 而更多是以经济援助为筹码, 胁迫债务危机缠身的东德28进行必要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即在一个类似邦联的架构下, 启动东德转轨进程, 引入自由价格、市场竞争、私有化措施、自由贸易、对外开放、创业自由、能力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稳定的货币等立宪原则与措施, 快速过渡到社会市场经济;同时, 借助外部资本流入与西德政策咨询和经济援助, 推动东德劳动生产率提高, 在东德企业竞争能力明显改善、可以参与国际竞争之后, 再开放边界, 落实经济的统一, 从而为两德政治统一打下基础。西德政府之所以选择此种“阶段式”方案, 除了当时国际局势尚不明朗之外, 也是因为:建立经济联盟, 一方面要在东德落实西德奉行的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引入价格和市场主体, 重建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要开放两德边界, 让各类经济要素在全德国自由流动。而基于两德在生产力、工资与物价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果骤然完全开放两德边界, 竞争力低下的东德经济显然无法承受。29

基于这一考虑, 西德总理科尔于1989年11月28日在西德联邦议会提出“十点纲要” (Zehn-Punkte-Programm) , 督促东德进行彻底改革, 推动两德在各个领域更紧密的合作, 建立经济、交通、环境、科技、卫生与文化联盟,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选举, 最终实现两德政治统一。30

“阶段式”经济统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东德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而这主要取决于东德决策者和职能部门坚定改革的意愿和能力, 以及东德民众对改革和东德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在当时的东德, 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 这是因为:第一, 东德政府本身缺乏改革的意愿, 只是把改革作为获取经济援助的筹码, 且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竞争力低下的东德国有企业必将出现普遍且严重的亏损, 财政收入也会因此大受减损, 东德政府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容易动摇;第二,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塑造的东德政府与民众对市场经济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体验, 是否具备基于自身特点实现转轨的能力, 并不确定;第三, 转轨措施需要东德民众的充分信任与合作, 且在东德培育市场经济各类要素, 难以一蹴而就, 可能需数年甚至数十年。在此期间, 通胀很可能会加剧, 大多数东德民众生活条件将会变得更为艰苦, 支持转轨的意愿必将减损, 且绝大多数东德民众对立即统一充满期待;第四, 西德内部以及国际上支持东德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声音, 始终不可忽视。31因此, 在“阶段式”经济统一方案下, 德国能否最终实现经济与政治统一, 充满变数;且尽管西德筹划“合并计划”数十年, 这一方案却并无足够影响力, 统一的前景更多依赖于东德自身表现。32

但是, 随着形势的恶化, 尽管东德政府抵制统一, 33却已无力掌控局势。迫于民意, 1990年1月29日, 东德人民议院 (Volkskammer) 通过决议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首次全国性自由选举, 以决定国家去向。这表明东德政权事实上已基本瘫痪。而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和2月10日先后向时任东德总理的汉斯·莫德罗夫(Hans Modrow) 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表态:苏联同意德国统一。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就此移除, “合并计划”研究当年假定的前提条件已基本到位。34 这些变化的发生, 使得国家统一成为西德政府的现实政策选项。如何主导和落实统一进程, 从而顺利过渡到政治统一, 成为问题的焦点。

4建立在货币联盟基础上的两德经济统一模式

(一) “货币联盟”经济统一方案

“合并计划”各类方案的基本出发点是在过渡期由西德政府来负责落实建立经济联盟, 经济统一后实现政治统一。然而, 如前所述, 立即开放边界会导致东德经济在企业倒闭和人口外流中瞬间崩溃, 西德将为此承受难以预估的负担;而借助转轨推动东德经济竞争力提高至接近西德水平, 进而开放边界建立两德经济联盟又挑战重重。面对这一困局, 西德政府的解决方案是:绕开体制转轨和边界开放孰先孰后这一问题本身, 核心策略是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 借助货币联盟建立经济联盟, 以实现经济统一。35

这是因为:第一, 西德马克具有象征意义, 它象征着西德经济的繁荣, 是吸引东德民众支持统一的关键因素;36第二, 在转轨期间, 旧体制失效, 而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就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和供应恶化, 稳定的西德马克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第三, 西德马克币值稳定是西德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石, 从西德马克出发可以推导出东德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的清晰的改革路线图, 一系列转轨关键难点目标, 如市场价格形成、建立公共财税体系、企业自由竞争以及运转有效的资本市场等, 将因西德马克的引入而得以迅速落实, 且不会产生太高的社会成本;第四, 在统一还未成为共识之前, 西德将谈判重点聚焦于技术层面的货币问题, 即建立货币联盟, 而不触碰国家制度的统一等敏感议题, 较容易获得东德方面的接受;第五, 尽管东德政府可能会意识到, 建立货币联盟将使西德获得东德的货币主权, 但囿于外汇短缺, 迫切需要西德马克来支付其债务与支出的东德政府显然无法拒绝这一方案;第六, 货币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劳动政策框架条件的关键要素以及最重要的国家主权之一, 两德间因建立货币同盟产生的全方位关联, 将使经济联盟的建立水到渠成, 德国统一进程将不可逆转。37

然而, 在如何建立货币联盟问题上, “合并计划”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经验表明, 38使用货币手段促成合并或统一, 最关键的要素是货币转换的时间点与汇率。来自西德联邦经济部的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 (Alfred Müller-Armack) 和路德维希·艾哈德 (Ludwig Erhard) 等货币主义者主张在统一进程初期, 于某天 (Tag X) “一次到位”地将东德直接纳入西德货币主权之下, 即在没有任何过渡期的情况下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他们认为, 只要走出这一步, 使货币联盟成为既成事实后, 剩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同时, 为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和东德经济因此遭受的冲击, 在西德向东德提供一定经济援助的同时, 转换的汇率应与东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适应。39 而恩斯特等人则认为这一方案过于激进, 东德经济将承受无法估量的风险, 较为可取的办法是以“阶段式”的方式建立货币联盟, 即经过一个较短的过渡期, 借助各种改革和支持措施将东德本身的货币稳定下来, 然后在适当时候按原值 (即1∶1) 转换为西德马克。40

(二) 两德货币联盟的建立

这两个方案都在西德政府的考量之中, 41最终实施的方案则是基于两种方案的创新:“阶段式”货币联盟显然面临与“阶段式”经济同盟同样的问题, 已无法掌控局势的东德政权, 是否具备短期内稳定货币的能力, 值得怀疑。因此, 在西德财政部的推动下, 在建立货币联盟的时间问题上货币主义主张最终被采纳, 即不经任何过渡期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 一次到位建立货币联盟。42 但在货币转换的汇率问题上, 西德政府却没有完全遵循货币主义理念, 参考两德劳动生产率水平确定汇率, 而是在兼顾通胀变化的基础上, 很大程度上实施了“阶段式”方案中东德马克向西德马克等值转换的建议, 导致东德马克币值在转换中被高估。43

高估东德马克币值是因为:首先, 尽管东德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西德, 但是因此让东德民众的货币和财富大幅缩水, 会严重打击东德民众统一的决心;44其次, 按劳动生产率水平关系进行转换, 将会强化两德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 加快东德人口流失, 恶化东德健康转轨的宏观经济环境;45再次, 尽管对于两德劳动生产力的差距有许多研究, 但是, 处于不同体制下的两德经济很难进行完全的对应比较, 且向东德提供马克的方式应尽量简单快捷, 以避免各种投机和混乱导致的风险出现;46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从货币联盟出发合并其他国家或地区, 德国并不陌生, 而是在这方面积攒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与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 第三帝国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进程中, 货币政策就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年的相关当事人47也主导和参与了战后西德“合并计划”的讨论。西德坚信, 甲国如要尽快合并乙国,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乙国立即引入甲国的货币, 并在转换过程中人为高估乙国货币币值, 乙国因货币被高估而导致经济竞争力急剧下降, 被迫迅速切断其与第三国的经贸联系, 市场也很快会被甲国产品所占据, 被吞并的命运就此定格。48 以明显高估的汇率转换东德马克, 不但将使东德自动脱离经互会体系, 重新融入西方经济, 而且, 由此不可逆转的统一前景对于此时将统一视为最高目标的西德科尔政府来说, 无疑不可抗拒, 毕竟统一的窗口期稍纵即逝。

在此背景下, 为确保统一的实现, 科尔政府不顾国内反对意见, 49于1990年2月7日向东德政府正式提议尽快就建立货币与经济联盟进行商讨。50 1990年5月18日, 两德政府签署以货币联盟为核心51的《两德建立货币、经济与社会联盟条约》 (Vertrag über dieSchaffung einer Währungs-, 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zwischen der BRD undder DDR) , 决定于当年7月1日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 自此, 西德马克是两德境内唯一的法定货币;根据条约, 东德工资、奖学金、退休金和租金等经常性收入按1比1, 债务与债权原则上按2比1转换为西德马克, 此外, 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可按1比1的汇率将不同额度的东德马克兑换为西德马克, 52兼顾“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特点的两德“货币联盟”经济统一方案最终落地。53

(三) 两德货币联盟的落实

根据《国家条约》, 西德联邦银行被授权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要落实这一任务, 以及确保货币联盟建立后各类货币政策的实施, 前提条件是拥有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组织和运行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54 东德银行体系从属于计划经济的实物分配和核算体系, 只履行会计和出纳职能。作为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 (Staatbank) 同时也是商业银行, 向国内企业提供服务;储蓄所和信用社则面向私人, 其吸纳的居民存款须缴存国家银行。为重建东德商业银行体系, 1990年4月, 东德国家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被剥离出来, 成立德国信贷银行 (Deutsche Kreditbank) , 国家银行则扮演储蓄所和信用社及中央银行的角色。这些东德信贷机构既没有可在联邦银行抵押的商业承兑汇票, 也不持有可在市场流通的有价证券, 因此, 西德联邦银行在货币联盟建立后, 专门给予东德信贷机构可用银行承兑汇票 (Bank-Solawechsel) 抵押的总额为250亿西德马克的再贴现配额 (Refinanzierungskontingente) , 以向东德信贷机构提供启动流动性。同时, 为了让东德信贷机构在西德马克引进时尽快获取流动性, 西德联邦银行在柏林建立一个临时管理机构和15个遍布东德各处的分支机构, 负责向各片区信贷机构提供流动性和人员培训。同时, 《国家条约》规定, 所有的货币转换都只能在信贷机构的账户中进行, 而不接受现金兑换, 因此, 所有东德居民 (包括儿童) 须在银行开立账户, 并在1990年7月6日之前将手中的东德马克存入个人账户。55

借助这些措施, 1990年7月1日, 随着西德马克的引入和账户转换的启动, 东德所有信贷机构和居民账户自动地整合进联邦银行体系, 东德的中央支付体系向西德的非现金支付体系转型, 与此相关的货币、资本及信贷市场也开始发展。1992年11月, 针对东德信贷机构的再贴现配额被取消, 1993年之后, 西德联邦银行也不再接受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再贴现抵押, 东德金融体系完全融入西德。56

(四) 两德货币联盟的影响

两德货币联盟建立后, 西德总计向东德提供了1800亿西德马克, 约占经济联盟建立前西德马克货币供应量M3的15%, 57考虑到东德实际经济总产出不及西德的10%58, 货币转换的汇率显然严重高估了东德马克的币值。59正如货币主义者当年所预料, 因高估东德马克这一决定性因素, 本身经营状况堪忧的东德企业60面对冲击因缺乏必要的过渡期而毫无招架之力, 不但无法与西德企业竞争, 传统的中东欧出口市场也迅速崩溃, 在重建企业竞争力的私有化过程中, 大规模失业出现。至1993年年底, 东德超过360万劳动者失去工作。61 尽管在经济统一的过程中, 西德的资金支持对于重建东德经济和确保社会团结来说无论如何都必不可少, 但在高估东德马克币值基础上的货币转换, 无疑加剧了东德社会与经济体系所遭受的冲击, 增加了建立经济联盟的成本和西德政府的财政负担。62

但是, 如果考虑到西德科尔政府将统一视为最高目标, 且统一的机会稍纵即逝, 那么在高估东德马克币值的基础上“一步到位”地建立货币联盟, 使东德经济的维持与发展完全依赖于西德, 两德经济事实上已无法分割, 西德也由此完全掌握了两德统一进程的主动权。经济已经统一的两德最终必然迅速走向政治统一, 这无疑是第三帝国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经验与策略的再次成功运用。东德引入西德马克不到两个月, 1990年8月23日, 东德人民议院批准东德于1990年10月3日并入西德, 并在8月31日与西德签订《统一条约》 (Einigungsvertrag) 。63不久后, 两德正式统一。就此而言, 相关成本无论多少, 64都是实现国家统一目标必须支付的代价。65

此外, 借助货币联盟的引入, 两德也启动了经济与社会联盟的建设, 从而避开了经济统一进程中开放边界与东德经济转轨孰先孰后这一棘手问题。 货币联盟建立后,东德物价稳定, 66人口流失缓解, 67稳定的德国马克和来自西德的财政补贴缓解了两德统一对东德的冲击, 确保了东德经济在过渡期的稳定运行与顺利转轨。原东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2017年已达原西德地区水平的78%, 居民人均收入则是原西德地区的85%, 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从1991年的8.2%上升至2017年的25.9%, 较好地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68 而原东德地区在统一近30年后经济发展水平与原西德地区仍有一定差距。这一事实也表明, 期望先落实转轨, 待东德经济追赶上西德再落实经济统一的“阶段式”方案显然过于乐观, 从而使货币联盟经济统一方案的合理性再次得到佐证。

5结 论

柏林墙倒塌, 两德统一的历史机遇出现,西德政府在长年“合并计划”研究的基础上, 致力于探索如何主导统一进程, 顺利过渡到国家重新统一, 即期望借助两德的经济统一推动政治统一的实现。而两德的经济统一, 本质上是东德融入西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组成经济联盟的过程, 但由于两德大相径庭的经济制度和差距显著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过程的落实却面临东德经济转轨与边界开放孰先孰后的巨大挑战。

在东德民众统一意愿强烈和苏联表态不再阻碍两德统一的背景下, 西德科尔政府围绕国家统一这一核心诉求, 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基于主权货币作为经济系统核心要素的认知, 不再教条地纠缠于经济联盟本身如何形成这一问题, 而是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将“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结合, 即不经任何过渡启动两德货币联盟, 一步到位地向东德提供西德马克, 同时在货币转换中人为高估东德马克币值。尽管这一举措因其经济成本过高而备受争议, 但却促使两德经济统一水到渠成。稳定的德国马克也保障了东德经济的稳定运行和顺利转轨。并且, 更重要的是, 东德从此无法再摆脱对西德的依赖, 最终在西德主导下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再次统一。（注释略）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9年0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