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 陈毅: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2 次 更新时间:2020-10-27 01:20

进入专题: 抗美援朝   爱国主义教育  

杨威   陈毅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时事教育、国际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相统一,坚持与群众性爱国运动、各项实际工作、国内其他运动相呼应,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系统总结和分析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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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和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壮举,它不仅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而且为中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恢复和长期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和英勇牺牲的辉煌成果,也是国内轰轰烈烈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结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新挑战与新要求。系统总结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有效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意义重大。

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经验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事教育相统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民众对抗美援朝的态度和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多数民众对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表达出无比的愤慨,要求党和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抗美援朝方面,中国民众‘思想认识很不一致’,还存在着一部分对抗美援朝的所谓‘消极性’心态反映”[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动乱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和平安定局面,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国家领导层,抑或部队官兵,都希望维持和平的生活状态,排斥、厌恶战争的情绪广泛存在。其次,国内民众对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缺乏清晰的认识。不少民众认为,美国侵略朝鲜并不是针对中国,与中国无关;有的官兵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2]。最后,当时的中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国内民众普遍存在着恐美、崇美和亲美的心态。国内民众的这些消极情绪和心态对当时的抗美援朝形势极为不利,人们亟需一场以时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于这种情况,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从多方面说明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论证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也让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二)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三)美国是纸老虎。”[3]《指示》强调要“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4]。《指示》发布以后,全国立即开始了以时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并开展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活动。在论证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方面,《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5]《中国人民支援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6]等社论和文章;在正确认识美帝国主义方面,《人民日报》刊登了《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正如提纲指出:“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当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7]胡绳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美国在历史上怎样侵略中国》[8],揭露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痛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阴谋。通过这些时事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普遍认识到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基本清除了人们长期存在的“恐美、崇美、亲美”心理,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

(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统一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美国侵略朝鲜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保卫朝鲜人民就是保卫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统一。

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夕,我军就开展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工作,除了向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教育,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紧迫性之外,国际主义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譬如,第13兵团政治部专门编制了《团结友邦人民》的宣传手册,宣传手册向广大官兵详细介绍了朝鲜的历史、风俗、习惯,以及金日成的革命生涯和朝鲜人民军的辉煌历史。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修改和审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这不仅明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政治目的,还规定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充分彰显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如《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9]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又强调:“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战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10]

这些国际主义的要求和教育,使广大志愿军认识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涌现出无数以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国际主义战士,谱写出一曲曲国际主义的英雄凯歌。同时,志愿军战士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朝鲜人民的高度赞赏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朝鲜人民时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志愿军送水送饭、为志愿军提供住所、充当志愿军的向导,以支持和配合志愿军作战;苏联《真理报》、波兰《华沙生活报》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报刊,如美国《工人日报》、法国《人道报》、瑞典《新时代报》等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立场和行动表示支持和理解。

(三)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相统一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了我军长期以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号召在志愿军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志愿军的战斗积极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志愿军战士的爱戴之情。

在前线部队中,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1]一是“号召指战员人人‘当最可爱的人,做最可爱的事’”,使广大指战员和志愿军战士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斗志;二是“对部队进行光荣历史的教育”,使志愿军战士深刻认识到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素养和政治觉悟,促进了我军优良传统的有效传承;三是“广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不仅宣传董存瑞、刘胡兰、马特洛索夫等革命年代的英雄人物,还广泛宣传抗美援朝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如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等,这些革命英雄和光辉事迹把广大志愿军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积极性推向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我军在部队全面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并颁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标准的意见》,规定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立功评奖准则,为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使部队形成了“学英雄、争立功”的良好氛围,成为抗美援朝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国内宣传战线上,国内众多媒体向全国人民宣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事迹,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不朽功绩,号召全国人民向革命英雄学习。《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12]《伟大的邱少云战士》[13]《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4]等文章宣传罗盛教、邱少云和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在作家、战地记者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描绘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歌颂了伟大的志愿军战士,弘扬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如文章写道:“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确实是最可爱的人!”[15]这些宣传和报道使全国人民都受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洗礼,更激励着前线战士继续奋勇杀敌。

(四)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性爱国运动相结合

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密依靠群众运动,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性爱国运动相结合。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次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布成立,随后抗美援朝总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包括爱国公约运动、捐献武器运动、拥军优属运动、诉苦运动、游行示威运动、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等。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指示》把“发起订立爱国公约”作为当前爱国运动的三个中心工作之一。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至1951年10月,仅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河北省的统计,即有80%以上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邮电工人有85%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农村有50%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其中云南省晋宁县有90%的家庭订立了爱国公约”[16]。签订爱国公约,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强化,使爱国情感更加内化于心,进而外化于行。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以此为节点,捐献武器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加入捐献武器的热潮。“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一年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万余元。”[17]从基层农民的捐献粮食,到普通工人的捐献工资,再到演艺界、工商界、宗教界等人士直接捐献财物,全国上下涌现出无数生动感人的捐献事例,广大人民群众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更为浓厚的爱国情怀,而且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援和精神鼓舞。针对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全国又掀起了反细菌战运动和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全国的卫生状况和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不仅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更为我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广泛开展诉苦、游行示威等运动来控诉、抗议和揭露美国的侵略暴行,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等等。这些群众性爱国运动把中国人民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极大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五)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纯粹依靠爱国热情的精神力量是难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只有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只有将这种爱国热情投入到具体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将这种爱国热忱转化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限力量。“要使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就必须使这个运动与当前的中心工作,与各界各业的本身业务结合起来。”[19]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坚持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使爱国主义精神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力量,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为了做到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爱国丰产运动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在工厂中,工人们喊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多出一件产品就是增强一份杀敌力量”的口号,他们把生产竞赛比作战场杀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涌现出像“马恒昌小组”“高炉卫士”孟泰、“汗水浇矿山”马万水等先进集体和标兵人物。在农业战线上,宣传和教育农民个人生产和抗美援朝的联系,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他们积极参加爱国丰产竞赛,“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1951年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20]在工商界,“着重地宣传工商界的踊跃纳税、反对偷漏税、协助政府稳定市场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的任务”[21],既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学校中,除了保证正常的授课任务之外,还“把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与正课的教育结合起来”[22],使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感染,等等。同时,1951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确立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在国内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在朝鲜战场节约兵力、物力、财力。这样,爱国生产竞赛辅之以增产节约的方针,既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形成了全社会的节约风尚,使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既保证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也带动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远发展。

(六)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内其他运动相结合

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被称为党和国家的三大中心任务,这三大任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处理和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内其他运动相结合,有助于广大农民认识到“保护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就是抗美援朝”,也有助于全国人民领会到“镇压反革命就是保家卫国”,从而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协同推进。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初步阐述了爱国主义教育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结合的问题,明确提出要把时事宣传教育与国内的其他运动相结合。《指示》指出,“可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发起自愿的向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写信表示敬意和决心等。在农村中,则应结合当前工作(例如加强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活动等)来进行简要通俗的宣传”[23]。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抗美援朝运动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过来为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局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教育与土地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时事教育工作,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与土地改革教育相结合,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土地改革是挖反动势力的根,挖帝国主义走狗的根,是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决定条件,因而坚决拥护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革命斗争。”[24]广大农民普遍认识到土地改革就是保家卫国,就是为抗美援朝服务;要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就必须要进行抗美援朝。这就把农民反封建和参与土地改革的热情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同步推进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程。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破坏颠覆活动明显加剧,他们借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政权之机,四处鼓吹“三次大战”的谣言,妄想“反攻大陆”,各地的暴乱、抢劫、暗杀事件跃然上升,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基于这种情况,镇压反革命被作为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全国各地开始紧密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促进爱国宣传和教育活动。譬如,在上海市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市委指出:“由于四、五两个月上海工作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任务,因此,上海当前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深入,须紧紧结合镇压反革命来推动全部爱国公约的订立与执行,并扩大爱国公约中镇压反革命这一条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使广大群众在爱国的基础上认识到,镇压反革命分子就是为贯彻爱国公约,巩固后方,保家卫国,是当前具体爱国行动,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持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25]通过这些指示和教育,人们普遍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反革命分子的帮凶,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都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必然要求,不仅促进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迅速推进,更为抗美援朝提供了政治保证。

(七)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建立和完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重要经验,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26]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人、农民、工商界、宗教界、妇女、学生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广泛开展起来,全国的每一处、每个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洗礼,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1月22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当前任务的通告》。《通告》指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应当在全国各地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展开。望联络当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工厂、各学校、机关、部队及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的爱国先进分子,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工作,以普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视、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帝国主义残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27]除了前文提到的在工人中开展爱国生产竞赛、增产节约运动,在农民战线上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在工商界开展诸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在学校开展的爱国教育活动,以及在各阶层各群体开展广泛的时事教育、“三视”教育等爱国主义教育之外,中共中央积极推进宗教界的革新运动和妥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相关事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宗教革新运动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基督教、天主教要“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28]。自此,宗教界纷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各教会学校、教会团体、教会医院的人员举行了数次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把宗教界的爱国反美运动推向高潮。在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问题上,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决定》要求这些相关机关和团体要积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割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经济政治联系。以此为基础,众多的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开始控诉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的罪恶现象,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赢得了广大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共鸣。在这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29]。

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影响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培养国民意识等方面带来诸多积极效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物质基础

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言:“抗美援朝运动使全国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退美国侵略者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通过各方面来支援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保卫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强大物质力量。”[30]一方面,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和志愿军战士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意志,增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胜信念。在时事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深刻认识到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紧迫性,基本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束缚,“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充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涌现出无数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事迹,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些都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各项实际工作相联系,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生产竞赛、爱国丰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各界人士积极捐赠粮食、资金、武器等重要物资,有力支援了前线志愿军战士的作战需要,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基础条件。

(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还较为复杂,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认知并不完善,不少农民还保留着旧社会的封建思想,有些资产阶级还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不稳固。随着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国内残余的封建势力开始大肆阻挠土地改革进程,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猖獗起来,他们大搞暗杀、破坏、暴乱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政权的稳固。基于这种情况,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紧密呼应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揭露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罪恶行径。人民群众普遍意识到推进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对社会主义政权至关重要,他们纷纷参与到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来,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进程,也对国家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切入点,在原则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统一的、一致的”[31]。这就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统一起来,把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放到同等的地位,使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

(三)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塑造与整合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32]。中国传统社会很少强调国民意识的概念,人们的国民意识十分淡薄,直到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方才逐步生成和觉醒。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但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控制下,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仍然带有较强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特征,国民意识仍需进一步塑造和整合,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之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国民意识的塑造和整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意识。在旧社会,在普通大众眼里,“国家”或是皇帝贵族的“天下”,抑或是财阀军阀的势力范围。人们对“国家”概念缺乏清晰的认知和普遍的认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扭转这种观念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各种宣传和教育活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成为普遍共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显著提高。正如云南的一个读报组所说:“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到今天才知道,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有了自己的国家,也才知道了我们祖国是这样伟大。”[33]二是主权意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割地、租地、赔款,这不仅使国家主权遭到极大损害,更逐步消磨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随着抗美援朝时期时事宣传和爱国教育的广泛开展,人民群众普遍意识到国家主权至关重要的作用,纷纷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浪潮中,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意识得到恢复和重塑。三是责任意识。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盛和灭亡,每个国民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抗美援朝时期,全国的每一处每个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洗礼,“抗美援朝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交相互动,形成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时代精神,把亿万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投身到保家卫国、建设新国家的神圣事业中去”[34]。全国人民积极履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责任,共抓生产建设,齐捐武器物资,展现出昂扬的主人翁姿态和积极的责任意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责任感显著增强。

三、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启示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全球意识”“超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甚嚣尘上;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民族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错误论点有所蔓延;同时,我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日常化、常态化、实践化机制并不完备。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所形成的历史经验,为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一)对于开展新时代形势政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普通民众很难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态势和复杂特点,部分民众还存在着抗美援朝的消极情绪,以及长期以来的“恐美、崇美、亲美”心态也是国内民众的精神束缚,这些都对抗美援朝的顺利推进极为有害。因此,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时事教育相统一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仍然严峻和复杂,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紧扣时代主题,不断充实和更新形势政策教育的时代内容。从国内局势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有所蔓延,“精日、哈韩、崇美”分子日益活跃,“港独”活动气焰嚣张。从国际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我国周边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东北亚局势仍波谲云诡。这都提醒我们,伟大事业伴随着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继续发扬伟大爱国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引导人们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更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把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作为重要内容,使人民群众立足于国情来掌握世情的发展变化,更好地认清国内外局势特点和演化趋势,认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亮剑本领。

(二)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持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获得了朝鲜军民的高度赞赏,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经验。我们要弘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狭隘爱国主义,更不是极端爱国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更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35]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以宽广的胸襟拥抱世界,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对外开放原则。同时,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既要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也要恪守对他国的尊重和理解;既要坚持本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完整,也要尊重他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既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和诉求,也要履行相应的国际职责和义务,进而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人民的繁荣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

(三)对于新时代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精神,是抗美援朝这一段历史所形成的宝贵精神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抗美援朝时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力量源泉。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前线志愿军战士“人人争当英雄”,国内民众“人人爱戴英雄,人人学习英雄”,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进入新时代,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了革命意志衰退、革命情怀淡薄的现象,在一些青少年中存在着对革命历史传统和抗美援朝精神的隔膜甚至怀疑,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继续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和开发抗美援朝这一历史资源,加强党史教育,并结合新时代实践发展的要求,为革命精神的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时代精神和时代力量。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方法,“推进教育技术的现代化,把握互联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教育”[36]。大力宣传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志愿军战士、社会各界人士的英雄事迹,充分发挥抗美援朝纪念馆、档案馆、影视文化作品的教育功能,在青少年中加强革命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四)对于新时代不断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方法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方法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上,都有很多值得继续坚持和发扬的方面。首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活动。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突出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增强群众性爱国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紧密结合具体实际,使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融入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抗美援朝运动本身就是日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渗透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形成爱国主义教育与日常生活融入贯穿的有效机制。

(五)对于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人、农民、工商界、宗教界、妇女、学生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得到普遍开展,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正确审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新趋势。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教育,深刻揭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国家图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增进广大同胞心灵契合、互信认同,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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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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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0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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