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娜，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省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杨威，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毛泽东/海洋战略/新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

内容提要：国家安全向来是各国的核心利益。新中国早期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先后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先后三次调整国家海洋战略，即“一边倒”时期强调“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两面出击”时期的海防回缩与海洋探索；联美遏苏时期的“近海防御”战略。国际环境、国家利益、国防布局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海洋战略的影响，是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演进逻辑。这为新时期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9)；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HNSK(YB)17-86)

就本质而言，国家利益问题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受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的驱动，早在新航路开辟伊始，西方各国便通过发展航海技术主动寻求和维系其海上强权，以获取国家发展之所需。19至20世纪之交，基于海洋霸权对近代欧洲国家兴衰的巨大影响，海洋在各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突出，鼓吹“谁征服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的海权论在西方世界逐渐兴起，以海洋为依托的地缘政治理论形成，“海洋国家”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战略意识形态化，并逐渐发展成现代大国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新中国自成立始就处在海洋被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积极调整新中国的海洋战略，历经70年的海洋实践，发展至今已成长为具有广泛海洋利益的世界大国。回溯历史，探究新中国早期的海洋战略以及毛泽东的海洋战略构想，有益于认识新中国海洋战略的整体演进及其背后的逻辑，有益于把握当前中国的海洋战略，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工作。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家利益层次性的分析框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美苏三国各自基于国家利益考虑所开展的利益博弈，海洋在这一利益博弈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新中国在海洋战略上的积极应对，尤其对毛泽东经略海洋的战略思想与实践进行初步探讨，并着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新中国早期海洋战略背后的演进逻辑。

一、威胁从海上来：“一边倒”政策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海洋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海洋的得失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明进步的走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生存和发展。自晚明以来，中国河运发展迅速，相对于海运更高的安全系数以及低廉的成本使得国内民众更加青睐内河运输，致使海上运输逐渐走向没落。加之朝廷又错误地断定来自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攻击与“倭患起于市舶”是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两大重要因素，闭关锁国政策逐渐成为明清两朝的主要国策。国家、民众对于海洋、海权重要性的认知日益淡薄，海洋问题被矮化为海防问题，忽视了海洋对国家利益的重要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所埋下的国家安全隐患，海防的全面失守使中国陷入了一场深重的国家利益危机之中。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结束了百年来国家被侵略、利益被分割的历史，但国家仍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能继续维护其在华利益，一直谋划对新中国国家利益上下其手。一是提前布局海上封锁，遏制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美国便插手中国海防，指使蒋介石集团宣布军事封锁中国大陆一切海港，企图通过控制海防以封锁解放区，阻挠新中国的成立。据1949年7、8、9三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对航道的封锁，来解放区的外籍商船因途中受阻返回者达12次，遭较大劫掠6次，受害船只达30余艘。[1]153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美国决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2]1491949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3]114，将中国列入了“巴黎统筹委员会”①的管制国之列，实施经济封锁。二是诱发朝鲜半岛矛盾，制造战争。战后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对欧洲的控制，中国并非美国国家利益在亚洲的关注点，所以美国最初不但对台湾采取“放弃”政策，指出“台湾与韩国不在美军西太平洋的遏制防线之内”，还认为“占领朝鲜使最终征服日本变得更为容易，亚洲真正值得竞争的目标是日本，不是朝鲜甚至不是中国”[4]460。但朝鲜战争的爆发让美国迅速调整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由于认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为避免苏联“将把亚洲一块块地吃掉”，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将“制止”“这次对朝鲜的无理攻击”[5]394，以“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并威胁到该地区履行合法而必要活动的美国部队”为由，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并进行定期巡航[6]89-90，迅速将朝鲜半岛内战扩大成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同时将战火延伸到中国边境，使新中国面临着来自海上与陆上的双重安全威胁。三是实施海上军事包围与封锁。1950年10月17日，美国与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同菲律宾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同年9月又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于1953年和1954年分别与韩国和龟缩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月形的军事包围圈，以实现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与封锁。

同时，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在远东的利益，避免其他国家“加入斯大林主义集团”，“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使之不利于美国”[3]53，要在亚洲一切可能的地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无疑被美国列为首要的遏制目标。囿于美苏争霸的事实以及苏联作为军事强国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故以东南沿海的海洋为屏障对新生的中国政权采取海上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直接攻击新中国最薄弱的海防，无疑是美国遏制新中国的一个最佳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封锁禁运以及中国通商的船只被劫持，仅1950-1953年，新中国即遭受了5700万美元以上的损失。这对于同期国民收入仅426亿-709亿元人民币的新中国来说，影响是很大的。[7]265

对于新中国将要面临的国家利益挑战，毛泽东有充分估计。他深知海洋是中国国防的薄弱点，这可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上海、广州以及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布防上可见一斑。“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8]340，“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8]35，“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8]348，“美国仍占领我们的台湾，沿海及边沿经常需要防敌袭扰”[8]321。同时，他还预计海防将是新中国利益受威胁首当其冲的一环。1949年1月，他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并预计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和“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9]25他要求人民解放军要“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8]335，“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8]4。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让新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觊觎，如何使“我们的国防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10]345，是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亟待解决的国家利益问题。

首先，毛泽东对新中国国家利益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认为新中国自成立始便处于美苏两极格局之中，艰难的国际环境，使国家安全利益成为新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在国力羸弱的情况下，新中国所能寻求的帮助只能来自苏联，因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1]1475。“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12]242其次，毛泽东深知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并能非常巧妙地处理好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明确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如针对抗美援朝问题，他的态度是“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13]376。第三，毛泽东明确将陆防尤其是军事合作作为中苏友好的重要内容。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强调“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而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14]76。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这是中国一个‘惊人的胜利’”。此举不但解决了新中国来自北方的可能威胁，而且解决了来自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可能的军事威胁。第四，毛泽东提出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他认为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充要条件，不但可以“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可以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而且可以“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15]314，因此，我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即使在1950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将苏联给予的“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14]79贷款中的一半用于海军的建设，推动了新中国早期海军的发展。此外，毛泽东还加快了对沿海岛屿的收复工作。在金门海战失利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解放海南岛的工作，不但强调“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避免仓猝蛮撞造成过失”[8]66；而且要求“大力做好解放海南的准备工作”，划定海南解放时间表，“争取于(195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8]73；同时，还部署“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9]80，做好码头、机场、仓库、工事等设施的看管与接管工作。

总之，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战略，符合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该战略使新中国不但成功地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实现了中苏军事同盟合作。这些举措既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争取了一个相对安全与稳定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巩固了北方大陆的安定，保证了新中国可以无忧地应对来自海上的国家利益挑战。应该说，虽然此时期新中国的海洋战略更多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利益上的被动回应，但是海军、海防作为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无可避免地成为新中国海洋战略的出发点和基准点。

二、腹背受敌的困境：“两面出击”和海防战线的回缩

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一方面是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主要是受两件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事件的影响。第一件事为1960年《日美新安保条约》的签署，这一举动被中国政府定义为“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16]179，因而“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16]183。第二件事为1964年美国再次利用其海军的优势挑起了“北部湾事件”，并开始轰炸越南北部。新中国政府对此当即做出反应，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提出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17]196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是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应当加强备战工作”。[18]126“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12]417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被妖魔化，他们认为中国是亚洲不稳定的根源。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的话很能代表这种观点：“当大陆中国有一个准备放弃武力、寻求和平和尊重国际义务的政府的时候，它将发现我们的反应。”[19]Doc.22很显然，中美两国基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不同，彼此之间的国家利益之争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中国与盟友苏联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起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的某些原则问题产生分歧。中方的态度是主张在不影响双方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内部平等的讨论，但苏联则以“老大哥”自居，拒绝平等对话而主张将中国纳入其世界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导致双方将原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利益之争，苏中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逐渐变得激烈起来。

在新中国反抗苏联控制的斗争中，海军主权之争最为激烈。按照1950年签署的《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所规定的“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4]78。中国海军最终于1955年从苏联手中收回旅顺口。但在1958年6月，苏联突然以协定草案的形式提出，要与中国在旅顺口合建一座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共同所有。但因为长波电台作为海军的眼睛与耳朵事关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利益，此举很快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1958年7月，苏联又变相向中国提出建设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再次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12]391-392苏联的举措逐步暴露了其领导人企图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中国的野心。由于苏联置中国国家利益于不顾，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此后两国的关系每况愈下。中苏两国关系从海军主权分歧走向军事摩擦直至完全破裂。据统计，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苏联挑起边境事件达4000余起。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并不能取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新中国早期北面原有的安定陆权环境明显恶化，苏联的军事威胁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利益威胁。

此时，美国也敏锐地发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裂痕，认为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重要筹码。1962年1月2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认为“中苏冲突不可能调和。从长远看，这种局面极大地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可以使用传统的‘权力斗争’方法，逐个对付它们”[20]。为了争取中国，同年12月，肯尼迪政府正式对新中国实施“微开门”方针，“规避任何可能导致中苏重新走向联合的行动”，“一旦中共统治者的态度或政策出现直接或间接的改变，美国应对其做出积极反应”。[21]Doc.157顾名思义，“微开门”方针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态度的转变：开始逐步认可新中国的国家身份，承认新中国“现实存在”的事实，并愿意将新中国作为美国争取的对象。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会舍弃其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在对世界形势产生错误估计的前提下，美国不会轻易重新考量台湾的政治价值以及重新调整其对中苏关系的容忍度。因此，强化冷战，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仍是当时美国必然的选择，而制造麻烦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海洋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便屡屡侵犯我国南海疆域。到1965年以后，美国更是将其侵略范围由东京湾延伸至越南沿海和中国西沙海域。[22]从1958年9月到1971年，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侵入南海诸岛或中国领空、领海达500次之多。从1959年6月到1971年，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对西沙的侵扰行为提出严正警告400多次。[23]71因为此时期中国走向了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道路，使得新中国的安全同时面临着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威胁。尤其是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更是促成了中国的安全战略从南面海上防御美国为主向北面陆上防御苏联为主的转变。

陆防毋庸置疑地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防御任务。因此，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60年代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明显变得复杂化。新中国政府需要在美苏两国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之间进行抉择。但由于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带给中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压力具有釜底抽薪的特点：突然性、难承受性(尤其是经济上的索还)以及影响大，而中美关系的僵持则是长期的、耐受的、影响面小。因此，无论从重要性还是紧迫性上分析，中苏关系的危机都是新中国在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问题。

为顶住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极力寻求并建立“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希望快速发展经济成为工业化强国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从而增强与美苏抗衡的综合国力和资本。为此，毛泽东的海洋战略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与海军建设的主次关系。通常而言，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中心工作，在每个阶段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济建设经费非常紧张的条件下，毛泽东能主张拿出苏联贷款的一半去支持海军建设，一方面说明了党中央当时对海军建设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是时我国国防压力并不严峻，客观条件满足国防经费集中于海军建设上使用。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了我国经济建设将无法获得苏联的外援而更多需要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财富积累，这势必影响到国家经费的通盘统筹。故而在海军的建设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5]314，“不要着急，我是始终主张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但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24]535。二是重新布局海、陆防的发展。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8]374。这说明，受新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家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毛泽东开始将防御的视角转向内陆，而在可支配资源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这一时期原子弹的研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军的建设与发展。同时，由于缺乏大量的经费投入、智力支持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支撑，我国海军发展的步伐放缓，近海防御逐渐成为人民海军的主要目标。三是统筹谋划海洋主权和海洋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国务院根据国家《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进行了首次全国海洋普查工作。这次海洋普查的意义在于不但深入了解和掌握我国近海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而且为构建海防战场及日后的经济建设需要奠定基础。时至今日，这些海洋调查资料已经成为我国近海海洋观测中具有权威性的数据序列，在今天的海洋开发和经济建设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年，在炮击金门的过程中，新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领海线的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一领海线的声明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提出自己的领海线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宣示主权的正当行为，而12海里的宽度则是以我国海军的军事实力为依据，充分考虑到对我国沿海渔业资源保护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规定。此外，新中国在该时期还成立了国家海洋局和启动了核潜艇的研发工作。毛泽东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所以，同于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内资源短缺的影响，新中国的海洋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是以保家卫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主体任务开展近海防御，而调查海洋、研究海洋仅仅是围绕上述战略思想展开的一些边缘性工作。

三、海防压力的缓和：联美遏苏与“近海防御”战略

20世纪60年代，虽然美国对中国采取“微开门”政策，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及新中国政权并未感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善意”，不但没有调整对美政策，相反在外交上掀起了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与美、苏两国的关系日趋恶化。美国也因为国内阻力与越战的压力，未能在60年代开启对华政策的大门。1970年前后，中美双方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开始了尝试性的接触。在美国方面，基于美苏争霸态势易位，苏攻美守的被动态势使美方逐步放弃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这是因为进入70年代后，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战略核武器数量赶上美国，并在核武器运载和投掷能力上取得优势，这一优势使得苏联海军从原来的近海防御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军事优势的获得让苏联开始布局其全球战略。但这一时期美国并没有根据苏联军事能力的快速增长做出战略调整，仍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亚洲并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苏联的全球战略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高度关注。他指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②幸运的是，苏美争霸中强大的压迫感让1969年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急切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以维持全球均势，维护美国的利益。

对中国方面而言，1968年后，中苏关系由原来的“紧张”升级为“恶化”，甚至一度发生武装流血冲突。为了使中国屈服，苏联不断在中国边境增兵，总数达100万人。不断升高的军事压力和遏制让毛泽东进一步强化了“苏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的认识，他多次提出“苏联想控制中国”[25]75，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15]405。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利益最大的威胁。毛泽东也希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对华攻势，正如其所说的“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26]186。

中美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转变与发展。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中国南部海洋的防守压力，但来自海洋上的安全利益问题仍然存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普遍出现了圈海占地现象，全球的海洋争端开始逐渐增多。其中，新中国的南海海域是争议面积最大、争议国家最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一个海域，我国的海洋安全经常遭到其他南海声索国的挑衅。长期以来，越南当局一直觊觎中国南海诸岛，“在1956年6月—1973年8月的18年间，南越当局派军队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27]246，1974年1月南越当局更是非法侵占西沙群岛。因此，此时期新中国海洋利益受损严重，海防任务并不轻松。针对南越当局的非法侵占和无理挑衅，中央军委指示原广州军区和海军：“为了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对于越伪集团非法窃据西沙珊瑚等岛和对我渔轮的挑衅活动，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27]246。西沙海战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扩张行为，捍卫了国家领土和领海主权。此后，中国获得了对整个西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权。

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苏争霸态势易位，苏联为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断与美国争霸，并日益增加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苏矛盾激化，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利益最大的威胁方。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维持美苏均势，主动放弃了对中国的敌对立场，并调整其在亚太地区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呈现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尊重，这使得中美矛盾从主要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国家战略也伴随着国家利益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虽然南方的海防任务并不轻松，但是因为成功化解了中美之间的矛盾，海洋防御的压力相较于来自苏联可能的军事侵略而言就变得不再是中国战略防御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当反对“美帝国主义”不再成为时代主题时，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海军建设目标也就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近海防御”型海军的建设。至此，国家安全政策的重点从海防转为陆防，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全面放缓，新中国的海洋战略发展进程亦逐渐放慢了脚步。

中国是个海洋大国，也曾是海洋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统治者们忽视海洋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立新政权时就意识到海洋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在1949年初，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安全，考虑到我国海上技术兵器的匮乏，毛泽东为海军建设规定的目标是：“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0]232，对海军、海防建设的要求都很低。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美国军事封锁的层层施压，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1952年，在得到了苏联军事支持与经济援助后，毛泽东海军建设的信心大受鼓舞，提出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8]67的建设目标，并在经费和技术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这种建设局面并未持续。进入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使得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陆防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而海防则下降为次要矛盾。海军得到的关注相对不足，海洋战略发展逐步放缓，建设格局亦渐渐压缩。

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利益层次性作用的结果。国家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受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科技水平和决策者主观认识的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还因为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呈现出效用的差别：即当前核心利益＞未来核心利益＞当前一般利益＞未来一般利益。在冷战时期，国防安全一直是新中国的当前核心利益，因此，当国防的陆防压力强于海防压力时，各类国家资源的调动自然会向陆防集中，反之亦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南海主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也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海洋战略。因此，如何立足国家利益认识世界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同时抓住主要矛盾，推进海洋战略，是我国需直面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有关新中国早期海洋战略的策略思想和战略实践，对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美国提议于1949年11月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禁运的国际机构，参与国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德国、日本、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15个国家。

②毛泽东在1973年9月的一次谈话，参见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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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利·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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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高永中主编：《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4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

[1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鲁礼华、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期.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9]FRUS,1964-1968,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8,VXXX,Doc.22.

[20]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Policy,Dec.19.1961,Thomson Papers,box 14,Kennedy Library.

[21]FRUS,1961-1963,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8,Vol.Ⅹ Ⅻ,Doc.157.

[22]《约翰逊悍然发布海盗法令竟把整个越南领土和领海、中国部分领海划入美国“战斗地区”》，《人民日报》，1965年5月2日第2版.

[23]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7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

[24]蒋建农主编：《毛泽东全书》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11卷 1964.12-1969.6》，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

[26]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